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香港峰會——溝通困境、身分認同、路線抉擇

Hong Kong Summit 2023 是反思的時候。

經過上年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HKDC）與 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SWHK）一同合辦首屆 Hong Kong Summit（香港峰會），HKDC 團隊今年再次在美國華府舉辦第二屆香港峰會。今年的峰會除了有美國港人參與外，亦有來自英國、加拿大、臺灣、日本、德國、愛沙尼亞共 7 國、25 個城市的香港人千里迢迢赴會。國安法至今已過 3 年，海外港人社群在 2019 年支援在地抗爭、2020 年開始接收流亡與移居外地的港人、2021 年重新經營被政權打亂的生態網絡、2022 年逐漸找到生存、落地的節奏，於是在 2023 年，在經歷初步「災區重建」及解決即時需要後，大家不得不面對較長遠而有關「香港人」於海外應該及可以如何生存、續命及自我圖強的問題。

雖然 HKDC 在 2019 年的建立，本是作為香港本地運動的一個延伸¹，只專注美國本地倡議工作；但隨著國安法實施，公民社會瓦解，還能倖存的組織不得不重新適應及尋找新的定位。隨著 HKDC 於 2021 年下旬的班底改組，新團隊開始擴展機構的工作方針，在更多方向建立倡議工作的根基，因此開始協助凝聚在美香港社群，亦多角度建立港人的海外政治本錢，確立 HKDC 的三個工作基柱：政策倡議、研究與教育、社群凝聚。HKDC 除了倡議美港雙邊及多邊政策關係轉向、救生艇方案、制裁，亦花不少時間整理、發布多項為推動政策的研究報告，如披露經貿辦的銀彈政策如何干預美國政壇。面對海外社群經歷政治動盪調整的蘊釀期，縱然團隊在資源和人手壓力緊拙的時空，仍希望嘗試透過整合現存的人力及網絡，為社群開拓更多商討空間；所以我們亦堅持在繁重的倡議工作外，肩負上社群共生共榮的責任，希望促進內省、自強、擴闊社群網絡的工作。這是籌辦 Hong Kong Summit 的起始點。

Hong Kong Summit 是三日的閉門會議，專注在三個方向：第一，提供平台予與會者制定個別工作範疇的來年策略；第二，開展平日在網絡上未能充分展現，但又深刻影響社群的討論；第三，促進與會者與華府及國際外交政策圈子的交流與合作，是次峰會有兩黨、兩院不同議員（如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Speaker Emerita Pelosi）、美國國會與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史密斯（Chairman Christopher Smith））、聯邦調查局（FBI）成員、各大國際人權組織主管、智庫成員、不同海外族群政治領袖到場與會眾交流觀點。

三天時間忽忽而過，固然未能讓每個人都盡訴自己想法。而 Hong Kong Summit 始終有人數限制，不是每人都可以到美國赴會，所以誠言，當中的討論不會、也不可能全面代表或反映今天海外港人社群的眾多想法與處境。不過，由於參與峰會的人絕大部分是海外流散倡議組織成員、在地港人社群搞手、流散媒體工作者、政策研究員及學者、各議題工作組的主事人或執行團隊，峰會討論還是目前較能聚焦各家各派想法的一次思想交鋒。及後，HKDC 將會發布有關峰會內容的報告，記錄各個環節的討論大要。但作為籌辦者，在經過三日與各與會者的相處後，亦有一些觀察與反思，可以在此與《如水》讀者分享（註：由於場內須遵從 Chatham House Rule，所以在引述與會者時，會稍隱去不同背景描述）。

所謂溝通，溝埋一齊就通？

往年與今年峰會最顯著的分別，是從一個美國港人社群峰會，變成一個全球港人聚首的政治方針初探峰會。

在剛開始設計今年峰會的形式與討論時，團隊內部參照上年的會眾後續意見，希望今年能夠有更多閉門討論的機會。所以我們除了在個別環節協助參與者拓展各自的政治網絡（如開幕晚宴、四個工作範疇的研討會、在國會山莊與兩黨、兩院議員見面）外，其餘環節都希望設計一套能打開不同地域港人討論的方式。

