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點】專訪媒體及傳播學者‭ ‬Yazan Badran‭ ‬

隨著中國政府不斷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部分傳媒人被迫離港，並在海外成立不同的流散媒體，《如水》為了探討這些流散記者面臨的挑戰和應對策略，訪問到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VUB）媒體及傳播學客席教授‭ ‬Yazan Badran——他是一位專注於中東和北非（MENA）地區新聞和政治活動的媒體學者。憑藉‭ ‬Yazan‭ ‬對敘利亞流亡記者的研究，是次訪談闡明了流散媒體如何繼續報道原居地的新聞，以及散居海外的記者與各持分者（如海內外讀者）的關係，並從宏觀角度研究區域和全球格局中的流散媒體。

訪問探討了流亡記者如何與原居地保持聯繫和確保報道準確，並深入研究記者使用匿名、透過加密通訊、共享資源及建立信任的方式；還討論流散媒體在國際層面上的協作網絡。Yazan‭ ‬強調，流散媒體與國際組織保持緊密聯繫的重要性，以及背後的政治考量。

此外，我們也探討了編採過程中，流亡編輯、記者與原居地線人三方的緊張關係。Yazan‭ ‬認為媒體必須接受某種程度的不信任，三方可以通過會談，令流散媒體對原居地的社會情況有更細緻的理解，他還提到在此過程中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的重要性。

流散媒體在海外運作遠離了原居地的主要讀者群，加上敘利亞長年戰爭且經濟動盪，以致當地流散媒體難有穩定、長遠的營運資金。Yazan‭ ‬總結出這些媒體現行有三種營運模式，一是如‭ ‬Enab Baladi¹‭ ‬依靠多項資助營運；其二是如‭ ‬SyriaUntold²‭ ‬，根據所獲資助金額調整運作規模；其三是依靠單一資助者。但他認為，這些營運方式都只是權宜之計，媒體根本無法財政獨立和維持穩定營運，故迫切需要變革。

Yazan‭ ‬亦提到流散媒體、收留流亡者的國家和資助者之間的張力。這通常會導致流散媒體迫不得已作出妥協，或與理念不一的組織合作。例如一些流亡敘利亞的媒體人，因依賴土耳其的居留許可和媒體營運資金，故對該國政府囚禁當地記者的惡行噤聲。

此外，Yazan‭ ‬深入探討了媒體銜接更大語言文化圈的文化政治，例如敘利亞媒體應如何觸及更廣大的阿拉伯世界讀者群，以及將文章翻譯成不同語言和文化交流的價值。通過比較和參考庫爾德和敘利亞媒體的經驗，他強調與更廣大讀者群接觸的重要性。他還說到，雖然理解港、中問題矛盾嚴重，但認為香港流散媒體與敘利亞媒體均需要進行雙語出版，以便吸納更廣泛的受眾，為不同的觀眾服務，這樣才可以避免固步自封和產生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

憑藉敘利亞記者的經驗，Yazan‭ ‬為在中國權威陰影下堅持報道的香港流亡記者上了寶貴一課。

Ｑ：《如水》雜誌‭ ‬　　　A：Yazan Badran

註：本次對話經過編輯和重組，以便讀者閱讀。

資料收集和協作網絡：流散媒體的基本戰略

Q：海外記者如何與原居地保持聯繫，以收集並核實準確的新聞材料？

A：在敘利亞，不同勢力零散地控制部分地區，並無統一的政權，流散媒體仍可在部分地區接觸到國內的記者。然而，受政府控制的地區是最危險的——記者在這些地區採訪時，須透過特定的人際網絡來保持訊息流通，亦須符合最高安全要求。而在完成採訪及撰寫新聞後，他們則會利用高度加密方式，把資料、報道傳送到境外；也會嘗試入境黎巴嫩等附近國家，與所屬的敘利亞流散媒體見面溝通。當然，他們發布報道時亦會保持匿名。

另一方面，亦有記者認為，其所做的報道不完全涉及政治，風險較低；或者身處在反對派或庫爾德人控制的地區，相對沒那麼危險；但無論你做甚麼、說甚麼、報道甚麼，都還是有一定限制。儘管如此，國內記者其實仍可以通過某些方式獲取新聞材料，並透過特定的人際網絡保持訊息流通，即使這是非常困難、成本很高，而且行政上很複雜。

