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行業前景黯淡 為何香港學生仍在海外讀新聞?

近年香港新聞行業環境愈來愈差,在今年 5 月 3 日的世界新聞日,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布的《2023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2023 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中,香港就在全球 180 個國家及地區中排名第 140 名,與其餘 41 個國家並列為「艱難狀況(Difficult situation)」。然而,仍有不少香港學生選擇修讀新聞、傳播相關學系。今期《如水》訪問到 3 位分別在 2019 年反送中後,赴英國、美國及臺灣讀傳播學系學士及碩士課程的香港學生。他們求學期間有甚麼心路歷程?未來會返香港做新聞嗎?為何明知新聞機構萎縮、就業機會減少,都偏向虎山行?難道他們不擔心未來的工作前景嗎?


身處臺灣的 Patty(化名),是 3 位受訪者中,唯一一位曾在前線採訪反送中運動的學生。她 2016 年在香港一間大學讀新聞系,2021 年赴臺攻讀傳播學院碩士課程,即將在今年畢業。

她說,中四至中六期間開始對新聞有興趣,因為當時發生比較多社會事件,例如雨傘革命及本土派選立法會;但講到為何選擇讀新聞系,她說大學第一年是在社會科學的大類,並未細分學系,「一開頭並沒有說是因為某件事件而想讀新聞,純粹覺得好有趣而想讀」,然而,隨著 2019 年社會環境巨變,「我愈漸覺得新聞系在社會上有其價值所在,所以想維護這種價值」。

Patty 談到,現在她修讀的碩士課程雖然不完全與新聞相關,但她做的研究與兩岸三地的新聞仍有關連,「希望將大學時所讀的,繼續延續到碩士;此外我覺得未來也有可能在傳媒業界工作,故當作是自我增值」。

在英國的 Reagan,讀新聞系是源自從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他中、小學時的志願,除了想做記者,亦想做立法會議員、律師,甚至特首。而他最後選定想做記者,約莫是在中五,擔任學生會刊物的總編輯時,開始對於用文字向同學介紹一些事情感興趣。「我覺得可透過文字將以前的歷史帶給同學,從而讓他們反思及批判現狀 . . . 就算 nobody 寫的東西,都可以有改變社會現狀的力量,甚至去幫無權者發聲(give a voice to the voiceless)」,因而想開始做一些新聞工作」。

啟發到他想讀新聞的另一個原因,是《傳真社》(已於 2022 年 6 月 10 日停運)在 2018 年一篇大陸邊防部隊人員擅自越過香港邊界的報道,「當時那個年紀的我覺得這單新聞好大件事,能找到這些資料的人(記者)好叻喎」,雖然這單新聞最終不了了之,但他認為記者追查這些鮮為人知的事件讓公眾知道,「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職業」。

Reagan 又提到,在經歷 2019 年反送中運動時,已經見到從政是不可能且太大風險。同時,他也有猶豫過,自己是否想做記者,「到底自己的身位應是參與者,還是相對抽離的旁觀者?」但當他填 JUPAS(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志願時,始終都是選擇了新聞系,「因為做參與者的想法已經變得不現實,所以想懷著做旁觀者的心」。那麼為何最後前往英國升學,他說,一來因為他的 DSE 成績不足以入讀他心儀的中大新傳系或浸大新聞系;二是他目睹在香港讀新聞的環境變差。現時 Reagan 就讀的大學,新聞系在全英的排名算是數一數二。

2018 年赴美國讀書的 Ariel(化名),則可謂是半路出家,2021 年才開始副修新聞系的她,主修科目其實是地質學。會有這偌大的轉變,Ariel 說固然跟 2019 年的事件有關,但她指的並不是抗爭運動,而是到法庭旁聽。因為法庭內不可拍照或錄影,只能靠文字記錄,她希望自己未來能用記者的身分,透過報道記錄這些歷史,「否則可能之後就無人知道入面發生過甚麼事」。

後來 Ariel 對新聞的熱誠甚至超逾其主修科目。她提到,自從選修新聞系後,直到去年畢業前,基本上所有時間都投放在新聞方面,包括擔任學校的學生報記者。她更說自己經常會為做採訪而走堂,甚至連地質學的畢業論文都無做,只停留在 research 階段(Ariel 說即使無交也能夠順利畢業),「因為我好想多花點時間在報道、新聞那一方面」。

Reagan:功課為做香港議題曾與教授吵架

Reagan(M.Y. 攝)

那麼他們在海外讀新聞及傳播學系時,有在課堂或功課上做過有關香港的議題嗎?

