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乎去留的對話

Themistocles：離開是為了避免被利用

試想像，若果香港在這幾年有十萬個家庭出走，他們變賣家當，攜帶數百萬以至千萬的資產——簡單換算，將會有數千億以上的資金逃離。當然，這個數字相比於整個香港的財富總和只是很小的數額，但這些資金只要能夠離開香港，或許就是未來可供利用的有生力量，避免香港的資源因中國面臨發展關口而被加以利用。

又假設，在這幾年間，香港有十萬個青年離開故土，前往外國進修、開拓事業，或跟隨家庭在外國生活，我們期望，他們能成為各行業和學術領域的人才，為日後反攻儲備人力。或許中共未能對香港實施新疆式的大規模勞改（和殺戮 ），但由針對性的控告、監禁、到廣泛性排除香港年輕人的發展、再到整體性離散大灣區的人口換血，長遠來看，撤退再作部署應該是可行的選項。

面對危城局面，去或留，成為了不同人、不同家庭的抉擇。縱然，每個人離去或留下都有自己的背景和原因，但當議題拿到公共層面，就無可避免地不是只在討論個人處境，而是關乎整個社群的未來，這也因此成為爭拗所在。

我無意一面倒支持留低或者斷言支持離開。很多朋友清楚留守香港的任務（以及風險 ）——譬如維持經濟圈、組織工會或社區、舉辦公開或地下活動、甚至尋求武裝革命的可能——作用在於長遠強化在地抗爭。同樣地，流亡的朋友帶著清楚的目標和專長，在海外尋找可供自己發揮的空間，也在為長遠作準備。

介於兩者中間的香港人，大概是人數最多的一群。他們或許對未來沒有太多的政治決志和預計，又或許因為家庭牽連而未能挺身而出。針對這一群人，請他們以撤走，而不是留下，作為為未來打算的基礎，這些朋友實在無法留下來面對差到難以想像的局面。反過來，透過撤走，他們的崗位或資產能避免被敵方所利用。

Arran 狗：留低，在限期前盡所能

其實並沒有選擇留低，只是沒有在此刻決定離開。

「 為什麼走 」，儘管背後有千百個故事，大致體上都很容易理解。「 留低 」，卻只留給大家十萬個為什麼，而背後千萬種想法和限制，反而變得「 好難理解」。

這便是「留低」的人，面對的處境。也許當我們真的意識到離散成「 潮」之前，留下來的人都沒有發現，「 留低 」已經是一種表態，「 站著」反而被人問「 點解」。當移民成「 潮」，「留低」的人，忽然成了孤立個體。就算不是要怪責誰，也至少要細察這件事帶來的後果。

極權統治社會的完成，需要個體化的社會，人人孤立地暴露在政治風險之中，惶惶不可終日。孤立之所以形成，是因為在秘密警察治下，人人皆可篤灰，人人皆被篤灰。而政治風險和紅線飄移之下，身邊更沒有可以信任的人。「國安」秩序並非以將所有人鎖入監牢為目標，而是要瓦解所有人與人之間的信賴。

然而，除卻這個「 由上而下」的政治目標，人與人之間的孤立化，更是由平民之間的互動所「合作」建成的。假如無人告密圖利，人與人之間真正做到「齊上齊落」，在各個領域提升民間的敏感度，極權也不能一天建成。中國式的極權建構，與香港的秩序相碰撞，雖然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困鎖政治人物，但離「國安秩序」真正深入民間，仍然有一定距離。

那麼，誰來做這種工作，在極速孤立化的社會中，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互信，真正在各領域提升民間的敏感度？民間如何在這局勢中發展出「 組隊」進行抗爭並參與的可能？這統統都是不得不留在此地，才能做到的工作。

讓我們細察當今的情況，這個「 後國安法初期 」的特殊政治空間。正如何桂藍所指出，你幾時見過背負「 煽動顛覆國家罪」的政治犯，可與公眾通訊？即使這種歷史的「 空檔 」可能非常之短（ 正如香港自主權移交起的自由皆是借來的），卻透露出一種可能性——「國安秩序」並非一天建成，我們仍能在僅有的空間中，與之賽跑，並在某種「 政治限期 」之前，建立出真正可以互信的人際網絡，以供後人在真正「國安秩序」之下，仍有產生道德生活的可能。

