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水》第九期編委答（二）

（編按﹕《如水》每期均會邀請讀者向編委直接發問各種問題。收集問題後，編輯部將加以整理，並轉交編委回應。任何人士均可發問，有意者可按此。）

讀者：如有天時地利，香港可以立國，人和方面可以怎樣準備？對在港或離散港人，公民教育在 2019 年全民覺醒後，進展比較緩慢，當然仍有非常多的有心人在努力，我也很鼓舞，但 mass population 對立國沒有基本想像，可能限制了其發展進程，編委們有甚麼看法？

Kennedy Wong：「你想要一個點樣嘅香港社會？」 ——立國想像與公民信仰

非常感謝讀者的問題！在寫這段回應的時候，立法會 47 人案件正在審訊，有當日的同路人變成污點證人，不論身在香港，還是流散各地的香港人都百感交雜，帶著苦痛、無奈、憤怒等。提到立國，不論現實的基礎，還是公民的想像，不少人在這個時候都會覺得絕望、沒有可能。與此同時，不少人會擔憂時間會慢慢磨掉香港人的群體性，更難以延續和交棒給下一代。這就是今天香港人的兩難。

再思「反抗共同體」

那麼我們先說說今天的香港人是如何找到聯繫方式。自 2019 年，不少人會提出，香港人團結的原因是痛苦與反抗。用梁繼平的說法，這是「痛苦的共同體」。他參考的是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對於國族（Nation）想像共同體的理解。在 2019 年 8 月 16 日一場遮打花園的「英美港盟　主權在民」集會中，梁曾經講到「所謂的共同體，就是能夠想像他人之痛苦，並且甘願彼此分擔的群體」。面對痛苦而產生的情感意識，可以跨越某程度的分歧，以做到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篤灰、不割席、不分化」。諸位讀者活在今天，回望這些口號，難免會百感交雜。

其實，近來轉為「污點證人」的區諾軒，早前才和其他學者出版了一份在他入獄前合寫的學術文章，題目為 Cooperate But Divided at Heart 。當中正提及不同路線、互相抗衡的人，可以在極權下互相合作。這也是馬嶽描述的「反抗的共同體」，是經過眾多社運事件交疊而成、具備情感力量的一群「人」。其實，中國共產黨時常高舉的「外國勢力」馬克思，他的《資本論》也認為，工人可以透過共同的被壓迫經歷（例如書中提到的「異化（Alienation）」）來團結成「反抗的共同體」，從而推翻權力階層。

但這就是國族嗎？讀者問的「人和」及所謂「立國想像」問題，其實道出這種以「痛苦的共同體」作為根基的困境。這恰恰反照在今天的「香港人」群體身上。

道理很簡單，「反抗共同體」只假設了這個世界有兩種「力量」，維護權力和反抗權力。因此把社會上的人，重新劃分為「好」與「壞」，「朋友」與「敵人」。而群體中只會想像「我地唔想要一個點樣嘅社會」，對於「我地到底係點樣」其實沒有作出太深入的討論和思考。因此，群體中很容易就會出現「敵人太強大，唯有打自己人」的情況。這句說話不是我發明的，是由一位流亡海外的媒體人告訴我。當時這位媒體人就是慨嘆，當出現分歧的時候，一些人就把反抗極權抑壓的情緒，倒灌在一些自己不同意的「自己人」身上，令群體出現互相拉扯的惡性循環。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1.0

試想想，「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是一種有效梳理分歧的方法嗎？不，這只是一種相對消極的暫緩應對方法。但這種消極的方法，卻能夠在街頭運動上帶來非常重要的啟蒙作用，就是清楚地告訴每一個抗爭者放低理念矛盾，要對準政權，然後憑著自己擅長的領域尋找崗位。

的確，2019 年的香港人透過許多不同的口號，在街頭上至少塑造出一種團結性。今天的政府和委任法官，針對「光復香港」的煽動性問題，也是在針對這種「聚眾」力量所作出的打壓。但不少人都會認同，現在香港人所面對的局面，是任何本地街頭抗爭都充滿代價，而血肉的痛苦、警暴畫面已成為歷史，隨之而來是日復一日的審判、抗爭者孤獨面對的收監，和一些沒有盡頭的流亡。在這種情況之下，如何談「立國想像」？

其實，「痛苦」只能支撐「反抗的共同體」，難以建立具備國族性的「想像的共同體」。我自己的研究有部分是在反思，一齊「反極權」其實不等於共同擁抱「民主」，不等於擁有共同「文化」，也不等於共同產生對「開放」公民社會的想像。反過來說，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努力建立「香港人」的新定義。

