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話：環球流散媒體與香港

今期《如水》談「流散媒體（Diasporic media）」。讀者可能會一頭霧水，到底甚麼是流散媒體？筆者向香港、臺灣的友人介紹時，就說到：「通俗而言，即是一些離開了原居地在海外運作，但仍然關心原居地社群的媒體，我們《如水》也是一例⋯⋯」

在國安法後，多間香港傳媒逐一停運，與此同時又有一些新的媒體誕生，面對這個現象，今期《如水》分別訪問《同文》、《棱角》兩間流散媒體，亦訪問了 RFA（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副主任胡力漢，一起探討現時在香港做新聞的環境，以及已在海外的流散媒體能做些甚麼。

RFA 是目前在香港仍有辦公室的外媒。在《國安法後　港媒噤聲　流散媒體資源弱　RFA 能做甚麼？》的專訪中，胡力漢自言：

「我覺得現在香港媒體有好多自我審查……不該說他們自我審查，而是大家都不清楚紅線在哪，所以香港媒體會退得好後 . . . （至於）香港傳媒可以做的，我們都可以做，而且還可以比香港媒體行前一步 . . . 面對（國安法）『紅線』，我們可以企得硬啲」。

雖說 RFA 可以相對「企得硬」，但在香港做新聞還是有不少局限，像是難找合適的人做訪問，他坦言在香港「基本上做唔到嘢」（當然，在海外做新聞也有一定的挑戰，下文會講述）；還有一點，即使 RFA 相信在國安法下仍有辦法在港運作，但是否有美國政府資助就凡事都無所畏懼？答案是否定的，而令他們最擔心，是聲言即將立法的《基本法》第 23 條，會不會針對外媒。

「以我所知（若然立法後）有很多外國媒體都⋯⋯都咩嘅啦，都摺嘅啦、都走（苦笑），多間外媒都收縮得很厲害。」—— 胡力漢

當許多外媒離港，香港發放新聞的渠道減少，海外香港媒體就變得更有價值，筆者作為在流散媒體工作的一員，認為除了可以利用海外空間繼續為香港議題發聲，同時也在制衡政權外宣，讓外界聽到不同港人的聲音。故此，今期的主題訂為《流散媒體如何抗衡國家機器？》

在《訪問〈同文〉、〈棱角〉與香港民主女神：流散媒體如何在緊絀資源下生存？》的專訪中，他們不約而同講到在海外做港聞有一定局限，其中：

「海外的流散媒體無法如香港傳媒一樣快速、在現場報道即時情況，亦要依賴香港傳媒的第一手報道。」——《同文》總編 YC

「畢竟人在海外，能取得的新聞資料已是第二、三手，但相信仍可做到一些香港傳媒受國安法『紅線』所限而無法選取的新聞角度。」——《棱角》總編輯 Jane Poon

除此以外，流散媒體大多面臨資源短缺的問題，因為難像主流媒體般有持續、穩定的廣告收入，只能靠讀者付費訂閱，兩人皆說因此裁減人手，其中 Jane 說，希望減省支出能更容易達到收支平衡：

「無辦法啦，（目前）只有 cut（人手）啦⋯⋯大家同事都明白 . . . 因為大家都想做到落去。」

破曉的評論文章《遙控器上的香港：比起媒體，未來更需要的選擇是……》就不看好香港流散媒體的前景：

「歷史軌跡表明，離散媒體成長所依賴的翻譯外電和移民專題，需求將隨後代融入當地社會而下降。有心人成功配對資金支持仍要面對缺乏影響力的困局，畢竟目前的復甦假象掩飾不了市場萎縮的事實。雖然多間新辦媒體先後吸納以往具公信力媒體的班底，但整體影響力疊加起來，仍不足以彌補一間傳統媒體的消失。要麼只能專注一類新聞、要麼隔周刊登深度報道、要麼在多地頻密更新而分身不暇。最不方便的真相是，即使媒體數量反彈，留下來的人發現以碎片化網誌的方式苟延殘喘，已難以重奪流失至綜合性外媒和專門時事評論的讀者群。」

