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統戰網絡如何成為中共跨境鎮壓利器？ - 陳彥廷

2023 年 11 月 13 至 17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參加於舊金山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會議。港人、藏人、維吾爾人、民主運動人士、曾在中國受迫害的流亡訪民等，上百個團體紛紛組織起來，走上舊金山街頭遊行示威。

然而，他們從籌備階段到示威期間，都遭受到來自中共當局和美國親共勢力的迫害。許多人在事前就遭到中國警方透過騷擾、施壓親屬來脅迫他們停止活動。¹ 而在 APEC 會議期間，也紛紛傳出示威者遭到人數眾多的親共華人團體，甚至疑似黑幫人士圍毆、以胡椒噴霧攻擊、搶奪示威物品和手機，以及辱罵和各種騷擾。²

衝突現場的另一方人馬，是支持中共的僑界團體和校園組織動員到舊金山歡迎習近平的上萬名僑民和留學生。其背後的組織者包括了出動 20 輛大巴車、預訂酒店 400 個房間、聘請了 10 名荷槍實彈保安的南加州僑領鹿強³，以及從紐約率領 50 多個組織、上千人包機過來的紐約僑領陳善莊。⁴

此外，據旅日前央視記者王志安發布的新聞紀錄片指出，現場眾多留學生則是由當地各大學的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動員組織，背後由中國領事館出資提供巴士和餐盒。⁵

鹿強和陳善莊都是商人，同時在多個華人組織擔任職位，並且平時皆與中國領事館保持密切合作關係。

鹿強有自己的旅遊巴士公司、擔任餐飲集團總裁，是「美國南加州華人社團聯合會」創辦人。在其擔任顧問的「美中餐飲業聯合會」網頁介紹鹿強是「中國領事館海外領事協助志願者骨幹」。⁶ 陳善莊則在紐約布魯克林經營一家金皇廷大酒樓，該餐廳成為使領館官員和紐約僑界人士時常聚會的場所。他擔任了包括「美國亞裔社團聯合總會」、「美華總商會」、「美國香港總商會」等多個僑團的會長。⁷

綜合前述，若要進一步探究異議人士們遭受到甚麼樣型態的監控？個人訊息如何被搜集、傳遞給中共當局？歡迎習近平的僑民和當中實施暴力鎮壓者，是如何被組織動員？背後又與中共官方（尤其使領館）存在甚麼樣的關聯性？這必須從中共的海外統戰工作探究起。

中共海外統戰回溯

習近平於 2023 年回顧僑務工作時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努力。把廣大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緊密團結起來，發揮他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積極作用，是黨和國家的一項重要工作。」⁸

習近平的定調，彰顯了中共數十年來在海外統戰工作當中，利用海外華人為其服務的特性。

正如同澳洲中國問題專家 Clive Hamilton 的綜整，中共推動僑務工作的目的是動員友好海外團體或潛在的友好海外團體來服務中共利益、壓制敵對勢力，同時在海外華人社群中宣揚中共政策，防堵諸如代議民主、人權等「有毒的」西方思想之傳播。⁹

時間回溯到 1990 年，時逢六四事件後中國遭到西方國家制裁，以及東歐民主化、共產主義紛紛瓦解之際，中共為了鞏固政權及向外突圍，於 7 月 14 日對全國各級統戰人員發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¹⁰

該《通知》定調，統戰工作「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並且進一步下達指令，「大力開展海外統戰工作……要積極鞏固和發展同海外有影響的代表人士和社團的聯系，有領導、有組織、多渠道、多形式地開展工作。」2018 年，原屬國家體系之下、負責海外僑務工作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被併入中共黨體系的中央統戰部、對外保留國僑辦的牌子。更加體現了這是中共不可挑戰的鐵律。

《通知》把統戰工作區分為國內與海外兩個範圍聯盟，對於海外聯盟，「求愛國和祖國統一之同，存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之異；不要求人們都贊成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贊成祖國統一、“一國兩制”，都要爭取和團結。」這顯示中共極其明白，為了擴大友好勢力，必須策略性地擱置避談其與西方民主社會的價值差異。

