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新青年談舊香港「國族文化」
香港中西文化薈萃，已成陳腔濫調，中西合璧當中如何西化又如何中國，推銷員往往點到自家商品卽止，底蘊不求甚解。法國童話《小王子》有云：「最重要嘅嘢，都係無形於雙眼。」原來香港文化表層幾多符號、所崇拜英雄、所奉行儀式，皆爲資本主義此一舶來核心價值層層外衣；資本主義係戰後統攝五十萬、二百萬而六百萬港人之意識形態，有中國共產黨長年調查研究如何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一九九〇年頒布《基本法》第五條爲証：「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與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資本主義，固然移植自西方；甚至「香港仔」特首曾蔭權用以迴避民主訴求所謂「拼搏精神」，黨員財政司梁錦松、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援引黃霑歌詞發掘「《獅子山下》精神」，泛民主派支持者平日「要返工不了」、公眾假期「聽朝準時返工」形成周末示威模式，箇中刻苦耐勞、奮發向上、勤儉致富等看似本土信念與價值觀亦非廣府民系固有，實乃久經加爾文主義 (Calvinism) 薰陶、獎勵新教徒工作倫理 (Protestant work ethic) 之殖民主與宣教士，自西向東、居高臨下授予──試看清人曾國藩〈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如何評價港人列祖列宗：「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瓌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仍為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直至太平洋戰爭結束，輔政司詹遜以下英籍戰俘有所省思1、教會辦學規模有所恢復甚至擴張，加上冷戰（1947 – 91）西方陣營防止香港青年自投「竹幕」之戰略需2，本地華人社經地位「向上流動」途徑日漸明確，斯有大量年輕基督徒如陳茂波（1955 – ）、梁美芬（1960 – ）半工讀大專課程並考取專業資格脫貧，形成同代社會學者呂大樂（1958 – ）所謂《四代香港人》現象、下開第二代香港人當家作主至二〇二一年之社會政治格局。普羅大眾（proletariat）或曰無產階級尚且尊崇財富之累積、有利工商發展之職業，難怪二〇〇五年五月曾蔭權會見美國駐港總領事，理直氣壯表示多數市民並未落入稅網、無稅務負擔而有民意代表 (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 堪憂，拒絕普選；二〇一四年十月梁振英接見外國記者談及公民提名，更批評政策將奉承香港半數月入不過一千八百美元居民，反而有失「廣泛代表性」。
建制參照商業王國版圖及其經濟實力分贓如此赤裸，民主陣營稍為忸怩作態卽可有所區別，毋須修飾其精英主義，按照人力市場價值以至資本主義社會地位衡量人之貴賤並編配相應政治權利，亦不以為耻──工商界精英如李鵬飛、黎智英，資深大律師李柱銘，陳方安生出身政務主任（AO）而「位極人臣」，方有資格出席「民主派元老」聚餐共商二〇〇九年「五區公投」等大事決定香港前途，教育工作者司徒華既破例亦不合羣3；社會工作者與地區工作者縱有實力參選二〇一六年立法會選舉區議會（第二）界別，終須臣服一名泛民候選人所謂「有隻無形之手好邪惡」、「有啲人聲嘶力竭噉抗議政府篩選，但係就做咗啲嘢破壞香港選舉同核心價值」，同日棄選；一般選民自然更卑微，公眾參與最好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甚麼知情權、批判思考、公民意識「過盛」反而礙事，正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祕密政治、大佬文化，應運而生。
政府與政客既不鼓勵廣大市民改進政治或以其他方式追尋人生意義在內，青年外求知識於世界復為英語所局限，太平無事如七十至千禧年代則消費主義鞭策大學畢業生集齊屋仔、車仔、老婆仔（或老公仔）、囝囝（或說貓仔狗仔）等「四仔」，風潮橫掃全港則抵制（boycott）行動一轉為「爆買（buycott）」，「黃色經濟圈」顧客用腳用鈔票承認物慾橫流自有其力量與道德、「無欲則剛」哲學並非方便法門，顯然易見。享樂主義瀰漫、戰士抗拒朋輩壓力與「第一口免費」優惠夾擊，久守必失，個體以至「命運共同體」鬥志隨大麻迷霧或聰明藥亢奮消散，可謂國家民族一大不幸──資本主義、精英主義、享樂主義，三位一體，挫敗美國於越南戰爭（1955-75）在前、制約香港民風在後，可知市塲機制激發之生產活力，未必足以彌補國民生於安樂而怯於公戰、國內利益集團勇於私鬥所削弱之總體戰鬥力。孟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立志去蕪存菁以興滅繼絕之青年朋友，不可不察也。
