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力觸頂？經濟學家俞偉雄：中國或步日本「失去的十年」後塵

「2025 年 1 月 18 日，一場戰爭準備爆發。距離美國下任總統就職只有兩日，選舉結果仍然爭議不斷。民主共和兩黨各自宣布勝選及準備宣誓，數以百萬計支持者在街頭爆發衝突。這是美國第二次出現選舉爭議，但今次伴隨而來是一場來自世界另一端的危機。正當華府以為中國正在臺灣海峽進行的是大規模軍事演習之際，導彈擊中臺北以至位於沖繩和關島的美軍基地 . . .」

上文摘錄自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外交政策及歷史學家 Hal Brands 和塔夫斯大學（Tufts University）專門研究中美關係的副教授 Michael Beckley 於去年出版的 《危險地帶：與中國的衝突即將到來（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臺海局勢持續升溫下，愈來愈多聲音甚至指出中美大戰已經不是會否出現的問題，而只是時間問題。類似本書兩名作者在上文中描繪的景象，已經在不少著作出現過。真正讓讀者注目的，是這段描述出現的具體時間。

互相矛盾的陷阱

時間回到 2012 年，哈佛大學政治學者 Graham Allison 首先提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用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總結比喻中美關係：「正是因為雅典的崛起引致斯巴達的恐懼，最終使戰爭不可避免。」其後這名學者再出書，提到過去五百年有十六次國家崛起挑戰現有強權的例子，當中十二次以戰爭作結。「修昔底德陷阱」幾乎成了過去數年談論中美關係的代名詞。單憑這種觀察得出的結論，固然不能讓學術界所有人滿意，不過這理論提出了對中美關係的三大假設，一）美國恐懼是觸發戰爭的原因；二）中美關係的發展趨勢在歷史中有跡可尋；三）最終爆發戰爭的機會較高但並非無可避免。

此後許多有關中美關係的討論都有參考「修昔底德陷阱」一說，焦點落在美國以至世界如何應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以避免歷史重演。理論上，中國「暫停崛起」也可減低戰爭爆發的風險，當然中國主動放棄發展顯然是不合情理，但反過來問，如果中國的發展停滯，是否就代表與美國終極一戰的機會有所下降呢？

《危險地帶》提出了恰恰相反的說法，兩名學者認為，正是因為中國的崛起即將到達巔峰而令兩個大國之間的衝突迫在眉睫。「修昔底德陷阱」提出後，普遍認為中國有機會在 25－30 年後超越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前北約最高指揮官 James Stavridis 兩年前出版的《2034：下一場世界大戰的小說（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將預言時間悄悄推前。美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去年的軍棋推演則假設開戰時間訂在 2026 年。到今年初，一份美國空軍的內部備忘錄曝光，一名空軍上將提到戰爭爆發時間指向 2025 年，其中一個理由是明年（2024 年）臺灣和美國將會分別舉行總統選舉。除了軍事上武備提前就緒和政權交接造就機會外，經濟發展到達極限，亦意味「中國頂點 （Peak China）」的出現，令北京開始尋找機會乘機侵略。換言之，真正恐懼的不是美國，反而是崛起勢頭將放緩的中國。

「中國頂點」的概念打破了以往對於大國角力的多種迷思。《危險地帶》兩名作者警告，不能再將中美關係升溫視作一場長達百年的馬拉松，學界以往錯誤地假設國家必定正在崛起或衰落、權力交替時最有可能出現撼動國際體系的戰爭、以及必然由冒起一方挑戰漸趨疲弱的霸權。不過，《危險地帶》的作者質疑國家可以同時崛起和衰落，即使在經濟困難期間，政權亦可能透過迅速武裝去攻城掠地。而下挫帶來的危機感往往比伴隨增長的自信心來得更加激進暴力，因此災難性的戰爭可以在並非國際關係權力交替的時候出現。「修昔底德陷阱」的盲點，由「觸頂勢力陷阱（Peak Power Trap）」的解釋取而代之。

兩種陷阱的根本分歧，在於判斷中國是仍在崛起中或是即將到達發展速度的巔峰，各項影響經濟的數據和指標自然成了指路明燈。《危險地帶》歸納出五項導致中國崛起的因素。首先，自 1970 年代起，中國受惠於異常友好的地緣政治環境，與蘇聯領土爭議導致雙方交惡，促使中美關係緩和。北京與華府為首的西方關係好轉，不但保障國土安全，更帶來了國際資本、科技和消費者。這些突如其來的經濟機遇適逢改革開放得到全面發揮，中國意識到解決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帶來的問題，需要擁抱資本主義。在政治改革方面，一人獨裁的體制被集體領導取代，國家元首的權力被稀釋，發展出靈活的威權主義（A smarter form of autocracy），設立任期限制使中共增加對外問責和減少自毀傾向，內部穩定和變得更具效率的官僚主義吸引資本及科技流入，為經濟奇蹟打好基礎。與此同時，中國也享受史上最龐大的人口紅利，大量勞動人口令撫養比率大幅降低。最後，一如煤炭帶來英國工業革命，和土地、石油庫存與水資源帶來的美國鍍金時代，中國得以利用大量天然資源、較低勞動成本和寬鬆的環保標準，壓倒其他國外生產商和競爭者。各種天時地利人和，造就前所未有、持續數十年的經濟景氣。