在此基礎上，中共的海外統戰手段謹慎而細膩。紐西蘭華裔學者杜建華指出，¹¹北京當局會刻意避免被視為干涉他國內政。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和獨立思考的國家，中共僑務工作的方式是讓海外華人進行自我審查，讓他們自發地盡力維護與中共的良好關係，以免危及其獲取經濟資源或潛在利益的機會。

於是，在前述時空背景與統戰方針下，自 1990 年代起，中共透過各國使領館協助、

扶植許多親共海外人士在歐美逐步接管了原先友好國民黨政權的華人社區組織和專業社團。同時，支持北京立場的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包括了華裔的商業、科學、社區團體，以及各大學校園內的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Association，簡稱 CSSA 或學聯）。

同時間，中共也利用報紙、廣播、電視等各種華文媒體平台，鋪天蓋地地形塑海外華人的認知和行為，激發他們的民族自豪、鼓動其支持兩岸統一，並抗衡反共勢力。藉由這些大外宣，北京當局將「反共」和「反中」混淆操弄成同一個概念，並深深植入其目標受眾腦中。¹²

數十年下來，支持中共當局的聲音在海外蔓延，以至於幾乎成了代表海外華人社群的主流意見，不僅在媒體上奪得話語權，也加深了西方國家的主流政治人物和親共個人或團體之間的關係。

中共當局包括國家和黨組織、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國家安全部、公安部、解放軍總參謀部、統戰部、商務部…等各種情報機構，均利用中國駐各國使領館作為重要樞紐來暗中領導與影響（而非從檯面上直接控制）海外華人團體、媒體，及其他專業機構，進行統戰工作。

舉例而言，主責領導和監視海外華人、僑團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簡稱國僑辦，中共統戰部轄下）在全中國有省、市、縣級分支，各自皆著手培養與維繫其與海外僑團的關係，而在大多數西方國家內，往往都有數十個各層級的僑辦組織在活動，且都與中國大使館或領事館密切聯繫。¹³、¹⁴

Clive Hamilton 在 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 一書中彙整出了中共在西方國家進行海外統戰工作的組織架構（見圖）。可見中國使領館領導、影響著包括和平統一促進會（和統會）、商會、各專業協會、校友會、中國各地各層級同鄉會、宗教文化團體、華文媒體、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學聯…等各種華人組織。¹⁵ 本文後續將著墨較多同鄉會、學聯組織的案例分析。

僑務領事們培植僑團領袖

在中國使領館內，來自中國國內不同部門的官員分別主責聯繫、領導特定類型的華人組織。例如，據 2005 年叛逃澳洲的前中國駐雪梨總領事館政治領事陳用林指出，國僑辦在每一個使領館都派駐了一類中國獨有的華人事務外交官（正式名稱例如：僑務領事），其主責領導的對象是轄區內的華人社區團體；而教育部派駐在使領館的教育組，則領導孔子學院和 CSSA 體系。

為了凝聚這些不同類型的華人組織為中共利益服務，中共有計劃地培植僑團領袖。自 2000 年代以來，國僑辦和各省僑辦每年為年輕海外華人舉辦了各種研習培訓和聯誼活動，試圖培養未來的海外華人社區領袖。¹⁶

陳用林透露，這些培訓研習活動除了招待各國僑領到中國免費旅遊、對其進行愛國洗腦教育，也包括了教導他們如何領導組織、擴大網絡、吸收成員、對外公關，以及訊息保密等工作方法。

在這些培訓活動當中，中共當局除了指示僑領們做好民間外交、拉攏友好勢力，也暗示他們打擊反共勢力。2019 年舉辦於上海的「第 74 期海外中青年僑領研習班」當中，統戰部僑務綜合局巡視員董傳傑期勉學員，「成為中華民族共同利益的維護者，共擔民族大義，對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面對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行為敢於作鬥爭。」¹⁷

