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研究」在英國
「為甚麼你要研究這可怕的政權？」
作者簡介﹕80 後學者
2020 年，《經濟學人》曾經有過一篇文章提到一個小故事﹕從事中國研究的英國人 Phil Entwistle 博士畢業後受聘於一家愛爾蘭大學，創辦中國研究課程。教授內容包括中國政治、歐中關係，文化和宗教等。教學範疇並無特別，大多地方研究（Area Studies）的題目都是這些，但就因為那是「中國」研究，Entswistle 的許多同事都對他表示質疑。
「他們問，『為甚麼你要研究這可怕的政權？你看看那裡正在發生甚麼事，我們可不想與中國有任何瓜葛。』」
三年後，Phil Entwistle 去了做獵頭公司。
今年 3 月，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 HEPI）發表一份題為 《了解中國﹕英國學校與大學的普通話及中國知識教學概況（Understanding China: The study of China and Mandarin in UK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的報告。報告作者 Michael Natzler 訪問了超過四十名業界相關人士。他告訴《如水》 ，訪問中類似 Phil Entwistle 的故事亦時有所聞。
「中國政權很壞所以不要研究它」——這種想法確實不罕見。不少人會有種印象，覺得投身「中國研究」多少暗示某種「親中」傾向。而這印象也不是全無道理。首先，研究一個地方或多或少暗示你對那個地方感興趣；其次，要研究中國往往需要和中國政府打交道，這重關係可能反映研究員與中共關係良好；再者，中共官方論述一直很支持外國人（以中共認可的角度）「認識」中國。當 Natzler 發表的報告提到英國的中國研究發展不理想，令英國人對中國的認識未能應付時代需要，中國官媒《環球時報》隨即發表一篇題為〈英国报告：我们对中国的认知竟然是这样的！〉的文章，引用該報告大談英國該增加對華理解。投身中國研究不就正中北京下懷？
然而直接將「中國研究」等同「親中（共）」顯然是錯誤的。以英國為例，對中國的研究可以追溯至近 5 個世紀前，那時候別說毛澤東，連馬克思都未出世。西方的中國研究課程不會找到像中國大學那種歌頌共產黨的政治課，也沒有香港高等教育新興的國安法課程。以英國劍橋大學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學士課程為例，四年課程首年專攻中文，第二年主要涉及中國歷史和全球化等，第三年會在中國留學（北京大學或中國海洋大學），第四年則教授中國藝術、視覺文化和語言學等。
上述是就學士而言，至於真正做研究的研究生、學者，選取的題目則包羅萬象，從四書五經到東風導彈無所不包。儘管如此，打正旗號懷有政治目的歌頌中國的論文也是少之又少，若不是沒有的話。
到底西方是怎樣研究中國的？學術界是抱持怎樣的理念從事「中國研究」？也許對香港讀者來說，更重要的是，香港人應如何看待中國研究、尤其是它與香港的關係？今期《如水》 專題將以英國為例，透過文獻回顧、學者和學生訪問，嘗試解答這些疑問。只選擇英國作討論對象，是因為每個地區的中國研究都稍有不同。基於其帝國主義歷史，英國在西方諸國中，中國研究歷史相對悠久。許多世界最優秀的中國研究相關期刊也在這個國家出版，包括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The China Quarterly，以及 Modern Asian Studies。
雖然只是論英國，但讀者仍可憑本文窺見西方中國研究的面貌。然後，你可以選擇支持 Phil Entwistle，或他那對中國研究深痛惡絕的愛爾蘭同事。
英國與中國的最早接觸可追溯至 16、17 世紀。原因除了許多人早已熟悉的傳教士來華，海外華僑也扮演重要角色。這是因為西方國家的亞洲殖民在東南亞諸國要比中國早許多，故當時與西方國家有較多交流的「中國人」，不少是東南亞華僑——「中國研究」與地理上被稱為中國的地方，關係其實可以很疏離。
1815 年至 1823 年間，由基督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於澳門出版的《華英字典（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是世界首部英漢－漢英對照字典。這部字典可說正式打開英國的中國研究大門，畢竟對不諳中文者而言，中文就是研究中國的最大難關。
