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安法後 港媒噤聲 流散媒體資源弱 RFA 能做甚麼？
國安法下，香港多間傳媒被查封、倒下，仍在運作的媒體則因為受「紅線」壓迫，無法如以往做「敏感」新聞；至於散落在全球各地的香港流散媒體，亦因為資源匱乏、人手不足，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今期《如水》訪問到 RFA（Radio Free Asia，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副主任（Cantonese Service Deputy Director）胡力漢，以在香港設有辦公室的外國媒體角度，談談對香港流散媒體，以及對目前香港傳媒環境的看法。胡認為，現時的香港本地傳媒難免退後，而新開的流散媒體也不敢去得太盡。那麼，RFA 比起香港本地與海外媒體，能多做些甚麼？
RFA 1996 年由美國政府資助成立，隸屬美國全球媒體總署（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簡稱 USAGM） ，是一家「面向無法接觸自由新聞媒體的亞洲聽眾播放新聞以及資訊的非營利私營公司」，以短波、衛星和互聯網提供普通話、藏語、粵語、維吾爾語、緬甸語、越南語、老撾語、高棉語（柬埔寨）及韓文（北韓） 9 種語言的廣播服務。除此之外， RFA 設有網站及社交平台，為上述各語言觀眾報道新聞。
從 RFA 網站可以看出，他們投放較多資源在中文語系，不單在網站設有粵語部及普通話部，分別報道以香港、中國為主要受眾的新聞，電台廣播方面，每日做 12 小時普通話節目，為各種語言中最多（粵語為每日 2 小時）。此外，RFA 在 2020 年初還設立了一個針對中國年輕族群的新聞網站「歪腦（WHYNOT）」，發布一些與中國、香港議題相關的深度新聞、紀錄片，其中歪腦去年 7 月製作的《〈蘋果〉消失一週年，劫難之後的香港記者》紀錄片，獲得 2023 紐約電影電視節（New York Festivals TV & Film Awards 2023）新聞報道領域榮譽提名。
今期《如水》聚焦 RFA 粵語部。他們的社交媒體包括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及 YouTube，其中 Facebook 每日發布約 8 則新聞，有逾 30 萬人追蹤；YouTube 頻道則有近 25 萬人訂閱，該頻道每逢周一至五發布一段長約半小時的粵語新聞報道，還會有一些由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總裁鍾劍華等人主持的評論節目，相關帖文及影片都會有不少網民留言表達意見。
回顧 RFA 粵語部的過去，胡力漢提到，1998 年成立之初設定是傳播訊息給在香港及華南地區講粵語的人，「例如廣西、廣東那些人」，但去到 2019 年經歷「反修例運動」之後，RFA 粵語部的受眾就有所改變，大部分集中在香港。胡指，根據社交平台的數據，現在有七成流量都是來自香港。至於這個轉變的原因，他認為，其中之一是本地主流媒體相繼變質，包括 RFA 在內的外媒相對不受政治審查影響，成為香港人獲得新聞資訊的來源。
他又稱，現時整個 RFA 粵語部的員工九成都是香港人，都是想堅守以往香港擁有的價值，繼續以香港人角度「做正常時期的香港的新聞」。
為避風險 RFA在港決策人員全撤離
自言仍能覆蓋大部分港聞
胡力漢說，RFA 的特色是會派人員去最前線，以外媒角度做當地新聞。然而，在國安法下的香港，RFA 不得已改變在港運作的方式，將在港負責決策的員工撤離到海外以規避風險，現僅剩少量人手在香港。
據港媒報道，去年 8 月，有團體向香港警方報案，稱 RFA 的報道觸犯國安法。警方派代表接收舉報信。
「我無法畫條線話你知（RFA）點樣去保護同事，其實好靠我們整個 editorial management（編輯部管理）的決策，即每一單事件我們都會衡量」，胡力漢說，「現時留在香港的 RFA 員工，只剩下一些前線、年資淺的記者、攝影師及技術人員，而且主要是做一些官方消息報道，至於比較敏感、批判港府的報道，則由一班已離港的同事負責。比如我們在美國有一些人權新聞，主要是用美國的 byline 去做，或者用臺灣同事的 byline 去做」。