除了常規研習，中共也會針對特定重大活動安排僑領到中國培訓。紐約執業律師高光俊透露，去年 APEC 會議前夕，中共分別在 8 月和 10 月透過駐紐約等幾處總領事館徵集各華人團體派代表到中國培訓，目的在指導各僑團如何在會議期間歡迎習近平。「這培訓很有意思！除了怎麼歡迎，也教他們針對敵對勢力怎麼採取適當的武力、身體的接觸動作、打鬥到甚麼地步、怎麼掩護…。」高光俊稱。

前述的文獻回顧和相關人士證詞在在揭示了，西方國家的親共華人團體即便再怎麼對外聲稱獨立運作，其與中共官方的關係實則密不可分。

然而，若要進一步理解，中共如何管控海外華人社群、為何能夠使僑團、僑領聽令其指揮，就必須探討中國使領館官員在各國的第一線工作。

使領館吃飯外交建情報及監控網絡

由於使領館內來自國內情報體系的單位極為眾多龐雜、運作方式具有相當差異，且大多以秘密的方式進行工作，訊息取得不易，此文僅能針對運作相對公開的統戰部／僑辦官員和僑團、僑領之互動進行有限度著墨。其餘諸如國安、公安、解放軍系統等海外統戰工作，均不在討論範圍。

「中國的外交叫作吃飯外交。一吃飯就開始聊天，開始做工作、獲取情報。」陳用林總結，使領館維繫與海外華人關係網絡的最典型手段就是吃飯喝酒，尤其對於中共賞識、滿意其表現的僑領，總領事或僑務領事會請吃飯作為鼓勵和犒賞。高光俊也指出，在 2019 年新冠疫情爆發前，與華人商會的飯局總是塞滿了每個中國領事館正副總領事的周末行程。一些商會為了爭取領事來吃飯，彼此甚至爭得頭破血流。

藉由這些頻繁的飯局，使領館和各領域的華人領袖進行著頻繁的交換。使領館官員獲得了所需情報、海外華人的表忠，以及在大型宴會場合受到廣大僑民擁戴以彰顯中國和中共的強大；而華人領袖們則獲得中共官方肯認，這種看似抽象的肯認可能為他們帶來生活與商業上的便利性甚或龐大利益。

陳用林指出，華人事務官員必須透過飯局摸清楚所有華人各行各業主要檯面人物，包括科學家、作家、政治人物等，在互動當中把這些人搭建成一張廣大綿密的情報和監控網絡。凡事涉及反共的所有事項，使領館都必須透過這些網絡進行搜集，例如有哪些香港人士在搞活動、哪些人是「主謀」、誰出錢、誰提供場地、誰在和哪位澳洲議員聯繫…等。

以陳用林所在的澳洲為例，友好市議員經常將當地法輪功、港人團體的公開或非公開活動訊息傳達給領事館和大使館。他形容：「只要悉尼（雪梨）出現一個新（華人）面孔，立刻就可以打聽到、立刻有人跟領事館報告。」

為中共服務換取潛在商業利益

華人領袖們之所以願意配合中共進行僑務工作，多半是基於大小不等、或明或暗的個人利益。而這種利益交換，時常難以證明其對價關係。

其中一種常見型態，是華人領袖在中共庇蔭之下赴中國做生意，或在中共授權下做跨國生意，賺取龐大經濟利益。「幾乎每個當選的（僑團）主席，目的都是為了跟中共那邊拉生意做。」高光俊總結道，「比如他在紐約歡迎某某省長、某某市長，他回到中國不管炒房子或做甚麼貿易，只要有他們幫忙，甚麼都好說。」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曾錚曾於 2012 年踢爆，紐約僑團美國福建公所的前主席鄭時敏擁有的房地產公司在福建進行土地開發，為此，地方政府強徵民眾土地、以低於市價數十倍的價格收購，再將土地轉讓給鄭的公司。¹⁸