當時英國人之所以研究中國，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實際需要﹕不是為傳教就是為做生意，要不就是跟中國官員打交道。隨著兩國交流漸頻（或說大英帝國主義擴張），1837 年，也就是鴉片戰爭開打的前兩年，倫敦學院大學（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聘請 Samuel Kidd（1799-1843）擔任英國史上首個大學中文教授。其後，倫敦國王學院、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亦先後成立中文系。這些變化都是發生在 1900 年以前，因此可以說 18 世紀尤其是中後期，是英國的中國研究萌芽期。
英國的中國研究其後發展仍然務實。20 世紀前半的戰爭令英國需要大量通曉中文的人才，政府回頭一望才驚覺國內老師短缺，決定進一步推動中國研究發展，亦因此培育了不少漢學家，為其後這領域的發展打下基礎。
1960 年代以降，地方研究在學術界日益流行。這類型研究（較多被稱為 Chinese Studies 或 China Studies）側重社會科學及跨學術領域的方法，以當代中國（其時正值文革前後）社會、經濟與政治為主題，以區別於以語言、文本與歷史的傳統中國研究（較多被稱為 Sinology）。
與此同時，英國的中國研究卻開始失卻動力，原因有三。首先，功利思維仍然主導中國研究命運，而這一次效果是負面的。戰後，英國對中文翻譯的需求明顯減少。國共內戰以及中共於 1949 年建國，屬資本主義陣營的英國難與華建立學術與商業關係；台灣其時在國際間影響力微；香港則在學術上剛起步（中文大學也是到 1963 年方成立），英國鮮有利益誘因推動中國研究。
其二，文化大革命等連串政治事件令西方學者難以進入中國調查，中共對知識分子與言論自由的打壓亦令文獻銳減。西方學者就連寫信給中國同行，都有可能會害收信人遭算帳。無法知曉中國內部情況，加大西方學者研究難度。
其三，冷戰時期社會政治立場壁壘分明，學術界亦受影響，不少人將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與推崇毛主義扣連起來，對毛澤東趨之若鶩；而弱弱提出文革中國真實景況的學者則不時被扣保守、親資本家的帽子。政治先行的意識形態，令嚴肅學術發展難以推行。
文化大革命於 1976 年結束。中國國內狀況改善，上述負面因素褪色。資訊日漸流通，更多英國人可以透過電視接觸到中國，提高了他們對這個國家的興趣。1978 年以降中國改革開放亦令西方有更多機會接觸中國市場。無論各地，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往往會帶動學術界的研究興趣。這除了是因為這些國家在國際舞台的曝光率增加外，亦出於客觀原因﹕商機處處令社會對「中國通」的需求增加。嶄新的政經氣象令英國的中國研究再度起航。
中國研究一直發展。直至近年，在英國地位舉足輕重的英國漢學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BACS）調查才顯示，2017 年以來英國大學修讀中國研究的學生逐年減少。類似現象在澳洲與美國等地方亦有發生。
為甚麼會下跌？原因之一是習近平 2012 年上台後，中國再次變得封閉。中國研究專家裴敏欣（Minxin Pei）曾稱現在是「毛時代結束以來最困難」的時刻。西方學者在中國比以前更難取得簽證、安排訪問、查閱資料庫。2018 年一項調查顯示，過去 10 年三分一受訪的西方及香港中國研究學者曾被拒進入中國或閱覽其檔案庫。接近十分一人指他們曾被邀「喝茶」。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坦言，許多學者都勸他們的博士生最好避免研究中國。
此外，孔子學院風評不佳亦有關係。英國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今年 3 月發表的報告指，現時全英國共有 29 家孔子學院。學術研究需要龐大資金，但當這些資金是來自孔子學院，學者難免要受政治干預，外界對其研究成果印象亦會大打折扣。一名現在從事中國研究的學生就對《如水》說﹕「孔子學院的 PR（公關）做得太差，大家都知道它是怎麼回事，很多本來可能對它較友好的人都不想與它有瓜葛。打從一開始，這件事已被學術界唾棄。」除學者外，學生亦會因孔子學院的形象考慮，避免在該處學習中文。