從地緣政治的幻覺中甦醒過來

作者歸納這些因素的目的，不是為了簡單回顧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而是挑戰不少人認為中國崛起是大勢所趨且不可逆轉的幻覺。作者提出，目前世界有超過一半人口是在 1980 年後出世，代表他們認知中的中國恰好都是在高速經濟增長中度過。不過，當這些因素開始消失，經濟發展的條件不再，北京便覺得要盡快採取行動鞏固政權。若普羅大眾對此缺乏理解，到臺海戰爭這種重大歷史轉折出現時，黑暗的到來將令人措手不及，而應對東亞劇變時選項不足，最終將使世界陷入危險。

以上所列因素包括地緣政治、改革開放、集體領導、人口紅利和資源蘊藏，基本符合以往分析中國崛起的各項範疇。不過歷史學家和國際關係專家的觀點又有多大程度能被其他界別的學者所接納呢？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安德森預測中心的經濟學家俞偉雄（William Yu），長期研究和預測中美經貿關係的未來走向，他不少觀點與《危險地帶》不謀而合。俞偉雄接受《如水》訪問時指，從字面理解「中國頂點」沒有特定意思，但他認為，這個概念代表的可能是中國在全球化和供應鏈中擔當的重要角色已經過氣，中國有可能步日本「失去的十年」後塵。不過，日本經濟並沒有急劇衰退。因此，中國亦有可能面對類似情況，經濟放緩至保持零增長至百分之一至二的低增長。

俞偉雄又提到，目前地緣政治形勢正逆轉到中國崛起前，不但中國幾乎與每個鄰國都存在主權和領土爭議，中美兩大經濟體的關係也屢創低點。他認為，中美關係不能簡單用一組詞語形容，至少應以三個層次看待。他表示，首先中美雙方的地緣政治關係尤其是國家安全，毫無疑問已是對立狀態。不論華府或北京都以爭取第一大國地位為目標，而為達成目標，在個別領域例如高科技、通訊及資訊等方面，已超越普通競爭。美國的制裁涵蓋半導體出口至中國，原因是這些科技可被直接應用到軍事上，因此爭奪產業領導地位的激烈競爭成為第二層次。第三層次是兩國間的一般商品貿易將在全球供應鏈多元化下，出現緩慢脫勾的情況，而類似「間諜氣球」事件的外交危機，亦會加速這過程。

由改革開放回到清零封鎖

改革開放帶來的資本、科技和消費者正在地緣政治的局勢下土崩瓦解。俞偉雄利用時間序列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 Time Series）分析各項經濟指標的趨勢，帶我們重返 2000 年及 2001 年中國初加入世貿時的境況。在這二十年間，美國以至世界各地都進入實質負利率的時代。假設有人將錢放在銀行儲蓄戶口，所得利息趨向零，但每年通脹可能達百分之二，存款利息減去通脹率，得出的實質利率是負數。一般而言，實質負利率鼓勵民眾消費，通脹亦理應向上調整。不過，實際情況是過去超過二十年，美國通脹持續徘徊於百分之二附近。俞偉雄表示聯儲局過去對此感到自滿，在實施低利率和量化寬鬆政策下仍能維持低通脹率，具體原因是中國在全球化下成功擔當世界工廠的角色，成為全球供應鏈的中心，高效率地向全球包括美國提供價格便宜的產品。可是，疫情後這種關係有所變化，各國從無法搶購口罩和個人防護裝備等例子中汲取了教訓，開始分散全球供應鏈，由追求百分百全球化生產效率，轉向需要一定程度彈性。過渡期間，產品成本和定價有所上升，但供應鏈轉移至越南、印度、墨西哥和南韓等國的趨勢已經展開。被問到中國是否能重返至疫情前的供應鏈水平，俞偉雄的回答是斬釘截鐵的「不會」。