敘利亞的流散媒體，在海外或會有一個實體的新聞編輯部，但主要以一種網絡分布式新聞室來運作。通過與不同地方的協作者共同製作報道，你能夠獲得與你沒有直接聯繫的消息來源。從國內獲取資訊的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每間媒體旗下有自家記者或特約記者；另一種，則是不同流散媒體之間互相交換資訊。但是，建立關係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不同媒體需要有互信，才可保護國內的消息來源。

Q：你能不能詳細介紹這個流散媒體互助網絡？

A：那是相當有趣的。就敘利亞來說，有大量人口外流，特別是記者、媒體及社運人士，外流的敘利亞人以往主要聚居在土耳其，但隨著人們分散到其他國家，現時當地的敘利亞社群比較零散，不過，當地仍聚集了很多來自敘利亞的流散媒體，而不同的小型媒體有逐漸合併、整合的趨勢，以謀取更大生存空間。

敘利亞的新聞工作者不僅會有流散媒體組織的網絡，還會有流亡記者工會來保護記者。除了記者工會，你也有正式和非正式的編輯工會。這些組織會有一個道德約章，作為行規自我規管。雖然這並不完善，而且相當官僚，時至今日都沒有最終定案，但這些組織提供了一個渠道，讓讀者投訴媒體的不當行為和內容，並提供了建立互助網絡的基礎。我記得若干年來，每年都有一個有關主編、記者、媒體員工和從事敘利亞媒體研究人員的會議，這使得媒體之間，有另一層非正式的網絡和互信。如果單就敘利亞流散媒體從業員而言，他們對彼此相當瞭解，而且十分信任，所以他們之間才會交換消息。

不過，無論他們在正式、非正式層面關係多友好，會尋求合作的渠道，但在不同媒體之間難免存在競爭，爭奪更多受眾、點擊率及贊助，這也造成傳媒之間的緊張關係和衝突。

流散媒體的財務策略：公共服務和多樣化的資金

Q：流散媒體面對遠離原居地的讀者群，同時在海外面臨許多政治上的限制，該如何保持可持續、穩健的財政來營運？

A：敘利亞流散媒體不僅與主要的讀者群有距離，而且還面臨原居地的戰爭狀態，因此他們的潛在讀者大多都是難民，一無所有，根本無法用金錢去支持這些媒體，導致這些媒體有一種經濟上的錯位。故此，媒體唯一能依靠的資金來源，就只有資助，並把自己當成公共服務（public service）媒體，以公共服務為使命。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大多數的敘利亞流散媒體，或者說最成功的媒體，都不會將其定位放在商業化的私營媒體模式，在一個不存在的市場上追逐廣告，而是試圖轉變自己的心態，肩負一種公共服務的使命。

在實際層面，你會發現大概自‭ ‬2014、15‭ ‬年以來，敘利亞媒體獲發的資助遭大幅削減，以致可用的財政資源更為緊絀，還導致許多媒體倒閉或被迫合併。現在這些媒體的財政有三種主要模式：一種是像規模舉足輕重的媒體‭ ‬Enab Baladi‭ ‬這樣營運。根據我上次的調查，他們大約有‭ ‬50‭ ‬至‭ ‬60‭ ‬名全職人員，包括記者、編輯和行政人員；他們的資助模式，是將風險分散到許多不同的資助者，從幾個媒體發展組織獲得結構性資金。在此基礎上，他們還會申請用於短期項目、目標的項目資助。Enab Baladi‭ ‬通過多樣化的資助來避免過分依賴單一資助者的資金，以降低財政風險。除此之外，他們也通過眾籌集資，因此在短期到中期，能保持穩定營運，但要建立長期計畫或者擴張則甚具挑戰。這一類型媒體被困在相同的資金水平，來回上下，無法與在財務上與資金更充足的私人媒體競爭。

除此之外，SyriaUntold‭ ‬的做法也可作參考，就資金水平而言，它是一個規模小得多的媒體。只有‭ ‬3‭ ‬名全職員工，大部分資金用於委約文章，使其在架構上更加靈活，只要當月有多少資金可以運用，就出多少篇稿。然而這種模式還是會有缺點：一旦缺乏資金，營運隨時就面臨中斷。