第三個原因則是整體社會對中國的反感。「有關一個地方的學術研究要健康發展，其中一項要素就是國民對那個地方的印象要好。我認為這也是中國研究面對的問題。」Nazler 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調查顯示，在英國，多達 69% 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印象，持正面印象的只有 27%。在這樣的氣氛下，別說學術，還能令英國人印象稍佳的「中國」事物，可能就只有中餐。
在這樣的環境下，仍在英國從事中國研究的人，到底在想甚麼？
2022 年 7 月末的一天，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畢業典禮的日子。鳥雀呼晴的午後，白髮蒼蒼的 Timothy Barrett 教授徐徐步入校園。到處都有老師與學生拍照，但不久前才自武漢肺炎康復過來的 Barrett 教授返回 SOAS，僅是為接受《如水》訪問，而非慶賀門生畢業。
畢竟他已八年沒有任教。從事中國研究的他是 SOAS 名譽退休教授。1960 年代開始已投身中國研究，可謂英國中國研究歷史的見證人。當然 60 年代前的日子他無法親身體會，但其著作 Singular listlessness: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1989）還是談到了許多當時英國中國研究的史事，此書到今天仍被視為英國中國研究史的經典。
Barrett 對中國的興趣可追溯至中學時代。當時接受傳統英式教育的他在校要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很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教育，對他而言卻是「不道德」。
「儘管我學習有關歐洲的一切，對世界其他地方卻沒半點理解。」他說。「過去 50 年，基本上我所做的就是彌補自身教育的紕漏。」
在這邏輯下，他也可以研究非洲、中東以至東南亞。然而 Barrett 卻選擇了中國。箇中原因他自言是「巧合」﹕因他父親是在埃及長大，說得一口流利阿拉伯語，Barrett 不願自己的學術生涯要與父親比長短；其母家族則曾參與印度殖民統治。「如果我想令自己不用承受殖民罪疚，那就得往更東的地方去。」加上他總是念念不忘以前居住的城市碧仙桃（Bristol）那家藝廊，收藏許多宋青花瓷——「中國研究」就是這樣選出來的。
Barrett 在劍橋大學修讀中國研究。1971 年畢業，其時中國正值文革，外國人幾乎不可能前往考察，台灣的學術環境亦不理想，結果 Barrett 去了當時能有效研究中國而又最近中國的地方——日本。
作為東亞國家一員，日本與中國關係非比尋常。
「其實劍橋的中文課程就是在日本學生要求下成立的。因為以前在劍橋，所有畢業生都須要學拉丁文。日本學生就說﹕拉丁文不是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拉丁文』是中文。我們可以考中文嗎？」
1978 年，Barrett 在美國耶魯大學取得佛教研究博士學位，在劍橋任教至 1986 年後，於 1994 年轉職到 SOAS，直至退休。
投身中國研究超過半世紀，Barrett 對英國的中國研究印象也是功利先行，上至政府，下至學生，都是一樣。他直指社會上有好些人研究中國，目的只為賺錢，或做個「業餘中國人」，「食中餐、學太極，也許還來一點書法。祝他們好運。」
Barrett 提到了 Natzler 撰寫的報告。報告中有一個表格，羅列 2017 年以來英國不同團體認為應該加深對中國認識的原因。英國文化協會認為民眾通曉中文對「英國脫歐後的戰略利益」有利，皇家國防安全聯合軍種研究所認為認識中國能令英國更能區別中國的「合法影響」與「非法干預」，英國外交政策組指加強關注中國語言、社會等，有助建立可持續的英中關係……
「翻閱整份 Natzler Report，你看能否找到一些說法，認為中國值得研究，因為她是造紙術、活字印刷與火藥的發源地？」Barrett 指 Natzler 的報告某程度上是有缺憾的（flawed in a way），因為它過於強調市場，「卻沒有人想過，亞洲研究，當然包括中國研究，應當作為一種學術興趣（Intellectual Interest）存在。」（Nazler 回應指，他亦認同中國研究可做為一種學術興趣，只是他指，比起學術興趣，現實性問題如英國國家安全，更能引起執政者的關注）。
Barrett 認為，包括他自身在內，仍有不少中國研究學者是將中國看做「一整個文明」去學習。
「她擁有許多紀錄，可追溯至許多個世紀，能夠給你截然不同的人類經驗，讓你能夠反照自身」。
可以預料，由這種角度看待中國會引來質疑。首先，今日的中國到底與那「一整個文明」的中國，還有多大關係？其次，那「一整個文明」的中國真的對我們當下的生活還有意義嗎？