要進行這樣的討論並非易事。畢竟不少參會者即使過去耳聞其他區域的活躍港人名字，卻未必曾經相見；或者有些人一直「單打獨鬥」支撐所在地的香港倡議工作；又或者有些人雖曾見面但已多年未重聚，籌委都難免擔心，突然讓百多個內心充滿不少情緒與想法的「網友」放在同一個物理空間，溝通上會有暗湧或熱情難耐的狀況。所以在峰會之前，籌委有諮詢過去一年參與了其他幾個閉門峰會的人，聽取其經驗和反饋。我們聽到其中一個較為深刻的反思，是一些身處不同地域的香港人在這些會議中都難以找到順暢的溝通方式。言下之意，就是「雞同鴨講」。明明大家都是香港人，都在講廣東話，但總是一句起、兩句止：甲描述了自己的政治經驗與現行工作，乙也同作分享，但總是不能把話題延續，或找不到溝通的目的和方向。

「我在臺灣，你在英國，在臺灣的香港人連是否能夠繼續居臺都未確認，你已經在討論如何讓下一代在英國上中學。我不清楚你的目標群眾及從而引申的計畫，也不知道我與你溝通有甚麼意義。」

聽到不同會議參與者反映這種「本來滿心期待但卻未能達成」的溝通，除了令我們想到跨國聯繫工作上的難關，也令筆者稍有擔心，未來是否會出現幾個平行存在而不能互相 synergize 的「香港社群」？

憶起過去一年在美國與不同社群互動的體驗，這種懸浮未明的聯繫性似乎不只是國與國及地域分隔而面臨的溝通挑戰：

上年度與 SWHK 合辦的首屆峰會，籌委以美國港人社群為峰會凝聚的目標群組。我們希望能夠在實務及操作層面，促進各參與者討論期望建立的美國港人社群平台。討論過程中，我們嘗試量化一條較複雜且非常天馬行空的問題—邀請參與者以 1 至 10 作評分，詢問他們希望擁有一個比現時更中心化（centralized）還是更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協作平台。互動結果是上年約一百名參與者平均傾向想要一個比其時稍為中心化的平台，但又不希望建立一個非常中心化、自上而下（top-down）的平台，例如立即成立流亡政府。於是，過往一年的美國港人社群開始多了一個百人交流平台，亦在平台延伸出幾個聚焦特定議題的工作群組。這些工作群組協調各組織推動不同的倡議計畫，亦頗有成果。例如他們群策群力推動美國港人 DED 救生艇政策續期，又舉辦香港經貿辦示威與推動《香港經貿辦審查法案》等。我們在過程中嘗試與眾人共同推動、凝聚、勾勒政策倡議的方向共識，又協助一些單人搞手獲取資源及實務協作，期望能夠更有效地動員在美港人社群的整體政治力量，提升香港人在美國行政、立法層面的倡議實力與政治效能。過去一年，這種平台式的合作在實務上有其政治效用，亦令美國港人社群在政策倡議之領域有所斬獲。

然而，在實務上找到新方式後，隨之而來衍生的新問題，就是當平台帶來更多人與人的溝通時，自然會出現分歧與爭執。當然，有人的地方必然有分歧，而多人的地方也自然有更多分歧，這是無可避免的。但在跟進與理解某些分歧的過程中，我開始發現，即使看似是基於工作手法、情緒表達、政治主張的表面分歧，2023 年的香港社群似乎比起以往幾年，更掙扎尋找基底的 common ground，亦同時更難定義誰算是「自己人」、「盟友」、「同道中人」。在本年 3 月，HKDC 團隊著手舉辦在美香港人城市論壇，以紐約市的港人社群作第一個試點。討論期間，我們發現二十多人的社群成員也出現迷惘時刻，在存在分歧與差異的氛圍下，究竟誰是合作夥伴？誰是我們的對象？是否能吸納當地非港人居民成為香港社群的一部分？為甚麼有些以前出席示威場合的與會者不再出現，或開始抗拒擁抱香港人的身分？

以往說的「香港人，加油／報仇／建國」，這些「香港人」在 2023 年是誰？又在哪裡？

懸浮的「共同體」

每當香港社群面臨動盪，外部剌激將各人的情感一下由潛意識推至顯意識時，一些人會以「共同體」嘗試表達一種對家園、根、人的羈絆，及大家為一體的訴求。縱使當時的我們無法找到匹配的語言，清楚詮譯在空氣中懸浮的「共同體」，但人與人之間彷彿有種超越物理性的理解，在這三個字間找到無法言明的內聚力。

