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港中經濟成為命運共同體

2025 年 1 月 18 日，一場戰爭準備打響……中國在臺灣海峽進行大規模海軍演習……但美國分析人士認為，這只是習近平又一次習慣性的武力威脅，一種旨在讓臺灣民眾感到不安的佯攻。
但他們錯了。—— 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中美貿易戰、佩洛西訪臺、臺灣捷克領導人通話。近期國際大事無不與臺海局勢有關。一切跡象，似乎都在佐證中國攻打臺灣這個未來，即將成真。而為這個未來加添一層理論基礎的，是去年八月 Hal Brands 與 Michael Beckley 出版的著作 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有別於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論，即新興強國威脅到現有強國可能觸發戰爭，Danger Zone 回溯歷史，上至伯羅奔尼撒戰爭，到兩次世界大戰，提出另一種觀點：當正在崛起、欲挑戰世界霸權之國，因種種原因驚覺和平挑戰的機會已然錯失，更魯莽和激進的行動愈發成為可能，其中包括孤注一擲的戰爭。

Danger Zone 認為，中國現況與一戰的德意志、二戰的日本相類。由於嚴峻的外交關係、疫情和國情造成的人口下降與資源萎縮等，中國的經濟已達頂峰，失去了和平統一臺灣與超越美國的機會。中國為了國家利益、安全與野心，將需要採取更激進的行動。

“So let’s roll the dice, try to grab what we can get, while we still can.” Hal Brands 在一次研討會中這樣說。

著作在美國引起不少討論，但香港人又怎樣看？《如水》就訪問了一位就職於外國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黃邵（化名），以及投資公司 Free World Investment 共同創辦人 Daniel Wong，分析中國經濟的現況與未來展望、採取激烈行動的可能性，以及於我們來說可能是最重要的問題﹕香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命運若何。

早見端倪的壓力

談起經濟，中國常掛嘴邊的，是近四十年來的經濟奇蹟。奇蹟通常歸功於龐大的勞動人口，資本與國家密不可分的計劃經濟，結合前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提出的「低人權優勢」概念：由於中國沒有民主國家那種「掣肘」，可以役使勞工、壓榨其福利，產生出來的低廉勞動力和市場潛力，令外國資本趨之若鶩。

若然上述優勢真的是中國經濟蓬勃的主要原因，北京確實應該擔憂﹕早在疫情之前，它們已開始變得不穩。根據美國聖路易斯聯邦儲備銀行資料，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指投入各種資源如勞動力、資本等作生產的效率，是宏觀經濟學上觀測整體經濟增長的重要數據）在 2018 年錄得較大跌幅，由 2017 年的 1.00000 跌至 0.96829，而 2019 年則再有輕微回落，降至 0.96681。反觀美國，自 2011 年起一直呈上升趨勢，2019 年的數字為 1.01686。

生產效率下跌，再加上疫情等原因，中國 2022 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僅增長 3%，是四十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低值。

黃邵指，「以往基於便宜的勞動力，或者資本投入而帶來的經濟增長模式，本身已經有壓力存在」，而「這類型的壓力，其實不是一朝一夕。」

首先是人口。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字，2022 年中國人口較去年年末減少 85 萬人，是中國人口近六十年以來第一次下降。說到原因，無疑疫情對人口的打擊顯著，但黃邵指出，中國 16－59 歲的勞動人口一直疲弱。自 2011 年起，上述人口逐年下降，截至 2022 年，總計減少逾 6,000 萬。

其二是資本。中國推動經濟發展的其中一個主要來源，是地方政府吸納資金，形成城投債；以及發行債券，組建融資平台，再用獲得的資金興建基礎設施等，拉動經濟增長。黃邵指，一般而言，欠債不是問題，只要增長夠快，債務可還，「好輕易在不太高的金融風險之下投入資本，增加增長。」

然而上述方程式不是萬試萬靈。Michael Beckley 曾於一個訪問表示，對比中國經濟增長的數量，他更關注其增長的質素。他指，中國地方政府為求達到增長目標，不時興建無甚作用的建設，例如落成多年卻無人入住的「鬼城」。一時的亮麗數字背後，沒有產生持續的增長。

敗絮其中的建設，造成樓市泡沫。黃邵認為，2008 年的美國前車可鑑，中國政府亦想避免泡沫爆破，以各種政策壓抑房地產市場的無序成長，例如 2021 年的限購、限貸、限售、限價等。但是，失去了房產龐大收入的結果，是地方政府收入的增長率由 2020 年的 9.4%，急降至 2021 年的 2.5%，而超過 40％ 的省級地方債，卻又要於未來 5 年償還。

「打壓了房地產市場，增長慢一點，但慢下來的增長，又可以在哪裡補回？」黃邵說，「債務最終是要還的」。

死而不僵

人口與資本連同許多問題，對中國經濟構成沉重打擊。黃邵認為，「增長率的確達到頂峰了。尤其是一個大經濟體，沒有可能每年都 7、8%（經濟增長）的。」不過他亦說，「經濟總量是否去到頂峰？我覺得未到。」他認為，至少，中國不會出現「支爆」式的崩塌或者萎縮。