「沒有人願意和他交換位置」

疫情的另一影響，是各國對中國的內部政策穩定投下不信任票。

俞偉雄指出，北京在疫情期間清零等政策向世界展示，當局可以一聲令下煞停生產線，反映出以往遭忽視的隱藏風險。理性的商家、公司和政府會嘗試減少依賴中國，拿走籃子中的雞蛋。習近平於第二任期內修憲取消任期限制，扭轉自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訂下的政治制度，並在去年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及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超越黨內過去「七上八下」的 68 歲退休年齡慣例，不少人甚至認為他將終身掌權。如果這代表中國正重回一人獨裁的體制，外國政府和商界便要作出更長遠考慮，而決心則反映在有多大程度上能承受脫勾帶來的陣痛。美國商務部公布中美雙邊貿易數字，進出口合計額高達 6,905 億美元，創下歷年新高。這是否代表美國仍然十分依賴中國去壓抑通脹和刺激經濟？俞偉雄明確指出，他對破紀錄的貿易逆差不感驚訝，但認為須留意當中細節。首先，要將去年百分之八至九的通脹率列入考量，更精確的數字是實際進出口量。其次，是考慮當時的社會環境。對比 2019 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份額曾大幅上升接近四成，但同時出現的是低利率、刺激需求的財政措施、以及疫情下零售和境外消費轉移至網購的影響。俞偉雄補充指，真正有意義的比較是對比中國和其他國家例如越南的進口數字。他相信美國從越南進口的份額比疫情前（2019 年）的水平增長超過一倍，相比之下全球供應鏈分散的贏家和輸家一目瞭然。

美國總統拜登剛（2023 年 2 月）在發表國情諮文（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期間，罕有激動地詢問有沒有「任何一個世界領袖願意跟習近平換位」，暗指中國當前狀況不佳。俞偉雄表示，即使在特朗普主政期間，美國也不願意放棄與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關係。如今，具洞察力的各國領袖會將長遠影響納入考慮。即使不少半導體企業因為失去中國這個主要買家而令營收減少一至三成，各國仍要考慮中國試圖複製技術和非法侵害知識產權帶來的禍害。正如近年由蘋果和三星主導的智能電話市場佔有率被中國品牌所取代，只有維持高科技產品的獨家生產能力，方可確保長遠增長不會被來自中國的競爭者所排擠，鞏固環球客源。

從人口爆炸到經濟爆破

中國的人口紅利曾經是各國所夢寐以求。1950 及 1960 年代的嬰兒潮下，中國經歷人口爆炸，人口在 30 年間增加超過八成。到 1970 年代推行一孩政策，重男輕女思想加劇了人口結構問題。2010 年代，中國二十多歲的女性人數減少了 3,500 萬，當中更有不少沒計劃組織家庭。踏入本世紀初，按比例中國每名年屆 65 歲的長者將由多達十名在職年齡的成人供養。同樣的供養比例在已發展國家平均只是一對五，目前中國已經回到這個水平，且有持續下降的趨勢。預計到 2050 年前，每名長者只有兩名勞動年齡的成人供養，屆時全國將有三分一人年屆 60 歲。去年，中國公布人口數據，證實 60 年來首次出現萎縮。像這樣的數字尚有很多，但無非指向一個結果，就是以往前所未有地貢獻中國經濟的人口紅利，正逆向演變成和平時期最大型的人口危機。

對北京而言，人口結構轉變代表以往賴以成功的稅基、社會開支和經濟增長動力方程式將不再奏效。俞偉雄表示，部分預測甚至提出中國人口在本世紀末將會只剩七至八億。不過，美國的人口卻仍會在生育率和移民數字上升下持續增長。單以經濟規模而言，他認為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用盡，取代中國角色的則可能是越南、印度或墨西哥。故此，即使中國總體經濟超越美國，世界第一的地位亦不能持續。雖然如此，中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仍然有機會隨通脹上升，不過幅度不及其他國家。

高峰的快感剎那失陷？

壓倒中國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可能是天然資源。2014 年，已有報道指中國四成耕地退化。《危險地帶》指出北京補貼農戶以增加自給自足率，導致農地水土缺失，受破壞的土地面積等同比利時國土。當戈壁沙漠擴張至京城外圍，京城的大街小巷便開始實施糧食節約，呼籲消費者有節制點餐。能源方面，中國如今有百分之七十五的石油和百分之四十五的天然氣依賴進口，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進口國。有趣的是，美國卻正逐步邁向能源淨輸出國。

當前歐洲戰情膠着，國際間的對峙局面漸浮上水面。美國為首的北約陣營警告中國軍援俄羅斯將有嚴重後果，但北京仍與莫斯科關係曖昧。環球經濟方面，未來兩年衰退危機仍然揮之不去，加上美、臺政府即將換屆增加不穩定因素。外資企業正加快將供應鏈撤出中國，後者的半導體產業遭制裁圍堵。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青年人失業率達兩成，但人口紅利下中國陸軍人數和海軍艦艇規模登上世界第一。世界似乎愈來愈接近《危險地帶》預言的「中國頂點」。俞偉雄表示，從經濟學角度始終難以透過比較數字去估算中國最可能侵略臺灣的時間，但發動戰爭對經濟而言必然是最差的結果。他對中國政府未來的行動不表樂觀，甚至建議在香港的年輕人應嘗試出走。

或者從經濟的角度可以參考的最後一組數據，是香港生產總值佔中國整體比例，由政權移交前夕的超過兩成下跌至不足百分之三。假以時日，世界對中國的依賴減低、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下滑，會否在燃點一場大戰的藥引？答案揭盅可能已在分秒倒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