而過去一年，當大家距離運動的爆發情緒愈遠，且大家已經在各自的居住地中學習、接納、練習在新框架下生活，亦接受不一樣的政治、文化、生活衝撃，我們發現，以往大家虔誠地信奉的「共同體」似乎愈發模糊。有時看到社群間的爭論，發現不同地區的香港人、不同時期離港的香港人，對現行行動方法及香港未來的想像，有著愈大的分歧。在面向下一步時，每個人的不同方向、主張、準則，是代表了這個「共同體」的崩解嗎？當時的「共同體」在過去四年間如何一直變化？還是「共同體」分身成幾個分靈體在不同地域、時空存在？而這個「共同體」在過去四年有甚麼程度的轉變？甚至有人會驚訝，當 2019 年或以前認識的人在 2023 年再聚時，對方與自己的印象為甚麼有著某種跳調的出入？

我們都有屬於一個「共同體」的人性需要，但我們忘記「共同體」由無數的「我」組成，而中間的每個「我」可以存在本質上的差異。那麼，這個有關「香港人」的「共同體」實際上具有甚麼準則？存在門檻嗎？社群一直在想像的「共同體」，實際上又包括甚麼人？

當香港人社群的實際面貌落得曖昧時，我們須面對現實挑戰。首先，社群難以參透當前能夠操作的現實資本，如同瞎子摸象般，難以制定反映與貼近現實的藍本及計畫。透視這些現實資本的指標有很多，例如港人有的政治資源、文化凝聚力、社會資本，以至受人數影響的居住地政治實踐空間、由不同行業交織而成的現行制度力量分布，甚至是由當地港人平均年齡而推演出他們的時間本錢等。對這些現實資本的資訊不足，變革者、組織者、參與者便難以擬定及決定作為「個體」的行動與路向。同時，「群體」對形勢研判的資訊差別愈大，在討論時要先闡明與克服的不同前提（premise）便更多，群體則更難存在公因數。

以上提出了幾個瞭解當前「共同體」的指標，而這些指標亦能無限加疊為 non-exhaustive list，但做政治社群建構的過程中，我們希望可以得到的資訊，比起純粹現實資本及這些硬性數據還要多，更重要的，是理解個體的意志。意志是一樣很難在個體上收集的資訊，有時個體都不清楚自己當刻意志為何，更遑論集體意志。但是，我們可以透過嘗試理解一個人對自己身分的認知，大約推斷其政治經歷、當刻心境和未來路徑。

所以我們在 Hong Kong Summit 期間收集了與會者對自己身分認同的看法，再邀請他們分享自己信奉的變革路線（theory of change），從而幫助在場的大家共同勾勒，我們所在的社群究竟是有甚麼的實際面貌，而大家在這個社群中又應該如何因應現實，決策現在與未來的方向。

「身分認同與變革路線」

Hong Kong Summit 的第二日閉門討論，以「身分認同與變革路線」作主題。閉門環節分為三部分，先是由大會分享討論大綱及原意，然後邀請各參與者進行約十人一組的小組討論，之後再開展為全場一同參與的開放討論。以下為各環節的其中要點，邀請《如水》讀者一同反思其中提出的問題：

一、討論大綱
（1）檢討自我身分認同及變革路線（theory of change）；
（2）反思各人身分及生活經驗如何塑造和限制自己的變革路線；
（3）直視各種變革路線之間的張力；
（4）討論如何處理變革路線的多元，凝聚政治社群。

二、小組討論
（1）身分認同除了是標籤外，亦濃縮了一個人的思想、政治經歷、生活經驗、個人記憶。2023 年的你會如何形容自己身分？你覺得甚麼政治經歷或生活際遇，塑造你的身分認同？你會以香港還是所在地為主要身分描述？身在海外的你會界定自己為「流亡」、「移民」、「旅居」，還是其他標籤？你對自己身分的認同如何隨著年月而改變？這些身分認同的改變有促使你支持或反對某些政治路線嗎？

（2）通往光復香港的變革路線有許多，例子有如：
　　（i）積極進入當地體制、融入社會；
　　（ii）以返回香港為目標，一切以香港為本位；
　　（iii）挑戰國際政治框架。
你會如何分配自己有限的時間與資源在不同的變革路線？你又認為這些變革路線各自的張力與限制是甚麼？