Reagan 說他做的功課很多都跟香港有關,例如港人示威、離散族群、香港學生面對的 English language barrier(語言障礙)等。「我好想做多些有關香港的事,因為(作為香港人)熟悉這方面的情況,而且相較容易找到有關的資料。」

Reagan 坦言,曾被教授要求不要做那麼多香港議題,轉而多做一些地方故事,他更因此試過與教授吵架。他說,校方是想學生多做當地居民會有興趣的報道,但他堅持,只要有得選擇,他都會繼續做香港議題的報道作為功課。

Ariel:努力爭取在學生報 做當地港人議題

Ariel(受訪者提供)

Ariel 亦同樣關心港人社群的事。她指,只要附近有港人社群活動,她都會盡責地通報編輯,希望學生報可派人跟進,「私心地也想有多一個途徑讓更多人知道香港發生的事」。不過,因為該報主要是跟進校園相關議題及地方新聞,較少跟進周邊城市活動,加上整個新聞團隊中,只有她是香港人,其他記者相對沒那麼關心香港社群發生的事,所以她匯報的港人社群活動,很多時候學生報都沒有跟進。「不過我覺得無需勉強,我明白學生報報道的事需要符合受眾的興趣。」

但她說,雖然自己不時「食檸檬」,但都有爭取成功的例子。在白紙革命期間,校園內亦有一些相關的行動,「我主動向編輯提出可以報道,最後同另一位學生記者一起去做,訪問了中國人、香港人、西藏人及本地人,記錄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和感受」,這篇稿亦成為她在學生報中,唯一一篇有關中國人權民主議題的報道。

Patty:研究香港獨立媒體 獲老師讚是在記錄時代

Patty(受訪者提供)

至於 Patty,她則提到在臺灣讀書時,做的研究主要跟兩岸三地有關,因此不一定與香港有直接關係。然而她最近也有做一份拍攝紀錄片的功課,內容是關於她身邊一位從香港來臺灣讀書的同學。除此以外,她亦做過一份有關香港的獨立媒體研究。

Patty 說,這份研究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 final paper,她研究了包括在臺灣紮根的《同文》,以及其他在香港境內、境外的香港媒體。她說,這份功課主要是重提香港主權移交後主流媒體生態有甚麼變化,然後以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作為切入點,觀察運動和國安法如何影響獨立媒體發展。「會選擇以香港的獨立媒體為主題,是因為《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先後關閉,當時見到很多傳媒人另起爐灶,各自在香港或海外成立新的獨立媒體,比如我做這個題目時,《追新聞》剛剛成立,所以我想探討這些獨立媒體的湧現情況,以及他們會做甚麼議題。」

在這份功課,她又以去年「六四」紀念活動為例,比較香港主流媒體和香港、海外獨立媒體的報道,「我發現主流媒體的報道是比較片面,可能純粹話維園無開、有人在網上煽惑『六四殺警』之類;但獨立媒體,不論是在香港或海外成立,就會比較多報道海外的一些悼念活動」。她說,這份功課後來獲老師評價為「是一篇可以記錄時代的一個作品」。

反送中對 3 位學生帶來了甚麼轉變?

把時間線拉回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這運動會否令他們對入行做新聞卻步?還是會令他們更想繼續向前?