流散媒體還有第三種模式營運，即嚴重依賴單一資助者。某個敘利亞的大型流散媒體可能依賴一個基金會的巨額資助，在未來兩年，資金或許充足，但之後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爭取流散群眾支持營運資金‭

A：現在，距離敘利亞難民大出走已大概十年。我認為，當時出走的民眾，正在過渡到一種半離散（semi-disapora）狀態。這種狀態的意思是，早已定居在別國的敘利亞移民（migrant），和正在過渡成移民的流散（disapora）敘利亞民眾漸漸聯繫起來。對我來說，流亡（exile）和移民之間是有區別的——流亡有更明顯的政治成分，並且以原居地為導向；而移民則是生活在夾縫中，他們可能面向原居地，但同樣也可能面向移居地，他們在這兩個地方都有人際關係網絡，並在兩個地方、在敘利亞人和移居地居民兩個身分之間流動轉換。

對流亡媒體來說，其中一個挑戰是在某種程度上轉向半離散狀態，需要服務已移民的受眾，因為他們具有更高的社會和經濟資本累積。如果流亡媒體僅面向原居地，當要融入移民圈子，並透過他們籌集資金就會甚為艱難。流亡群體過渡到半離散狀態的轉變，可能會使流散媒體接觸到更多有經濟能力贊助媒體的已移民受眾，為媒體提供一條商業道路，作為資助模式的一種替補方案。

流散媒體的資助與潛在的國家干預

Q：如您所述，流散媒體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資助。這是否為實踐新聞道德帶來任何挑戰？

A：我們基本上是討論國家機構提供的資助。這意味著，在多個層面上，送出資助的國家，可能會干預高度敏感的政治和文化領域。在某種程度上，資助總是與外交政策相關。這是流散媒體必須疏導的一個基本難題，既然要依賴資助，在某種程度上就會受到出資者（如美國）的外交政策限制或約束，同樣也受到接收流亡者國家的政治影響。

就敘利亞的情況而言，許多敘利亞媒體在土耳其流亡運作時，可能會因為資金和居留許可等問題，逼不得已跟理念南轅北轍的組織妥協。例如，致力於人權和新聞自由的敘利亞媒體，或被迫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政權結盟，因此必須對土耳其發生的不公義事件視而不見——像是對該政權正囚禁土耳其記者的事件上沉默，以換取政權默許敘利亞媒體在當地營運。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流亡者的盲點，因為他們對原居地如此固執，而且有政治傾向，他們只能以流亡政治的視角來看問題，且一切以流亡者的利益為先。

客觀性是必要的嗎？

Q：許多流散媒體可能是與原居地政府對立的媒體，或者是倡議型媒體。他們該如何確保這種立場不會損害其客觀性？或者說，是否有必要保持這種客觀性？

A：我認為，「客觀」一詞，目前在新聞學研究，或者傳統理解上皆面臨重大挑戰。值得質疑的是，對客觀性的要求，是否只是西方（如美國、歐洲）為本的新聞機構營運準則。現時客觀在新聞業已變得不那麼重要。我個人認為保持客觀有其可取之處，但不是在日常運作的層面，而是在概念層面，即我們不相信有一個客觀的事實存在，而是對事實的多角度觀點保持開放，然後形成一種透明度。對我來說，對於某個記者或媒體的立場保持公開透明，比起所謂「客觀」更加重要。

Q：你提到保持立場公開透明立場的重要性，可以具體闡述流散媒體如何以此解決客觀性問題嗎？

A：在某種程度上，流散媒體不但面臨客觀性的挑戰，還需面對遠離原居地，在海外做原居地新聞時內容是否可靠的難題。除此之外，在第三世界的記者，難以將社會運動和新聞分割，令其他人更質疑記者的專業身分。例如，埃及的一位記者告訴我，基本的新聞工作比如走上街頭、查證某些事件或採訪某人，如此基本的事情危險程度之高，居然足以使其成為一種抗爭。流散媒體必須付出更多努力，才能獲外界認同他們所製作的是嚴肅的新聞報道，而不是簡單地通過媒體推動社會運動或是黨派政治的延伸。

要做到這一點，除了簡單地做好新聞報道，盡可能準確地報道，並提供多角度觀點外，我不知道還能做些甚麼。而這對流散媒體來說，某種程度上這更加容易做到，因為他們有機會接觸到更多不同的觀點和消息來源。