這些質疑讓 Barrett 想起文革。雖然這段日子的思潮連鄧小平後來都批評為「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但或許它也令西方人不自覺接受了中共一套說法，即那應破的「四舊」，包括孔孟、老莊、朱熹、王陽明等學說，以至中國民間婚喪風俗，都是「腐朽的、反動的」，不應該與共產黨新中國相提並論。新中國只與馬克思主義有關，要研究今日中國，也只能從馬克思的框架去做。
Barrett 形容這思想在學術上是「侷限的（limiting）」。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知識論的問題。中國的那套馬克思主義 . . . 總是假設他們知道甚麼是『正確』。. . . 中國政府的失敗也在於此，他們總是覺得要教導人民何謂正確。」
而事實是，研究中國可以有許多方法和觀點，不必假設只有今日的中國，或中共，才值得研究。即便是「中國研究」的「中國」，已經有萬千種意思。古典的「中國」肯定不是指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這個國家於 2019 年才剛慶祝成立七十週年。Barrett 認為，重要的不是爭辯「中國」到底是甚麼定義，因為其定義不可能只有一個；重要的是，自由。學術自由。
「關鍵在於，不要認為任何中國，無論是文獻描述的中國，或文化上的中國，都可以被一刀切為一個明確的實體。」
如果有學生問 Barrett 從事的「中國研究」，到底是哪個「中國」呢？
「我會說，中國就是你讀中文時看見的那個中國。」
這種對中國的理解，令人聯想到近年「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討論。中共不斷呼喊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而批評者則指責說，根本就沒有所謂「自古以來」的中國，遑論領土。
訪問中，Barrett 亦運用其中國歷史知識，如數家珍地解釋「中國」不是一個自有永有的整體。比如中國北方就曾多次被不自稱「中國人」的民族如契丹統治。就連「中國」這個字，古時也不是今日「中國」的意思。Barrett 曾在明朝典籍讀到這個詞語，但它是用來形容明帝國與西藏的關係，而非將之視為自己國家的稱號⋯⋯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all history is contemporary history，語出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采）。有關『中國』的問題，到今日仍然存在。問題是，你要如何運用這些知識？」
此外 Barrett 亦提到中國研究對港人流散社群的實際作用。2021 年，BNO「5+1」移民途徑正式開放申請，英國的港人社群急速擴大，Barrett 認為中國研究由此會變得日益重要。他提出的例子是其女兒的親身經歷﹕Barrett 的女兒是勞工法律師，一次她要代表一個信奉道教（或最少類似於道教的民間宗教）的男子上庭。這名男子在英國某公司上班，有日老闆交給他一項差事，但這男子基於道教原則，擔心按老闆指示做會「畀天收」，因而拒絕遵從，雙方不歡而散，鬧上法庭。英國法例有保障這類因宗教理由而無法進行某種工作的人，然而，由於法庭對道教陌生，辯護過程困難重重。
「就因為你在大學不會學到關於道教的知識。」Barrett 說。他指，BNO 赴英的港人中，雖然有不少是基督徒，但也會有道教徒和佛教徒。若英國社會對這類文化缺乏了解，長遠而言可為港人融入英國帶來負面影響。
問題﹕若真從香港人為本位出發，為何不直接做香港研究，而要講中國？
學者 Guldana Salimjan 去年曾在西敏大學（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發表博客，談到中國研究學者可能會不自覺在其學術領域形成某種核心，同時將新疆、西藏等少數民族邊緣化。同理，當香港只能作為一個小組討論（Panel discussion）議題存在於中國研究學術會議，會否在意識形態上形成一種層級架構，變相默認香港為中國一個次要的部分？
港人阿泰（化名）現於英國某中國研究相關學院修讀博士學位，其畢業論文題目涉及香港、台灣與中國三地。他亦有在校內任教部份課程。阿泰指，「香港研究」在國際學術界注目程度偏低。雖然這領域已有一些相關學會，例如 Hong Kong Studies Association 和香港學會（Society for Hong Kong Studies），但整體參與人數仍然較少。此外，獨立的香港研究課程在英國也是絕無僅有。
