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點】專訪挪威 NLA 大學新聞學教授 Terje S. Skjerdal

自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以來，媒體與香港民主運動之間的關係、記者報道運動的道德基準，一直都是具爭議且值得討論的議題。比如說，記者是不是「抗爭者的一分子」？

為闡明這個問題，《如水》訪問挪威 NLA 大學（NLA Høgskolen）新聞、媒體與傳播系教授 Terje S. Skjerdal —他是一位專注非洲離散民族的新聞專家。訪談中，我們論及記者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保持獨立和客觀的重要性，以及在威權政權下維護新聞專業的挑戰。

Terje 提到，新聞媒體在當今許多社會運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他也指出，如今的傳統新聞媒體，與其他類型的網絡和混合型媒體（如社交媒體）之間愈來愈難區分。

因為傳統新聞媒體的核心標準之一是公正、公平地呈現不同觀點。然而，網絡媒體的興起挑戰了這一理念，各種媒體開始參與政治議題和社會運動。Terje 強調，現在新聞業客觀性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到質疑，記者們亦對他們應該擔任何種角色無一致共識。

對於社運媒體（activist media），Terje 建議，應按正當性（legitimacy）將它們加以區分。不過，他也理解，在某些情況下，比如一個地方的社會受到全面打壓，記者介入並推動某些政治議題是合理的。只是，當一個媒體機構的主要動機僅僅是推動特定政治理念，那它就不再算是「新聞媒體」。

隨著媒體與社會運動之間的關係不斷演化，記者報道社會運動的道德標準也必須相應調整。Terje 在今期《如水》雜誌的專訪，為記者現時面臨的挑戰，以及他們如何在有爭議的情況下保持獨立和客觀，提供了寶貴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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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如水》雜誌 　　　A：Terje S. Skjerdal

註：本次對話經過編輯和重組，以便讀者閱讀。

社運時代的新聞工作：客觀性和公正性

Q：新聞媒體能否在社會運動中發揮作用？

A：新聞媒體不僅可以在社會運動中發揮作用，有時發揮的作用還相當重要。雖然現在我們愈來愈難區分傳統新聞媒體，以及其他類型的網絡和混合型媒體，如社交媒體，但傳統新聞媒體在報道重大新聞事件方面，還是比社交媒體更為可靠，且受到重視。因此，傳統新聞媒體仍然相當重要。

Q：正如你所說，新聞媒體在社會運動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那他們可以如何在報道中保持客觀，或者這是否還有必要？

A：對於這個問題，眾說紛紜。新聞業的傳統理念是公正性，意味著記者應該公平地呈現不同的立場。但是在過去 20 年裡，隨著網絡媒體興起，我們看到各種媒體機構直接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因此，新聞業的客觀理念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受質疑。我訪問過一些受到原居國政府打壓的流亡記者，他們對於新聞規範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些人堅持公平和平衡的傳統價值，認為新聞需要呈現不同立場；但也有記者認為，新聞機構可以參與社會變革並作出更多干預。所以，記者們對於他們應該擔任甚麼樣的角色，已經沒有完全一致的意見了。

Q：那麼倡議型媒體呢？他們如何有效地保持客觀性？或者對他們來說有必要嗎？

A：這我也想知道。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能需要區分新聞從業者的行為是否具正當性。但涉及一般的民主議題，尤其在世界各地專制政權不斷增多的背景下，媒體機構推動社會進步是合理的。這是新聞業使命的一部分，我認為記者不應害怕積極參與推動民主。但是，如果媒體機構或個別記者在每個政治問題上都表達立場，那就變得有問題了，這將令新聞撕裂讀者，而非為大眾提供信息和團結讀者。

Q：根據您之前的研究，埃塞俄比亞的記者和社運人士在界定他們的角色時面臨挑戰。《如水》也是一家有社運背景的媒體。一個社運人士如何同時運作媒體？他們如何避免成為您提到那種撕裂社會的媒體？

A：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堅持傳統的新聞標準。如前所述，其中一個核心標準是公正性。我們需致力公平地呈現不同立場人士的觀點。我還認為，應該小心不要讓媒體充斥著評論。我建議社評外，媒體需要包含各種類型的新聞。任何嚴肅的新聞機構都應該有一定版面的時事報道。深度新聞也應該有一席之地。此外，明確區分報道和評論至關重要。