回到客觀和公正性的問題，我認為透明度高於客觀和公正。理想的媒體環境，會在不同議題上，盡可能為你提供愈多觀點。如果你翻閱‭ ‬10‭ ‬份報紙，你會不會得到‭ ‬5‭ ‬至‭ ‬6‭ ‬種不同的理解？不僅僅是正反兩面的觀點，而是議題當中的細節，和流亡記者作為來自某個社會脈絡的人，可以向讀者詳盡解釋事件的背景資料，即使那些觀點可能會偏向個人經驗或其政治立場。只要記者立場是透明的，我更願意閱讀一篇由一位記者清楚、透明地告訴我，他支持香港獨立運動，但有更多層次、更深入的文章，而非一篇由外國記者空降當地寫的無味文章，因為外國記者去了那裡，也只會看到表面。與此同時，我亦可以閱讀另一位記者撰寫的文章，他可以告訴我他反對香港獨立‭ ‬，但為我提供更豐富和詳盡的細節。

在數碼時代保留深度報道的掙扎‭

Q：您如何看待那些追隨評論型新聞的潮流，採用社交媒體‭ ‬KOL（關鍵意見領袖）風格來擴大讀者群和獲取訂閱的媒體？‭ ‬

A：這不僅對流散媒體非常困難，幾乎所有媒體都受到速食文化影響，並試圖跟上這一趨勢。但事實上，他們幾乎從未成功。你也可以在敘利亞媒體中看到這一點。例如，Enab Baladi‭ ‬在‭ ‬TikTok、Podcast‭ ‬等平台開設帳戶迎合市場需求，發布短片和懶人包。

我認為某程度上，你必須這樣做。基本上你必須跟隨觀眾的習慣改變，對吧？你必須做到至少與觀眾共享世界觀，並試圖與他們接觸，但這是你唯一應該做的事情嗎？我不這麼認為。這與我之前提出的觀點有關。如果你把自己定位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你可以嘗試迎合觀眾的媒體習慣作出新嘗試，惟主要任務仍然是提供詳盡、深度的報道；所以我認為媒體可轉換其他形式，以接觸更多受眾，但這只是主要任務中的附屬目標。

到目前為止，敘利亞媒體已經與其資助者嘗試通過‭ ‬TikTok‭ ‬、YouTube‭ ‬等平台拓展受眾群，然而，出資者所追求的並非只是這種創新。他們資助的是實質的新聞報道，包括日常新聞報道，以及深度、調查報道等。出資者資助媒體的動機，就像資助他們國家的公共服務廣播機構一樣，不論會有多少受眾，這某程度來說是一個時代的記錄。

彌合差距：克服流亡記者與原居地之間的距離

Q：當流亡記者對原居地情況的理解，可能不如當地人那麼準確，新聞報道如何尊重和敏感地考慮到當地的聲音？‭ ‬

A：這已經很困難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只會變得更加困難。因為你在某程度上會和原居地的人，以兩種不同的軌跡發展。回到敘利亞的情況，當記者離開故國時，他們的消息來源，就是本身已有的人脈資源；他們信任的組織，也是之前已經在那裡的組織等。因此，這種依賴過往消息來源的結構，難免存在有一種偏見。除非你積極尋找新的線人、組織和其他持分者，否則這些舊的消息來源，或者經歷流亡十年後已經脫節，無法反映當地的最新面貌和局勢。

我注意到，在一定程度上，你必須接受本地記者和流亡編輯之間，會出現一種緊張關係。譬如身處海外的編輯，未必真正瞭解本地記者的限制，像是公眾對輿論的走向，本地和海外對某個議題的認知及看法存在差異。另一方面，本地記者可能會過於專注於自己的個人經驗，而忽略了更複雜、廣闊的視野。我們在敘利亞經常聽到的一個笑話：如果你想知道敘利亞發生甚麼事，你應該聽巴西電台。因為他們對敘利亞政治發展的消息，往往比敘利亞本地媒體更加準確。我認為你應該要理解及接受這種緊張關係，只有通過各種可行的方式，比如進行深入交流，才能解決這種矛盾。