類似故事也發生在澳洲。澳洲和統會前會長邱維廉過去曾在北京經營八達嶺索道有限公司，靠著纜車旅遊生意大發利市。陳用林指出，八達嶺索道公司和一個村莊合作進行一個纜車觀光項目，僅象徵性地分給村民些微利潤，村民們四處上訪都投訴無門。陳用林表示，當他還擔任雪梨總領館政治領事時，某次和邱維廉吃飯，邱炫耀稱自己在中國雇用了一位退伍軍官當保鑣，當憤怒的村民們找邱談判時，「那傢伙把私藏的手槍往桌子上一拍！村民就不敢支聲了。」

又例如，澳洲和統會榮譽顧問周光明由於積極從事統戰工作，他的澳洲明耀貿易有限公司獲得了貴州茅台酒在澳洲的專賣權。「這生意不得了！非常賺錢。所以他為了維持住生意，必須一直討好中國。」陳用林說。

除了上述這些商業上的鉅額利益，其餘諸如向中國銀行取得低利貸款、到中國旅行接受地方政府僑辦招待…等優待也是僑領普遍獲得的好處。

此外，中共官方的肯認以及和官員的良好關係成為了僑領們的社會資本，某些時候也被濫用來以不正當方式牟取蠅頭小利。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英國外聯協調員李世想揭露，約克大學學聯主席曾利用其身分向一位約克的中餐館老闆以三倍價強迫推銷中國飲料加多寶涼茶；以及學聯也曾組織外交官到校內向中國學生賣保險。

監控及動員網絡放大中共影響力

當僑團、僑領為中共所用，中共當局透過使領館建立起的情報網絡便延伸至海外華人社區的每個角落，監控著華人、華僑，並在需要時進行動員。

高光俊根據他在紐約的觀察，將僑團的政治任務歸類為六大類：

一、組織歡迎活動，接待訪美的中國各級別官員；

二、於中共國慶節、春節等特定節日舉辦大型集會遊行；

三、針對重大事件組織集會遊行，例如抗議臺灣總統蔡英文訪美以及 APEC 會議期間歡迎習近平；

四、與中共當局合作，經營海外警察服務站¹⁹；

五、擔任特別情報線人，包括混入民運圈替中共情報組織做情蒐工作；

六、介入美國政治活動，例如動員華人支持特定政治人物。

除了這些政治任務外，平時他們也藉由提供包山包海的各種社區服務，來搜集區域內華人的動態和訊息情資。以 APEC 期間帶領近千人赴舊金山支持習近平的陳善莊為例，他創立的「美國亞裔社團聯合總會（簡稱亞總）」為紐約（主要為布魯克林區）的華人提供了包括代表中國領事館向紐約華人宣達政令、發放福利，譬如協助在美華人向中國政府申請養老金²⁰、幫忙發放春節紅包²¹；協助解決法律、財務難題和紛爭，例如標會詐騙²²；替僑民向中國領事館申請旅遊證件²³；協尋失蹤人口²⁴；協助刑案受害者家屬懸賞尋兇²⁵；調停解決私人糾紛²⁶^、²⁷…等。

人權組織「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鋒鎖認為，華人團體藉由這些日常社區服務，加以利用微信創立大大小小各層級的好友群，綿密地搜集、掌握了海外華人的個人訊息和動向，「你是誰？你在做甚麼？」都被以一種隱形的方式監控著。

周鋒鎖分析，這種監控網絡，往往是以中國既存的社會體制為單位，將中共的影響力放大、投射到海外。他解釋，中國的監控往往以戶口所在地為單位，海外僑民和留學生也受到其國內父母、家人所在地警察的監控；而來自中國各地的移民在美國組成各級同鄉會，這些組織也和國內行政區的政府、警察維持著連帶關係，這就形同「在中國，它有一個相對的影子來管你」。這種既存體制為單位的影響力投射，除了存在於同鄉會組織，也同樣在海外華人的各行業協會、學校組織、校友會等團體當中。

中共當局擁有太多的手段能夠掌控關係網絡下的海外華人。嚴重者如騷擾其國內親屬，輕微者如限制其回國的權利。

於是「中共用很小的成本，很成功地製造了一種自我審查」，周鋒鎖說，海外華人、尤其異議人士無時無刻覺得自己被盯著，擔心「中共是不是監控了我住的地方？是不是哪裡有攝像頭？」甚至擔心自己可能惹怒當局的言行被人舉報給國內警察。這造成的效應是，中共不必真的實施迫害，人們就會主動服從。

