創作

一切都從尋找一只完美的茶杯開始。

在美國某大城市的一間四川菜館，兩位年輕…

有你，我才會存在，在世上無數個無止境地艱難的地方生存，看見他者的臉孔，才可理解我們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不僅僅是娛樂，所有發生在香港的流行文化現象，讓你看得到他人之顏，更重要的是讓你知道還有人存在於此地。

自我正是以突破壓迫的姿態去定義，而「 香港」的存在——如果她仍然存在——就是由一個個仍未受威權同化的自我所組成。那個你想見到的香港，並不存在於任何政治人物、抗爭領袖、任何投射對象身上，而是活在每一個認同這個共同體的人的生命當中，是我們每個人的一部份。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公開的聆訊 (Open Court) 是法治非常重要的一環，羅弼時 1987 年在高等法院頒下判詞：「 法院以至法官不僅要受在席公眾監察，同時亦要受傳媒監督，因為整個社會的知情權可對法院及法官構成規範……受關注的案件及法律程序，更不應限制傳媒報道，否則只會令外界質疑當中是否已偏離一般法律程序」。

這個體制除了顯現於公共層面，最終也必須和本地抗爭接合，形成一個∞的循環。一班又一班火車把握最後時機，帶著逃難者撤離納粹德國，免於被殘殺的命運；一個又一個的反抗者，堅持在淪陷的土地負隅頑抗，面對死亡和重生的可能。歷史上的去與留故事，是如此簡單截然，卻又沉重無比。

「 移民 」近來成為自私自利、遺棄手足、放棄香港的代名詞。 19 年的運動和國安法實施的背景下，移民成為很多人的選擇，同時亦引起很多關於「 移民是否就等於放棄香港」的討論。不過，香港人的去或留，是否單單可以用政治原因去解釋？

焦慮無法停歇，那就疏導，往創作的部份那裡不斷流去。而創作的時刻是當下，我們就凝住日常，傳往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