離散成「 潮 」，無疑「 加速 」了孤立化的氣氛，令細察「 國安秩序」如何建立變得更加困難，更不用說重建民間之間的公共參與熱度了。然而，這卻是「留下來的人 」——不管有心還是無意——需要擔當的任務。而這些任務卻無法「離岸」處理。

是為討論啟首。

移民潮，香港不是第一次，90 年代也曾經出現。細察 90 年代以降，是什麼人在滋養香港的民主運動？是誰在每年六四守護記憶？是誰在大學開拓抗爭空間？當然是留下來的人。

90 年代的移民潮，及後也發展出在外地的港人社群，這些社群當然重要，但在未有《 國安法 》的情況下，這群離散港人又發揮了多少作用呢？我想大家都心裏有數，也不用真的細數。

人離鄉賤，自要為口奔馳。不少港人移民後或者賺得比在港還少，縱有積蓄，望見妻兒，本來可以捐款到 612 基金的資源也減少了；更不用說是匆匆到埗，經濟上未有能力的一群。至於國際間對中的壓力，亦不取決於離散港人的人數。留在香港還要聽這群人的光復大計，或者是最為辛苦之事。

至於「 香港的可能性 」要去到什麼地步？留在香港，是否就真的能抵擋極權下的原子化狀態？我們基本上無法回答這種問題，因為這並非「 是否做到 」的問題，而是「有需要做 」。我指出這是「需要」有人留低去做的事，至於這是否只是一種祈求，筆者沒有必要回答 ——這是什麼可能性？正是各樣的人在實踐的事。

那麼，在後國安法時 代，進行在地反制力量的整 合，可能嗎？這牽涉判斷——筆者認為，目前才是香港過去多年以來，最有機會建立平行社會的契機。儘管條件未夠完備，但是香港在經驗上未曾有這樣的時空，而未來的空間亦只會收窄。由是觀之，反而要把握當下這個特殊空間，而不是放棄思考，取消當中的可能性。假如簡單地判斷今天香港社會的體質不足以一搏，當初又何必一戰？

去留之辯不應過度左右個體的決定，畢竟在未有想像之下，其去與留都沒有特殊的公共意義。然而，無論主去主留，關鍵是要杜絕有害的「 移民論述 」，而不是移民本身。不爭的事實卻是，在離散港人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之前，在地的政治力量正在急速消散，而「 移民論述 」正在發揮作用助力：打擊士氣、擴大恐懼與無力感，令在地力量更感艱困，相信這也並非海外港人所樂見。

還有任務便留低，若真的無事可做，考慮離開並無不可。只是若當刻已是無事可做之人，也不見得離開後是「 馬上」有離岸任務，還不是要增長知識能力等待時機，如是者就應該靜靜雞，去做無人想知的事。這倒是無人反對的。

Themistocles： 回應

某程度上，不能否定 Arran 狗所指出，要盡我們所能留守的必要性。大家都能理解骨牌效應，離開的壞處這也就顯然易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若果說信任需要網絡、抗命需要組織 ——那麼當對組成網絡和組織來說最重要的每個個人，大部分都選擇離開了，整個民間社會就只會分崩離析。

邏輯上這是言之成理的，但我想在此時先殘酷地設想和推演幾個情景。第一個情景是極大部分香港人都決定留在香港。這樣是否就代表可以抵抗「 告密圖利」、「 滲透民間」，並為未來留住可能性？

