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阿古智子

《產經新聞》副總編輯藤本欣也在「港區國安法」成立後一年，撰文形容「國安法」儼如一輛隱形坦克車，正摧毁香港文明自由與法治。事實上，日本國內不少國民已對香港生畏，在他們眼中，「港區國安法」已成為共產黨隨意拘捕反對者的工具。

《蘋果日報》被粗暴取締，老闆黎智英被捕、《立場新聞》被控涉嫌發布煽動刊物罪，《眾新聞》宣布停運，過去繁囂喧鬧的大城市，一下子被滅聲，市面一片肅靜，今日的香港靜得可怕。

東京大學近代中國研究專家阿古智子曾撰文談論「香港殖民地的悲劇」，香港主權移交後，中國竟積極解釋並使用殖民惡法，令「一國兩制」陷入尷尬局面：今日的香港是否被二次殖民？阿古智子隔岸看着香港這個曾是「無民主有自由」的城市，一個座言論堡壘一一被摧毁。

大台已死，眾人靠自己發聲，教授亦然。阿古智子在 2019 年至 2020 年奮筆直書，今年其著作《香港＿何去何從》推出中文版。該書記錄海峽兩岸因「中國因素」發生的一連串變化，2020 年在台灣總統選舉前落實《反滲透法》，加強境外勢力的監控，同年中央在香港實施  《港區國安法》，令言論自由的空間大幅收窄。

7 月 8 日，日本參議院選舉前兩天，41 歲的山上徹也在奈良向前首相安倍晉三身後連轟兩槍，槍聲劃破長空，這兩槍觸動日本國民的神經，也在改變日本的命運⋯⋯

香港和日本，彼此也被捲入無力無聲的漩渦。當權者漠視無權勢者的存在，無權者就用暴力手段發出最後的呼喊。

疫情當前，戰爭回歸，暗殺政治人物，保守主義抬頭，網絡上盡是假新聞⋯⋯很多事情回到二戰之前的氣氛。網絡促使個人主義抬頭，公共領域的討論空間愈來愈細，阿古智子倡議用理性態度為社會呼喊，還有意義嗎？

香港問題　不止是一條是非題

「現在習近平所指『一國兩制』，是表示保障言論自由⋯⋯？」7 月 1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任內第二次訪香港，日本電視台在時事節目中提出疑問。

席上阿古智子解說：「中國憲法也寫保障言論自由，但大前提是在共產黨管治下得到保障⋯⋯香港的言論自由在『一國兩制』的『一國』下存在，因此本身是有其限制，但不能說違反『一國兩制』。」

阿古的解說是「一國」下的自由，中國給香港多少便多少。事實上，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概念模糊。1984 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沒有港人聲音，北京在「港人治港」可以添上「愛國者治港」，建制派突然引入「香港不是殖民地」的論述也可以，所有都在「一國」的大原則下決定。

主持聞言側頭暗示不理解，中日在憲法與「一國兩制」的理解上存異。

「那今日的香港，還有沒有言論自由？」主持直接了當問。

「取締《蘋果日報》，香港再沒有言論自由」，阿古智子在大氣電波直接了當否定香港還有言論自由的說法。眾人點頭示意明白。這始終像「Yes or No」的懶人包，是較令人理解。

然而阿古說，事情的討論不應只停留在「是與不是」。「是與不是」之間也存不同面向的看法。反觀日本，她說在疫情和俄烏戰爭下，討論的空間變得越來越窄，傳媒一面倒報道同一事情，網上言論兩極化，令身為教授的她有時感到發言的壓力，「雖然說日本有言論自由，但對於日本的學者也好，就是有一種不敢說的氣氛⋯⋯我作為日本人，有些說話想說，但不敢說」。

專門研究中國公民社會，年輕時更在內地落地做研究的東京教授，原來也有不少事情是「不敢說」，這種「不容易站起來說話」的日本文化，阿古說多年來暗暗蠶食言論自由的空間。而她可以做的，就是「盡量說」，她還着記者放心，「現在我說的都可以說的，沒事」。

踏單車的教授

安倍晉三暗殺事件發生之後數天，約阿古老師喝茶，騎着單車的阿古突然停車在我面前。「不好意思，我遲了。」她輕輕的跨過座駕，推車四處找泊車處，可是拐了一圈也找不到。始終日本不是一個可以隨處泊單車的地方，最後她還是決定停在咖啡廳前，「停在這，應該沒事的」，在門外放下單車便推門入咖啡室。