周鋒鎖舉例，2022 年白紙運動發生後，他試著在美國各地接觸一些支持此運動的年輕人，他們卻都不願意和他見面，理由是擔心被人發現舉報、影響他們回國。

在此情況下，使領館和僑團也能夠輕易動員海外華人完成其政治任務。譬如，周鋒鎖稱，他在 2022 年期間曾在紐約法拉盛地區目睹一個同鄉會組織舉辦慶祝活動，現場聚集了好幾百位僑民，而該同鄉會僅僅是福建省福州市長樂區轄下某個村的同鄉會。

華人黑幫也是華人僑團的動員對象。以 APEC 暴力衝突為例，包括周鋒鎖、中國民主黨青年部執行長界立建等現場活動人士事後均指認，其中多起反共人士遭襲擊疑似是華人黑幫分子所為。陳用林解釋，許多海外同鄉會的正副會長本身就是黑幫成員，他們藉由擔任僑團幹部洗白身分，而使領館與這些僑團幹部往來，就能夠暗中指揮黑幫而避免有名義上的直接聯繫。
早在 2001 年，美國司法部所屬司法計畫署（Office of Justice Programs） James O. Finckenauer 博士撰寫的報告 Chinese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The Fuk Ching 就證實了此一現象。該報告指出，紐約唐人街以勒索和收保護費為主要活動，並從事跨國人口販運、綁架的華人黑道「福清幫」和「美國福建同鄉會」形成一種相互依附的互利關係。同鄉會讓黑幫在其領域內運作、為黑幫提供活動場所、犯罪機會（賭博、保護費），及資金和槍枝；而幫派活動也嘉惠了同鄉會，因為商人相信捐款給同鄉會形同購買到保護。²⁸

在海外華人綿密廣大的監控動員網絡下，即便是遠離親共僑團的反共人士，往往也難以完全脫身。陳用林指出，許多異議人士在日常生活中還是或多或少會與其他華人接觸，加上中共安排、收買線人打入反共圈子，包括民運圈、華人教會、藏人、港人、維吾爾人團體等，以及透過行政管道，例如在其本人或親屬辦理簽證時掌握其個人動態。周鋒鎖則稱，由於中共將微信等所有網路平台國家化、加上運用駭客駭入海外網站，藉由人工交叉比對 IP 位址等科技手段，時常能夠精準定位活動人士在海外的地址。

英國公共廣播頻道 Channel 4 去年製作的紀錄片 Secrets & Power: China in the UK: Dispatches ²⁹ 就揭露了一個海外華人領袖如何滲透反共團體的實際案例。

一位英國僑領、曾任保守黨倫敦區議員的 Edmond Yeo（楊慶權）在倫敦唐人街創辦了慈善組織「華人資料及諮詢中心」（Chinese Information And Advice Centre，簡稱 CIAC），為移居英國的華人提供各種移民諮詢服務，其官網載明的服務項目包括了協助申請政治庇護。³⁰

然而，Channel 4 揭露了，楊慶權曾經參加 2019 年倫敦聲援港府鎮壓反送中抗議群眾的集會遊行，並在隊伍中手持中國國旗；此外，他也和中國駐英大使館僑務參贊盧海田過從甚密、在許多場合合影；他甚至在 2023 年統戰部於中國舉行的年度會議中和習近平同框。在在顯示他與中共的合作關係。

遭中共迫害、流亡英國的「英國港僑協會」（Hongkongers in Britain）創辦人鄭文傑透露，他於 2022 年參與一場英國國會主辦的關於流亡異議人士安全議題的會議時，和楊慶權不期而遇。楊透過中間人向鄭表達合作意願，希望鄭若知道任何港人正在申請政治庇護，可以轉介給 CIAC。楊還告訴鄭，「我們不關注政治、只想幫助香港人。」

