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對抗戰

誰說的香港故事？

雖然二零二二年尾的香港政府仍然堅稱疫情仍未過去，但港府的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簡稱「經貿辦」）活動在各地已密鑼緊鼓舉行。過去數月間，除了在多倫多為建制導演高志森舉辦的「高志森光影留情作品回顧展」，十月也在加拿大為年輕攝影師袁斯樂（Kelvin Yuen）舉辦攝影展、在美國贊助「洛杉磯亞太電影節呈獻：香港電影年代」。

與此同時，多個港人組織在海外舉行反經貿辦示威，衝擊經貿辦舉行的活動。其實，在香港人的流散群體中，對經貿辦的活動有著不同意見：有人認為香港經貿辦以「香港」作為招牌推廣「香港文化」，「香港」仍然是個獨立身分標籤，流散港人不應過分反抗。因為這些活動實際上是有助港人在海外增加曝光度，讓更多人認識「香港」；反對聲音則普遍認為經貿辦作為政府喉舌，不應掌握話語權，不論他們如何說好香港故事，都應該予以反對。

當筆者收到編輯邀請，評論《中國電影中的身分認同、權力及全球化論述》（下稱《中國電影》）時，正好想起這段海外港人衝突。

《中國電影》包含了十二篇關於中國電影與身分政治的文章。文章作者分別在不同學術領域研究中國電影，也論及其他鄰近地區的電影作品，包括新加坡、台灣和香港等。《中國電影》一書主要討論四個不同電影範疇：全球化的政治與抗爭運動的處境、各地不同觀眾的反應、全球化下的身分政治和電影市場及金融改革。本文將會評論其中兩篇關於電影、身分與政治的文章，用以思考一個香港流散社群的身分問題：如何在外地說好香港故事？

在審查制度的夾縫中說香港故事

提到香港人身分認同，李榭熙 Joseph Tse-Hei Lee 在《香港放映政治 Screening Politics in Hong Kong》一文中提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源於殖民地政府在冷戰時期刻意對中國大陸的共產主義封禁。縱使大部分香港居民均為中國大陸移民，香港作為一個「獨特」的地區早在電影及文化界中產生。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於香港電影的審查制度，刻意以「去政治化」的方式，製造文化與政治之間的分割。這種分割讓香港免疫於當時共產主義的文化滲入。再者，當時一些電影製作人與殖民地政府合作，試圖為殖民主義塗上瑰麗色彩。

在九七後，香港基於與中國內地簽訂 CEPA，中港合拍片逐漸變成主流。這種合作模式改變了香港故事的論述方法，更多電影擁抱中國政府的文化輸出。與此同時，在零八年奧運後，對中國身分認同不斷下降的香港人，其本土運動也改變了本地電影的風貌。「本土」電影作品逐漸成為了「中港合拍片」的新出路。《十年》、《地厚天高》、《1+1》以及近期的《時代革命》、《憂鬱之島》、《因為愛所以革命》等均展現了本土抗爭運動，以及對「香港人」的描繪、定義和寄望。

李榭熙認為，在《國安法》以後的香港，「國家安全」已經成為今天白色恐怖的主軸。這些電影作品也必須在不斷改變的審查制度中尋找出路，包括以藝術作品向「現狀」說不，並繼續尋找不同的治理模式和想像。因此，說好香港故事的方式，必須在政治壓迫的夾縫中尋找曙光。

然而，筆者認為，身分定義與政治論述的對抗，不一定存在於「政治電影」或擦邊球的藝術作品。一套電影的政治含義，不只存在於電影製作上的構思，更基於觀眾如何「超譯」電影內容，令非政治的對白和劇情，變成「政治化」的共同符號。

「尖實力」：以文化符號講述香港故事

在現實生活中，非政治的文化符號經常被挪用作政治反抗。最著名的莫過於二零一七年的「習維尼」。當時一些網民瘋傳迪士尼卡通角色「小熊維尼」，認為它與習近平外表體態相似，該符號遂被中國政府視為違禁圖案。值得思考的是「小熊維尼」的敏感性，是完全脫離迪士尼卡通的內容和本意。因此，就算迪士尼公司下跪道歉，也無法挽回被封禁的現實。這種狀態筆者稱為「超譯」現象，即把一些「非政治」的文化符號賦予新的政治意義，繼而達到綿裡藏針，有如在饅頭中塞入革命字句，廣傳於群體之中。