在 3 位受訪者中,唯一在香港有採訪經驗的是 Patty,她在香港讀大學期間曾到本地傳媒機構實習 2 個月,時期正是 2019 年中。Patty 指,在反送中運動的開頭,即是 6 月中,她還可以去前線做採訪、「扑咪」。然而,6 月尾的一場「撐警」集會,有一位同為實習記者的行家遭在場人士攻擊,自此之後雖然她們仍可以去現場,但只獲允許站在較遠的位置進行採訪。

她說,在實習的過程中也加深了對傳媒工作的認識。至於這經歷會否影響 Patty 未來入行的意欲,她則只說當時的自己未見過有如此大型的示威抗議活動,會覺得這場抗議會對香港造成好深遠的影響。她提到,同期約 40 名同學,至少有一半人入行做傳媒,自己「點都有想過入行」,但實際上仍未想清楚未來的職場規劃。

Reagan 則指,反送中運動令他更想做記者,而且對記者更加欽佩。「記者雖然是旁觀者,但同時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媒介,就如 2019 年反送中示威,警察打人,然後媒體影到相出報道講述事件,之後再有示威抗議,警察又打人⋯⋯就是這樣無限 loop,令運動因而不斷升級 . . . 傳媒的角色在揭露警暴問題方面非常重要,可以令市民意識到危險」。

言談間 Reagan 還提到自己未來有想過做戰地記者,去最缺乏新聞資訊(underreported)的地方進行報道。他連忙補充,這只是一個很不成熟的想法,需先認識國際時局,「(對這方面)絕對談不上是很了解」,又笑著表示如要做戰地記者,「首先一定要先減肥!否則會跑不動!」

Ariel:返美後始覺心繫香港

至於 Ariel,她加強語氣向記者表示,「當初(2018 年)過來讀書時,我一心就是走地質學這條路,所以先過來美國!」選擇地質學,她說純粹基於個人興趣。然而,在經歷反送中後返美,她卻發現自己始終心繫香港發生的事件,甚至無法集中精神應付學業,「唯一可以在這裡令到自己有點動力去繼續讀書、生活的事,就是在美國做其他方面的倡議工作,參與了很多與香港相關的事」。

但隨著 2020 年武漢肺炎疫情全球擴散,倡議工作被迫全數停擺,她解釋,「因為 lockdown,加上大家都忙著應對 Covid,根本無人得閒理會」,她更因此情緒極為低落,最後選擇休學返港。「我反而覺得,回到香港可以做到更多事情,例如可以關心在香港的朋友,又可以去法庭旁聽。」

她又提到,在法庭旁聽時她還思索過,如果未來做律師、記者等不同工作,究竟哪種職業對香港未來的幫助更大。在仔細思慮後,她認為做記者是她最可行且最有興趣的選擇。

Ariel 在疫情緩和後重返美國繼續學業,並加入學生報追尋成為記者的目標,「每個星期交兩篇報道,全由自己去跑採訪、做訪問,通常一篇 500 至 700 字左右」。她說,一開始只是對新聞行業有興趣,但落手做新聞之後讓她更想在這方面發展,「雖然每天都非常忙碌,既要兼顧學業,又要趕著交稿;有時候約受訪者,為遷就對方時間,就要經常走堂,或者一落堂就衝去廁所或其他安靜的地方做電話訪問。當遇到有人拒絕受訪時,我甚至會直接去對方的辦公室 . . . 但每一日都過得很充實,而且是在做有意義的事」。

「因為我知道,如果我們(學生報)不做這些報道,可能未必有其他人知道這一件事,所以每則新聞都是很重要。」

Ariel 所讀學校的學生報編輯部(受訪者提供)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共在香港實施國安法,《蘋果日報》、《立場新聞》(下稱:《立場》)被警方國安處大規模搜捕,並分別在 2021 年 6 月 24 日及同年 12 月 29 日停運。當時身在英國的 Reagan,其實有參與《立場新聞》英國分社(下稱:《立場》英國分社)的工作,對於正在任職的媒體突然從公眾視線消失,他有一番體會。

《立場》停止運作公告(M.Y. 攝)