鄭文傑接受《如水》採訪時說，楊慶權向他傳話表示，CIAC 定期跟內政部人員談論、處理華人移民案件，包括來自香港的尋求庇護者的協助和查詢工作。

「這是怎麼回事？這是我們港僑協會和任何其他 2019 年流亡英國港人成立的組織都沒有的待遇。」鄭文傑質疑，為何 CIAC 能夠與英國政府在如此敏感的議題上合作？他進一步稱，「我們不能排除一個可能性，他可能私下把尋求庇護者的名單資訊回報給中國大使館。」

學聯組織網絡強化自我審查

除了海外華人社群的各領域僑團、僑領，學聯是廣泛存在於歐美大學校園的另一龐大監控及動員網絡。

光是在美國，就有至少 150 個學聯分會組織。³¹ 2023 年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發布的年度報告 ³² 直指，中共利用各種強迫手段影響美國校園內討論與中國相關議題的方式，並阻止潛在的批評者自由表達意見。

其中一種方式是由中國外交官和包括學聯在內的校內線人網絡對中國學生進行監控，導致學生進行自我審查。舉例而言，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學聯於 2022 年向校方投訴了校園內由流亡澳洲藝術家巴丟草所設計、批評中國侵害人權的海報。學聯指控該藝術品涉及種族主義，對中國進行赤裸裸的攻擊。

曾任職於中國國安部、後來叛逃美國的李鳳智曾告訴紐約時報，中國政府不至於把學聯當作間諜機構，而是將它視為宣傳和「信息采集组织」。³³ 然而，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於 2018 年發布的報告 China’s Overseas United Front Work: Background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即指出，自 2005 年起陸續有各國的中國學聯成員涉及間諜行為之案例。³⁴

至於使領館領導學聯組織的方式，陳用林以澳洲為例指出，教育組會在各大學院校分別成立一個學聯、每個州成立一個州學聯，以及在坎培拉成立一個全國學聯，進行層層管理。學聯幹部大多是公派留學生，每年會被召集到使領館教育組的辦公室開會，並直接進行幹部選舉、競爭者基本上都是經過教育組核可。國內領導來訪時，也可能召集學聯幹部到使領館聽領導講話。
2022 年 12 月，中國的新冠肺炎清零政策解除前夕，李世想曾向英國衛報（The Guardian）揭露 ³⁵，時任英國曼徹斯特總領事的鄭曦原將所有領區內共四十多位學聯主席召集到總領事館開會，會中鄭曦原親自指示，「請廣大同學要充分理解和相信黨和政府每項決策背後的重大意義，自覺抵制歪曲抹黑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的言論，共同打贏這場常態化疫情防控攻堅戰。」³⁶

李世想分享了學聯如何在英國約克大學校園內建立起監控網絡。首先，中國留學生在尚未入學前，就會收到一封校方的郵件，邀請他們加入學聯。接下來在校方的背書或默許之下，學聯可能組織學生包機、行前會等活動。許多留學生基於語言或生活問題，自然而然接受學聯的協助，並將個人訊息交給學聯。於是藉由建立微信好友群，學聯便串聯起了一張互相監視的網絡。

此外，學聯成員也透過參加校園活動、基督徒社團，或當地華人教會來搜集中國學生的個人資訊。李世想說，他曾經參加學校 Christian Union 的活動時，遇見一位英文名字為 Victor、讀教育系的學聯成員，他只要見到華人面孔的學生，就會上前問對方問題，包括「你是哪裡人？在哪裡讀的高中？你父母在哪裡工作？」李世想說，Victor 後來離開了學校，接著學聯就出現了另一位成員做著相似行徑的事情。

動員僑團募款、支持特定候選人

中共之所以能夠長期運用廣大的海外華人組織建立監控動員網絡，除了基於西方政府需受法律約束（因此在中共小心避免被冠上干涉他國內政之罪名的情況下，往往難以取締），以及其對中共統戰方式瞭解有限之外，前文提及的僑團、僑領等親共勢力和西方國家政界及媒體的友好關係也是原因之一。