然而，面對財政壓力、讀者群流失致難以經營下去的，不只是流散媒體，同樣在國安法後成立，但紮根香港的新媒體亦然。Channel C HK 今年 6 月初「告急」，指一直以來大力支持該平台營運的「有心人」無法繼續提供財力支援，Channel C HK 須在一個月內自負盈虧，否則將在 7 月12 日開台兩週年之際停運。港人聞訊後一呼百應訂閱支持。

《同文》總編 YC 在訪問中提到：

「有賴《蘋果》當年推出訂閱制，讓港人慢慢接受付費閱讀，現在大家都比較願意捐錢給與民主自由有關的組織及媒體 . . . 《同文》今年有開設 ​​Patreon 接受公眾捐款，儘管收到的款項不算多，但至少可以補貼一部分支出。」

那麼有多少香港人願意「課金」支持香港媒體？今期《如水》製作的 infographic 《海外、居港港人　有幾信任、支持香港媒體？》，希望與讀者、傳媒行家一起探討這個議題。我們在《如水》各個社交媒體發帖，邀請公眾分享對於香港媒體（包含國安法前、後成立之海外及香港傳媒）的可信度，以及每月願意花費多少錢訂閱等資訊。

我們透過數據發現，不論在香港還是海外的受訪者，無「課金」者皆超過四成；而願意每月付費者當中，分別有 57% 及 75% 人報稱每月支付金額為港幣 99 元以內。不過，居港受訪者相對比海外受訪者更願意支付較高金額支持傳媒機構，前者有約 25% 每月支付超過 100 港元，而後者僅 14%。

至於哪間傳媒在受訪者心中可信度最高，容筆者賣關子，請讀者在今期《如水》中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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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本 160 頁的雜誌裡面，當然不只是訪問傳媒行家，還有其他持分者。筆者在本期雜誌撰寫《行業前景黯淡　為何香港學生仍在海外讀新聞？》的報道，訪問了在 2019 年反送中後，赴英國、美國及臺灣讀傳播學系學士及碩士課程的香港學生，以瞭解他們為何明知香港新聞機構萎縮、就業機會減少，加上香港新聞自由度大幅倒退，仍繼續讀新聞相關科系。

筆者發現，他們或多或少是受到反送中事件影響，但不一定是受抗爭運動啟發而想做新聞，就如在美國讀大學的 Ariel（化名）就談到：

「因為（在旁聽的過程中）法庭內不可拍照或錄影，只能靠文字記錄，我希望自己未來能用記者的身分，透過報道記錄這些歷史，『否則可能之後就無人知道入面發生過甚麼事』。」

其實，她大學主修地質學，正是因為反送中，才突然副修新聞系，及後還把大部分時間放在副修科目及做該校學生報記者，對此的熱誠更超越主修科系。

在英國讀書的 Reagan 想做記者，是源自從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加上讀中學時讀到《傳真社》的一篇報道，讓他認為記者追查鮮為人知的事件讓公眾知道，「是一個很有使命感的職業」。

至於在臺灣攻讀傳播學院碩士的 Patty（化名），是本篇 3 位受訪者中，唯一一人在香港讀過新聞系，並曾在反送中前線做採訪。會去臺灣進修，她不諱言其一原因是不想留在香港發展，也不想在香港繼續讀新聞。從筆者與她交談，察覺她對新聞行業前景的看法較另外兩位悲觀，對未來會否從事新聞行業，她的答覆也比較模稜兩可：

她認為，臺灣傳媒薪酬待遇較差，行業前景不太明朗。她亦會考量做傳媒能否幫助她未來的生涯規劃 . . . 她坦言不想在臺灣做即時新聞，只想做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 . . . 若找不到 data journalism 的工作，則可能考慮做 Marketing 或者於研究中心任職。