讓我舉個具體例子：當我在土耳其做實地調查時，有身在土耳其的編輯和身在敘利亞的記者關係破裂，以致整整一個月都停止發布有關敘利亞的新聞。他們關係破裂的原因，是編輯覺得記者的報道太偏頗，這很可能是記者考慮到安全問題，自我審查報道內容而造成。而編採之間要恢復合作，唯一辦法只有雙方再次進行面對面對談，而他們得出的解決方案，就是尋找一個地方作為第三空間作緩衝。因此，有一段時間，他們在黎巴嫩和土耳其見面討論，將記者從飽受風險的位置上移開幾天或數周，以恢復聯繫和消減壓力。

流散媒體還可以嘗試一種三角的報道形式，分拆報道的分工，以減少依賴仍在當地的記者，例如整篇報道會有一些只能通過當地記者收集的資訊，如進行實地新聞採訪，但對於其他的資料內容，像是政治事件的背景資料等，你可以讓在外地的記者參考國際報道和訪問專家補充意見，然後將上述三方面的資訊來源，以更細緻的方式互相比對綜合分析。

在風險下進行報道：情感勞動和道德挑戰

Q：你能不能進一步解釋精神層面或情感勞動帶來的緊張關係？

A：這有兩個層面。一個是不安感，是流亡和仍在原居地的人，在不同背景下必須經歷實際且多層次的不安感。流亡的人必須在流亡中重建生活，並須接受流亡的事實。他們還須重建社交網絡、社會資本等，這些都需要情感勞動。第二點，是他們必須調節自己作為記者的情緒，因為他們的專業身分常常受到質疑和挑戰。流亡編輯亦需要面對在香港或敘利亞境內冒著生命危險工作的記者。你的道德責任不僅是反映他們的聲音，而且道義上你需要承認他們已作出或有潛在的犧牲。

我可以明白有論述指，當地記者或消息來源的聲音需原封不動表達出來。然而，聲音不僅僅是一種表達，也是一種溝通，在反思你在說甚麼、試圖表達甚麼，以及你想用這種表達方式達到甚麼效果，來嘗試觸及甚麼社群。那麼，你怎樣做才能使這種聲音有效傳播？這就是流亡編輯的責任。我認為編輯需要承擔起這個責任，接受當地記者內心所感受到的眾多壓力。我們對此表示同情，但也有責任提供更細緻的報道，並進行核實。正因為當地記者的犧牲是如此之大，且對新聞媒體的工作如此重要，不希望資訊就此被白費，所以編輯須盡力做好上述的所有工作。

Q：記者在報道一些倖存的民間組織時，會否無意中令這些組織招致當地政府打壓？我們應該如何解決這一道德困境？

A：當你報道一個如此脆弱和不穩定的社會時，你必須計算當中政治和道德的利弊，例如你為報道付出的政治代價是甚麼？這是否值得？作為一個流亡者，你必須作長遠打算。

Q：為了保護仍身處原居地的人員，媒體是否有一些衡量政治代價的標準？

A：如果我們談論的是保護消息來源，我認為你必須採取最安全的標準，即使只有最小的可能性會危及到消息來源，我認為你在出版前應該三思。至於在政治代價方面，我不知道可以如何劃一標準，這可能需視乎情況而定。

香港和敘利亞流散媒體中的語言張力

Q：您的文章〈羅賈瓦的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 in Rojava）〉提到，與政黨媒體立場相反的反對派媒體，往往會使用多種語言，特別是阿拉伯語，而不是給予庫爾德語重要地位。參照此例，就華語語系世界而言，香港媒體應該使用甚麼語言發布或出版新聞？我們是否須要與香港社群以外更廣泛的華語讀者建立聯繫？

A：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比較庫爾德媒體和香港媒體的差異，我有兩點可以回應。

一是庫爾德媒體已經有多語言和多種族的受眾。他們在阿拉伯語、庫爾德語、敘利亞古語或亞美尼亞語人士聚居的地區運作。因此某程度上，假若他們不選用這些地方的語言，反而會有一個根本缺陷。第二，是當地有一個更大的阿拉伯公共領域。他們參與其中互動，需要有一定的競爭力。