大汗淋漓的阿古坐下來轉用國語說話，她說留意到國內外媒體追捧「安倍經濟學」，事實上在這種低日圓匯價、低息政策在全球通貨膨漲下，現任首相岸田文雄內閣仍坐困愁城，苦無對策；剛過去的參議院選舉，執政聯盟加上支持修憲的兩黨，參議院議席超過三分之二，議席的數目足夠提出修憲，安倍被刺殺之後國民多了危機感，或許傾向支持；說時遲那時快，岸田文雄稱為解決能源危機，重新啟動 9 個核電廠，面臨冬天缺電，民間一時不知如何回應這則新聞。

疫情令極權國家變本加厲，上海封城說封便封，民主國家嘴巴批評極權，實際上也利用疫情玩弄民主，走向專制。日本政府在 2021 年大半年發出「緊急事態宣言」，建議店舖晚上 8 時關門，食肆停止賣酒。自民黨在修憲提案上建議，當發生天災或戰爭，政府發出「緊急事態」，國民須服從政府指令。安倍死後，這項建議有可能放在提綱上。

阿古智子說疫情令不少學生在家太久，削弱新一代的溝通能力；政府為大眾「決定好」的風氣，亦會令大眾更失語。「COVID-19 這幾年，政策沒有好好討論 。在民主社會，討論過程很重要的。現在不是。（國民驚覺）呀，（政府）已經決定了。呀，再問下去，（政策）有沒有根據？沒有溝通好就決定，有什麼意思呢？」

中國田野研究生

阿古智子視中國為第二個母國，她曾在中國留學，香港主權移交前後在香港大學修博士，專修「比較教育學」，回國在東京大學當教授，多年來致力研究言論自由及教育環境。她說，年輕時言論自由的啟蒙不在日本，反而是中國、香港令她感受言論自由的可貴。如今面對日本國內對中國政權的猛烈批評，阿古念茲在茲，指言論自由建基於尊重，要保持理性。

「中國共產黨是有問題，不能說中國是壞東西，也不是所有的中國人是壞人。這些事要『丁寧』（誠懇慎重）的討論，不能只說好與不好。」

她眼看「香港朋友」因《港區國安法》被拘捕，出獄無期；「中國朋友」因她批評中國的言論與她絕交；她的「中國學生」在網絡上因維護中國而遭受網上欺凌。世界不再一樣，她依然堅持和平理性討論。這種靭性，源於年輕時在中國做研究的歷練。

九十年代初阿古智子到中國留學，捲起衣袖落農村做田野訪問，了解當地社會，跟調查記者和維權律師合作，游走「紅線」之間。她眼見尊敬的調查記者「被邀約飲茶」，有些被關在牢中，有些維權人士親人受不了國安恫嚇而舉家流亡海外。阿古心痛，他們做的一切也是為人民，但竟得到這樣的遭遇？阿古深刻發省，日本人自由在手，卻沒有好好實踐，「他們（記者、維權律師）敢寫敢說話，日本可以投票，但年輕人不投票的，這是不可思議。」

留學時她遇上過一次「不被記錄」、「沒有發生」的選舉，令她畢生難忘。她沒想到簡單一次協會選舉，主事者也淪為階下囚。「 一次（中國）歷史協會選代表，部分會員說在北京不如搞直接選舉，然後⋯⋯就被抓了。」時值江澤民年代，風氣較為開放，惟選舉依然是禁忌。2012 年的烏坎村事件更是一錘定音，令民選選舉舉步維艱。阿古眼巴巴看着優秀的傳媒、公民社會、維權律師的空間一步一步被扼殺。

「起初上海（四月）封城，很多中國朋友傳來訊息，表示不滿，到現在，靜了。在現行的制度，中國人很難站起來說話⋯⋯」阿古說，中國國內的「事實」很難被看見，更遑論不同角度的「真相」。少時留學歲月匆匆，廿年後她沒想到香港也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2020 年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內地「禁言」現象正在向香港、澳門蔓延，而她亦從此再難回到她的第二故鄉──中國。

這幾年，內地出現很大變化，政權容不下公民記者、獨立記者的聲音，留學海外的中國年輕人由牆內走出牆外，突然接觸到六四屠城、反對習近平的論調，有感全世界也對中國敵視。一些留日的中國留學生對中國負面的事沉默不語，心中有數；另一些留學生一下子接受不了對祖國的批評，搖身一變成「小粉紅」，四處攻擊同胞不愛國。