至於香港人繼承中華文化之處，參照荷蘭籍文化心理學泰斗 Geert Hofstede「文化維度（cultural dimensions）」研究數據，首先在於「權威差距（power distance, PWD）」一端得分 68，介乎中國（80）、新加坡（74）、越南（70）與南韓（60）、臺灣（58）、日本（54）之間，遠超英（35）美（40）兩國。PWD 數值越高，越能夠設想並承受權力分配不均，港人權威差距之大，見於前線人員較願意屈從上級命令而非顧客要求，抱怨「西客」（Google 搜尋結果約 352,000 項）甚於「西上司」（6,030）以至「西老闆」（117,000），進而將心比心，二〇一四年撑傘為警員遮風擋雨、二〇二二年仍然接納極權幫兇「平庸之惡」等辯解；在校則學生組織「老鬼」、舍堂「大仙」行使其傳統權利不時有失分寸，顯例如城大商學院及學部聯會幹事會二〇一五年諮詢大會翻檯，港大李國賢堂二〇一七年「當頭棒喝」、利銘澤堂二〇二二年拍門，屢見報端。放諸社會運動與社區建設，遊行人士樂意服從「大台」以至大會糾察指示、民意代表敢於斥責其助理「以下犯上」，依照 Hofstede 氏《文化的結果（Culture’s Consequences）》一書直說，不足為奇。
中西文化另一大差異「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 IDV）」，香港僅得 25 分，稍高於臺灣（17）、南韓（18）、中國（20）、越南（20）、新加坡（20），低於日本（46） 、英國（89）與美國（91）。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collectivism）相對，兩者皆表示個體融入群體之程度，見諸政黨政治則政客「黨性大於人性」、「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山頭主義、馬房文化等遺傳病，另立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新民主同盟、工黨、將軍澳民生關注組亦無可救藥；見諸街頭政治，則泛民主派議員助理及社區主任發起校友關注組號召同門參加民間人權陣線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後歷次遊行，人數均數以十萬計，屢建奇功。勇武抗爭者結成小隊行動並以「手足」相稱、交通工具或經濟資源贊助人自命「家長」，亦脫胎自原生家庭中父母兄弟姊妹等倫常關係；周冠威《時代革命》呈現阿爸阿媽兩角携拯「仔女」赴臺多元成家，頗能把握以上要旨。少數政治、社區及意見領袖為人詬病之我執太盛，非但絕跡於撑起大革命之無數手足，後者甚至甘作無名之華盛頓、無名之拿破崙，隱姓埋名於黑塊（black bloc）當中，不求聞達於黃色經濟圈、公民社會以至區議會，遑論立法會選舉。個人主義一變為英雄主義、英雄主義者憑藉「疊馬」攘奪政權，家國天下勢必陷入黑社會統治，談何光明理想？集體主義也者，其為民族生命之根本歟。
Hofstede 氏一九七〇年以問卷調查萬國商用機器（IBM）公司 40 國員工，猶恐西方人出題遺漏東方思想重要內涵，香港中文大學加拿大籍教授彭邁克（Michael Harris Bond）遂邀請華裔同僚撰寫一系列〈華人價值觀調查（Chinese Value Survey）〉問題，以考察 23 國男女學生攝受孔夫子教誨程度深淺──研究報告一九八七年出爐，發現香港學生之堅毅、節約、知恥並遵從尊卑秩序排行第二，儒家動力（Confucian dynamism）／長遠取向（long-term orientation, LTO）高達 96 分，僅次於中國（118）而領先臺灣（87）、日本（80）、南韓（75）、新加坡（48）、美國（29）與英國（25）；Hofstede 氏與保加利亞籍學者明科夫（Michael Minkov）運用〈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數據分析香港整體人口，則跌至 61 分、93 國排行 31，可演繹為港生隨社會經驗日增，價值取向日趨淺近，日益尊重傳統、捍衞自己面子、追求個人安穩並講究禮尚往來。取向淺近則守成有餘，任重道遠、深謀遠慮還須取向長遠──是以改革香港最大能量，來自年輕一輩；浸沈資本主義社會日久、背離儒家理想人格日遠，「手中物一天一天多起來、名和利一年復一年把人纏得緊」如錢賓四、唐君毅二先生入室弟子小思老師所言，試問：「如何能挑動千斤擔？如何結得成隊向前行？」
而我相信香港青年正正可以「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最後透露一個公開「祕密」，以資鼓勵，原來 Hofstede 氏研究領域乃「國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香港人與美國人、英國人、日本人、中國人卓然並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久經當代最嚴謹社會科學方法驗証，不宜妄自菲薄。為免勞思光《歷史之懲罰》一書提及西方文化「拚命發展力量，而不問『正當』或『不正當』」瘋狂之病、中國文化「只求『態度正當』…… 不能去擴張處理問題所需的實力」癱瘓之症，我懇請海內外香港人發憤圖强同時持守「長遠取向」與「集體主義」兩大價值觀，並戒懼資本主義、精英主義、享樂主義與「權威差距」等習氣揮之不去，腐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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