就香港而言，首先，我想中國大陸如此龐大、資金充足，而且有國家支持，香港媒體不可能通過出版中文雜誌帶來甚麼變化。

但我認為，在另一方面，即使香港媒體只在一定程度上主動與華語圈的其他讀者互動，但都有一個基本責任參與這個更廣的公共領域。參與意味著用不同的方言說話、盡可能翻譯多種語言出版。因為一旦你開始翻譯，你就開始在一個不同語言的語法及思考邏輯中重新思考問題，並試圖把它們翻譯成一個不同的範式，同時在該翻譯語言的文化領域中生產知識。在香港，你有責任參與、討論在中國大陸發生的事，無論你認為香港應否獨立，香港仍然是大中華文化體系的一部分。

又例如，無論你認為羅賈瓦應該是一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還是敘利亞的一部分。如果純粹按地理條件來看，羅賈瓦是敘利亞區域文化連續體（continuum）的一部分。就像香港不會一覺醒來，就發現自己在海洋的另一邊，它將始終是連接中國大陸。所以我認為，特別是從一個較小地區的角度來看，不斷與鄰近的大地區，或者和更大的公共領域接觸，是非常有意義的。

Q：這可能非常困難，政治上也很敏感，因為討論香港獨立等同從根本上拒絕承認香港與中國屬於同一個連續體。你會如何應對此問題？‭ ‬

A：我明白，而這是你經常看到的一種邏輯。這種敵對關係只能通過一方同化另一方才能解決，也就是由中國解決；只有當中國以某種方式消失時，你才能感到安全。對中國來說，她們可能會想香港以某種方式消失了，或者香港從未出現作為一個獨立實體的想法。但這並不反映香港和中國矛盾的複雜性。你可從政治民族主義的演繹，說香港和香港人的福祉只能通過獨立來實現，但說成要將這兩個領域之間分離，對我來說會變得難以理解、支持或認為可行，因為這否定了很多兩地歷史沉澱的聯繫。

Q：如果香港流散媒體用英文和中文雙語出版如何？這是否有必要？為甚麼？

A：這對敘利亞媒體來說已經成為必要，現時大多數敘利亞媒體都是以雙語出版，至少有部分報道是這樣處理。自‭ ‬2015‭ ‬年以來，這幾乎成了常態。

你須要從兩方面思考這問題：一方面是你的主要受眾群——敘利亞境內、流散或流亡在外的敘利亞人，你通過阿拉伯語接觸他們；在另一方面，你也試圖觸及不會說阿拉伯語的更廣泛的受眾。這也是接受資助所附帶不言而喻的任務之一。比方說，不管是丹麥、瑞典或美國的納稅人，他們政府支持的基金會共同資助了敘利亞媒體，理應有權閱讀這些媒體出版的內容。

此外，雙語出版也創造了一個有趣的機制，使得有些方面不那麼僵化。原因是假若你把自己局限於一個小圈子內，一個小小的迴音室（echo chamber），人們都說著、深信同樣的事情，你可能只會停留在同溫層，完全隔絕了與自己不同看法或有不同解決方案的人。而英文作為世界通用語言，你可利用它來接觸更多元的受眾，這也是敘利亞媒體一直在做的事情。

然而，我認為香港不同的是，她本來已有大量國際媒體的關注，但用英語出版還是有意義的，因為你必然能以此觸及到更多讀者。如果本地記者用英語報道香港的新聞，或將其報道翻譯成英語，這將是一個有趣或更立體的敘述方式。我認為，用英語報道將變得愈來愈重要，因為國際媒體緊貼時事動態，已經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情上，比如烏克蘭，故對香港的報道或關注減少了很多。用英語報道除了能吸引國際關注，在另一方面，因著中國和香港擁有悠久的移民歷史，有移民第二、三代，用英語出版亦可接觸到更大的觀眾群。這些讀者可能不太傾向與流散族群以同樣的方式思考政治問題，因為他們不是在同樣的條件、文化下長大，可能是在澳洲或美國等地成長，所以他們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構建命題，並以更創新和富有想像力的見解，助香港走出這種困境。

流散媒體在全球新聞業中的角色

Q：流亡記者使用的調查、收集資訊的方法，對全球新聞業界有何啟發？

A：我不想談論因果關係，但肯定有一些協同效應。你可以看到來自敘利亞或烏克蘭的流亡媒體之間，甚至在戰爭之前已經有合作。開源調查（OSI）新聞自‭ ‬2014‭ ‬年開始發展，這種調查方式可能借鑑類似流散媒體的報道方法。流散媒體也是外國媒體瞭解當地情況的其中一個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開源調查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合作模式，就是他們可以共同組成調查團隊。這是你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的流亡記者的合作中，可以看到的一個現象。因為在調查中，你需要瞭解本地情況及複雜社會脈絡的人。例如你正在查看香港某個街道的地圖，作為本地人，對當地有既定認知，自然能夠更熟練地看懂地圖。同一道理，這種對自身環境的熟悉，有助調查更容易得出一些結論或找到證據。