阿古智子的學生曾在她的 Facebook 留言不滿老師批評中國，惹來日本網民攻擊她的學生是「小粉紅」，阿古對此表示心痛。「比較同情這些年輕人（留學生），他們不是沒有良知的。在中國不翻牆的話看不到其他（東西），這些人沒有辦法，因為都在這個環境長大，環境是很重要的。不是中國人壞，是環境造出來的⋯⋯，我不想改變他們，他們要自己去改變，我們的悲哀是一樣的。」

阿古智子在香港認識居港的港日混血兒，他們都分成兩批人，一是支持反修例運動，另一邊是較為反對運動的「淺藍」一族。阿古智子認為有這樣的分歧，理由可以很複雜，也可以很簡單，「在本地接受教育的日本少年有香港朋友，講廣東話，他們投入感很大；對運動厭惡的少年是讀國際學校的。」

安倍之死　誰是共犯  

阿古老師在日本努力筆耕，經常出席有關人權、言論自由的講座，發表對今日香港的看法。她曾在雜誌《世界》撰文，指香港是殖民制度留下來的悲劇，主權移交後香港繼承了英國殖民地的自由經濟，同樣也繼承了殖民惡法，才會令處於「冬眠期」的惡法被今日政權所用。主權移交後香港人仍然是不能作主。在她眼中香港有很多結構性的問題沒有解決，埋藏多年的問題、分歧一次過在 2019 年爆發。

這些悲劇看來也在日本上演，無權勢者沒有宣洩、發表意見的渠道，最後訴諸暴力令問題曝光。

她慨嘆，制度滋生暴力，我們只能無奈地看着事情發生。「用暴力去改變現況，這是不好的現象，但都發生了。」

安倍晉三於 7 月 8 日（周五）遇刺後，日本傳媒出現一種奇怪現象，兇徒被捕後自述動機，翌日只有自由派報紙《朝日新聞》以殺手因宗教仇恨槍殺安倍晉三為題，其他報紙在標題都沒有明言。第三天，傳媒陸續透露兇手山上徹也因仇恨一宗教而殺安倍，直至第四天傳媒才開始公開牽涉的宗教名字「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會（統一教）」，以及調查自民黨與「統一教」的關係。

安倍被殺的消息震撼全日本，當初民眾痛罵殺手，甚至有人怪罪網絡言論太自由，促成暴力事件云云。事件過了 10 天，民眾開始同情在安倍背後狠狠轟下兩槍的山上徹也。

山上徹也有一兄一妹，父親擁有一間建築公司，少時過着較富裕的中產生活。山上天資聰穎，成績卓越，可惜父親自殺早逝。父親死後，母親信奉「統一教」，不惜賣地傾家財 1 億（現值約 560 萬港元）日圓給予「統一教」，自始家道中落。據山上伯父憶述，母親時常往南韓朝聖，掉下子女在家不顧，山上的兄長自少患癌亦不幸有眼疾，兄成長後輕生離去。為了生計，山上 02 年加入海上自衛隊。05 年山上徹也亦一度尋死，想到還要照顧家人才打消念頭。各大媒體一度傳出山上徹也的 Twitter 提及，對自己的母親又愛又恨……

去年（2021 年）9 月，山上徹也在網上看到前首相安倍晉三在「統一教」的宣傳影像，於是計劃下手刺殺。傳媒其後抽出與「統一教」有關係的自民黨議員，其關係追溯至安倍的祖父岸信介，指自民黨利用「統一教」確保票源。

「統一教」脅迫信徒捐贈並不是今天發生的事，協助信徒的律師團隊「全國靈感商法對策律師聯絡會（下稱：律師聯絡會）」早於 1987 年成立，「律師聯絡會」指該教會近 5 年吸金 54 億日圓。涉及「統一教」的民事訴訟從來沒有停止，民眾在網上怒吼：為何傳媒一開始不公布宗教的名字？為何不報道「統一教」的訴訟案件？

這宗刺殺前首相的悲劇，實在令日本國民百感交雜，大家都清楚「統一教」的問題，他們洗腦式遊說教徒捐獻，舉行集體結婚等荒誕事。九十年代初曾有傳媒報道「統一教」的惡行，往後其醜聞卻不見天日。不少日本人心中有數，「統一教」在日本吸取信徒家財，供養韓國的宗教，日本警察、政客對此默不作聲，因為該宗教傳播的保守意識，所取得的選票，正是執政黨所需，日本的政治與宗教的權力早連在一起。