而在訪問中，他們均告訴筆者，在學業或學生報上，做過、或爭取過做有關香港的議題，但當筆者問及假設未來在海外做傳媒，會否想繼續做香港議題，三者均認為該 move on，其中 Reagan 指出，2019 年香港反送中驅使他想做記者，只是一個起點：

「我不單只做香港新聞，甚麼地方的新聞我都想做。再者，做香港新聞，受眾真的太少了，我希望用英文做新聞能夠擴大受眾，為更多勢弱言輕者發聲。」

講到語言帶來的制肘，目前香港的流散媒體主要都是以中文發稿，這會否局限了傳播範圍僅在華語圈子，難以「衝出國際」呢？是否該改變模式要出雙語報道？

我們編輯部同事 Jacky 在《專訪媒體及傳播學者 Yazan Badran　流亡新聞的複雜性：敘利亞媒體對香港記者的啟示》一稿，訪問到專注中東和北非地區新聞和政治活動、研究敘利亞流亡記者的學者 Yazan Badran，他以敘利亞的經驗指：

「這對敘利亞媒體來說已經成為必要，現時大多數敘利亞媒體都是以雙語出版，至少有部分報道是這樣處理 . . . 對香港而言，首先，我想中國大陸如此龐大、資金充足，而且有國家支持，香港媒體不可能通過出版中文雜誌帶來甚麼變化。

但我認為，在另一方面，即使香港媒體只在一定程度上主動與華語圈的其他讀者互動，香港媒體也有一個基本責任參與這個更廣的公共領域 . . . 因為一旦你開始翻譯，你就開始在一個不同語言的語法及思考邏輯中重新思考問題，並試圖把它們翻譯成一個不同的範式，同時在該翻譯語言的文化領域生產知識。」

今期《如水》的兩篇學者訪問，英文版會在網站上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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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流散媒體並非香港、敘利亞獨有，全球各地只要有極權的地方，就會有流散或流亡媒體出現，有些甚至已有幾十年歷史。

就像今期《如水》獲英國牛津大學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授權，將流亡海外的著名新聞網站 Confidencial 的編輯、尼加拉瓜記者卡洛斯・F・查莫洛（Carlos F. Chamorro），今年在《路透社》紀念講座的演講內容翻譯成中文發表。

查莫洛的身世頗為特別，其父生前是《新聞報（La Prensa）》總編（1978 年遭暗殺），查莫洛就在一個月後、獨裁統治下展開其新聞工作生涯；至於其母親，1990 至 1997 年間曾任該國總統，推動民主轉型，不過，隨著現在的當權者奧蒂嘉（Daniel Ortega）自 2007 年重新掌權以來，當地的民主體制就大幅倒退，甚至加強管控媒體：

（政權）設計出一套傳播戰略，強制推出所謂「未受污染資訊」，也就是她所謂的「純淨狀態」的資訊，通過官方媒體直接傳達到市民手中，不經任何獨立媒體的質疑或調查。

這種專制政府的模式，在 2018 年 4 月爆發的公民抗議運動下崩潰，政權看到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遂以殘酷的鎮壓作為回應 . . . 並視新聞界為要粉碎的敵人 . . . 2020 年，政府通過「網絡犯罪特別法」，針對透過社交媒體和媒體機構傳播的所謂「假新聞」，並將涉案者處以 1 至 5 年的監禁。

何謂「假新聞」？當局無定義，某程度上是政府說了算。查莫洛說到，在法例生效後，至少有 20 人因而鋃鐺入獄，包括記者、社運人士、牧師，甚至一個沒有任何社交媒體賬戶的農民。他的 Confidencial 編輯部，則分別在 2018、2021年兩度遭警方查封，迫使他們流亡海外，在異地繼續無間斷做原居地的新聞。