（3）你是否有自己傾向的變革路線選項？原因為何？你的身分標籤和其代表的生活經驗／政治經歷，有否影響你對光復之路的想像、爭扎或策略選擇？

三、全場開放討論：
– 如何凝聚流散的政治社群？
– 我們可否理解及接受不同光復之路的差異？
– 我們是否應該調和不同路線與策略？如何調和？誰應該改變？誰要折讓？
– 我們應否在同一個大框架、平台或組織下推進不同路線？
– 不同的組織模式如何回應「入體制、返香港、改變國際規則」之間的張力？

在小組討論的第一條問題出現在會場時，有些人的即時反應還是如 2019 年般，繼續回答自己是「香港人」，但亦有不少參與者有更加多層的描述，壓縮了自己過去幾年經歷、現時心態，和對自己未來的展望，例如說：「我是流亡美國的香港人」、「我是移民加拿大的香港人」、「我是旅居臺灣的香港學生」、「我是在英國的香港人」、「我是港裔英國人」、「我是世界公民」等等。

聽到每人對自己的描述，我都會開始猜想對方是如何開始認知自己的新身分，而這種新身分又如何決定對方現在的政治工作。身分認同是某程度上達成自我約束的一種行為原則（maxim），所以在某程度上也主宰我們平日要如何與居住環境交流，亦影響每人決定進駐的工作領域。

會場中，有人分享自我理解為 Hong Konger-American，以美國人作本位，所以希望可以推舉香港族群的人進入美國建制擔任要務。當然，要成功進駐美國建制，首先要明瞭美國建制精英的權力利益走向、國體實力與軟硬條件，甚至可能需暫別以香港為重心的事務，集中處理妥當美國制度中有關香港以外的委派工作。

同席間，亦有人自認為是旅居外地的香港人，永遠不會割斷香港人的身分，即使得到難民身分，也堅決拒絕成為他國公民，為的就是可以從一而終做一個香港人。這種對香港身分的堅守，也在某程度上推動這位與會者執意在香港文化中耕耘，決心要以文化及民族自強作為實踐核心。

另外，又有與會者認為自己是世界公民，在失去香港的公民權利後也不會選擇變成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寧願做無國籍人士（stateless people）。這位與會者希望推動的是改變國際體系，改變現在以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作國際體系單位的模式，推動以族群（peoples）作單位的方式統整世界秩序，從根本性地除去國家之間、政府與人民之間權力失衡的問題。

以上幾個例子只是香港社群現時擁有的其中幾種原型（prototype），還有更多其他原型，也應該有人正面對不同原型的碰撞與選擇。這些對自我的認知、執著或領悟，指引著每個人選擇自認為最合適的定位，也逐一織成港人多年來的政治運動版圖。

碎片化 vs 廣義化的「我們」

當運動還在香港本地發生時，「我們」很純粹，「我們」就是支持香港本地運動的香港人。無論是在本地土生土長的運動參與者，還是在 97 年前已經移居海外的人，只要有參與在運動其中，均不會否定自己的「香港人」身分。

時間快轉到 2023 年 7 月的 Hong Kong Summit，會上有不少在以往運動中有著相當角色的人，甚至是本土運動的帶領者，被問到如何理解「我」的身分認同時，會在「香港人」前加上「在某國流亡的」，亦有些人會表明自己希望成為「香港美國人」。當香港社群中出現以香港作本位（xx 香港人）及以居住地作本位（香港 xx 人）的人，我們要如何區分「我們」？同時，即使大部分人依然以香港作本位，但生活在不同居住地的各人又如何理解自己與「我們」的關係？

筆者作為在北美落腳的人，最近看海外港人生活的 YouTube 片段時，有時感覺極陌生，像是小時在國家地理雜誌上看不同風土的紀錄片。有次，我看在英港人傳媒「綠豆」的片段，即使語言、影片結構、運鏡、甚至旁白都極似我中小學看的《鏗鏘集》，但看著一大班剛到英國的香港學生，講述所讀學校有特別幫助香港人的課後項目，我在港人分散且沒有大規模救生艇政策的美國，是完全沒有共感的。以往毋需多解釋的一體—香港人，在大家於各自的國家開展生活後開始碎片化，各地港人社群之間的文化差異愈來愈明顯。在這些移英學生完成高中課程後，他們會如何理解自己作為「香港人」的身分呢？會是一種混合，一種堅守，還是一種曾經呢？