Reagan﹕慶幸赴英讀書後於《立場》兼職

2020 年 10 月前後,剛讀大學的 Reagan,其家人在 Facebook 見到《立場》英國分社請人,並鼓勵他試一下。他指雖然來英國讀書當初是想用英文做新聞,但因為對《立場》英國分社的招聘也有些興趣,於是膽粗粗寄 CV,沒想到一、兩個月後會收到編輯的回電。「當時編輯想了一條題目,有關〈帶著黃藍去英國〉,這剛好與自己想做的題目相近,於是雙方一拍即合」。他續稱,「其實真的很開心,無想過可以加入《立場》,要知道在當時的香港,《立場》仍是很主要、很多人認識的網媒 . . . 對於 Year 1 已經入到《立場》工作很沾沾自喜,真的感到很鼓舞」。

在 Reagan 向記者分享於《立場》英國分社工作的經歷時,10 分鐘內講了很多遍「很開心、好愉快、見識到很多(人、事、物),包括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NUJ,英國全國記者協會)⋯⋯」不難看見他雙眼泛著光芒,以及蓋不住的喜悅及自豪。儘管一開頭幾個月,Reagan 因為學生簽證問題不能工作,只能義務幫忙,但他謂,「當是攞經驗、幫吓手」。

他說,在義務工作期間,甚麼類型的稿件都會接觸,「基本上編輯派甚麼題目過來,就寫甚麼」,例如他寫過在 Manchester(曼徹斯特)、Nottingham(諾定咸)的港人示威活動,也會寫一些國際新聞、國際新聞特寫,又會「炒冷飯」——梳理時事脈絡,提供新聞背後的基本知識。

而最令他深刻的,是有關「曼城義工隊(一班在曼城的香港人做義工執垃圾)」的一篇稿,因為「不知道為何這篇報道勁多人睇,所以很開心,就連前立法會議員吳靄儀,都特地轉載了我在《立場》的報道。她還另寫了一篇專欄,說『很喜歡這種輕鬆而有實際效用的行動』,認為活動體現到香港人關心社區、樂意服務,發揮正能量,『也是宣傳香港的好辦法』」。Reagan 說,這本來只是普通一篇報道,結果因為大受歡迎,最終發展成一個專題。

經歷完一個暑假,Year 2。Reagan 說 9 月從香港回到英國之後,編輯邀請他加入做兼職,「就很順理成章正式加入《立場》英國分社」。他有點飄飄然,「雖然不算是較量,因為無辦法直接比較嘛,但當其他同學都正在找實習的時候,我已經得到一份 part time,叫做一個幾開心的時刻」。

Reagan 指,在《立場》英國分社做兼職期間,處理新聞的範疇比之前更加廣泛,多寫了國際即時新聞:從波蘭脫歐論(Polexit),寫到德國「交通燈」聯盟;然後寫所羅門群島,再寫到非洲埃塞俄比亞內戰⋯⋯「是真的極度跳躍」,Reagan 說,「但我覺得幾好玩,見識很多。坦白說,就當你會主動看新聞,又會有幾多時候會去瞭解國際時事,『(通常)睇完咪算囉』,但真正做新聞時,因為要撰稿,就真的看多了重要的國際新聞」。

他也說到寫稿時曾經歷過跌跌撞撞的階段,「被人 X 份稿寫得太囉嗦」。他續指,就如寫埃塞俄比亞內戰,外媒如《路透社》的報道簡而精,「我就很喜歡去解釋內戰的成因、緣由,又去講解該國的政府如何⋯⋯我是一個喜歡甚麼事情都要解釋清楚的人,連編輯都有說過,這些稿件未免太過簡單複雜化,好像不是一篇故事,而是一篇解說」。

Reagan 提到,這份工作不但鍛鍊到自己的文筆,學會寫得比較精簡,同時也擴闊了國際視野。他又向記者提到一條有關 LinkedIn 撤出中國的稿,獲編輯大讚甚至寫得好過《立場》的同事,令他非常開心。Reagan 還形容,這篇稿更有可能寫得好過《紐約時報》、CNN 等外媒,「因為那些記者不懂中文」。而該則新聞的特別之處,是他發現 LinkedIn 在微博的中文聲明,以及 LinkedIn 英文版的聲明內容有出入,「英文版瘋狂提到言論自由,但中文版則隻字不提,僅提及『創造職場價值』之類」,於是他找了一個不同的角度寫這篇的報道。