阿古智子作為言論自由的觀察者，深明日媒一開始默不作聲的原因：「宗教與政治人物關係密切，傳媒是由企業給錢的；NHK 也要考慮自民黨，政府會施壓。但是，誰為無權者發聲？」暴力抬頭已成事實，阿古苦笑說，更殘酷的還在後面，「警察權力會提升，軍費也會增加」。

日本政壇披上「安倍的外衣」，吹風修憲勢在必行，現時執政黨加上支持修憲派的議席已足夠通過，惟最後還須過公投一關。7 月 10 日參議院選舉沒有因為安倍效應拉高投票率，投票率僅 52.05%，年輕人投票率依然低，令外界難以預測之後修憲公投的結果。事實上 65 歲以上人口已佔全日本 28%，用公投決定修憲，對最有機會參戰的新一代又是否公平？

2019 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阿古智子經常到香港現場採訪穿起黑衣的年輕人，問他們為何上街，仔細聆聽他們背後家庭撕裂的故事。在示威現場，阿古找到一名 14 歲中學生，還有在香港出生的日本少女，探問之下，各有故事。見到小孩們上街示威的景象，身為老師的阿古在《香港＿何去何從》一書說「內心是五味雜陳」，她看到這座城市年輕人與有財有勢的人正各走一方，關係決裂至不能挽救的地步。

「2019 年的社會運動，各人都參與了，跟中國做生意的、跟中國企業合作的，不太支持（運動）的⋯⋯，居於香港的香港人，應該有權說話，政策過程中，沒有他們的聲音，勇武派用暴力去改變結構性的問題⋯⋯。」

權力失衡，社會失去發聲的渠道，漸漸以暴力找出口，這個無力的循環亦正在日本上演。阿古智子像 2019 年在香港那樣探問她的東大學生，「 『你要不要參與戰爭？』大家都說不想打仗，不想加軍費。誰可以想像要加入軍隊，與敵方打起來？」可是，最有可能上戰場的還是今日沉默的一代。日本的現況還是老人操控資源及票源，老人決定年輕人命運。

暴力的漩渦

疫情期間，日本近乎每個月都出現「無差別傷人事件」，一次更出現在阿古智子教書的地方──東京大學。今年 1 月東大舉行入學試，一名 17 歲的名古屋男生在東大門外用刀刺傷三人。少年供稱想考入東大理科，可惜成績未如理想，原本想自盡了結生命，但他選擇殺人洩憤。去年日本的車廂同樣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這些新聞的頻密程度，已令日本人漸漸麻木。

社會上暴力事件不絕，受害者由醫生、學生，演變到前首相安倍晉三，這些事件盡見社會已病入膏肓。致力研究中國人權問題阿古智子提醒我們，日本「自我維穩」的問題入骨，六十年代學生運動風潮過後，國民轉趨主張和平，社會展現的是一種「表面的和平」，這種偽善的和平主義令很多國民失去了「站起來說話」的勇氣，令問題不斷惡化至不能挽救的地步。

阿古智子續指，「逃避主義」、「去政治化」、「權威人格」等意識形態已植根在日本人腦袋，她比較中國與日本的維穩手段，兩國的差別很大，日本是「國民自我維穩，不用靠警察的」 ，今次刺殺安倍事件將日本結構性問題浮上面，民眾終於在網上鼓起勇氣質問主流媒體：為何不公開「統一教」？

阿古智子語重深長分析，日本國內由來已久的保守主義與網絡的個人主義已發生衝突，「保守派是主張傳統的價值觀，家庭觀念，缺乏多樣性；但社會上已走向個人化，你看殺安倍的兇手活在社交媒體世界，不跟外界交流也可以做很多東西」，這衝突是不能避免，而且會愈演愈烈。

不容討論的「監獄之門」

《香港＿何去何從》一書，記錄兩岸三地言論自由的情況，阿古智子對日本的批評亦不留情，她先從自己的生活說起。書中記載了她孩子學校附近的「黑暗遺產（Dark Heritage）」（與戰爭、暴力事件有關的歷史遺址或文物）。

她的兒子在中野的和平之森小學讀書，為遷校作準備，校方邀請家長教師會、歷史研究者和當地居民商討應否拆除「監獄之門」。「監獄之門」原址是豐多摩監獄，建於 1915 年。該建築物代表着戰前悠長的思想監控史。據《香港＿—何去何從》，阿古智子寫道：「二戰前、二戰期間，無產階級文學作家小林多喜二、文學評論家龜井勝一郎、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宗教家戶田城聖等多名政治犯、思想犯被關押在豐多摩監獄」。戰後，該建築被「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徵用為「美陸軍刑務所」，及後改建成「中野刑務所」，於 1983 年停用。小學家長教師會討論拆門之事，才「發現」它的歷史。