在「香港人」這個身分開始碎片化時，我們給予「香港人」的門檻是甚麼？不在香港的還可以叫自己作「香港人」嗎？那麼離開香港已達某年期的人呢？

在峰會的其中一些環節，我們就請來西藏、維吾爾、臺灣、伊朗的流亡者分享他們的經驗。其中，西藏群族在面對差不多跨世代的流亡歷史，亦曾經有關於「誰是西藏人」的討論。西藏人在 1950 年代被迫離家園後，流亡者如同今天的香港人般走向世界各地。於是，在各地西藏族群建立自己社區、文化，而且開始有第二代出現後，一些西藏人逐漸對自己的藏人身分失去信心或感到迷茫：「我已經離開西藏一段時間／我不在西藏出生／我除西藏血統外亦有他國血統，我如何稱自己為藏人呢？」當人失去對自己身分的信心，也就會失去為其族群拼搏的動力。後來，有藏人特意成立組織，幫助這些對自己身分存疑的藏人，透過藏文班、文化活動、與其他藏人合作，重新建立並拓展了其藏人身分的意義，使藏人身分及文化得以流傳，亦令不同類型的倡議組織能夠注入新血。

這令我也想到，香港社群有時缺少自稱與互稱「香港人」的空間。「香港人」身分的定義在不同情況迥異：一時需要跨過極高門檻、符合所有「聖人式」的付出才配這個稱號，一時在面對國際時又包括所有支持民主自由的人為香港人。

當然，「香港人」的稱呼可以變成一種海納百川、廣義多變的存在。畢竟「香港人」身分也是近年才有較為確立的現實。經過最少兩次殖民與霸凌的歷史，我們的身分依然在掙扎脫離這些歷史珈鎖，而身分的構成也可以隨時間而繼續進化，並沒有所謂最終的樣貌。

但同時，在群體對於某程度上的合作與調解機制有訴求與需求時，對於「香港人」的定義也關係到每個個人之於群體的表決權、參與權、決定權。假如一個人是「香港人」，他理應就可以行使自決權，擁有表決這個群體未來的權利。那麼，在未來，假如在海外社群中出現一個用作參與、擬定、表決的機制，這個機制所允許、包含、empower 的「香港人」到底是誰？誰有資格參與決定？假如把時間線繼續伸展，當香港能如願重光，到時候的香港社會又包括了哪些人，到時的轉型正義，又該關係及照顧到哪些人，又是誰有資格參與決定？這些問題聽上去很遙遠，但假如現在的香港社群發展得太草率、輕浮，未來 50 年後的海外社群就會落得鬆散、無力；即使香港可以重光，屆時的社會也會充滿有關各人「資格」的矛盾與內鬥。反之，假如香港社群能夠找到一套維繫某種共同意識的語言與系統，流散全球所產生出的多元性（diversity），就可以成為香港社群的最強實力。

當港人談起流散群體時，偶爾會仰慕他人，卻忽略了自身的優勢。港人不時會提起猶太人的經濟實力、藏人的文化實力、臺灣人的地緣政治關注度等，然後將香港與這些群體作對比，慨嘆香港人沒有猶太人豐厚的民族資本家，沒有藏人共同擁戴及聽隨尊者達賴喇嘛的向心力，亦不像臺灣那樣擁有自己島國政府的系統性資源統整。不過，回想 2019 年，香港人之所以能成為國際媒體的寵兒、國際政治生態的常用字，不只是因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因為國際社會上有不少政策決議者、智庫成員、人權工作者、文字記錄者、學者總是與香港及香港人有過親身的經歷與接觸，令他們對香港有一份超越「只是某個有價值的地方」的感情。這聽起來很兒戲的小事，在現實卻是人與人之間最強的牽絆。這些與香港有牽絆的人，未必自稱為香港人，但往往是港人最可靠的政治助力。

如此一來，現今走向碎片化的港人共同體，其實同時也可以將香港化為一個更「世界化」、「廣義化」的概念與想像。只要尋找到一套語言連繫大家在身分認同之間的牽絆，令到每個人對香港的牽絆有安放之處、有「buy-in」，或許可以將香港人的身分搭建成一個在國際體系變局中依然能夠如水變陣及遊走網絡之間的世界香港族群。