胡力漢坦言，因為在港人手縮減，一些細緻的社會新聞 RFA 做不了，「（例如）『去捕』（花時間捕捉的新聞）、狗仔隊」，然而他強調，「撇除人手問題，以編採方面來說，其實香港傳媒可以做的，我們都可以做，而且還可以比香港媒體行前一步」，因為作為美國政府資助的外國媒體，面對「紅線」，「我們可以企得硬啲」。
不過，如今在香港做新聞，當然也有外媒也無法「企硬」的時候。
胡力漢則稱，國安法後已不太容易、且不能隨便找人受訪，「在香港基本上做唔到嘢」。他解釋，2019 年進行訪問時，往往「只要變聲、訪問時不出樣（露臉），用化名就 ok」，但國安法後，「現在監控的程度如此高，我們都恐怕就算用這些方法，都未必做得好（全面），就如在手機上用 WhatsApp、Signal、Telegram 去聯絡，或者去做訪問，都可能成為被監控的目標」。他提到，最近甚至連一些民生議題，「（想在香港）搵人評論吓，都無」。
國安法紅線難觸摸
胡：本地傳媒退得好後兼自我審查
講到國安法對本地傳媒帶來的後遺症，胡力漢說，「我覺得現在香港媒體有好多自我審查⋯⋯不該說他們自我審查，而是大家都不清楚紅線在哪，所以香港媒體會退得好後」，他又說，香港同行處理新聞的方式因著國安法而改變，「（現在香港行家是）將新聞 merge 去國家安全法，甚至乎 merge 去國家利益，但是我們以前那套新聞理論不是這樣子的，新聞自由就是新聞自由，不會 merge 其他的利益」。
他亦提到，許多香港的傳統媒體已「歸邊」，「大家知咩事啦，已經跟黨走了，大家打開電視、睇報紙都知道，這些媒體通通落入後面有班 manipulator 控制所有的新聞宣傳」。
而 RFA，胡認為就不會出現這個情況。「因為 RFA 是以外媒身分去做當地新聞，向當地人提供一些人權、獨立資訊，我們的報道不是 responsible to 當地政府，而是根據美國那套嚴格新聞工作作業守則（code of ethics）運作。」他強調，「（RFA）是以外國媒體的定位、美國媒體的標準去處理新聞 . . . 不容易受當地政治影響」。
論流散媒體：為避國安法不敢去太盡
可「擦邊球」做敏感議題
至於國安法、香港多間傳媒被迫停運後，不少傳媒人選擇離港另起爐灶，創辦不同的流散媒體，他認為流散媒體做的新聞與 RFA 有些不同，前者會做一些比較民生、仔細的新聞，「譬如《綠豆》做得好仔細，而 RFA 做的是很直接的新聞」，但他認為，「現在香港的流散媒體，在很多事件上都不敢去得太盡，因為始終驚國安法，就算不是留在香港的媒體，編採上也不敢行得太前，不敢講得太直接」。
既然如此，那麼流散媒體還能做甚麼？
胡力漢認為，流散媒體可以「擦邊球」，做一些好 raw、利用官方的數據去演繹一則事件，「例如現時（中國）的經濟數據，官方講到已經正在復甦，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找數據出來，『其實唔係咁喎，數據另一面係咁睇喎』，（因為）數據本身都可以有很多不同角度，即大家要學習去用『擦邊球』的方法（去做新聞），繼而反映一些社會問題」。
胡還點出流散媒體的前景問題，「始終他們的資金來源、組織其實好有限，加上營運不是很固定」，所以他認為，「相對地，RFA 有比較固定的資源，雖然不是說有很多，但至少可以說是有規模的一個外國媒體專做香港的新聞，或以香港人角度做新聞」。
RFA 有信心國安法下仍能在港運作
惟憂未來「23 條」針對外媒
胡力漢在訪問中講到 RFA 有信心在國安法下，仍有辦法在港運作，「我們暫時相信可以盡量避開風險」，但真正令他們感擔憂的是聲言即將立法的「23 條」，「條文會不會針對外媒呢？」他更明言多間有駐香港辦公室的外媒都在觀望情況，「以我所知（若然立法後）有很多外國媒體都⋯⋯都咩嘅啦，都摺嘅啦、都走（苦笑），多間外媒都收縮得很厲害」。
「23 條」溫故知新
根據《基本法》網站，「23 條」是指「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早在 2002 年，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首次提出就「23 條」立法，原定在 2003 年 7 月 9 日在立法會通過二讀，但條例被指侵犯港人自由。因反對「23 條」而成立的民主人權陣線（民陣，已在國安法後、2021 年 8 月 13 日解散），當年舉辦了自回歸後最大規模的七一大遊行，逾 50 萬人參與。其後，時任自由黨主席田北俊在民意壓力下，表態反對「23 條」且辭任行政會議成員；政府亦因為自由黨倒戈，沒有足夠票數通過法案，最終在同年 9 月 5 日宣布撤回。至於當時負責立法工作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七一遊行後的一個月內（7 月 25 日）辭職，董建華則在 2005 年「腳痛」下台。