另外，Confidencial 還是今年 4 月在意大利佩魯賈舉辦的國際新聞節中，題為「流亡媒體不只是潮流（Exiled Media is Not Just a Trend）」的講者之一。《如水》編輯部一篇《佩魯賈國際新聞節　流亡媒體網絡 NEMO 正式成立》，記者專程前往意大利，參加及報道這場歐洲乃至全球最大的傳媒業界盛事。在這場討論環節，5 名分別來自緬甸、尼加拉瓜、俄羅斯等國家的媒體機構，其流亡媒體人進行小組討論，當中談及營運財政壓力，還討論到流亡媒體的目標受眾群：即應該面向（原居地的）本地居民，還是已經流散到海外的流散社群？

如果選擇以流散社群為主要對象，傳媒機構便可能須要面對流散族群人數遠少於本地居民的現實。讀者人數不足會導致影響力不足、資源不足，傳媒工作可能會難以持續。儘管如此，放棄流散社群讀者、專注於本地讀者也未必是出路。最明顯的問題是，媒體工作者如何在異地報道自己家鄉的事。在拉脫維亞報道俄羅斯新聞的 Medusa 總編輯及創辦人之一 Ivan Kolpakov 坦言，「每個流亡媒體都會努力為他們的母國提供服務，並期望自己能與本地民眾保持聯繫」，但如何做到這一點，對於流亡媒體來說仍是個挑戰。

那麼，這些問題究竟可以如何解決？顯然沒有標準答案。事實上，即使有，答案也可能隨著時局的發展而改變，例如新科技的出現，可能會帶來新的解決方案，但威權政府採取新的打壓手段，又可能會加大應對問題的難度。——《如水》編輯部 著

也就如標題所示，5 人藉該活動，正式宣布成立環球流亡媒體網絡 NEMO（Network of Exiled Media Outlets），希望能將全球的流亡媒體連結起來，讓彼此能夠互相幫助、互相借鏡，以令流亡媒體工作者能夠一起走過艱難的路。

《路透社》紀念講座的演講則寄語：

「尼加拉瓜的經驗表明，在獨裁統治下，流亡新聞業的抵抗並不足以為民主變革鋪路，但只要他們保持信念，繼續做更多、更好的新聞，新聞自由的火焰就會繼續燃燒，成為所有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

上文有提及到，俄羅斯也是一個有不少流散海外媒體的國家。凌志豪撰寫的《風暴中的獨立之聲：流亡中的俄羅斯地區獨立學生媒體》，訪問了網上學生媒體《風暴（Groza）》創辦人 Marina Bezmaternykh。受訪者已在俄烏戰爭後流亡海外，而她的媒體在經營 3 年後，正打算轉型。

轉型有兩種，一種像是《同文》，避免各家海外香港媒體都做一樣的事而力量抵銷，所以按實際情況重新審視自己的定位，尋求改變。另一種就如俄羅斯的《風暴》，原是關注當地大學教育議題，現在因為當地政局愈趨敗壞，故想轉型成一個推動公民教育的組織。Marina 指：

「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年輕人急需學會如何捍衛自己的權益 . . . 例如由（學校）宿舍問題到（俄烏戰爭）軍方動員入伍等生死攸關的課題，人們需要知道如何自保 . . . 在現時的俄羅斯談人權是極為矛盾，儘管法律明文賦予言論自由，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言論自由。其他人權的狀況亦是如此。」

像這種的做法，香港亦有類似。香港民主女神的「本業」是聚焦在藝術及文化方面，加上團隊成員皆非做／讀傳媒出身，據香港民主女神發起人 Alex 說，是「（藉此）提供平台為港人帶來不同角度觀察社會議題」。

對於媒體應否參與社會運動，在《專訪挪威 NLA 大學新聞學教授 Terje S. Skjerdal　透明無隱：致力於社會運動報道的公正性》中，Terje S. Skjerdal 說道：

「如果媒體的主要動機是宣揚特定政治議題或代表特定政治立場，那麼我認為媒體需要公開這一點。他們需要保持透明，盡量不隱藏自己的意圖 . . . 其次，對於純粹的社運媒體，如果它唯一的動機是帶來改變、干預或推動某些政治議題，我對能否稱之為專業新聞有所保留。在這種情況下，它是與傳統新聞學所定義的新聞不同的東西。雖然，在當地社會完全滅聲，當局粗暴打壓言論自由和任何異見的情況下，我可以理解這種做法。」