存異的我們與存異的路線

讀到這裡，可能有些讀者亦開始不耐煩，心想「but how？」

在討論環節中，我們提出了三條現在有跡可見的海外港人主流變革路線，就是剛才請讀者思考的問題，分別是：

（1）積極進入當地體制、融入當地社會以獲取政治本錢與資源，如推舉香港人參選當地議會，進入當地權力體系；

（2）以返回香港為目標，一切以香港本地為本位，如建立地下網絡發起香港本地行動、傳接香港本地文化；

（3）挑戰國際政治框架去改變香港命運，如要求香港取得自決權、與其他在國際體系中未能得到保護的群體合作重塑新聯合框架。

當討論環節主持人開始講解以上三條路線時，嘗試帶出三者之間也有一定衝突張力，並邀請大家假設以 100 分為滿分的時間與本錢分配在三條路線之間，從而量化每個人在現實層面上如何斷定三條路線的先後次序。這時，有部分與會者開始不解：三條路線真的有矛盾嗎？他們其實無衝突吧？

首先，三條路線不是本質上互成矛盾，三者不是一種「非黑即白」的存在，也不存在互相否定（negation）的關係。一個人可以同時支持以上三個路線，而港人社群在宏觀上亦能夠同時容許三條路線的存在，延續大眾對「兄弟爬山」的理解。但是，既然峰會中不少參與者都是政策倡議者、組織者、決策者，作為主辦者的籌委亦希望分享我們在不同情景及各人身上經歷過或見證過的不同層面之張力：

最表層的張力是有關務實的人手、時間和資源分配。海外港人雖有不少活躍分子，但願意全意投身於政治工作的人力還是非常有限（於此藉機宣傳 HKDC 的實習計畫，鼓勵大家一同投身倡議工作），而且當中有人的時間屬短暫的租借，可能在新地方落腳五年後就會慢慢游離到其他更穩定及能夠見到回報的行業，所以人力與時間暫時都是極之有限的資源。另外，社群中的金錢與物資亦是有限而將會逐漸減少的——無論是因為香港政府打撃、恐嚇境外組織與海外網絡和眾籌立法，還是隨時間不再能夠動員的群眾，或是慢慢不再見到香港價值的海外國際支援平台，海外社群的資源總是會經歷不穩與回落。當資源匱乏時，即使要做、應做、可做的有上千個想法，但我們每天都在選擇甚麼是自己會落手建立與推動的、甚麼是理念上支持但無力投身的、甚麼是無法支持也不會反對的，還有在某些情況下，假如一件事適得其反，甚至需要斷定甚麼是自己須要拒絕的。所以討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假設自己有 100 元去投資，你會如何將此分配到不同的投資項目。

除了硬件資源上的限制令我們須在三條路線中作出抉擇外，還有軟性定位上會產生的張力與衝突。

先舉個例子：筆者在 2019 年間曾幫忙擬寫文稿與文宣，包括當時用中文寫成的抗爭現場宣言，還有用英文寫成的國際平台文宣。在抗爭現場的宣言旨在確立香港抗爭者的共同訴求與意志，所以使用與其他香港人有情感共振的言語，也包含香港人一說就明的文字符號（黑警、報仇、建國）。但在國際報章上的語言，因為大家深知要有兩黨共識、要避免變成「cry baby」去賣慘、要說服與香港無關的人也應該有自身出發的原因幫助香港，所以會使用赤共資本、極權擴張為主調，不會搬「報仇」這種意識上場。

這些因為對象與場合不同的語境意識在 2019 年對內與對外之間存在，而在 2023 年的今天，三條路線之間亦同樣存在。以下節錄一些與會者分享的想法：

一位身分認同為「香港英國人」並主張「融入當地體制」的參會者，在討論一部分人希望能夠就「以返回香港為目標」路線直接公開宣揚香港獨立意識時，表明雖然自己支持香港獨立，但因為當前工作主張融入當地體制，主打倡議工作，所以無法公開支持。這位與會者分享其憂慮，擔心一旦表態公開支持獨立，將會有一部分現在與他關係不俗的體系中人聞之色變，斷絕來往。所以他不反對其他人直接主打港獨事務上的工作，但表明自己不能夠參與，只會專注於當前的融入當地體制路線上。