從人口的角度看，中國的確正面臨人口老化與減少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婦女平均生產胎數由 2019 年的 1.5，下跌至 2020 年的 1.28。但是，中國的競爭對手同樣亦受類似困擾：印度 2020 年婦女平均生產胎數是 2.05，雖然多於中國的 1.28，但其數字也是呈下跌趨勢，十年來下降約 20％。至於美國，2020 年的數字是 1.64，同樣是逐年下降。

展望未來，印度的人口或許會超前中國。然而，中國這個已經發展成熟且稱霸三十多年的「世界工廠」，仍非印度及其他國家可比擬。「部分（生產）可能會去了東南亞或者印度。」黃邵說。「但不會去到全面（撤離中國）的程度。」

中國工業當然也受其他因素例如中美交惡的影響。然而，美國廠商也不是那麼容易全面撤出中國。根據《華爾街日報》去年 8 月的一篇報道：中國在全球貨物出口總額中的佔比有所上升，從 2019 年的 13% 升至 2021 年底的 15%。對許多行業來說，Made in China 仍然有利可圖。Daniel Wong 觀察外國投資者的態度，指即使大趨勢是回到自由陣營一方，「他們是 on the cross road，不肯定政治風險是否值得他們與中國脫勾。」

工業難被全面取代，加上中國人民一向較高的儲蓄率，黃邵認為，「支爆」似乎遙不可及。更何況，就算中國經濟出現問題，北京也可以動用整個金融體系去支撐經濟。「國家帶動資源分配的能力，至少在短期內，有機會令波動沒有那麼激烈。」黃邵說。

「支爆」或無期，但不代表中國的經濟可以超英趕美。「令經濟增長率下滑的壓力，基本上都不會消失，亦難以透過政策去完全扭轉局面。」黃邵指，若是較為小型的經濟體，或者可以透過專注發展單一產業挽救經濟，但中國明顯不在此列。另一種手段，是積極吸引移民以填補勞動力及人才，但考慮到亞洲國家的文化，這亦非易事：「不說中國，我們說韓國、日本，是否可以輕易推動一些政策去吸引移民？」

政策無力突破，希望落在科技創新。然而，中國科技進步最快的時期，亦是外資合作最多的時期。再者，創新之事，亦非單靠金錢可成。「過往中國在科技層面的發展，是以一個較低的基數去學習……是否輕易可以用資本投入去提升（科技）呢？反而未必。」

非理性的戰爭
非理性的政權

1890 年，「鐵血宰相」俾斯麥下台。掌權的末代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一改過往的克制，希望奪取歐洲的領導地位，大舉擴張軍力與海外殖民地。為應對德國，俄羅斯威脅發起關稅戰，英國堵住伊朗的石油進口，法國不出口鐵礦予德國。同時，德國國內的社會主義派不斷發起罷工。民族主義在經濟危機下冷卻。內憂外患下，Danger Zone 認為，當時的德國成為了一個「害怕未來的國家」。戰爭，是唯一出路。

現在的中國，是一戰的德意志嗎？Daniel Wong 認為，在經濟難以如往日增長之下，中國發動軍事衝突的可能性頗大。他同意目前中國的經濟與「支爆」仍有段距離，然而，對比一般國家，中國的現況更為嚴峻，亦更有迫切性。

首先，中國的債務是全國性的。「中國各省市，上至上海，下至鄉村，全部都是欠債，沒有一個是賺錢的。」當地方省份無力償還債務，甚至無力維持人民的基本溫飽時，他們不能期望鄰省，至以中央的幫忙。其二，對比其他被世界杯葛的國家，例如俄羅斯，中國的稀有天然資源少得多。其三，杯葛之下，中國無力自行發展科技，「和美國，或者西方陣營之間的科技差距是愈來愈大，已經追不到」。

中國的統治合法性，除了民族主義，主要來自經濟增長，並承諾其獲益將回饋人民。過去幾年的「清零」政策證明這個承諾的虛偽。一旦失去合法性，就不單是經濟，而是統治階層存亡的問題了。在這個層面，Daniel Wong 認為，中國正是如 Danger Zone 所說的「害怕未來的國家」。

不過黃邵則有另一套看法。他認為，衝突的風險的確在上升，但說到要攻打臺灣，「機會未必很大。當中牽涉的成本非常大，計算到全球的供應鏈，大家的連結這麼深，這個 decision 真的不是這麼容易做到。」

對比一、二戰時期，現在全球化的程度比以往深入許多。黃邵指，今日一個國家要與其他國家切斷連繫，比以往困難許多。以俄烏戰爭為例，戰事令許多歐洲國家試圖在在能源供應上與俄國切斷連繫，但「都好麻煩」。

