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一你是個港人

從「第三文化」看離散港人下一代的身分認同

踏入九月,香港和英國兩地同時間迎接開學。在香港,一道政治低壓槽正籠罩教育界。文憑試通識科考試在今年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新學年即將開考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經歷 2019 年反修例運動後,香港政府銳意透過公民科加強灌輸學生國民身分認同,除了要求課本送審,課程核心之一的中國考察團行程和日數都在今年有所增加。

水漲船高的還有移民潮。據香港教育局最新公布的《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過去一個學年,香港中小學合共流失超過 2.7 萬名學生,創近年新高。立法會文件亦顯示,上一學年有 3,540 名未屆退休年齡的教師離開教育行業,較往年高近三成,當中又以一般而言較易移民的英文科為甚。不少學校到開學日仍在招聘老師。香港中文大學去年一項調查顯示,「教育制度」首次成為港人移居外地的主要因素。一個居英港人教育組織 COOTL(Citizens of Our Time Learning Hub)今年初的調查亦發現,有超過四分之一受訪者表示因考慮「子女教育及成長」而決定移民英國。

然而,移民並不代表「一天都光晒」。發展認知中的兒童遇上生活和文化環境改變,原有或正在建立的身分認同亦備受挑戰。美國社會學家 Ruth Useem 提出了「第三文化小孩」(Third Culture Kid)概念,泛指在成長階段和培養性格期間,被多於一種不同文化所影響並融合成自身文化的現象。舉例說明,在原生家庭中感知的第一文化,遇上異地成長的第二文化,結果造就第三文化。在上世紀理論形成的初期,具備這些獨特成長背景孩子的父母,可能是政府駐外人員如外交官或軍人、傳教士、跨國企業和駐地記者等,因此或許父母已結合不同文化,而教育程度往往亦比一般家庭為高。不過,隨著全球化,這些經驗亦變得越趨普及,衍生出有關對兒童性格影響的研究。

對於習慣中西文化薈萃的香港人而言,要適應「第三文化」表面似乎不是一件難事。可是,不知大家曾否有過這樣的經驗:每隔一段時間總有一次半次已移民的遠房或表親舉家回港探親,同檯食飯對方仍說著廣東話,卻總是有著一絲微妙而難以言喻的距離感。如果是小時相識的同輩,感覺也許更強烈。離散身分認同的潛在悖論是,愈是刻意保存原有文化,與今非昔比的原居地便會愈行愈遠。雖然兒童可以在融入社會的同時對原生文化產生興趣,但學習的卻未必是緊貼將來原居地脈搏的文化。因此,在這波移民潮中,流散時代的港人父母若較重視傳承香港文化,第二代子女最終或保留一些特定時代的香港人特質,發展成「第三文化」。博大精深的廣東話似乎早已有備而來,可以用「半唐番」或「竹升」去形容這種情況,後者更是形象化地詮釋擁有兩種文化但不互通的處境。可是,這些詞彙是否可以精準翻譯出離散港人下一代的未來?

由反國民教育年代已經關注教育議題的鄭家朗(Isaac),今年在英國成立教育倡議組織「Kongtinue」,藉此希望移英的小朋友即使未能在香港成長,亦能延續及保留香港的文化和價值。組織已註冊成英國的社會企業(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CIC),並積極向被視為「第三文化小孩」的在英港童提供自我實現、社區適應和情緒問題等支援。他表示留意到這次移民潮的特點,是離散港人選擇在 2019 年後對香港歸屬感和身分認同最高的時候離開香港,因此家長在傳承港人身分價值方面對子女的期望很高。另一方面,由於移居當地社會日常使用英文溝通,吸收能力高且學習速度快的小朋友在口音等方面很容易融入,而相反,基於廣東話是一門不容易學習的語言,有些小朋友則可能中文能力急劇下降,甚至出現抗拒廣東話的情況。他寄望組織的成立,能夠讓離散港人下一代仍能有接觸香港事物的土壤,例如透過活動孕育和維繫香港移英小朋友之間的社交圈子,讓香港的記憶和想像得以繼續萌芽。

鄭家朗(資料圖片)

不過,「第三文化」對於仍在適應當地生活的離散港人家庭是新鮮事,家長亦不一定注視到在子女性格發展期時,有需要為這個將來可能出現的現象未雨綢繆。

移民英國超過一年的 Sue 有兩名子女同樣正在就讀初中。她就留意到子女在適應方面有所不同。例如年紀較輕的細仔英文基礎本身較弱,於是英國的老師將他與幾名皆來自香港的小朋友組成學習小組,讓細仔上課有不明白的地方時,能夠有其他香港小朋友協助翻譯。而囡囡由於已在港完成部分初中課程,因此較適應學校新環境。不約而同的是,兩名子女都在英國較鼓勵學生發掘自我的學習氛圍下變得更積極和活躍,譬如細仔很喜歡現在能夠每一個小息都在操場跑跑跳跳,而本身在香港成績不算非常優秀的囡囡,在英國亦得到參加公開比賽的機會。Sue 覺得家中兩位小朋友之所以能夠適應當地生活,實有賴於英國教育制度鼓勵學生外向的做法,即使表現不佳亦會給予鼓勵。與此同時,她亦不諱言子女現在對香港的語言和文化等的認知都有所減少。在日常生活方面,她沒有選擇刻意滲入香港事物,較傾向順其自然。