事實上，中國政府不斷使用類似策略輸出其軟實力。Katherine Chu 在 Sticks, Not Carrots: The Discourse of Soft Power in Popular Chinese Cinema 一文中提到中國多年來如何以電影及其他文化產物，試圖輸出中國的正面文化形象和另類於普世價值的政治理念。孔子學院正是其中一項例，反映中國如何以去政治化的中國儒家文化在海外推廣中國形象。Katherine Chu 引用國際關係的「尖實力」概念形容中國以鉅額資金產生的「大外宣」。「尖實力」有別於「軟實力」，更著種於國家本身如何利用文化和價值觀的輸出在國際舞台上爭取支持。Katherine 在總結悲觀地預測，當中國掌握市場、經濟和人才三方面的要素時，文化產物將會成為北京在海外說好中國故事的有效途徑。

說好的香港故事？

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十月於香港舉辦國際經貿高峰會，邀請全球數十個跨國企業到香港商議經貿發展。會議中，李家超提到香港已經準備重返國際舞台，從今起必須努力說好香港故事。

倘若我們把這兩篇文章綜合分析，不難觀察香港經貿辦在國際間「說好香港故事」的重要地位。李榭熙提及殖民地政府刻意透過「去政治化」的手段抗拒中國共產主義的輸入和漂白殖民地主義的黑暗。這段分析放在今天的香港電影業可以看出，當在國安法下香港無法製作和公開放映政治抗爭電影，「香港電影」這個品牌本身就已被「去政治化」。當香港政府挪用「香港」一詞，甚至以「香港電影」作為向外輸出「尖實力」的品牌，本地的抗爭和政治問題就會進一步在國際媒體和社會被邊緣化。「說好的香港故事」說穿了就是要透過漂白香港內部政治打壓，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形象，繼續賺取國際投資者的信任和資金。

今天的香港經貿辦，正在世界不同城市繼續「說好的香港故事」。這種以國家資金來支持對外的形象工程，當然可以讓更多海外國家更了解「香港」和「香港文化」。然而，這種香港的「大外宣」形象工程非但無法吻合海外港人以政治身分作為主軸的「香港故事」；反之，更會製造一種文化霸權，架空了「香港人」這三個字在過去數年的政治意涵，反倒為中國繼續進行國際形象工程。

國際新戰線：「香港故事」對抗戰

二零一九年的海外港人運動，包括美國人權民主法的倡議過程，會被認定為「國際戰線」。「國際」有別與香港「本地」，普遍會被認為是「輔助」和「支持」香港本地運動，而非抗爭的「主戰場」。練乙錚的《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正正是建基於這種思維寫成。然而，當香港本地抗爭運動消亡後，「留下本地沉默掙扎」與「流散海外繼續發聲」其實已經無分主次，而是黑暗時代下的困難選擇。

因此，「香港故事」的論述，不應該只停留在「香港」本地，更不應依靠任何港府機構作出表述。反之，海外港人如今仍然可以做的事，就是把「香港故事」以行動、生活和不同的文化方式，繼續延續發聲。這些聲音將會對抗中國共產黨和港府所描繪的香港故事，就是一種「尖實力」的輸出與對抗。

不少人會反問，在如今政治電影和其他文化藝術作品無法在本地產出，香港人該如何繼續說好我們版本的「香港故事」？難道三十年後，仍然繼續放《時代革命》、唱《榮光》、呼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當六四海外流亡者到今天仍在以他們的方式說「民主中國」的故事，香港人是否也正朝著老一輩的中國流亡抗爭者之路進發？

其實，「香港人」的故事必須隨時代轉化。「香港故事」應該照著今天香港和中國政府所描繪的形象來思考論述策略。例如，當早前香港政府舉辦香港金融峰會的時候，當局向外宣稱「香港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海外港人組織 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 則透過發表研究報告，向全球的政商界宣稱「香港一切不再如常 Business Not As Usual」。

在反作用力以外，香港人亦必須繼續建立更多非政治符號的「超譯」定義。其實這些非政治化符號俯拾皆是。今年四月的溫哥華香港人節有超過六千名香港人報名參與，而現場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數百名 MIRROR 海外粉絲團成員組成的 MIRROR 攤位、姜濤扭蛋機、Anson Lo 大型海報和氣球等。這些非政治性符號本身團結了非常多對香港具備情意結的海外移民。更重要的是 MIRROR 本身提供了演說「香港故事」的符號，讓「香港人」可以「超譯」MIRROR 的政治意涵，以音樂和追星文化作為彼此之間的連結。比起在大使館前高唱《榮光》，在香港人節高唱《蒙著嘴說愛你》也許會更容易聚合香港人。

當海外香港人具備組織能力，在流散的群體中出現聚合力，香港人便有能力透過不同的策略和行動，在海外尋求種族身分認同，輸出「香港文化」的同時，說一個自己相信香港故事。這故事不見得容易說，也難免會與港府的大外宣大相徑庭甚至互相對抗。儘管如此，香港人仍必須發揮自己的「尖實力」，說好一個屬於自己的香港故事，如此方能在全球各地延續香港人的文化和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