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結日常

焦慮無法停歇，

那就疏導，

往創作的部份那裡不斷流去。

而創作的時刻是當下，

我們就凝住日常，傳往未來。

人在台灣第四年，仍然時常不知所措。唇齒之間彷彿卡了些甚麼，無法好好表達思想。「也許生來如此，」我總是想，「這其實是種先天殘障。」我總是在話說到一半時忘記某些字詞怎麼表達（那個，杯麵，你們怎麼說，泡麵是嗎），或是，走路時猛然醒覺，這裡是右線行車。但據說，我的夢話仍然是廣東話。

事實卻又是，我的廣東話就如同這四年以來的生活習慣，被他方重新塑造成蹩腳無比的異形。偶爾，碰到香港或澳門人，我又惶然結巴(賣絡……賣絡，啊是脈絡)。兩千年前，有個人跑去別國發現當地的人走路姿勢很美，就跟著學習。結果不但沒學好，連原本的走法都忘了，只好爬著回家。這就是邯鄲學步。

如果人生是一部小說,也許我就會全神貫注，或在任何時刻都關注自己口腔裡那無色無形的異物，矢志把它拔除。要麼一路往前到趙國學好走路，要麼就退回燕國不再作夢。但事實是，兩頭不到岸是如今的寫照。往好處想，美國作家亨利.米勒 (Henry Miller) 曾說，「每天聽人講另一種語言，會讓你自己的語言變得銳利，讓你意識到以前無法察覺的微妙之處。而且，隨之而來的輕微的遺忘感會讓你產生更加強烈的願望，要去抓住那些特定的措辭和表達。」又或是寫出《羅莉塔》的納博科夫，也沒有用母語寫他最偉大的作品。他們的成就與話語偶爾能讓我放鬆點，肩膀不要縮那麼緊，眼神不要那麼用力，用筆寫字時不再全力雕刻每一個字。只是直到下一次說話，這些安慰又全然失效。

我總是焦慮地寫香港，寫完後放兩天再重看，又覺得不知所云。遺棄的稿子足有兩本碩士論文的字數。一九、二○年的事件像一隻巨大的手，包覆著我書寫時的手背，像條律令，叫我：去寫些甚麼吧。我想：大多時刻我並不在場，怎麼書寫？而律令就是律令，不容辯駁。我就寫了一堆散文小說。有些寫抗爭的文章得了台灣文學獎，更多的就在報章雜誌上流傳。但我總是想著：不夠，這樣不夠。

因為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文學史的長河，殖民史的動蕩，中國的強勢壓迫與香港的拼死頑抗。我有時覺得自己身在其中，有時又覺得自己身在遙遠的地方。喝醉後經常重複呢喃的話：「為甚麼會搞成這樣？」如同文學史的斷裂與備受遺忘，為甚麼會搞成這樣？我在書寫香港，但我不知道甚麼才是夠的。不知道過往是甚麼，也不知道未來在哪裡，一切都斷開了。陳智德在《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年代的香港文學》裡精闢地點出，「『遺忘』是香港文學史上的顯著現象，而『反遺忘』則是香港文學史書寫的重要動機。」

知悉自己正在遺忘，抗拒遺忘，並把資料找回以及整理，是香港文學研究者們如今急迫的功課。在不知不覺的幾十年間，如若口腔裡被替換了零件，又或領受了不知從何而來的律令，我們如今只好慢慢拾回、放好，如殘舊的書背填滿一面書牆。而我們撫摸著這些書背，確信它們可以引領我們往前。也許有一天，香港會設立文學館，又或是仿效台灣，設立香港文學研究所。

只是，我們如今身處於一個往日資料尚未準備充分，又得匆匆往前的時代。這是一座硬著頭皮打仗的城市，所有人都在邊打邊學。而我越學越心虛，就連口音都在剝落。個人與集體的界線有時模糊又有時鋒利，我也只好一篇一篇地寫。某次在 Clubhouse 與幾個香港文友討論到如今的寫作狀態，大家就虛弱笑笑：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但我們都不好意思說，怕被別人覺得自己所做的其實微不足道，而我更是難以啟齒，因我人在台灣。