至於以經濟發展作為統治的合法性，黃邵認為，中國早有轉向。觀乎二十大習近平的發言，GDP 增速已非首要之務，更重要的是「內循環」、「鄉村振興」和」「共同富裕」。經濟的自主性和穩定，似乎是中國新一輪經濟政策的目標。

但是，上述一切都是基於理性的考量。二十大以後，中國的最高領導層（中央政治局），是七個意識形態幾近一致的人，又或者，其實等於一個人。整個中國的決策，可以受個人情緒使然，亦受其知識水平限制。沒有其他人可以提出反對或諫言。

Daniel Wong 表示，中國或許知道，軍事行動不過是山窮水盡的孤注一擲，甚或令現況惡化。但是，習近平仍有可能一意孤行。畢竟，在其的統治之下，中國幾近不會回到改革開放。再者，「即使中國願意 play by your rules，西方會相信嗎？」他指，當《中英聯合聲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等均被捨棄，中國的信用已經破產；那個國際社會接納中國，從而期待他受耳濡目染的年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命運共同體

中國經濟前景不明朗，香港的前路又將如何？沒有人有水晶球，但可以肯定的是，將香港與中國綑綁在一起的繩索，將愈纏愈緊。

香港的四大主要產業，分別為金融服務、旅遊、貿易及物流和專業及工商業支援服務。而這四大產業在結構上均與中國有著莫大關係。黃邵指，當過去 30 年，香港對中國過度依賴，若中國經濟無法如以往增長，香港的潛在增長自然亦會減慢。

自從開放大陸自由行以來，中國一直是最大的訪港遊客來源。這一點可見於中國因疫情封關後，香港低迷的零售數據，以至業者的叫苦連天。金融方面，2021 年，中資銀行的資產佔香港整體銀行業超過三分之一。黃邵表示，中國經濟疲弱會影響中資股票的估值表現及借賃需求，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亦會令資本有分散的傾向，為香港的金融市場帶來一定隱憂。

貿易與物流方面，雖然香港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建基於地理優勢及運輸基建，但黃邵指，許多貨物尤其是電子產品，「以往進出口增加，很多可能都是來自中國經濟的聯繫」。

根據《彭博》一篇 2020 年報道，中國大陸的半導體進口中，有 38% 是透過香港取得。而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數據，2022 年 11 月，半導體等零件所屬的「熱離子管、冷陰極管；二極管、晶體管；光敏半導體器件；發光二極管等及其零件」組別，仍然佔香港空運整體進口貨值的一半，亦是最大單一類別。不過，上述數據已呈下跌趨勢。其原因在於，生產線逐漸有分散的傾向，令中國生產的電子零件出口數量下降；美國的管制亦嚴重打擊進口數目大不如前。黃邵認為，「這些對香港在世界的角色和經濟增長都會出現變化」。

最顯著的角色變化，也許與洗黑錢的業務有關。在 2021 和 2022 年，美國都指有設於香港的公司，違反伊朗制裁令，協助向伊朗出售石油和石化產品及軍用產品。另外，香港民間團體本土研究社翻查過去近兩年公司註冊處新註冊及已更改名稱的公司名單，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 2022 年 2 月至 2022 年 10 月間，名稱含有「俄羅斯」或「Russia」的新公司在香港註冊的數目已有 35 間；相比去年同期只有 13 間有明顯增長的趨勢。

「2019 年之前，香港一直都有洗黑錢，你可以低調地進行，別人還可以隻眼開隻眼閉……當美國真的要全面制裁（香港）時，就真的是『攬炒』。」Daniel Wong 說。

外憂嚴峻，但更大的問題可能是內患。政治似乎將香港一切改變的可能性都封殺。由去年 11 月的「Go for it. Get in front, not behind」，到近期的「Hello Hong Kong」，再多的宣傳，都改變不了香港漸與中國同化的事實。這個城市正逐漸失去過往「既是中國，又非中國」的特質。

「能否吸引到其他資金來香港上市？（類似的政策）不是沒有做過. . . 但是都不能說很成功。」至於發展其他產業，黃邵認為，即使香港政府有提出過，但多年來香港仍走不出由金融和航運主導的局面：「（發展其他產業）香港是否成本效益最大的地方？我會懷疑。」Daniel Wong 亦對香港以政策扭轉局面的未來不抱期待：「現時官員將仕途自身凌駕整體香港的利益，我不覺得這個情況會有大改變。」

至此，香港和中國的經濟，被成為了命運共同體。黃邵指出，香港低稅、資金（目前）自由流轉，以及作為航運樞紐優勢依然存在，不會那麼容易一蹶不振，但被取而代之的可能性則會大增：「例如新加坡，他本身是東盟成員，又例如印度、印尼，他們的經濟紅利才剛剛開始……如果未來香港真的吸引到其他移民，是可以令增長的抗跌能力大一點。但這幾年……」

時局使然，亦是​​作繭自縛。「去到這個地步，香港是走不出這條路。」Daniel Wong 如是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