小朋友跟隨父母移居異地,因日常少用中文而能力衰退,導致對香港認知褪色,並非個別例子。在英國居住超過兩年的 Elaine,其六歲大仔和三歲細仔分別就讀小學 year 2(即相等於香港小二)和幼稚園。媽媽表示,兩位小朋友其中一個最大轉變,是日常的預設語言變成英文,連在家中有時對答都使用英語。Teresa 一家亦居英超過兩年,她察覺正就讀英國 year 4(即小四)的仔仔很容易便適應當地生活。不但英文進步神速和閱讀更多圖書,亦由於每周只有一份功課而減輕學習壓力。仔仔現在有更多課外時間跑步,走路時都一蹦一跳。不過,令 Teresa 有點憂心的是仔仔的中文認字能力。因為仔仔在移民前中文只有小一程度,香港疫情期間更是遙距上課,學習效能相對面授課堂未免打了折扣,而仔仔現在的中文能力更退步至幼稚園高班(K3)的水平,甚或有時太耐無書寫過自己的名字,都會執筆忘字而寫錯。面對小朋友中英文語言能力此消彼長,家長亦不敢怠慢,父母現時都會用廣東話與仔仔溝通,閒時更會教他認字,致力避免廣東話在下一代的日常生活中消失。好消息是仔仔好奇心重,對父母書寫的中文字和日常溝通用語皆感興趣,而家長亦藉機傳授教導。

家庭對子女教育的偏好,很大程度上主導了下一代港人的身分認同。Isaac 之前參與設計一套名為《太平島保衛戰》的系列教材,當中包括適合高小至初中學生的故事書和桌上遊戲。他表示反思過以往設計的教材,感覺可能是推出時間比較倉促以致有些錯判。例如低估移民港童中文能力顯著下降,對書本成效帶來的影響。同時,家長選購教材時的取態亦十分重要,有些家庭較著重香港文化的傳承,但亦有些家庭覺得能夠「帶到幾多就幾多」。因此,他日後會更重視家長的心態而加以調整,例如考慮推出學習香港文化的英文教材。

《太平島保衛戰》包含一套六冊的香港寓言故事和有關公民及政治權利的桌上遊戲,整套教材的設計對照了香港的真實情況,例如以反派角色搶佔政府作背景,亦有運用借代的方式去描繪香港人反抗極權和移民海外等事件。繼早前「羊村繪本案」中 5 名前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成員被判「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後,再有從英國郵購繪本的港人被控「輸入煽動刊物罪」,是該法律制訂超過半世紀以來首次提控。Isaac 坦言,目前的政治氣候難以連結各地港人,自己亦唯有主要集中在英國的工作。

適應本地的教育文化,對將延續香港身分認同的任務轉移至英國攸關重要。阿天與家人抵埗英國剛巧一年,仔仔正在就讀小學 year 6(即小六)。他指小朋友現在已適應學校生活,而學習上的最大轉變是英國的所有課業都在上課期間完成,變相令小朋友多出了不少時間與家人相處和參與課外活動。Isaac 指,英國在學校教育以外,亦十分重視家庭教育等其他學習體驗,故此當地香港社群不時舉辦創意活動供移英港童參與。以他的組織「Kongtinue」為例,今年盛夏的其中一項活動,便是「香城生活大歷險」的處境遊戲。根據介紹,這項模擬人生遊戲日營活動讓參與者經歷和扮演自己夢想中的職業,目標是希望讓他們學習公民權利、香港文化以至探索人生。

英國上課時間壁壘分明,阿天的仔仔現在課餘有著不一樣的心情(圖片來源:受訪者)

將離散港人的下代教育議題提上政府議程,亦有助擴大活動規模。Isaac 表示,移英港人組織力強,估計目前已先後成立了過百間 CIC。至於在地區事務參與上,有時仍要視乎地方政府的政策取向。他舉例指大倫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相對較樂意撥款支持涉及多元文化的項目,而其他地方政府則有機會對融入社區相關的活動較感興趣。居英港人組織在慎思市政需求的同時,亦能嘗試配對其他相關項目,例如在連繫國際族裔與當地居民的活動日上,適度加入香港元素。​​