但至少有兩件好事，在 Clubhouse 上聊天的那些昏暗的夜晚乃至凌晨，大家仍在討論自己想要怎麼寫好，那時就生出一種「其實還能期待好文章面世」的欣喜。此外，香港其實不愁沒有題材可寫。題材反倒是多得不可思議，隨便舉出五個：華洋雜處、冷戰前線、貧富懸殊、填鴨教育、土地問題。不夠的話再加五個：雙層巴士、魚蛋燒賣、旅行狂熱、百貨公司、高樓大廈。這些題材不算是舉世無雙，但那麼多東西堆在一起的地方——香港——也算是個奇觀。

就算舉最老土的中學生作文題目「地鐵眾生相」來說，我可以用白描的方法來寫，又可以用冷讀法來猜測地鐵中人物的職業與背景故事，上演虛構與衝突。我可以將這些衝突連結到土地問題、地產霸權、中港衝突、新自由主義⋯⋯我可以寫成長篇故事來交待大敘事，或雕琢成短篇來突顯核心衝突，甚至寫成詩來陌生化語言與現實。換言之，問題不在於香港有甚麼寫，而是怎麼寫好。

「一個作家，是長觸角的人。」亨利．米勒說，「要是他真知道自己是怎麼回事，他會非常謙卑。他會意識到，自己是被某種才能附體的人，命中註定要用這種才能為他人服務。他沒甚麼可以得意的，他的名字一文不值，他的自我就是零，他只是一架樂器，這樣的樂器還排了好長一列。」我們這串樂器就在那些晚上討論著，如果時機未到，未能等到一切塵埃落定，未能等到資料充分，未能等到革命成功，未能等到疫情終結，那麼，就從一些日常的細碎開始，從細碎側寫出巨大時代的輾壓。在這時代裡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團爆焰在體內悶燒，又會在某個時刻爆或不爆發出來。

其中比較有趣的一個段落，也是 Clubhouse這個聊天室幾周以來反反覆覆談及的主題，是香港文學史上曇花一現的，稱之為魔幻寫實主義的潮流。討論圍繞著二千年代韓麗珠與謝曉虹的作品，但已不是在關注為何她們寫得那麼好，而是：這波潮流為甚麼沒被繼承下來？有好東西存在了，為何沒人接班？這個問題是以下問題的變形：文青如我終日琅琅上口的劉以鬯《酒徒》，人人都在背誦。意識流那麼經典，為甚麼後繼無人?

也許後繼有人，只是尚未被認識到。如陳智德講的，遺忘是香港文學史上的顯著現象。又也許是太高標準，高山仰止，接下來的人學習不了。但也可能是最基本的原因，這些技術並不適合，又或是已經過時了。畢竟，意識流後面的精神分析理論已是一百年前的產物，而魔幻寫實的根源是六十年前的南美。燕國人到了趙國，知道了當地人走路姿勢很美。但又想及，假如我走成那樣還算是燕國人嗎？而我的身體容許我走成那樣嗎？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去年年初，我採用魔幻寫實的方法寫了一篇香港抗爭的小說，投了台灣的文學獎。得獎過後，有編輯找我出書。但在跟編輯討論時，我們幾乎沒有談過魔幻寫實的技法、流變或它在香港的歷史淵源，這些都是文學研究者放於心中不必明說於口的史料。那時，編輯問了一個讓我幡然醒悟的問題：香港人是不是常常寫天台？台灣人不會這樣寫的。

當我時常焦慮該這樣或那樣做：要怎樣才夠「香港」，接上文學史的脈絡；又或要怎樣調整姿勢，才能調和文章裡香港或台灣讀者可能無法理解的內容，甚至於論及文章中政治不正確的問題時，其實答案近在咫尺——香港作家根本不用那麼歇斯底里地往外挖掘新的形式與內容。因為我們的日常對其他地方的讀者而言，已是奇觀本身。這淺顯得讓我驚駭，就如長久以來的賽博龐克（Cyberpunk）與近未來的電影電玩乃至漫畫，取材都是來自於香港而非巴黎倫敦紐約或其他。