現在，嚴肅傳媒和社運媒體其中一項共同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自己的新聞報道，與網上和社交媒體上的內容，明確區分開來。嚴肅傳媒應有一些認證機制，將新聞與 Facebook 或 WhatsApp 等平台上流通的資訊作出區分。另外，為新聞報道提供相關社會脈絡亦十分重要，傳媒需要做的不僅僅是拋出大量意見。

另外，我想強調從現場獲取可靠資訊的重要性。如果是一家由身處不同國家記者供稿的流亡媒體，應盡力了解原居地的情況。它需要收集影片、圖像並與在國內觀察事件的人確認資訊。否則，流亡媒體可能會出版與當地情況脫節的新聞故事。

Q：對於倡議型媒體，他們在社會運動中通常具有雙重角色。他們能否在報道抗議等政治活動的同時參與其中？

A：首先，如果媒體的主要動機是宣揚特定政治議題或代表特定政治立場，那麼我認為媒體須要公開這一點。他們須要保持透明，盡量不隱藏自己的意圖。我認為公開他們的出發點和目的是合理的做法。

其次，對於純粹的社運媒體，如果它唯一的動機是帶來改變、干預或推動某些政治議題，我對它能否稱之為專業新聞機構有所保留。在這種情況下，它與傳統新聞學所定義的新聞，是不同的東西。雖然，在當地社會完全滅聲，當局粗暴打壓言論自由和任何異見的情況下，我可以理解這種做法。

Q：您提到時事評論的主導地位，這可能是由於社交媒體生態中，受訂閱者偏好驅動的演算法經濟所造成。特別是在社運或流亡媒體面臨巨大財政壓力的情況下，這一現象如何挑戰新聞業的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

A：在過去 20 年，媒體世界發生了很大變化。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顛覆了整個媒體環境。它變得充斥著各種評論，而且有些觀點非常強烈，有時甚至不合理。大部分內容只是人們的即時感受。我對這種發展趨勢保持警惕。認真專業的媒體需要通過提供另一種新聞內容來應對這種狀況，在報道中描述社會脈絡、尋求理解、挖掘知識，並提供在地的可靠資訊。他們不應以謾罵的方式來報道新聞，而應該努力理解彼此。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專業媒體不應追求速食的標題黨新聞，而是去深入探討問題。

解決資金來源涉政治動機的方法：透明度

Q：我們談到媒體機構在經濟上的生存問題。一些流亡媒體可能依賴資助來運營。這些資金來源經常直接或間接、鬆散或隱晦地與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相關。在這樣的背景下，媒體應該如何定位並保持客觀性？

A：在我看來，媒體應該盡可能地保持客觀性。以東非為例，在我的研究中，我試圖找出一些東非流亡媒體的資金來源，但他們通常都不願透露。儘管顯然，其大量資金來自特定群體，就非洲的情況而言，這往往與他們的族裔有關。對於香港流散群體來說，部族不是一個問題，但透明度是關鍵。媒體應盡可能公開資金來源。否則，觀眾會有許多猜測，這並不理想。

Q：為了進一步闡述政府與媒體機構之間的張力，讓我舉一個敘利亞的例子。有些流亡的敘利亞媒體在土耳其運營，他們有時需要對土耳其政府壓迫當地記者保持沉默，因為他們需要當地政府的默許才能留在土耳其。您如何看待流亡媒體在上述情況所面臨的道德困境？

A：嗯，當涉及敏感政治議題時，任何新聞報道總會有一些前設，當中可能涉及安全問題。除非你冒著風險，否則有些議題你根本無法公開談論，還有一些批評可能出於其他因素而難以發表。但我認為需要思考的是，誰提出這些批評？有沒有其他人能發表這些批評，而所冒的風險會較小？您可以選擇與其他人分享消息來源，讓處於更安全位置的人提出實際的批評。