「這些課程很重要，因為吸收新學生對一個學術領域的可持續發展是關鍵。」
就算 2019 年的抗爭確實為香港增加不少曝光率，但學術上的助力始終有限。
「對香港人來說，香港當然很重要；但始終都要接受一個事實，就是世界上很多觀眾眼中，香港可能只是一個 specific case。你很難說服他們為甚麼一定要了解香港。」
在學術界尤其是地方研究，一項研究的價值某程度上與其普遍性（Universality）有關。固然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不同地方發生的事各有不同（Specificity），但研究員仍須找出個別案例能與其他個案對話的元素，否則便難向其他人證明其研究的意義。從殖民時代、主權移交、一國兩制到今日的國安法，香港的經歷是非常特殊的，正是這種特殊性，讓其他地區較難向香港借鏡，令香港研究因難以在學術界發展。
類似的例子是台灣。有趣的是，如今台灣研究比香港研究蓬勃得多。雖然半世紀前台灣研究基本上是聞所未聞，有關台灣的研究也僅隸屬中國研究，但從九十年代開始，研究台灣的學者開始增加。2018 年，學術界出現第一份台灣研究的國際性跨領域同儕審查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現在世界各地不少中國研究學院亦有專門探討台灣的內容。
只是這條路，香港研究不容易參考。這除了因為台灣研究比香港研究早起步外，也涉及實際的問題﹕錢。
「多錢就可以做更多研究。」阿泰說。「台灣政府一直投放許多資源推動台灣研究以作為她的軟實力，讓世界透過學術認識台灣。政府教育部、外交部、台灣民主基金會、蔣經國基金會等，都放了許多錢支持世界各地的學校建立台灣課程、辦台灣活動。我認為這是台灣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是香港為何難以照辦煮碗就昭然若揭﹕礙於政治問題，你很難期望香港教育局、「外交部」，以至某個「香港民主基金會」，會推動國際上的香港研究發展（而不是用類似於孔子學院的模式）。
如果說香港研究有甚麼需要向台灣研究學習，那可能是，學習如何利用中國研究作為跳板。阿泰指，儘管台灣研究已頗成熟，仍有許多學者認為台灣研究不必完全脫離中國研究。
「因為你要吸引新學生 . . . 而對很多人而言，學中文的主要地方仍然是中國研究學科。」而與台灣同樣，就算政治上是否認同香港是個獨立的地方，事實是對許多西方人來說，了解香港之前無疑先會認識中國。
「大環境始終是關心中國的人比關心香港多很多，如果把香港列入 China Studies 能夠令更多人認識香港，或者令香港研究接觸到更多人，我不介意。 」
即將畢業的阿泰明白今後在學術界繼續研究香港的困難──遠比研究中國難。
「其實也不只是香港和中國的問題，基本上研究小國和研究大國之間都會有這種差異，這就是政治現實。」
儘管如此，阿泰仍研究香港。這是基於他本人信念。
「既然我研究香港和台灣，當然是因為覺得她們重要，亦希望其他人與我有同樣想法。」
而另一方面，Michael Nazler 談到其報告未能觸及的一點是 BNO 港人可以發揮的角色。
「從香港來的人可不可以教大家（英國）怎樣了解中國？畢竟他們有這麼多知識與經驗可以分享。」
無論在中國研究框架下講香港，抑或讓香港人講中國研究，都似乎說明學術上香港與中國無法劃清界線。而中國研究也不是一些人想像的「親共」。事實上英國鮮有中國專家會不問情由盲撐中國。就香港國安法實施一事，英國漢學協會也有發聲明、簽聯署，表明擔憂新法對學術研究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近月英國進行首相選舉，兩位候選人辛偉誠（Rishi Sunak）與卓慧思（Liz Truss）均對中國開大火力猛轟。Michael Nazler 說﹕「如果他們對中國強硬，很快就會看到我們 . . . 在中國研究方面的專家不足，需要投放更多資源。」
「對華鷹派，對華鴿派……沒有一派會說我們不需要更了解中國。他們可能會在如何了解的問題上有爭議 . . .，但基本上關心中國的人都會認為，英國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太少人研究中國、深入認識中國與中共的關鍵要素。」
──那如果有人問你，「為甚麼要研究這可怕的政權？看看那裡正在發生甚麼事，我們可不想與中國有任何瓜葛」，你會怎樣回答？
「無論你覺得某些事情很可怕所以想改變它，或覺得很了不起所以想保留它，首先要做的不都是理解它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