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話﹕幾時「支」會爆？

近十年香港流行「支爆」理論，相信當中國經濟崩潰，便會激化社會矛盾深化。只要發生一些輕微事件，就會引爆大多數人民對中國政府的不滿，從而全國陷入動亂，最終迫使中國共產黨政府倒台。

我們又應該如何理解書中「中國頂點（Peak China）」的概念？ 《如水》特地訪問長期研究和預測中美經貿關係、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安德森預測中心的經濟學家俞偉雄（William Yu）。

「俞偉雄接受《如水》訪問時指，從字面理解『中國頂點』沒有特定意思，但他認為，這個概念代表的可能是中國在全球化和供應鏈中擔當的重要角色已經過氣，中國有可能步日本『失去的十年』後塵。不過，日本經濟並沒有急劇衰退。因此，中國亦有可能面對類似情況，經濟放緩至保持零增長至百分之一至二的低增長。」

中國在全球化和供應鏈中的角色轉變背後有甚麼經濟因素？今期阿塗的漫畫，就清晰明瞭地畫出， 讓國際大跌眼鏡的中國經濟神話破滅故事。短短的兩頁漫畫概括了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同時諷刺習近平如何走回頭路。漫畫的細節同時傳達了中國在國際關係上的轉變，而畫中無力支撐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巨龍的老弱殘兵，可謂象徵中國近年面對的經濟問題。

年初中國政府發表的數據確認，中國人口出現了 60 年來的首次下跌。人口紅利的神話逐漸消失，加上房地產市場泡沫爆破、地方政府債臺高築、經濟政策「國進民退」等各種問題，到底中國經濟是否真的走到末路？在本刊出版前已卸任的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 3 月 5 日在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就提到，今年中國 GDP 增長目標為 5% 左右，是 20 年來最低預期增幅，促下屆政府「還需不懈努力」。中國預先唱淡其經濟，或許揭示了內部情況更加糟糕。今期《如水》就邀請多位作者撰文，針對中國經濟的不同面向、行業，與《危險地帶》隔空對話。

區雨山的《五個中國經濟大危機》就為各位詳細整理中國經濟現時的主要問題，為深入討論其社會政治意義打下基礎。文章詳述了中國過去二十年來的債務危機、房地產市場泡沫、美國制裁打擊中國貿易和晶片等高科技企業取得技術、人口萎縮，以及一直以來的城鄉矛盾。

為了驗證中國經濟高峰是否已經結束，羅依在《「盛世」以後可會有？　教我確信中國實體經濟無以為繼五個人》一文中運用宏觀經濟基本概念，以公式計算國內生產總值（GDP），以此來衡量中國經濟：

「國內一年生產所得，若非同一年度供私人消費（private Consumption, C）、政府開支（Government expenditure,  G） 或出口（eXport, X）外國，卽屬投資（Investment,  I）未來；其中外國入口（iMport, M）貨物或服務價值並非本地人創造，須從上述項目扣除，所以 GDP 等於 C + I + G + X – M。」

投資（I）方面，羅依指，受中國政府「國進民退」的經濟政策影響，似乎無力回天。政府開支（G）方面，作者則討論中國政府長年的結構問題，指中國政府為追求國民生產總值業績，大量建設無謂的房地產和基礎建設項目，而後果不單是造成房地產泡沫，更加導致地方政府債臺高築。

「. . . 中外調查人員（百度大數據實驗室、自由記者 Wade Shepard）二〇一五年不約而同發現，中國各地『鬼城』已落成五十座以上，滿城空置住宅、購物中心、辦公大樓甚至機塲；全國基礎建設入不敷支項目，多達三分之二，當局更估計〇九至一四年間『非效率投資（ineffective investment）』，不下六兆美元 . . .」

有關無謂大興土木一點，區雨山的專文《人口負增長足令中國失卻超級大國地位嗎？》亦有討論：

「要支撐經濟增長，除了穩樓市，一定少不了有形之手。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有形之手離不開大型建設投資，這對於戰亂之後，百廢待興的大陸無疑是良策，但幾十年過去，那些顯而易見，具生產性的投資項目（例如碼頭，路橋等基建項目）已漸見窮盡。為了維持增長，只能轉向投資一些不具生產性的項目（例如無人用的公路，無人住的房地產項目）。」

經濟問題一環扣一環，房地產問題同時亦因中國人口負增長似乎困在一個死局：

「在人口負增長的大趨勢下，救市力度太大只會令供應過剩等老問題進一步惡化。這次中央救樓市，會否又是另一次泡沫膨脹與爆破的輪迴？摩根大通估計，去年中國大城市的空置率達 7%，二線城市更達 12%，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而自 2018 年以來售出的房屋中，約有七成是由已經擁有至少一個房產的人購買。」