偕友買酒突悉《立場》停運 Reagan:起初不信

而後續的事,大家都知道,《立場》宣布停運,《立場》英國分社也不例外。

Reagan 說,印象中在《立場》英國分社的最後一篇稿,是寫瑞士的 3D 迷你自殺艙(安樂死膠囊艙)。之後他就放假跟朋友去旅行,直到《立場》宣布停運前一日,即 28 號才回到倫敦。但他沒有想到,和一班香港朋友行去酒吧買酒時,朋友手機上突然跳出《香港01》的新聞通知:「《立場新聞》辦公室被搜」。他說,當時他還是「勁頹」的狀態在街上亂逛,毫不知道大事即將發生,即使第一位朋友大叫「喂!《立場》收皮喎!」他根本不相信:「你咪 X 講笑啦,X!做乜 X 嘢講笑」,未料身邊另外 3、4 名朋友也隨即遞手機著他看,「真㗎,X 你,自己睇啦 X!」

他接過手機一看,「哇 X 你,真嘅喎!」才瞬間清醒。「當時真係極度震驚」,他對記者說。

那夜,他從本來打算開心飲酒,變成飲悶酒,「唉,X 你老尾,今晚又飲多幾罐」,Reagan 在歸途中自言自語。「震驚過後是傷感的」,他在訪問中深吸一口氣續說,「settle in 之後就是迷茫⋯⋯」

他說震驚是因為看見自己寫的報道全被清空。「問心,整個網站這麼多新聞報道,雖然自己的貢獻不多,但都佔有一部分。我只是在《立場》英國分社做了一段頗短的時間,也就別說其他在香港《立場》同事的付出⋯⋯當下見到連工作用的通訊軟體也即時被停權,無法再登入,感嘆一間機構倒下後,大家只能被迫四散」。

至於傷感,Reagan 稱《立場》英國分社作為自己第一份工作,斷斷續續做了半年有多,從義務做到兼職,就突然間受到當頭棒喝,「好像(社會)跟你說(做新聞)這條路不可行⋯⋯這樣就結束了在一間新聞機構的工作,甚麼都結束了⋯⋯」Reagan 帶著不甘心、難以釋懷的語氣說。「是真的很無言,是很複雜的感受。」他再次提到,「雖說真的做了不久,我沒有如其他在《立場》做了很久的同事或編輯一樣,有很多很強的 attachment;但作為初出茅廬的學生,任職的公司這樣突然倒下,我是感到很無助」。

從未用過的《立場》記者證

Reagan 說他當晚徹夜難眠,「飲酒飲到清晨 6 點多」,看著已排好更表的 Google 日曆、抱著一個期待復工的心,然後就沒有然後。

說罷,他掏出 2 張記者證,一張是 NUJ 的學生記者證,另一張則是《立場》的。他指著《立場》記者證道,這張證 12 月中才收到,為了方便採訪,但最終一次都無用過,「真係好 X 諷刺」。而那個更表,他說在《立場》結業後的一兩個月,竟然未被刪除,Google 日曆上還顯示:「今日某某返工,時間是幾點至幾點」,他續稱,「係幾好笑嘅一樣嘢,其實間公司已經執咗⋯⋯看著當是懷舊、依戀一下」。又慨嘆,「痕跡仍然在,但物是人非」。

Reagan 從未用過的《立場》記者證(M.Y. 攝)

他說,「被失業」的第二天,原本是他的上班日,他如常在「上班時間」坐在電腦檯前(編註:《立場》英國分社是以 WFH 形式工作),「真的很不習慣,一向預留了這段時間要開工的嘛 . . . 現在變得很清閒,還多了時間打機,但打打吓機,望著這張電腦檯又覺得好 X 空虛,好像好無意義,X!」同日他坐在電腦前,還不斷用鍵盤按「F5」(重新整理),直到《立場》網站刪除所有報道,只剩下一張黑底白字的公告。「直到這一刻,有『唉,真係完啦』那種感覺 . . . 不是只說《立場》完了,而是新聞界完了、香港社會都完了。」