流散媒體的時代,小朋友的身分認同也來自遙控器上的選擇。不少家長都表示在家中會與子女繼續用廣東話溝通,但日常打開話題的機會,往往在他們接觸香港媒體的時候。Sue 在家中安裝了電視機頂盒,間中仍與子女一同收看香港新聞。Teresa 在家中限制仔仔使用手機的時間,但仔仔有時對媽媽手機中的中文對話感到好奇,而 Teresa 自己平日亦會在網上觀看香港時事評論。阿天一家在英國有繼續關心香港的新聞和社會發展,亦把這些內容連同在港朋友的一些近況與小朋友分享,旨在讓他知道自己在香港出生和理解目前來到英國的背後原因。Isaac 形容,近年一些香港媒體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對海外推展教育事業有所影響,例如設計教材時有關資料來源愈來愈少,猶幸新世代的兒童可選擇的媒介更多,可以透過 YouTube Kids 觀看與香港相關的影片,或聽有聲書等渠道來有限度填補。然而,有趣的是,Elaine 的小朋友往往在 YouTube 上收看的,卻是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動畫,還如數家珍當中的角色。而她的應對方法,是反過來在串流平台 Disney+ 上,堅持選擇粵語配音和繁體字幕。Isaac 稱,目前他的目標仍然是至少讓小朋友移民後保持對香港的興趣,不至於損失太多廣東話能力。

「第三文化」強調一種未能被既有文化所界定的狀態。以往香港有關身分認同的民意研究選項向來是遊走於「香港人」和「中國人」之間,兩者亦未必互斥。構成這些身分認同的因素包含種族、文化、法律和地理認同。近年透過英國國民(海外)簽證計畫移民的香港兒童,至少國籍和居住地將來會傾向被視為「英國人」。不過在族群和價值觀上的發展,將為最終的身分認同帶來變數,它既可以是「英國的香港人」,也可以是一種正在醞釀的全新身分。

聆聽下一代的聲音,是為未來身分認同把脈的最佳方法。Teresa 提到,「小朋友認同係香港人、佢自己話入咗籍,都係英國香港人身分」。她又指,由於其家庭對香港人身分的重視,以及在 2019 年間帶同小朋友上街的經歷,她有信心香港人的身分不會被下一代遺忘。她認為重要的仍是教育小朋友香港人身分的重要性,故目前已透過在英港僑的活動接觸香港相關教材,離港前亦帶了不少中文書和遊戲等,期望能提供更多機會讓小朋友練習中文字。Elaine 十分堅持小朋友毋忘香港人身分,大仔亦因此將街上講廣東話的人視作香港人。雖然細仔暫未有明顯的身分認同和說帶口音的粵語,但 Elaine 都會主動跟他談及一些香港人的習慣,如使用繁體中文、喜歡吃咖喱魚蛋,乃至熱愛到日本旅行。

Teresa 一家搬到地貌不同的城市,但仔仔說香港人身分仍言猶在耳(圖片來源:受訪者)

然而,Elaine 不介意小朋友最終的身分認同是英國人,畢竟英國是他們的成長環境。阿天雖然有同樣看法,不過他明言底線是小朋友能否清楚知道自己是在香港出生。縱使他不執著於子女是否認同香港人身分,但也希望下一代能通過知曉今日的決定,建立日後更加開闊的世界觀。因此,阿天並沒有刻意選購香港的教材,而是盡力確保小朋友在資訊自由和客觀的環境中成長。Sue 雖然家中語境是最熟悉的廣東話,卻暫時無特別瞭解小朋友身分認同問題。這一代香港人需要選擇身分認同的獨特現象,似乎漂洋過海後,也會在下一代身上出現。

在研究不同文化相互接觸的理論中,涵化(acculturation)可以指移民以不同模式,包括同化、融合、分離和邊緣化來應對移居後帶來的文化衝擊。雖然離散港人的下一代毋須面對這些選擇,但家長決定以哪一種策略應變,可能潛移默化地影響正在發展性格的兒童,並帶來包括「第三文化」在內的身分認同。過往的經歷與這個議題結下不解緣,由批評教材到編寫教材,Isaac 如今仍堅持身分認同是探索得來而非依靠灌輸。他深信目前的工作不是逼迫下一代接受香港人的身分,而是令小朋友反思包括 2019 年所發生等種種大事,在興趣主導下思考屬於自己的身分認同。他強調身分認同始終是個人選擇,無論離散港人的下一代選擇為何,他都尊重。

過去,香港最具共識的身分認同,可能是我們沒有一致的身分認同。香港居民的身分認同以往是被認為模棱兩可的,直至流散時代我們才對香港人身分有更深刻的反思。在去或留之間,似乎又產生了身分認同的界線。不過,即使決定離開,背後原因亦可如飄忽不定的雨雲般難以一概而論。或許以後坐看雲起時,方知小雨點其實去向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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