回到羅依的文章，作者在描述中國市場私人消費（C）的特異之處時，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費爾普斯（Edmund Phelps）的觀點：

「中國宏觀經濟特異於其他經濟體之處，在於儲蓄傾向（propensity to save）高達 GDP 百分之五十，可支配收入（dispensable income）用於私人消費部分極少」。

區雨山的專文亦引用數據說明同樣情況：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1 年中國消費佔 GDP 54%，遠低於 G20 國家平均值的 73%（日本是 75.3%，英國 82.8%，美國 82.6%），COVID 19 未有改變這積累多年的問題，更將之放大，2022 年消費佔中國 GDP 降至只有 32.8%。」

兩人分別從微觀和宏觀角度討論中國如何無力改變私人消費結構。羅以中國人對外國產品趨之若鶩的消費習慣，說明即使再多的消費亦只會提高原材料的入口量，抵銷生產總值的貢獻，「無補於『內循環』、無以經國濟民」。 

區則從根源入手，分析國民消費低落的問題在於多年的收入分配不均：「多年來中國將舉國資源用於投資、軍事、監控維穩，肥了地方政府、特權階級和生產商，一般民眾的工資低得匪夷所思。」而要激增人民收入似乎機會渺茫：「. . . 要令中國成為一個稍為正常一點的低消費國家，（經濟學家）佩蒂斯認為，至少要把 GDP 的 10 到 15 個百分點從政府轉移到家庭，即是令家庭收入於 GDP 的佔比提升至 70% 至 75%，政府的佔比降至 5% 至 10%。要出現這個規模的收入再分配（redistribution），意味先要進行政治權力的大規模再分配。客觀條件告訴我們，中短期內，這個可能性甚低。」

最後談羅依所用公式的最後一個成分，淨出口（Net eXport, NX）。這關乎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各地廠家仍否選擇留在中國，在中國生產大量出口產品，是其經濟命脈的關鍵之一。

羅氏從消費者角度出發，提出類似黃色經濟圈的政治性消費行動，假若各地消費者杯葛中國產品，轉向購買其競爭對手生產的貨物，可有助其他市場瓜分中國的工廠地位。區則從生產者角度出發，在商言商指出，「環視全球，並沒有一個國家能即時取代中國」。

「. . . 中國成為今日的中國的所有條件繼續存在，即使印度是眾望所歸的大熱門，要成為第二個中國，還是路漫漫的，印度政府財政赤字佔 GDP 高達 10%，2016 年的廢鈔事件重擊當地中小企，其後印度再迎來疫情災難，經濟元氣尚未復原，遑論起飛 . . . 就算中國經濟正在慢慢放緩，只要仍然有利可圖，跨國企業也不會放棄。」

雖然兩位作者都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前景好不樂觀，但似乎並不預期會出現「支爆」的戲劇性崩潰，而會是一個潰而不崩的漫長衰落過程。

在資本市場工作的香港人又如何看中國經濟？ 是否與上述兩位作者所見略同？ 就此今期《如水》訪問就職於外國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黃邵（化名），以及投資公司 Free World Investment 共同創辦人 Daniel Wong，寫成《當港中經濟成為命運共同體：香港經濟專家重探「支爆」的可能與危險》，分析中國經濟的現況與未來展望，對照一眾作者的觀點。

對於中國經濟問題他們同樣觀察到，人口萎縮、地方政府債臺高築和房地產泡沫的連帶關係。處理得了泡沫，又不能找到新的收入償還債務，十個煲九個蓋。他們亦觀察到，中國經濟的瓶頸正源於中美之間的政治角力。美國在晶片和各項高端技術上打壓中國，令外資難以與中國合作。但整體而言兩位專家都覺得，雖然同樣中國經濟增長達到頂峰，但並不會現「支爆」式崩塌。背後的原因正正與全球化格局下，正如區氏相信一般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難以在朝夕之間改變：

「中國工業當然也受其他因素例如中美交惡的影響。然而，美國廠商也不是那麼容易全面撤出中國。. . . 對許多行業來說，Made in China 仍然有利可圖。Daniel Wong 觀察外國投資者的態度，指即使大趨勢是回到自由陣營一方，『他們是 on the cross road，不肯定政治風險是否值得他們與中國脫勾。』」