香港重光是我們的使命。但除了唯心的信念，我們不能排除實際策略和評估。香港社會是否有這樣的體質，足以維持具敏感度的反抗力量？

國安法前，由勇武在理大的事件結束直至翌年七月間的空檔，民間社會根本沒有足夠取代街頭運動持續施壓的能力，沒有街頭運動的保護，罷工、杯葛、公民抗命都無法維持。

若果民間社會身處困局，還未能趕跑豺狼，又要面對惡龍到來，是否能夠承受下去？我們常聽見老一輩人說：「不懂游水，扔下水自然學懂 」或者「受點風雨，體質更堅強。」但反過來，我們也預見其他的可能性，是遇溺或失溫而死。

第二個情景中，假使香港像面對蘇聯控制的東歐一樣，有能力維持有效、不受政權影響的民間社會。但隨著中共打壓漸強，例如西藏和新疆已在面對勞役和滅絕，香港如果還期望能為未來保留可能性的話，就需要講如何發揮。

假設香港仍然有一點空間能被政權所利用的話，最惡劣的狀況就或許不會發生。Arran 狗認為在政治犯和普通人之間仍有一定的定義空隙，但若果空隙合上——行業、社區、經濟界的人物盡數收監，多數香港人也被驅離或誘使搬到大灣區之類的地方——「香港的可能性 」又要如何發生？

在地下發展教育、傳播經濟生產、救濟系統、稅收和小型政府？我相信我們不應該排除這些可能。按照上述的推斷，如果多數平民百姓因避免淪陷而出走，應該會有助於一個靈活而積極的地下反抗體制發展，減免其風險和負擔。

Themistocles： 結語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一批批淪陷國的海外力量，持續為盟軍的反攻帶來貢獻——在外的挪威、荷蘭、丹麥的海員和商船在大西洋運送物資；撤退的波蘭、捷克、比利時的空軍駕駛著戰機在英國抗擊納粹；法國本土和海外的反抗者設法與流亡倫敦的戴高樂將軍聯絡；淪陷國的政府運用海外資源和資產整裝武備……

在未來極度不穩定的局勢之中，香港的有生力量能否撤離和保存，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也是為甚麼去或留這麼直截的決定，竟然會發展成為爭論。

如同和理非不應該形容前線「 送頭 」，移民的香港人也不應該嘗試勸服留守香港的人更改決定。請移民的朋友記住，移民只是為保存力量提供部分條件，但移民本身是一個私人的決定，它保存的是你個人和家庭的力量，而不是香港的力量。之所以勸服多數平民百姓離開，是因為了解私人的情況，避免個人身心崩潰，又或者事關家中年輕人的未來，才希望轉移到另一個環境，以免成為負累。留下來的人，正是因為比你堅強、有更清晰的志向並無私地排除個人考慮，才比你有條件留下來。

後方沒有批評前方戰線的理由。

個人和家庭光是逃難是不足夠的，因其只是在為公共領域的重建做準備。這意味著，長期下來，我們需要凝聚一個包含政、商、民、學等範疇的「 海外國民體制 」，以進一步擴大並動員私人領域的資源。

個人目前能有所貢獻的工作，包括接應手足、向所在國政治交涉、濟助經營生意的朋友利潤和就業機會，海外香港人若果願意將捐款理解成定期「 納稅 」或認購「國債 」，將可以擴大上述工作的效益。而利用民間團體的名義，設立香港社群的社區和資訊中心，既凝聚社群、連結當地人的空間，當中宣傳、經營的工作也提供香港人就業機會。進一步，還可以組織研究團隊，利用海外的學者網絡支援，繼續推動有關的政策研究和論述。

當然，這個國民體制將需要延伸至本地。如果本地發動大罷工，那麼海外國民體制要能支持他們的生活（ 像廣州政府出錢津貼省港大罷工的香港工人 ）；如果本地有武裝革命的可能，那麼海外國民體制能否像歷史上海外愛爾蘭人、猶太人一樣，為復國購置武器？

這個體制除了顯現於公共層面，最終也必須和本地抗爭接合，形成一個∞的循環。一班又一班火車把握最後時機，帶著逃難者撤離納粹德國，免於被殘殺的命運；一個又一個的反抗者，堅持在淪陷的土地負隅頑抗，面對死亡和重生的可能。歷史上的去與留故事，是如此簡單截然，卻又沉重無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