「監獄之門」象徵了百年前軍國政權如何壓制思想家的歷史。歷史近在咫尺，作為當區老街坊的阿古智子靦腆真誠說對此竟一無所知，實在慚愧。

阿古智子的兒子對「監獄之門」的理解是「以前反對戰爭的人們會被抓進這裡」。阿古聞言笑了，對這個敢言、經常與班主任吵架的兒子說：「事情也沒有那麼單純啦。」阿古說大人們口口聲聲說「學校建設要以孩子為第一考量」，但對於有關「監獄之門」的認識和討論，孩子們往往被摒出門外，所以作為母親還是先了解，慢慢教導兒子這段歷史。

阿古智子遂就拆「監獄之門」一事，向校長倡議學校上下應該先學習這段歷史，怎料校長極力反對：「這樣會剝弱中立性」，阿古反駁校長：「當年被關的左派、右派、偏保守派也在裡頭 . . . 如果我們不認識歷史，怎樣討論歷史？」

只是在家長會中，像阿古那樣支持先認識、後商討清拆者，還是少數。話語權都落在大聲的一方，沉默的一群也被代表了。「其中一位（家長）是自民黨委員的秘書，她說話很大聲。周圍的家長說：『這個人說話很大聲，我不想跟這個人談』。在日本大聲說話的人就是有影響力，結果人人不敢說話⋯⋯。」阿古智子是國內的中國專家，但在兒子的小學，她的聲音也被不同聲線蓋住，無形的壓力懸浮在空氣中，令人透不過氣。

研究了廿多年中國的阿古智子冷不防道出一個見解：「日本人是很乖的，中國人不會這樣乖，哈哈！日本人是服從權威的，很容易被洗腦。」

阿古說日本社會往後退，失去多元思想，這源於教育出現問題，七十年代歷史老師教他們「日本跟中國打過仗，對中國人民很不好意思，要說抱歉」；往後老師灌輸的思想形態已跟以前不一樣，老師說「不應該一味道歉，日本應該有自信，不要只看歷史的負面」。然而無論是哪種方法，都是一種觀點灌輸，而非讓學生思考。阿古智子慨嘆，在校園滋長不求甚解、只信權威的思想，令社會趨向單一化，失去消化複雜事情的能力。

1997 年阿古智子在香港大學修「比較教育學」，她的師父是前香港大學教育學院的首席教授程介明，程介明對她循循善誘，教導她教育不是倒模機器，必須讓學生有獨立思考。

阿古智子特別讚嘆香港教育的開放性，比如 2020 年歷史科考題為「1900 至 45 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法？」，阿古智子說這些需要思考論證的題目，換轉在日本，已是大學級別的題目，這種開放性讓香港年輕一代比其他東亞國家的年輕人相對有獨立思維。

回家之路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阿古智子不時忍痛跟朋友說，《國安法》後香港教育出現骨牌式效應，阿古讚嘆不已的通識科遭「殺科」，換上灌輸愛國教育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香港人的價值不免「被動搖」，香港人的身分也會「被抹去」⋯⋯

對於香港局勢，阿古智子非常關心，看到《明報》一則新聞講述中學圖書館有 200 本書下架，她直言心痛，「老師也要替學生『選書』，實在太糟糕了」。書本是知識泉源，傳媒是言論自由之母，阿古智子看到香港自由不斷被摧毁，她說現在可以做的是，愛護僅存的言論自由環境，理由很簡單，因為人總要說話的。

「人跟動物哪裡不一樣，就是我們有文字，有很多話要說出來。言論的活動非常重要，我們沒有言論就不是人，難道我們放棄做人嗎？」阿古智子皺眉苦笑着。

阿古智子於九七前後在香港居住，她笑言居住香港三年，廣東話怎樣學也講不好，但在社區總能夠與街坊溝通，這實在是不可思議又可愛的事，她說怪不得日本女生都愛香港，愛它的異國風情，享受不能事事都要講「敬語」的自由。

當時香港呼吸每一口空氣，也是自由。也許天真，阿古沒料到香港三年間變成這樣陌生的模樣。

「想不想回香港一趟？」

「想。」阿古智子沒有多說其他，低着頭沿道玄坂斜路一條氣走上去，準備看一齣在香港不能放映的《憂鬱之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