媒體在社會運動中是獨立還是集體？

Q：在 2019 年香港的社會運動中，許多媒體被示威者視為抗爭的一部分。記者應如何在社會運動中作出定位？

A：我們一開始討論了保持獨立、公正、公平地呈現不同立場觀點的重要性。然而，這並不意味媒體不能採取立場，或站在抗議者的一方。如果社會上的資訊完全向一邊傾斜，那麼這個時候，媒體需要站出來解決這種意見極度不平等的情況，並參與其中。在這樣的情況下，若媒體對示威活動僅作平淡報道，反而是不公正的。但我仍然認為，最有力的新聞通常是那些嘗試如實地描述事發時的報道。除了簡明扼要描述引發抗議活動的可怕社會情況外，無需加鹽添醋。 

Q：在香港，有不少案例，是當局利用新聞媒體影片作為起訴民主抗爭者的證據。在社會運動中，記者是否應該避免在報道中暴露抗爭者的面孔，甚至不報道可能招致法律風險的抗爭者行為？

A：自 2019 年以來，甚至更早之前，我們看到的是中國大陸嘗試控制輿論的大外宣運動。作為政治宣傳的一部分，他們利用媒體影片證明其立場合理。當媒體意識到自己的報道被濫用時，這可能會成為一個難題。但我會反問一個問題：人們被逮捕，是因為這影像被專業媒體曝光，還是因為它們被其他類型的媒體曝光，例如社交媒體上的帖文？一個媒體機構可以承擔的責任也是有限的。雖然，媒體機構應對自己的影像以及所發表的內容承擔責任，但是，就算一間媒體確實有做某件事，他們也未必會是唯一一間。此外，媒體還需面對時間壓力。在某些抗議活動，新聞壽命相對較短。如果你等到第二天才報道，其他媒體早已把消息報完了。所以，如果你花太多時間思考報道會否暴露某人的身分，你就會錯失整個新聞故事。

不過，當然，如果某個人會因為參與抗議活動而面臨被逮捕的風險，我不明白為甚麼媒體不能將其臉部打馬賽克。這在某些時候是完全合理，甚至是必需的，而且並不需要花很多時間。這是為了保護個別抗爭者的安全。

Q：除了影片外，在香港有抗爭者因媒體直播時暴露了其身分，並拍攝到他們攻擊警察的行為而被捕。那麼媒體是否應在社會運動中進行直播？或者他們應該選擇直播甚麼內容？

A：我明白，倘若當局試圖利用媒體進行逮捕或追捕某些抗爭者時，問題可能會十分複雜。我充分理解這一點。然而，如果媒體自我審查到因此不能報道某些事件，我認為在一般情況下這是有問題的，因為你實際上沒有展示正在發生的事情，如果有示威者攻擊警察，肯定是有背後原因；而真正的挑戰在於，媒體能否呈現事件的來龍去脈和社會脈絡。街頭抗爭實際上並不平等，因此，呈現社會脈絡變得非常重要。另外，不報道事件也是有問題的。在我的研究中，我遇到了索馬里的一些例子，那裡的媒體決定不報道暴力事件，以避免報道或會引發進一步暴力，但問題是，如果媒體試圖隱瞞正在發生的事情，觀眾就對媒體失去信心。為了維持媒體所依賴的公信力，媒體還是需要揭露正在發生的事情。

Q：有時，記者可能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場。他們也可能會有著多重角色身分，例如社運人士從事記者工作。那麼他們應該如何避免報道中有偏見？

A：理想來說，當事人應該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不可在不同角色之間跳來跳去。如果你某天是記者，第二天是政治家，然後第三天又成為記者，就會有問題。但是，一如之前所說，在高壓社會中，我可以理解為甚麼媒體工作和政治參與之間會發生這種互動，這與我在非洲所見的情況一樣。我會說，我所看到的大多數非洲流散媒體和他們的撰稿人，在某種程度上都與政治有關聯，但是，當我看到媒體人變成政治家時，我仍然有所保留。在從事媒體工作時，記者對其政治立場保持透明是更好的選擇。

Q：我們應將記者的工作視為社會運動一部分嗎？這是否與新聞道德有衝突？

A：如果站在新聞道德是保持中立，並在某種程度上保持客觀的立場來看，我認為這是有問題的；如果社交媒體上的內容和嚴肅媒體上的新聞沒有區別的，那都是有問題的。媒體面對的考驗是，是否能夠真正與公眾對話，傳達各方觀點。

除此之外，你能否代表不同的群體，而不僅僅是一個群體？這正是媒體的終極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