Reagan 還提到,在《蘋果》執笠時,自己及身邊親友都不時戲言,「唉,《立場》都無㗎啦(意指難逃被抄家的一日),做得一日得一日啦」,但他說,真正發生的時候,整個感受都很不同,「所以很震驚,也覺得很突然」。

他承認,在這段迷茫期,打機算是用來麻醉自己,以遊戲中打贏一場場比賽的快樂,去沖刷無處安放的情感,「過了一個月這樣的生活」。其間,《立場》的編輯也曾經致電關心他的狀況。此後,他唯有透過加倍努力讀書走出傷感,又會把多出來的空餘時間,放在大學學生會的雜誌上,例如寫一些地區活動報道或做多媒體報道,「之後就在 Student Publication Association(SPA)的 National Awards 2023 獲得最佳學生攝影獎」。

Reagan 在《立場》停運後,將空餘時間投放在學生會的雜誌上,當中有報道獲得最佳學生攝影獎(M.Y. 攝)

畢業後會否入行做新聞?

畢業後,下一步就是要面對求職,以及在哪裡發展的問題。Patty 及 Reagan 均明言,畢業後不會返香港,更莫論回去做傳媒。

Patty 提到,當初選擇去臺灣進修,除了是不想在香港繼續讀新聞,另一方面是不想留在香港發展。她說,面對香港多間傳媒在國安法下執笠,「這令我反思,現在的香港是否仍有空間,去營運一個相對來說是『中立偏民主派』的媒體?」因此她認為,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如果留在香港做傳媒,「我想我會被這種白色恐怖吞噬」。

她又指,假使香港沒有反送中及之後的國安法,她覺得自己會在大學畢業後理所當然地入行,甚至沒有離開香港的念頭。

Reagan 也認為返香港做新聞並不現實,甚至連「返香港」這個動作都有風險,不敢有僥倖心理。他說,在《立場》未停運前,「我曾奢想過,假若畢業後在英國找不到工作,返香港後做中文新聞,或者在香港做《立場》,都可能是一條出路」,但現在的他覺得,「如今還有甚麼香港的新聞機構可以做?」

Reagan 指,在國安法後的香港,很多比較政治敏感的報道都不能做。他又對仍然在香港做記者的人感到非常佩服,「好欽佩他們的熱誠,仍然嘗試去對抗阻力,但我個人接受不到要望著一些事件發生卻不能寫,要被迫自我審查。我不願妥協」。

不過,Ariel 對回港任記者仍有一份憧憬,一說起就眼睛發亮,連語氣也變得雀躍。「我好想啊其實,這是我很想做到的事,目標是想加入英文網媒 Hong Kong Free Press(HKFP)」,然而,她指 HKFP 目前沒有比較初級的職位空缺,而較資深的,她還不夠資歷應徵。

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 Ariel 已於去年畢業,目前在美國有一份與地質相關的全職工作。

Ariel 解釋,她並非不想在美國從事新聞工作,更嘗試過應徵,結果她發現其國際學生簽證,雖然可在美國工作 3 年,但附帶條件是工作必須與主修科目有直接關係,「由於我的主修科目是地質學,只能暫時打消做新聞的念頭」。但是,她仍未打算放棄,期望在這段時間裝備自己,吸收地質行業相關經驗,在滿足 3 年簽證限制「鬆綁」後,或會再次應徵傳媒工作,令自己能夠做環境相關的報道時,可以做得更加深入、透徹。

不過她對這一條路仍有掙扎,畢竟她當初想做記者,是想記錄在香港發生的事,「我對這個地方有歸屬感,想自己的屋企變得更好,直言「暫時對海外其他城市未有這一份情懷 . . . 所以我仍然在摸索,不是很知道自己是否應在海外入行做本地傳媒。」