這種外資在利字當頭下不願與中國切割的心態，我們可以在今期 Kennedy Wong 評論新書《毛澤東與市場：中國企業的共產主義根源（Mao and Markets: The Communist Roots of Chinese Enterprise）》的文章找到更多解釋。文章提到中國這個混合市場與極權社會主義政權，製造了一個「鳥籠」式的市場經濟：

「指一些符合黨的規範營運的企業。中國共產黨會容讓企業家有限度地自由發展企業，當中無法忍受規管或企業發展盈利不佳的企業，就會被國營企業吞併，而存活下來的民營企業，就是完全服從的優秀『籠中鳥』。」

香港跟在中國投資的外地企業一樣，在過去幾十年愈來愈依賴中國。日落西山，香港這個與中國逐漸同化的城市，在經濟上似乎也前途黯淡。

正如黃邵和 Daniel Wong 的訪問當中提到： 

「四大產業在結構上均與中國有著莫大關係。黃邵指，當過去三十年，香港對中國過度依賴，若中國經濟無法如以往增長，香港的潛在增長自然亦會減慢 . . . Daniel Wong 亦對香港以政策扭轉局面的未來不抱期待：『現時官員將仕途自身凌駕整體香港的利益，我不覺得這個情況會有大改變。』」

對香港前景的悲觀心態，並不是無獨有偶，低漸離的文章《中國經濟奇蹟一旦結束　東亞香港通通西港化？》擔憂通關後的自由行不能拯救香港經濟，甚至乎大膽設想日落西山的香港會成為下一個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現在香港已經給人治安惡化之感，不時都會見到拿刀行兇或搶劫的新聞。香港經濟比起中國要外向得多，會不會步上柬埔寨西港的後塵？我們也不是沒有可能。」

坐落於中共帝國邊陲的香港，我們或許可以透過電影，想像變成窮鄉僻壤的香港會如何像紅眼影評《來自愛爾蘭、波蘭和中國的三隻驢子——《伊尼舍林的女妖》、《驢子伊艾奧》、《隱入塵煙》》中的三隻驢子：

「三部電影、三隻驢子，也其實是三種邊緣處境，位於貧窮的邊緣，位於國家的邊緣，還有一直找不到棲身之所，淪落人流徙的邊緣 . . . 是際遇主宰了人／驢的意志，而我們別無選擇，被扭曲，被埋葬，被了無止盡的遷徙。」

《如水》今期的民意調查《本土和海外香港人如何看未來經濟？》同樣反映了香港人的悲觀心態。編輯部在《如水》社交媒體發帖，邀請讀者就香港、中國以至全球未來的經濟環境表達意見。我們發現無論是海外或是身在香港的港人，在未來 10 年、20 年、30 年皆對香港和中國經濟前景失去信心。

然而有人歡喜有人愁，凌志豪《東升西降：力壓歐洲的中國藝術市場》一文，呈現出在藝術品買賣行業，中國市場似乎無視近年的經濟環境挑戰，勝過歐洲市場，繼續欣欣向榮：

「近幾年的疫情，再次證明了中國藝術市場的抗壓能力。2020 年，正當全球藝術市場萎縮 22% ，雖然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幾乎所有拍賣活動停擺，但單靠下半年的優秀銷售表現和高價位藝術品，仍逆勢獲得 2%的增長。 經得起經濟危機考驗的中國藝術市場，自然可以吸引國際拍賣行投資 . . .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英國難以逆轉的跌勢，打破了中英市場的對等地位，令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藝術市場。」

國際拍賣行對中國藝術市場亦信心十足：

「三家國際拍賣行一改以往主要透過租借酒店或會展作為拍賣和預展場地的習慣，不惜投入大量資金建立新總部、常設拍賣廳及展覽空間，無需再遷就場地檔期，可以在春秋兩季主要拍賣之外，年中無休舉行更多的展覽和拍賣。相較之下，國際拍賣行卻沒有在歐洲或美國投入如此具規模的投資，充分展現出對大中華和亞洲市場，以及香港維持國際地位的信心。」

這種利益主導的信心，雨果在其評論文章《巔峰推測的誤區：破滅「中國經濟信仰」的重要性》中稱為「中國經濟信仰」。面對《危險地帶》中警告隨時來到的臺海戰爭，這種信仰可說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意識形態戰爭。在國際企業願意到中國鳥籠中作客的情況下，香港和臺灣不容樂觀，正如文中分析：

「中國經濟信仰，其實是世界性的議題。若然全球各國依然保有擴大中國市場的想法，期望從中國經濟取利的市場思維，則中國不會面臨真正的危機。如果美國希望臺海局勢維持現況，既不以全面擊潰中共為其願景，亦不以臺灣在國際地位正常化為目標，而是專注在中美角力下維持美國的世界地位，再從中國貿易中取得更大利益 . . . 這種立場也令香港、臺灣的前景下則難以樂觀。」