Yazan Badran 也認同立場要公開透明，他以香港的情況表示：

「只要記者立場是透明的，我更願意閱讀一篇由一位記者清楚、透明地告訴我，他支持香港獨立運動，但更多層次、更深入的文章，而非一篇由外國空降當地記者寫的無味文章，因為外國記者去了那裡，也只會看到表面。與此同時，我亦可以閱讀另一位記者的文章，他可以告訴我他反對香港獨立 ，但為我提供更豐富和更詳細的細節。」

至於 Kennedy Wong 的書評《沒有新聞才是壞新聞：評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回顧了香港的媒體歷史，講起新聞自由是「曾經沒有」，亦不是天長地久，「自由如空氣，只有窒息時才會察覺它的存在」，還指在極權下，「沒有新聞是一種壞新聞 （No news is a kind of bad news）。

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本地傳媒因國安法而噤聲，Kennedy 則相信，在海外的媒體有一定空間運作：

「例如《光傳媒》、《棱角》、《綠豆》等，其實依然會對本地和海外香港人社群產生影響。當香港網絡依然流動，大陸防火牆尚未來臨之前，這些新聞消息和討論，仍會成為連結海外與本地港人的重要聯繫。因此，一天尚有報道香港的新聞，而非『宣傳』香港的『新聞』，這便是一則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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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今期的題目有講到「抗衡國家機器」，《如水》重點文章是精心製作了調查報道《統戰部借香港秘密持〈歐洲時報〉大外宣　曾與〈經濟學人〉等知名外媒合作　英政府落廣告》。我們過去數月透過於英、法兩地實地採訪，以及查閱香港、法國、英國及德國的商業登記資料，調查號稱全歐洲最大華文媒體《歐洲時報》的架構與運作，並發現它實際上是由中共統戰部，透過一家香港註冊、名為「亞洲文化企業有限公司」的公司操控，公司成立年分甚至能追溯到 1980 年。

對此，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葉飛立（Filip Jirouš）接受《如水》訪問時表示：

「香港這麼多年來，尤其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之後，都一直被國家企業和機構用作進軍海外的渠道 . . . 這種做法令到西方政府更難看清這些公司的真面目，因為香港在商業與投資領域，一直被視為合法而且管治優良的地方。」

他又提到，中共操控海外傳媒影響歐洲輿論的手法已符合歐盟「混合戰爭（hybrid warfare）」的定義：

「既然歐盟已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競爭對手，而且中國試圖干預環球民主國家政治的意圖愈來愈明顯，我認為合理的做法是審查相關機構，特別是接受外國資助的一群。」

筆者作為有分參與這個調查報道的一員，我們從蒐集資料、查冊、整理資料、實地調查及聯絡各方做訪問等，確實花了很長的時間、人力及資源（真是砸重金做調查）；但在花心思做這個調查報道的同時，我們還是要處理其他稿件，有一段時間忙得天昏地暗（笑）。

趁著撰寫《編者話》，筆者懇請讀者們繼續購買《如水》雜誌、大力 CLS 支持我們的工作，讓我們有更多的資源做深度報道；倘若這個調查報道的成果反應熱烈，編輯部會希望未來作進一步調查，但前提是需要得到大家實質支持。

借讀者莫離投稿《守望麥田：當代香港媒體的探索與挑戰》的一段話作結：

想起蔡元培先生一句話，「要有良好的社會，必先有良好的個人，要有良好的個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筆者斗膽改幾筆，「要有良好的媒體，必先有良好的社會，要有良好的社會，就要先有良好的個人。」媒體固然匯聚、輸出文化，可羊毛出自羊身上 . . . 在演算法當道的時代，媒體的內容水平也是我們想看的內容水平， 媒體不再只是報紙、編輯的責任，自我、群體成長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