Reagan 說,除了想做戰地記者,他也想做《經濟學人》的國際政治分析報道,只是他覺得自己一來非修讀國際關係出身,二來英文不夠好,即使 DSE 英文成績有 level 5,「畢竟還是要跟在本地、英文為母語的學生競爭」,因此需要裝備自己。他在 Year 1 時花了很多時間惡補,例如每日認真睇 BBC 2 小時,「甚至是讀出來」,但現在他對於寫英文報道仍有些怯,所以會偏向做多媒體報道「拍吓片、影相」,並打算以擔任攝影記者為入行的踏腳石。而在畢業後,他打算兼讀碩士課程,繼續進修。

他又說到,當初前往英國念書,就是想日後用英文來做新聞,「雖然寫香港新聞有一種親切感」,但是,對於新聞,他始終抱著一個信念,就是為無權者發聲。他認為世界很大,有其他人或議題更值得關注。最近他有一名受訪者就提到,香港比較幸運,因為有很多香港記者在國際新聞界工作,並關心香港的情況,而很多其他國家的流散族群則沒這種運氣,力量亦因而更小。

Patty 的想法則沒那麼堅定。她認為,臺灣傳媒薪酬待遇較差,行業前景不太明朗。她亦會考量做傳媒能否幫助她未來的生涯規劃。她坦言不想在臺灣做即時新聞,只想做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然而據她所知,在臺灣這方面的空缺不常見。而若找不到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她說可能考慮做 Marketing 或者於研究中心任職。

港生嘆海外做新聞競爭大

對於在海外做新聞可能會遇到甚麼困難,3 人都不約而同說到語言問題。Patty 直言,言語上的限制,正是她不想在臺灣跑即時新聞的原因之一。Ariel 也說,英文的問題,是要克服的要點。她指自己的英文與美國本地學生相比不是很流暢,又憶述之前做學生報跑突發新聞的時候,如果對方說得太快,或者提到一些她從未聽過的詞彙、地方名,「我就已經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雖然每次做採訪前,她都會先做足功課,不過她還是會擔心,倘若突然要她去一個陌生的地方處理突發新聞,「我真的可能攞不到那些資料回來,這樣就搞唔掂啦!」

另外,Ariel 和 Reagan 也分別提到美國、英國新聞行業競爭很大,不太容易入行。「真的很難搵工」,Reagan 嘆氣道。Ariel 則提到,她有認識的朋友,在讀新聞系時成績不錯,而且有實力,但同樣難入行,「更何況我只有一年的經驗⋯⋯」因此,她覺得就算不受簽證限制,要入新聞界亦機會渺茫。

除了難入行,對外地社會不夠瞭解,亦影響香港新聞系學生入行的機會和意欲。Ariel 便談到,自己只在美國生活數年,對美國國情不太瞭解,「所以我覺得,現在不是適合的時機入行做新聞」。

Reagan 亦針對這方面表示,在英國做外媒不可能以香港人的角度去寫本地新聞。雖然英國的 NCTJ(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Training of Journalists,國家記者培訓理事會)能夠提供文憑課程,教導記者學生認識英國的制度,例如英國國會產生組成、教育制度、NHS(國民保健署)制度、監管機構等,讓學生知道一則新聞發生時,應該找哪方面回應,但就算這個課程獲英國新聞業界認證,他仍認為讀完後還是會與本地人有一層隔膜。原因是本地人可以建基於自己對其國家的認知,發展他們的新聞報道,「而我們就缺乏這個脈絡和社區連結,需要由零摸索」。

「當大家看到同一件事件發生,本地人可能會想到用這個角度可以做切入,但你未必可以」。他坦言,自己也在克服這個問題,正努力去瞭解、融入當地的文化,並思考未來還能怎樣繼續從事新聞工作。

入行會想做香港議題還是 move on?