另一方面，有其他路線的人亦質疑，融入當地體制路線的人是否還保留以香港為本的心態。假設有香港人決心要參與當地選舉，而當地港人數目並不是大多數，那麼參選人則以當地選民關心的議題作主打，從而爭取到最多票數當選。而當選後才是當地體制階梯的開始，要得到相當資源與權力，一定要繼續以當地人的利益為主要考慮，這才能勝任議會中的委員會工作及在自己的選區連任。假設在某次議會中，這名決心打入體制的港人從政者須在兩條法案中二擇其一通過，一條關係當地政治，通過會幫助從政者連任，而另一條法案則制裁香港官員，這是近年唯一一次一閃即逝的機會，但畢竟與當地選民最關心的民生議題無關，無法為政治人物加分，甚至會使其選情危急，那麼這位從政者該如何抉擇？這個思想實驗嘗試呈現的張力，考驗的是一個人長期歷經居住地體制的打磨後是否能維持初心，是否能在關鍵時刻平衡公眾形象與內心本意，也是否能維繫與其他港人的連結而不變得離地，這些皆是極具挑戰的政治難題。

又例如，一些選擇成為世界公民，而且不同意現行國際體系的人，即使支持香港人應有自決權去選擇獨立，但未必以「回到香港」作為最終目標，反而會希望根本地改變國際機制以令世界不會重複香港被欺壓歷史。又一個思想實驗：

假設在與國際談判的機會中，作為世界公民的香港人需要二擇其一：

（1）在國際體系不會改變的前提下，香港人可以作例外舉行一次自決選舉；與

（2）國際體系可能變，但放棄香港人現刻兌現自決權。

以上兩個選項，以返回香港為本的香港人應該會大部分選擇（1），但選擇成為世界公民的香港人可能會選擇（2）。這亦是三條變革路線當中的一些隱性張力。

以上列出了幾個在峰會期間及之後，筆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及聽到的與會者的反思，希望可以梳理出該環節主持人當時所指的三條變革路線之不同。而在現實中，除了以上三條路線，還有更多不同的人，在不同身分與定位下，選擇不同的變革方式，所以在社群中出現的張力其實更多。

變革路線不同，會造成的環境改變亦不同，從而造就不同系列的條件（condition）去成就光復香港。在不同條件下造成的時機與條件，關係著光復後香港的特性、狀況、內在結構、外部連結，而生成性質與面貌截然不同的香港社會（例如從融入體制之路生成的香港社會可能會變得極國際化，相對於香港屆時本地民生需要，將會較重視國際社會的聲音）。以上的例子與設想全屬虛構，但希望可以拉遠及拉闊大家想像與理解，考慮到不同變革路線實際上會帶來的影響。

所以某程度上，今天的我們已經在種下未來香港的籽。究竟大家要如何選擇變革路線、要如何理解自己的「香港人」身分、要如何想像這個洲與洋分隔的「共同體」，也跟我們目的的香港社會相關。

無論未來時局如何變遷，香港峰會能否繼續舉行，我們也衷心希望在香港社群中有坦誠與互相尊重的空間讓社群反思、商討、決策。平日大家埋首在海量的工作之中，有時若沒有刻意安排空間與時間，未必能夠更宏觀地考慮自己工作、定位、方向對社群的塑造。而有時，終於能夠與不同地方的港人「網友」見面，亦有意無意地幫助了那些在港人不多的地區單打獨鬥的孤狼。

峰會內的過百名參與者用三日的精神與時間希望在亂流中求變、深化各自工作，並盡力交流各自的想法，為來年可以帶來的轉變打好基石。反思、自省、轉化是舉辦者希望為參與者帶來的過程。在香港時局每況愈下時、在國際局勢變幻無奇時、在歷史傾覆點（tipping point）將要來臨時，香港社群更需每刻有意識地尋找在狹縫中擠身求變的一剎，才能在未來的洪流中石赤不奪，建立香港之於世界不可被取替的連結。

感謝所有參與香港峰會的參會者，感謝令峰會成事的各個組織與友儕，亦感謝希望出席但無論因時間、簽證、資源等困難而未能赴會的夥伴。最後感謝《如水》邀稿，記錄 2023 年聚集了流散港人的香港峰會。

註腳

1.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於 2019 年由香港公民社會倡儀者推動成立，以便在美國推進政策倡議及國際連結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