這批中國經濟的信徒，有一天會否如廖偉棠的《沒頂・中國》系列攝影作品所示一樣，「緊緊攀附這利維坦」時，不知不覺面臨沒頂之災？近期國際社會中，臺海戰爭陰霾揮之不去。《如水》今期便訪問了移居臺灣的香港人，包括資深傳媒人曾志豪、政治漫畫家 vawongsir，以及從事文字工作的「星星」（化名），瞭解他們面對臺海緊張局勢的看法。三人看法不一，例如曾志豪會表示「愈來愈覺得中國攻臺對佢無好處，也不見得中國現時有攻臺的需要」，而星星則比較擔心，自言在去年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臺期間，更有點像驚弓之鳥，「例如有地震，我會想是不是打仗呢？」至於臺灣作者鄭紹鈺，則在《香港——而非臺灣——作為中美對抗的最前線》中表示，覺得香港比臺灣更加危險。鄭氏參考戰時盟軍對於日本和德國的經濟制裁，詳細分析香港在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下的經濟危機：「現在香港的經濟體已經畸形地嵌入到中國的紅色經濟當中，如果歷史重演，中美發生戰爭，無論臺灣命運為何，我很難想像香港作為中國海外霸權最重要的金融樞紐，香港的金融機構與資產不會遭遇制裁，而這制裁的規模，很可能足與當年德、日金融家所經歷的相提並論。」

面對潛在的經濟危機和只對北京負責的特區政府，港人又應該如何自救。無獨有偶，跟羅依一樣，鄭氏同樣祭出黃色經濟圈的旗幟： 

「現在離散世界各地的​​『海外香港人』，許多還是與香港有著連繫。這些海外香港人不乏有本事者，能夠為香港連結海外各種資本與知識，一如過去海外香港人做生意的時候一模一樣。只是這一次，海外香港人要與留在香港的人合作，協助香港設立新的黃色經濟企業，作為『黃色資本累積』的過程 . . . 長遠來說，建設香港非紅非藍的產業，也就是建造香港的民族經濟，就跟新加坡出於求存而發展自己的製造業一樣，是不得不為之事。」

香港作者又如何想像這種黃色經濟圈的內在精神面貌？ 今期讀者莫離來鴻《自救與自保——為經濟建立韌性與自主》，取道上一代香港人的經驗：

「以前十幾個街坊聚在一起便可以組一個『標會』，為彼此提供短期貸款、在經濟上扶持對方，她談著談著也講起很多鄰里互相照應、幫襯街坊商戶、賒這賒那、送東送西的故事。當然，那是段艱辛、困苦的日子，可從前香港人便是這樣靠著民間互助、合作、扶持，在政府隱形、無福利、無管理的那段時間裡自強不息 . . . 當今的本地和海外香港社群中，這種民間互助的精神實踐尤其重要。」

作為大國角力當中的一個小市民，可能最後我們可以做的就只是回到自身，支持身邊人的實業和工作，「從民間層面的經濟面向開始未雨綢繆，確保香港也能在政府以外自主運作，自己香港自己救。香港的獨立不只是政治的獨立，也是經濟的獨立、產業的獨立、民族與公民社會的獨立。」

儘管面對中國經濟困局，香港人不是沒事可做，然而，《危險地帶》的作者之一貝克利，還是道出了許多香港人不願聽到的觀點。按他的說法，國際舞台上，「香港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沒戲唱了。雖然「有很大一部分香港人都希望保持獨特的身分和自治權，並以行動證明了自己能英勇地反抗中共 . . . 但面對現在的困境，似乎只能夠「向前看（the best route is forward）」，「試圖保持信息的流動 . . . 令這些記憶不會被遺忘，至少不會被遺忘太久。」貝克利直言，即使中國出現「支爆」，他無法想像美國能夠如何介入，令香港光復、獨立。

或正如利世民在《讓全世界消費香港　我們都是香港的推銷員》談到「香港只剩下一代人的時間」，香港人面對困局，唯有以 be water 的態度，將「香港人的生活語言、音樂、電影、習慣等」推銷出去。

不過，最好的分析也總是無法完全預測現實。一如 2019 年之前，大多數人還在談論 2014 年後的社運低潮，又怎會有人料及香港將有一場浩瀚的抗爭運動？當所有人都認定中國國力增速即將達頂轉緩，香港人難道真的沒有再一次令人跌破眼鏡的空間？

只有時間能交出這張考卷。

（本文經過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