而就算成功在外國加入傳媒機構工作,也許最終或多或少也不會以香港為主要關注議題。3 名受訪者均認為,應該 move on。Patty 說,「無論如何都要融入當地文化,不可能永遠只是『做死』香港新聞」。她指,海外受眾很難時時刻刻關心香港議題,香港記者無法獨沽一味。Reagan 則認為,2019 年香港反送中驅使他想做記者,這只是一個起點,「我不單只做香港新聞,甚麼地方的新聞我都想做。再者,做香港新聞,受眾真的太少了」,他希望用英文做新聞能夠擴大受眾群,為更多勢弱言輕者發聲。

Ariel 就以實際的角度指,如果在外國的主流媒體工作,「就預咗報道的事情不會以香港為主,除非是在大媒體專責做香港議題,或者做駐香港或亞洲的外國通訊員」。然而,就算是做這方面的工作,她也認為報道模式亦會以外媒視角為主,而非香港人的角度。

不過,就算 Patty 認為自己要 move on,但她也覺得,主要關心香港議題的香港流散媒體還是有其存在意義,因為它們可以報道香港境內未必可以報道的題目。Ariel 則比較關注香港流散媒體做的海外港人故事,「作為一個目前在海外生活的人,有賴這些流散媒體的報道,才得知在其他地方生活的港人情況如何」。她還提到《綠豆》,「我成日都追佢哋嘅節目㗎!睇完之後我真係知道依家喺英國嘅情況係咁,我覺得佢哋可以做到個資訊性好強⋯⋯所以我都好慶幸香港人可以如此厲害,適應力如此強大,那麼快就能在海外組織、成立一個個新媒體,這一種力量令我感受很深」。另外,她亦提到《如水》,「本身有關注搞《如水》那些人 . . . 雜誌內容會有深入分析,又有些報道,我認為這個時代好需要這些資訊,所以我好想推廣給其他人知道」。

而 Reagan 則不太看好近年在海外紛紛成立的香港流散媒體,覺得這些媒體很難長久營運下去。

他認為,香港流散媒體的對象,大多是對香港有依戀,或者有很強烈身分認同的人,故報道內容普遍只能流傳在一個同溫層,且很難將這種價值延伸到在這裡土生土長的港人第二代、第三代,「所以,流散族群及媒體對我來說,目前是一個只能短暫持續的事」。

對於未來,Ariel 坦言自己無想太多。她說,「短期有些想法,但又有很多變數,未有好長遠的展望」,但始終都是心繫香港。「雖然我目前連向哪一個行業發展都未確定,未有長遠的目標,不過我知道,無論用甚麼形式都好,我都想從事與香港相關,或者新聞類型的工作。」

Reagan 就說到,未來短、中期想加入國際大媒體工作,但是他也擔心自己對國際脈絡有否足夠認識,以及是否有足夠知識儲備應付工作。他說,中文傳媒大多「都是看著英文的報道,參考外國大媒如何分析,然後加少少自己的意見」,而當自己是做第一手分析的人,「我有無足夠知識去理解、去寫報道呢?」至於長遠而言,比如說 10 年後,他則希望能夠做到攝影記者,或派駐外地的國際通訊員,認為這些工作能夠令他擴闊自己的見識。他又笑著說,「如果可以做到 BBC 派駐香港的記者,就最 X 爽皮啦!這樣就可以返到香港了!」記者不禁反問:你肯定?雙方只有苦笑與無奈。

但他也提到,始終在英國真的難搵工,如果入不到行做記者,他也只能做其他工作。「或者會在英國做公務員,又想過可到慈善機構任職,甚至不做白領就做藍領⋯⋯真的都有想過。如果仍然找不到工作的話,流散媒體都照殺!雖然不算是我的目標」。不過,他說到目前為止,「我還是充滿希望,畢竟按照目前的成績,都有望一級榮譽畢業」。

至於 Patty,她想了半晌才給出一個說法,「如果仍然在傳媒行業發展,希望 10 年後可以做到編輯,或者可以做到管理的位置⋯⋯吧?」她笑指,「這只是憑空思考」。始終,她對於會否入行做新聞,除了看法相較另外 2 位受訪者來得淡然,還要考慮兩岸局勢不穩。她坦言,已計劃幾年內離臺移民他國。

然而她對資訊傳播的那團火,仍沒有熄滅。「我有想過,假若香港的情況變得更加惡劣,無咗媒體這個行業,至少自己作為在海外生活的香港人,若從事傳媒行業,都可以將香港的一些情況講出去」。她又言,即使不在新聞機構工作,都可以用類似 KOL 的角色,用 Twitter、IG,去做相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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