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與自保

若要選當今香港最搬得上檯面的自由，那必須是長年高居國際最前列的經濟自由；若要為香港民族的自由中，選一項最不能欠缺的自由，那則必須是香港人飯碗的自由。就算批評我短視功利也要這樣說，起碼它最低限度保障了選擇與不選擇的自由，也為知識的累積與價值的實踐提供基礎。如果民族不能有經濟的自主、取得民族的「財富自由」，那麼做甚麼也會是似被刀架著頸項，理想也會變成空想。

當年香港可是單憑一己之力擊退索羅斯的頂級財政體系，可是，此刻的現實就是經濟下行、物價上漲、福利無能，港共當政與民為敵，從上而下以一個又接一個的大白象工程，蛆蟲般揮霍香港庫房，令香港失去財政自主，人口被全方位、全階層清洗與入侵，「聽話」又低廉的「人才」搶去許多原本屬於香港人的工作崗位，無論是中環金融姐姐還是東涌倉務哥哥也人心惶惶，生怕明天一睜眼便失去工作。

香港面對一系列的憂患，海外港人尚未建立一個健全的經濟圈，莫論將海外資源導回故土長遠支持民族自主運動，即便是有一天中共倒台，所謂「支爆」實現，香港與香港人也必須面對最現實的問題——經濟不景與資源匱乏。若香港人彼時整體經濟負擔重、政府庫房空虛，同時經濟、社會、市民重度依賴政府資源／福利運作的話就糟糕了，財不能自主便是政不能自主，家與國也休想迎來自主的一日，最壞情況分分鐘是個無政府亂局，當不少人還是靠政府救濟金過活，社會何來保持基本經濟運作，民族何來自救自保？

想起有次問家母，貧瘠但政府干預接近零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個怎樣的地方，那時的窮苦大眾、尤其是住在「三不管」的九龍城寨的前輩是如何生存。她提起以前十幾個街坊聚在一起便可以組一個「標會」，為彼此提供短期貸款、在經濟上扶持對方，她談著談著也講起很多鄰里互相照應、幫襯街坊商戶、賒這賒那、送東送西的故事。當然，那是段艱辛、困苦的日子，可從前香港人便是這樣靠著民間互助、合作、扶持，在政府隱形、無福利、無管理的那段時間裡自強不息。政府無從干預市民的荷包，變相保障了香港市場自由，也為七十年代經濟神話鋪平了跑道，打下自立自主的基礎。

我堅信在當今的本地和海外香港社群中，這種民間互助的精神實踐尤其重要。中共管治機器鼓吹分化、篤灰，令人與人的關係疏離，固然使我們依賴政府生存和思考，但現代社會科技發展，亦使我們忘記社群生活的存在。我們向銀行借貸、向谷歌求助、與鄰舍關係疏遠，生活當中值得信任的關係寥寥可數；同時，所謂的組織、有豐富社會網絡的人也被政府收編統戰，於是所有資源、關係便落入極權與既得利益者手中，無依無靠的我們最終也必須更依賴政府了。

我們必須在最基層處建立屬於自己的民間關係與互助網絡，不得假手他人。我們需要一個自主、有韌力的民族與公民社會來對抗極權的滲透，也要靠它來支撐民主自由的發展。為此，在社會當中建立信任關係非常重要，而經濟上的互助是最直接有效的實踐，無論是為彼此提供福利、推介工作；光顧本地小商家和實業；以及資助有需要學生攻讀大學，也能使彼此有更多接觸、建設信任，為社群與民族賦權，在經濟層面減少對港共與既得利益集團（包括銀行、財團）的依賴，讓人、關係、本地產業成為經濟的主角，進而由此在政治層面減少依賴，削弱港共的認受性。民間緊密結合的關係網亦可增加極權鼓動分化篤灰的成本。有效的社群關係與經濟保護網，更能在混亂時維持基本的社會經濟運作，做到最基本的自救自保，甚至在有天港共敗走、百廢待興之時，減低新政府的負擔。

有時，與其糾結於中國崩潰與否，或香港宏觀經濟的問題，不如嘗試從民間層面的經濟面向開始未雨綢繆，確保香港也能在政府以外自主運作，自己香港自己救。香港的獨立不只是政治的獨立，也是經濟的獨立、產業的獨立、民族與公民社會的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