潮流是變動不居的，但日常生活並不那麼容易被擊破。意識流過氣了，魔幻寫實後繼無人，但我們仍在一個接一個的日常中過活。潮流或許會過渡失敗，但其中最核心的部份——我們關注以及寫作的這個行為本身——並不會。我們只是已經更換方法，用更新的方法來書寫香港了。香港人時常懷舊，陳智德在《根著我城》中也提到，「懷舊的表面總指向過去，但它的意義不止於過去，亦往往通過懷舊透現當下的缺欠，懷舊真正針對的還是當下。……現代的懷舊已由一種思鄉病演化為一種文化行為、追念昔日情懷的創作，懷舊不要求返回與過去完全一樣的歷史情境，反而更傾向於美化回憶與歷史。」而香港人長年懷緬過去黃金時代的弊端，是看不清楚如今與未來可能存在的光亮。

狂暴的日子陸續到來，而書寫是凝住時間的活動。無論是口音被歪曲，或是器官被損壞，故地無法重遊，日常變得斑駁——書寫的目標仍然是停止時間，保留最為珍貴的切片，並使切片顯得偉大。當時代變得殘暴且無法預知，無處不在的地獄使人無所適從時，書寫我們所認為的日常就是一種抗爭。在 2015 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歷塞維奇(S.A. Alexievich) 在《二手時間》提到，只有舊時代的人無法如今天的人這樣潛入和消失於個體生活中，把渺小看成巨大。而這種靈活的進退，就是如水。

謝曉虹在二○年出版的小說集《無遮鬼》裡寫了一篇在香港篤魚蛋的短篇，「街頭可拮之物，當然不止於魚蛋。然而魚蛋輕巧，任竹籤出入於無人之境，不若牛丸、墨魚丸等緊實沉重，不易為籤操持。比之其它丸類小吃，魚蛋之原味也更為撲朔迷離，尤難追溯，竟直接以咖哩汁、甜醬、辣醬的載體存在。本體消失，也就更趨純粹精神境界。」小說以怪異的第二人稱展開，以一陌生人作為視角來到香港篤魚蛋，感受此地的日常生活，才發現原來主角是個密探，來到這裡驚覺自己與香港的差異有多麼巨大。反過來說，我們書寫並凝住日常，就能確立出我們與壓迫者之間的文化差異。

鄧小樺在一九年出版的散文集《恍惚書》中，書寫了在香港搞文化的艱困與瓶頸，極為盛行的商業化模式以及賤視文化的壓迫無所不在。然而香港作家們卻並不低頭，「香港的社區書寫方興未艾，然而又弔詭地大盛於都市面貌激烈改變的時代。不過歷來如此，香港總是變動不居的。一代代的人，都以自己的筆去為這個城市，為自己的社群甚至一己的經歷作傳，如逆流而上產卵的鮭魚般，堅執努力。」散文與小說不一樣，能更以個人出發，非虛構地凝結作者當下所凝視的時空切片。而正是這些切片流傳下來，讓未來的讀者得以把握到如今這兩年，在狂暴的時代裡我們思考過甚麼。

如今，我正努力調適自己的口音，每週又參與一下 Clubhouse 來復健自己的母語，像長久沒有使用某些肌肉而生疏那樣。偶爾，我找不到表達自己的方式，如若當初我思考著：我之於香港文學有甚麼好分享的？研究者那麼多，從舊日美好時光拉出一條脈絡來貫穿古今，讓他們來做不就好了嗎？在這種焦慮不安的時刻，我總想及今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南歸貨車》的王証恆，他有一句話總在我心裡迴蕩：「我們不應將自己劃定為九十後作者，而是要認識到，我們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代作者。」

焦慮無法停歇，那就疏導，往創作的部份那裡不斷流去。而創作的時刻是當下，我們就凝住日常，傳往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