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共學習 製造香港、台灣軟實力——評《中國軟實力 China Soft Power》

作者簡介﹕一個停留在六月的海外香港人

孔子學院、親中媒體、肩負大外宣重任的小粉紅……這些名字也許對許多讀者來說並不陌生。他們都是中國共產黨在西方國家、香港、台灣和國內不斷培植的政治工具。從學術上來說,這些工具在西方國家成為了中國「軟實力(Soft Power)」的輸出。近年,不少專家均對於這些軟實力不以為然,認為中國的大外宣處處碰壁,招來許多西方國家政府及人民的反感。然而,政治學者瑪麗亞‧雷普尼科娃(Maria Repnikova)卻認為中國對外的軟實力其實並非如預期中的軟弱。這些大外宣其實影響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體和人民,令他們對中國產生良好印象。

喬治亞州立大學全球傳播學教授瑪麗亞‧雷普尼科娃在今年 2 月出版新書《中國軟實力(China Soft Power)》。這本書收錄於劍橋大學出版社的 Elements in Global China 系列,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李靜君教授負責編輯。雷普尼科娃在書中列舉四個重要的中國軟實力輸出方式:(1)具爭議性的孔子學院、(2)中國在國際媒體的影響力、(3)中國對外的文化教育政策和(4)公共層面的外交政策。這四個範疇圍繞著一個中心問題,就是中國的「軟實力」,到底是軟弱無力,還是強而有力?

劍橋大學出版社 Elements in Global China 系列書籍《中國軟實力(China Soft Power)》

一般外交專家都會認為「軟實力」是指對外宣傳。例如美國的國際形象是民主、自由與維持國際秩序的正義之師。這些對外宣傳都有助合理化和正當化美國對許多極權國家的外交干預。當然,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這些美國的外交干預是威脅他們國家主權的行徑。然而,當美國透過民主、自由這些普世價值來描繪他們的對外形象時,不少人會對美國留下深刻的正面印象。這就是「軟實力」的對外宣傳力量。那麼,中國的小粉紅、媒體、教育機構有為中國提供一個強而有力的對外宣傳出口嗎?

海外港人示威現場

不少學者均會認為這些中國「軟實力」的輸出在西方國家已經大不如前。反之,透過一帶一路和其他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協作計劃,這些軟實力的輸出不論在網上或現實世界均對發展中國家產生影響,令不少政體依靠中共政權。然而,雷普尼科娃提出,對於中國軟實力的效用,不應只集中思考「對外」的力量。這些對外宣傳的工程,也是鼓動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團結 14 億中國人民的政治力量。所以,這些「軟實力」工程所帶來的影響,是包括「大外宣」與「大內宣」的政治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國的「軟實力」輸出與他們的環球經濟鏈是相輔相成的。透過與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中國也有效地輸出他們所描繪的「中國文化」和價值。因此,軟實力與經貿關係(硬實力)是息息相關。

觀乎中國政府近年在發展中國家的大量經貿及基建工程,以及對於西方國家近年對中國產生的戒心和敵意,不少學者均認為中國的影響力已經從已發展國家遷移到發展中國家。這也是雷普尼科娃在書中的結論。然而,筆者認為,中國對所謂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澳洲等地的軟實力輸出,並非如許多學者認為的軟弱無力。反之,中國政府透過各地唐人街的老華僑組織,例如一些同鄉會,不斷鼓動已歸化當地社會的華人支持。這些華僑組織也會與領事館密切聯繫,並透過支持當地參政華人政治領袖,在民間和政治體系各層面作大外宣的滲透和影響。

上述情況,筆者在加拿大、美國和英國均有所觀察。而筆者認為,雷普尼科娃等政治學家對於「軟實力」的定義,依然只集中分析中國政權的直接國家機器操作。這種「政體中心(State-centric)」的思考框架會缺失中國在西方國家,透過非政府組織產生的文化滲透與「軟實力」工程。當這些組織進一步把當地生活議題,例如對華人歧視問題,直接與西方對中產生的敵意畫上等號,以圖令中國的「受害者」論述更容易打入當地社會左翼浪潮。與此同時,不少香港移民亦因對這些左翼浪潮反感而轉而右傾,集中支持右翼候選人,變相令香港議題政黨化和右翼化。中國共產黨則樂見香港議題變成當地社會爭議,令西方國家無法達到跨黨派共識對抗中共。

2021 年 11月,英國倫敦唐人街有「反種族歧視」集會舉行,不少已歸化華人出席。集會上多位講者發表親中言論。

那麼,流散者在這個年代該如何自處?我認為雷普尼科娃一書提到一些值得參考的重點。第一,讓宣傳機器本土化。雷普尼科娃提到,中國不少媒體在海外的分部都出現本土化現象。這裡指的是員工架構上,讓更多非中國人參與運作,從而讓中國的大外宣可以打入當地社會。今天的香港流散者亦應當思考如何讓香港議題在當地社會本土化,讓非香港人都能夠理解和關注。例如,香港流散群體中,能否有一些企業專家,在行內有效地發出在中國的投資風險評估?流散海外的香港人能否與其他移民權益團體合作,透過共同參與公民運動,在公民社會產生影響?

第二,讓語言和文化成為政治載體。雷普尼科娃書中提到的孔子學院,在許多地方都是透過語言課程,吸納非中國人報名參與。香港流散者能否在外建立廣東話語言的學院,用以宣傳反共訊息?台灣流散者能否建立國語語言學院,讓當地非華人可以報讀並學會國語?

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雷普尼科娃的這本書,除了可以充當分析中國軟實力的參考書外,也可以成為流散者思考如何製造「香港軟實力」、「台灣軟實力」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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