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屋村仔到英軍樂手
小時候在公屋長大，那時我是如何都想像不到有一天自己會成為英軍樂手。
筆者出身普通草根家庭，家裡也沒有什麼閒錢給我學琴。首次接觸樂器，還是在剛升上中一時報學校樂器班，學費還要靠音樂老師幫忙向保良局申請獎學金解決。也許是得來不易，我格外珍惜這個機會，那時的中學到中五便要停止一切課外活動專心應考。在有限時間內，我終趕及在三年內考了八級。因為沒錢，樂理、聽力考試大多是自學的，伴奏則找同學仗義幫忙。也許自那時開始便練成了「限米煮限飯」的本領。
那時我基本功未穩，也全無經驗，拿著一紙八級證書便出來誤人子弟，現在回想起當初教的東西還真教人汗顏。後來認識了幾位授業恩師，在他們的推薦下重新考入中大音樂系，才慢慢在音樂界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香港，以興趣作為職業是非常奢侈的，尤其是音樂這種燒錢的玩意，而我卻在足夠的幸運加持下以極有限資源成為一位職業樂手。香港的音樂界很是怪異，曾經有中介公司「建議」我考取五級敲擊樂證書然後教學校敲擊樂班，在玩獨立樂隊時期玩過不少「曝光機會即是酬勞」的演出，被拖欠薪金也是平常事。但同時也教出過青出於藍的學生，為學校由零建立起一隊管弦樂團，也有過不少難忘的幕前演出。
大約在二零一七年吧，我有感在音樂上遇上了瓶頸，有了轉換環境的想法。那時我剛巧看到一位前輩在英國成為御林軍樂手的報道，看到他穿著軍服威風凜凜地站在白金漢宮前表演的樣子，又知道只需持有 BNO 便有資格參加英軍，便開始對這職業產生極大興趣。
記得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時，英軍最後一次在港演奏軍樂。那時幼小的我甚至未開始學音樂。在一百多年的歷史裡，曾經有不少英軍為了守護香港，獻出了他們的生命。這些英靈的事跡漸漸消失在去殖化政策中。殖民歷史固然不光彩，但英國人留下的美好文化，卻相當值得發展下去。
但畢竟我那時在香港生活舒適，雖然藝術上不如意，但平均來說一天只需工作三小時便足夠生活的收入還是很難割捨。再加上在海外參軍的程序繁複，結果報了兩年都還在報名階段。
然後在二零一九年六月九日，香港多年來累積的社會矛盾終於徹底爆發。
老實說，反送中運動對音樂行業雖然有一定影響，但整體而言工作仍然可以繼續下去。真正對行業的毁滅性打擊，是半年後的武漢肺炎。
學校停止面對面授課，所有大小表演取消，包括筆者在內的大部份音樂人，工作幾乎都處於停頓狀態，就算之後很快興起了網上授課甚至演出，但對管弦樂器來說也非常不便。行內不少家底不夠厚的樂手為了生存，只好去兼職送外賣、文員甚至職安真漢子也有。
不過，筆者現在回想起來，還得感謝他們毁掉了我的音樂事業。
二零二零年七月英國政府推出 BNO VISA，筆者幾乎沒怎樣考慮，三個月內便打點好一切，和妻子坐上了飛往英國的飛機。
初到英國，正值初冬和第二次封城，就連本地人也很難找到工作，更不要說連 NI number 都未有的我們。還好靠著積蓄和網上授課，我們撐上三五年還不成問題。那段日子大部份店舖都不開門，平時除了早上授課，便是和妻子下廚，兩口子生活倒也自得其樂。
不過我沒有放棄那個軍樂手的夢。在那幾個月，我一直有保持鍛練身體，也因為陸續有正式英國地址、電話號碼、NHS 和 NI 號碼等，我的申請檔案越來越像樣，終於在英國解封後一個月，我得到英軍的面試機會。
也想不到，我來到英國的第一次正式演出，便是在著名的皇家軍樂學校試音。結果我憑著一曲巴哈長笛 A 小調無伴奏組曲順利過關。接著也陸續通過體能測試和背景審查等，終於正式進入軍訓。
還記得當日收到英軍取錄信時，我激動得摟著妻子哭起來。但原來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當時我自以為一直有鍛練，軍訓怎樣也不會太難。但僅僅過了一天，就發覺自己錯得多離譜。