自此以後，「23 條」立法成為每屆特首的燙手山芋。及後上任的曾蔭權、梁振英及林鄭月娥，都先後指「23 條」立法是香港的憲制責任，但都無再次正式提出立法建議。時隔 20 年，直到今年 4 月，身兼香港特區國安委主席的現任特首李家超，在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結束訪港行程後，引述對方指「國家安全風險仍然潛伏」；李家超重申，特區政府希望最快今年內完成「23 條」立法。
縱使 RFA 的宗旨是在無新聞自由的地方做報道，但此前亦有在極權國家「摺台」的經驗。據 RFA 的自家報道，2017 年，柬埔寨在翌年（2018 年）舉行的總統大選前為控制言論，以違反稅務及行政規定等理由，打壓在當地的外媒及獨立媒體，迫使最少 18 間電台關閉，當中包括運作 20 年的 RFA 金邊分社。那麼香港「23 條」立法以後，屆時 RFA 香港辦公室會像在柬埔寨一樣，因被打壓而完全停運嗎？
胡力漢回應道，「所以我們視乎香港政府『23 條』立法的進展，細節如何，以及政府如何執行」。他及後補充，「看『23 條』條文，一句『國家機密』就甚麼都無得做，這個『國家機密』誰定義？就是政府，所以係無得做 . . . 你是外國媒體又如何（意指處境可能比本地媒體好一些），『國家機密』四字根本就可以無限上綱，疫情數字都可以是 『國家機密』」。
2018 年從《有線》跳槽：
因駐京察覺治港方針將大改 唔想「衰收尾」
在訪問後段，焦點回到胡力漢本人，記者好奇為何在 2018 年香港還「天下太平」的時候，他會毅然離開香港主流傳媒，從《有線中國組》跳槽至 RFA，明明該節目的質素人所共知。記者當年才剛在港入行做兩岸記者，正經歷香港媒體最後的美好光景，而《有線中國組》是每晚必睇節目。
胡力漢回應道，在他決定加入 RFA 之前，最後一個在大陸的採訪，是 2017 年的「十九大（中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他那時候因為駐京，接近權力中心，因此感覺到中國政策會轉向：「黨管一切，香港無例外」，故認為香港將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變化。「當時我收到訊息，知道以前我們在香港做新聞的方式，好快在香港就不能持續下去，一定唔可以」。
胡提到，在採訪完「十九大」回港後，正值《有線》持有人變動的時期，「永升（亞洲）」入主，而九倉則全面退出。「這更加強化了我（以上）的想法。」他補充道，北京對香港的態度轉變，香港傳媒老闆只能跟從北京的指令，永升也毫不例外。當他與永升管理層接觸後，發現對方「口中的所謂營運策略就是等指示」，令他心灰意冷。他還說，九倉經營《有線》二十多年間，經營困難的問題早十多年已經出現，但九倉都無放棄，直到 2017 年才突然轉變態度，「很明顯是政治原因」。
正因如此，胡力漢選擇了離開香港的主流媒體。他認為，當初留下的話，一貫處理的新聞原則只會被迫改變，「咁我就唔想，因為我唔想『衰收尾』（他講完也笑），做了幾十年，想維持自己的做法，剛好 RFA 有這個機會讓我跳槽」。他感嘆，在 90 年代、2000 年初，香港新聞冠絕亞洲，但如今香港新聞行業式微，「我可唔可以⋯⋯在現在這個平台裡面，以有限資源維持這樣的運作，堅守香港以往擁有的價值，例如基本的人權及自由？」
胡力漢說，離開前線後，他有一個掙扎依然無法解決，「我驚我會 out（脫節）」。他補充，「我最初來 RFA 最大的掙扎，就是我不能夠經常返大陸，接觸、感受到前線，因為好多的事，是需要臨場感，才可以找到做新聞的方向，始終『炒稿』缺乏現場感受，對報道事件是有偏差」。
雖然不能再親赴前線，但胡相信，RFA 長遠能夠提供讓他堅守這套原則的空間，儘管遙距做新聞有很多制肘，同事又分布在世界各處，「不再是傳統媒體有一個好大的 news room，老總坐曬喺度，下面是編輯、再一班記者，大家坐曬喺度每日開會⋯⋯而是很 virtual 的」。他坦言，現在每日都要 connect 亞洲、美國時區去協調工作，24 小時沒甚麼作息時間，「好辛苦，但無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