就例如，九十年代的香港人，可以用「恐懼回歸」來形容；2008 年（北京舉辦奧運的一年）的香港人，也許可以用「擁抱祖國」來形容；而過去十多年的「香港人」，則可以用「反抗與痛苦」來形容；至於今天與未來的香港人，「立國」實在遙遠，反而應該要思考「未來，我們想要一個甚麼樣的社會形態？」並以此形容我們的群體。

積極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2.0

這種「未來」想像不是要空想發夢「立國」、活在平行時空；或忘記過去，將現在受苦的人置之不理。反之，是我們如何透過現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行動和組織方式，尋找一種更高層次的未來社會基礎想像：一個社會一定不只有政治集會和國會工作，還有很多民間和文化的工作。今天的海外港人，確實就在舉辦不同的文化展覽、音樂會、食街、畫展、電影放映及宗教集會等。我們不應該要求每一個人都有一種「政治性」的行動綱領，而是應容許更多非政治性的活動，使其變成「香港人」的「軟實力」（Soft Power），一方面從群體內部凝聚更多參與者，另一面則對外輸出，抵抗外國把所有黃皮膚的香港人、臺灣人等，都當成 Chinese 的錯誤認知；第三方面，讓本地和海外港人看見在非政治行動上有共同參與的可能。例如海外港人飛回香港支持香港足球隊、音樂節，又可以有海外團體邀請在香港本地搞音樂、電影、藝術的人，到海外進行交流。

這種「積極的兄弟爬山」方式，不必刻意要求所有人都討論何謂立國想像，只需感興趣的人繼續努力討論、思考和尋求共識。而對一些不積極參與政治的流散港人來說，他們需要的是一種可以「落地」的生活信仰。因為實際上，「立國」是非常遙不可及且耗費心力的想像。因此，莫論跑道，今天的本地和海外港人，都應該要一同建立這種香港人的「信仰」模式。

二百幾年前，哲學家盧梭提出一個概念叫 「公民信仰（Civil Religion）」，在近代社會學發展出一個群體行動的概念，那就是人透過實踐（Practice）產生一種對道德和政治信念的共同性，從而建立群體的基礎。

這裡的意思是，「光復香港」作為一種信念，可以很遙遠，群體中可以對這想像有分歧和落差，難以達成共識。當然，不少人會認為，相關討論仍然需要持續，容讓不同的人知道彼此之間不同的理解和出發點；這也會是在光復一天，須要處理分歧的重要基礎。但對於更多的本地和海外香港人，「光復香港」不應只是一種口號式的信念，而是一種實踐的生活方式。

「感動的共同體」信仰

「今天我把這份工作介紹給你，不是因為我可以得到回報，或要求你做甚麼政治行動，而是我想讓你都知道，我們都是香港人。」這是近年我聽到最接近「公民信仰」的說話，就是要把很高深的政治信念，落地深耕，化在每一日的生活中。不必高調說出政治取態，但經歷的人會看見這種政治帶來的動力。

雖然時代很黑暗、世途險惡，有時就像填詞人黃偉文在盧廣仲《勵志論》所說「路見不平仆街」，一方面，幫了人卻被陷害，一起共事卻被出賣；另一方面，漫長的光復路上難免崎嶇不平會跌倒。但無論如何，我們依然可以選擇我們的人生。如果希望社會有天能改變，不論你思考的是怎麼樣的「光復」，我們都必須先要有一種生活形態的想像同實踐。

如果香港人曾經被 2019 年地鐵售票機上的「散紙、銀仔」感動，那麼我們當今的問題，不是要懷緬過去的美好，而是要看清今天仍在受壓迫的人和香港人在各地流散的處境，思考如何將這份「感動」延續並實踐下去。因此，就算今天「我」和「你」只是一起在修讀一個課程，好讓自己未來更容易找工作，但我們基於大家都是香港人，萍水相逢、定期食飯，在一起互相關心幾年後，建立到一份關係，這已經是在白色恐怖年代很難得的緣分。

一個社會，因為有人，才有希望。政治，因為有感動人心的「公民信仰」力量，才可以從艱深難明的行政操作和憲法原則，走入群體和生活的共同經歷。我們要繼續思考，如何在尚未立國（State）之先，就在生活中建立出一種「公民信仰」的民族性，還可以容讓我們的下一代，以及當地社會的其他人，經歷這些「感動」和加入我們，製造一種積極且遍布全球的「兄弟爬山」共同體意識。

所以，最簡單的回應，應該是不要介意所謂「Mass Population」沒有政治性的立國想像，反而要努力尋找維繫不同關係的方法，讓在做不同工作和崗位的香港人，在生活中繼續維繫我們透過「香港人身分」建立的「群體性」，假以時日，這些網絡就會產生翻天覆地的影響，組成更強大的「香港人」國族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