在軍營裡，教官無時無刻都會挑剔你，而我在此前只是個純粹的樂手，毫無軍事訓練經驗，簡單如步操我都覺得甚難上手，結果自然招來更多責罵和懲罰。
而軍訓的工作時間，是由早上六時到晚上十時。
用餐時間名義上是一小時，實際上只有十分鐘，但沒有人會想餓著肚子去訓練，不然必然會暈到，而且這也時常發生，然後那人便會受罰，罪名是「不懂照顧自己」。
上體能訓練堂時，教官會檢查所有人的水壺，如果有人不是滿的，那他以外的所有人都要受罰——因為在戰場上，沒有足夠食水的他已經死了，而作為同僚的其他人則要想辦法搬他回去。
如果說在軍營訓練是高壓，那三次野外作戰訓練便是真正挑戰身心極限。因為是模擬真正作戰，什麼壞情況也可能發生。在那五天，我們只有極少時間休息，大概睡兩小時便要起來站哨。有時剛剛拿出睡袋鑽進去便遇到敵襲，又要急急收拾一切拿槍還擊，然後背著三十多公斤的行裝急行軍。
好死不死，我進入軍訓時正值冬季，在雨中、雪中甚至冰雹中作戰也試過。
我在軍訓中一直咒罵著為什麼自己要受這些罪，也不止一次想放棄，甚至退伍信都寫好了，但最後都沒有交上去。後來我才知道，軍訓的設計就是想你放棄。比起體能和作戰，他們更著重鍛練意志力。
現在回想起來，我都不明白當時是怎樣捱過來的。大概是夢想和家人一直支撐著我吧。
很多人覺得軍樂手的工作不就是演奏音樂嘛，為什麼需要那麼多的體能？
事實上我們的工作的確可以很體力化，甚至有一定危險。作為軍樂手，我們的工作最主要是步操演奏。在一個沒有演出的正常工作日，我們早上大約七時就需要回到軍營準備軍服和樂器，接著和整個樂隊一起練習在戶外步操的 marching band，然後下午是室內坐下的 concert band。正常來說，我們一年大約有約五十至一百場大大小小不同場合的演出，小至節日火車站表演，大至國葬都會見到我們的身影。幸運時演出那天沒別的事做，演出完畢就可以放工，但有時可以非常要命，例如之前英女王國葬，樂隊每天凌晨三點就開始要集合採排，每日可以做二十小時。
樂隊作為軍隊甚至國家的「門面擔當」，平均每年都有機會到海外演出，包括一些比較不安全的國家。在戰時，樂手更會搖身一變成為戰士。所以平時除了訓練音樂和步操，樂手亦需要練習負重跑、槍擊一類作戰訓練。
既是樂手，又是戰士，這個矛盾便是軍樂手的寫照。
可是，這卻是我正正最想做的事。
好不容易撐過軍訓，終於能放下步槍，拿回樂器，我非常慶幸自己有經歷過完整的軍訓。這種經歷，不正正是我一直在苦苦追尋的歷練嗎？在軍訓中認識了很多不同國籍的同伴，從他們口中我更加認識到世上不同地方正在發生的事，也驚覺原來自己一直以來的眼界是多麼狹窄。現在看《鋼琴戰曲》，對我來說會有更大共鳴吧。
在軍樂隊中不乏頂尖樂手。別說是工作上的合作，就算是和他們平時閒談，說起嚴肅的音樂話題，也使我大有裨益。我也終於明白自己的瓶頸在哪。如果困在一個城市，就算練得多好，終究是閉門造車。大家都愛到外國進修，不單單是為了一紙証書，更多是啟發和靈感。
相對於香港，出奇地英國人口比例上學樂器的人並不算多，當我和同事說起香港的學校有所謂一人一樂器政策時，他們甚是驚訝。不過，這裡的音樂學習風氣卻又遠比香港好，他們大多是真心對音樂有興趣才會開始學習。我其中一位同事自從五歲便已是超級軍樂迷，每一首進行曲都能倒背如流，而如今他真的成為了軍樂手，名副其實以夢想為職業。
這就是自由的可貴。
在香港最後一年時，年輕人承受的欺壓都揪著我的心，使我深深體會到一介文人在亂世之中是何等無能為力。那時我就很想令自己變強，去保護弱小。
變強的結果是美好的，過程卻是無比痛苦。通過殘酷的訓練，我終於理解到，自己的弱小不在於身體，而是意志力。
也是為何當我在通過軍訓正式回歸樂手後，多了一份榮耀感。這是我在當軍樂手和平民樂手時的最大分別。
以前，我的音樂只是在表達自己，而現在，我是代表著軍團、國家，必須腰板挺直、無比自豪地演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