另一方面，大規模調查新聞的組織與流散記者也有很多合作。例如巴拿馬文件的有組織犯罪和腐敗報告項目（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OCCRP），這是一個全球調查記者網絡，人員分布全球。對於專制獨裁國家，記者可能無法在這些國家內自由行動，這時候主要的資訊來源就是流散媒體，他們作為當地和國際之間的重要溝通橋樑，發揮著重大作用。由於流散的狀況，流散媒體需要先進的技術，才能和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團隊營運媒體。流散媒體的整個編輯部呈「網絡分布式」。而這種網絡分布式新聞室，就是新聞業界中的一種創新實驗。我想，作為一個新聞研究者，你會發現這些創新的新聞工作手法最終會進入主流和精英新聞室。

新聞業的等級制度

Q：能否談談流散媒體在國際媒體生態中帶來的影響？

A：流散媒體在國際媒體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仲介角色，現在國際記者與流散媒體之間已經建立起了緊密的網絡。例如，前往土耳其報道敘利亞的國際記者，會利用在流亡土耳其的敘利亞記者的專業知識及人際網絡。這創造了一種授予流亡記者認受性（legitimacy）的渠道，使這些流亡記者的工作得到認可。但這仍然是相當階級分明的，如《紐約時報》記者在一般定義上，總比當地記者更具認受性。讀者和新聞界皆認為，這些外媒更可靠、新聞內容更真實，即使他們所發布的所有數據和信息，通通都是從當地記者中獲得的。現實地，這就是流散媒體在大多數情況下扮演的角色。

Q：你認為香港媒體是否應該更積極參與這些開源的調查性新聞網絡？這是否有助他們制定長期和作更具策略性的發展？

A：我認為這是必要的。對於任何流散媒體而言，你除了需要與所在國家的主流媒體保持緊密聯繫，但也需要與國際或跨國組織保持溝通，因為它們是更為友好的避風港。與美國或英國等地的主流媒體相比，這些國際新聞業界聯盟內部更理解流散媒體所面臨的流動性、困難和不穩定性。

Q：你能否詳細介紹這些跨國組織如何賦予流亡記者力量？

A：例如，在歐洲記者聯合會（European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或其他類型的記者工會，有一個敘利亞流亡記者聯盟作為觀察成員，因為原先擁有會員資格的敘利亞記者聯盟現在已經受政權控制。流亡記者一旦能進入這種體制結構，就會使流亡記者整體更具認受性。實際上，這亦令他們更容易申請記者證，允許他們在國際間穿梭和開展調查工作。

還有一些與就業和合作相關的例子：有一些主流、國際或地方媒體與流亡記者合作報道他們原居地的新聞。只是，這些例子很少，也不是常態。顯然，語言是一個隔閡，甚至有時候，工作流程也存在很大差異。此外，國際媒體在潛意識裡，可能不把流散記者當作真正的記者，就如剛才所提及記者認受性的等級制度。

另有一些更有趣的合作，是在大型媒體和媒體聯盟機構的層面之間展開，比如共同出版、建立聯合小型新聞室等實驗。Enab Baladi‭ ‬之前與丹麥一間主流報紙進行了一次實驗，並將它變成一個眾籌活動：他們共同創建一個新聞室，在一周內專門報道敘利亞的新聞。或者以《衛報》基金會為例，他們主要透過資助其他媒體為《衛報》開發內容，從而促成一些合作。但同樣地，這絕不是常態。而最主要的衝突在於流散記者往往被視為「幕後工作者（fixer）」而非真正的記者。

註腳

1‭ ‬Enab Baladi‭ ‬是‭ ‬2011‭ ‬年在敘利亞‭ ‬Darayya‭ ‬成立的非營利媒體，以阿拉伯語和英語出版。

2‭ ‬SyriaUntold‭ ‬為‭ ‬2012‭ ‬年成立的敘利亞阿拉伯語和英語網絡新聞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