例如，前述有參政經歷的英國僑領楊慶權獲得英國政府的信任，因此得以和內政部與警方合作處理流亡港人的政治庇護案件、形同獲得英國政府背書，以及得以赴國會參與攸關異議人士安全議題的會議。

另一方面，中共自然也會運用這些網絡來尋求擴大其在西方國家的政治影響力。一種非常普遍的形式便是動員僑團，以募款資金和選票來支持當地國特定政治人物。

高光俊指出，同鄉會組織介入美國政治活動是很普遍的現象，從區議員、國會議員，甚至總統選舉，都會企圖影響。「他們沒有自己的個人意見，完全是依照中共的旨意要求他們支持某個人，他們就強力支持。」高光俊說，哪個華人社團成員支持哪位候選人，都是統一規定好的，依據自己在過去幾屆選舉和許多聲援特定候選人的僑民交談的經驗，他們甚至連該候選人叫甚麼名字都說不出來。

陳用林也稱，雪梨的華人僑領時常在春節等慶祝活動時邀請友好議員來捧場、一起吃飯，這些議員以為自己在華人社區當中很受歡迎，實際上僑民往往不知道這些人是誰。但經由這種活動參與，加上華文媒體報道，這些政治人物在投票時就會獲得華人支持。

僑領替友好政治人物發起募款是中共介入他國政治的常用手段。以陳善莊為例，他於 2019 年以自己的「美國香港總商會」名義替競選連任的紐約第 40 選區州眾議員金兌錫（Ron Kim）舉辦募款活動。³⁷

這種募款活動不時會引發西方社會對於境外資金介入選舉的疑慮，甚至觸犯法律。

2011 年，時任紐約市主計長、正在競選紐約市長的劉醇逸（John Chun Liu）陷入非法捐款之嫌疑，遭聯邦調查局調查。2013 年，劉的籌款助理、福建同鄉會副主席潘心武由於找了幽靈捐款人捐款給劉，遭以合謀電匯欺詐定罪判刑；劉的財務主管侯佳則因與他人共謀使用至少 40 個幽靈捐款人隱瞞大筆捐款，並指使義工偽造簽名，遭以企圖電匯欺詐、妨礙司法、作偽證等罪名判刑。侯佳的父親侯建利是紐約北京同鄉會創會會長。³⁸^、³⁹

反制中共統戰的對策

為阻止外國、尤其是中國代理人干預國內政治，外國代理人法、反外國干預法等法律工具分別成為美國和澳洲的應對之道。

紐約僑領、美國長樂公會前主席盧建旺和前秘書長陳金平於 2022 年代表福建省公安廳在曼克頓設立海外警察服務站，兩人於隔年因涉嫌擔任外國代理人遭起訴。⁴⁰提出指控的布魯克林最高聯邦檢察官 Breon Peace 對路透社（Reuters）表示，他的辦公室採用外國代理人法規等工具來遏止跨境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的趨勢。⁴¹

澳洲則在 2018 年通過反外國干預法案，包括「國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間諜活動及外國干預）法案」（National Security Legislation Amendment（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Act 2018）和仿效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的「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案」（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Act 2018）兩項法案，內容包括要求政治說客向當局報備其是否為別國服務。

2023 年底，澳洲商人兼華人社區領袖楊怡生（Di Sanh Duong）遭法院裁定策劃替外國從事干預行為，成為立法後的首宗定罪案例。楊怡生遭定罪的原因，是由於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期間安排當時的聯邦多元文化事務部長代表皇家墨爾本醫院接受來自社區組織的捐款。⁴²

透明化法實施後，截至 2019 年 10 月 1 日已有 181 位外國代理人登記其與外國委託人之間的關係和從事的活動，當中約有 50 位左右登記者的委託人是中國。此外，該法也促成諸多澳洲退休官員從中國相關企業或組織辭職。⁴³

然而，若是跳脫國家角色、回到個人層面，該如何避免受到中共海外統戰網絡的監控？

「我覺得不被盯上是不太可能的。」李世想直白地說，對於異議人士或想要從事民主運動者，「要做好心理準備、做好最壞的準備。估計好風險、能夠接受，再選擇做發聲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