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線面面觀｜國際線與跨族群連結
引言
美國社會學家 William Isaac Thomas 的名言：「If [people] definesituations as real, they are real in their consequences. 」簡單來說，就是人對處境的理解和想像，影響著他們如何行動。不同組織如何理解「國際戰線」和「國際關係」，也會影響著他們如何行動和與其他組織產生連結。社運過後，因著香港的政治狀況，不同海外組織開始思考如何延續族群的身分和影響力。與此同時，這些團體也必須面對族群內外出現的許多矛盾、裂痕和爭論。到底香港人是如何在沒完沒了的左與右的政治爭拗中，繼續合作，在當地社會發揮影響力？香港人又是如何與中國民運人士和其他各地受極權壓迫的流散群體合作？這篇文章通過訪問五個位於北美的香港人組織，和一些親身的觀察，嘗試探討這些香港人如何產生「 合作」關係。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們先逐一簡介五個受訪團體如何連結族群內外的人。第二部分會探討這些團體在合作的時候所產生的政治力量和內部張力。
五個海外港人組織
洛杉磯香港論壇在 1990 年成立，當時不少身處洛杉磯的香港留學生、專業人士和移民，一方面看著香港正接近回歸中國，另一方面看見北京天安門發生的六四屠城慘劇，於是決定在當地成立一個香港人組織。其實許多這些八九六四後成立的海外香港人組織，他們的成員在成立初期均處於求學和初入職場的人生階段，加上當時出現的移民潮，或多或少與今天的逃難潮有不少相似之處。然而，當時的歷史背景卻與今天相當不同，在 80 年代的香港前途問題，主要是建基於英國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協議。香港人當時夾在殖民地主義退潮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下，不少人提出民主回歸論作為一種未來想像。而基於蘇聯共產政權在 1989 年倒台，不少海外中國民運人士均曾想像中國共產黨，在六四事件過後，必然會在兩三年後倒台。然而，時間證實了這是錯誤的判斷和想像。但是，這種想像當時的確讓不少支持民主回歸的香港人與想像共產黨倒台的中國民運人士產生一種聯繫。而洛杉磯香港論壇，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底下成立。成立初期主要是舉辦一些悼念八九六四的集會。而由於當時許多民運人士仍在逃難當中，初期不少海外城市的六四集會主要由香港人舉辦。
正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指出，香港人對於「 中國人 」身分認同在2008 年奧運前達到了高峰，遠遠超越認同「香港人」身分。在這種景象之下，洛杉磯香港論壇和許多其他海外香港人組織一樣，在千禧年代處於組織的低潮。當時一直追求的平反六四也處於一種遙遙無期的狀態。然而，這種狀態引來的是許多中國民運組織內部的矛盾和紛爭，不少組織逐漸分拆成更細小的個人組織。而香港人組織舉辦的六四集會，也出現人數下滑的跡象。洛杉磯香港論壇在當時與民運人士的合作模式長期處於一種 need-based（ 需求取向）的關係。（下文詳述）
經過東北發展下的本土運動、反對國民教育運動、雨傘運動到近年的反修例運動，「 中國人 」的身分認同不斷下跌；「 香港人 」身分反而不斷上升。加上反修例運動，才讓洛杉磯香港論壇再度變成一個較活躍的組織，並舉辦許多不同類型的香港人集會和政策倡議有關的活動，例如寫信給國會議員的行動。另一個面對類似歷史過程的海外「 老牌」的香港人組織，就是受訪的溫哥華支聯會。
溫哥華支聯會也是在八九民運後、香港回歸前的歷史背景下成立。當時的組織的運作大多集中關注平反六四和民主回歸的這些議題上。雖然名字中有「 支聯會」三個字，然而溫哥華支聯會主席 Mabel在受訪中表示，他們的組織與香港支聯會沒有直接關係。在加拿大溫哥華這一個香港移民聚居地中，Mabel曾經表示，他們的議題集中在中國維權律師、劉曉波、新疆問題等。對於溫哥華支聯會來說，他們一直以來都希望連結不同面對打壓的少數族裔，讓香港議題與其他面對打壓的民族的議題結合，在當地社會產生一股更大的聲音。這種結盟的方式在反修例運動前已經成型，比近年的奶茶聯盟更早出現。而這次受訪的洛杉磯香港論壇、北加州香港會和 NY4HK 均有組織當地的奶茶聯盟。
北加州香港會與中國民運人士一直處於一種互相協調的關係。縱使他們未必與中國民運人士在所有議題上看法一致，但他們仍然會共同舉辦六四紀念活動和其他協作。他們彼此之間也會互相溝通並且幫助，讓這些集會可以延續。事實上，北加州香港會在 2011 年才成立。受訪的 Ken 表示，當時一些成員表示不贊同把組織變成一種「 formal organization 」。因此，北加州香港會在成立的時候，傾向透過組織內的核心小組商討活動的計畫，然後再尋找一些香港人作為志願者幫忙籌辦。事實上，這也是不少海外香港人組織逐漸傾向的組織模式，讓活動計畫變成組織的核心綱領，並減省組織的行政工作。而這種基於活動為主的組織模式，他們在數個月前的奶茶聯盟集會中，也是透過與其他組織合作，將能量集中在活動籌劃的工作上，避免了一些可能出現的政治性爭議，繼而連結不同種族的流散者。
NY4HK在美國紐約的組織運作也是以類似的方式進行。組織內部會就活動內容進行商討。當一些成員對於組織與其他組織的合作關係有異議的時候，他們會三思是否與那些組織共同舉辦活動。然而，NY4HK與奶茶聯盟與中國民運人士在過去這段時間的合作關係，長期也是處於一種 projectbased（ 專案取向）的關係。當緬甸的民運人士提出一些想法和需要的時候，組織便會盡量配合他們的需要共同策劃活動。正如其他海外香港人組織，NY4HK 在過去幾年的活動，大部分都配合著香港的反修例運動進程。然而在社運過後，當香港的運動逐漸變成高壓的靜態，這些海外組織必須尋找不同方法在海外延續香港人的身分和政治參與。
流傘 Lausan.hk 雖然也是離散港人組織，但與上述組織不同，流傘所凝聚的不是聚居於同一地域的港人，而是流散各地但同樣認同左翼理念的港人及其盟友。他們認為整場運動的論述過度流於「 自由」對抗「 極權 」的簡單二元對立，遺漏了階級鬥爭、反種族歧視與解殖等重要維度。 1 一方面，階級與種族等問題往往橫跨各國邊界；另一方面，階級與種族等不同的對立亦揭示了沒有所謂「美國」、「英國」、甚或「香港」的單一個體或連貫一致的族群。故此，受訪者PL認為港人不應把國際線侷限於連結各國政府，亦應連結各國不同的工會、工人組織以及進步團體。若不這樣做，我們便會錯失學習其他草根組織（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的抗爭模式的機會。流傘亦的確組織過不少這類的連結論壇，例如在今年年初時就組織了美國、香港、哥倫比亞以及馬來西亞清潔工工會的論壇。他們亦多次嘗試連結香港抗爭與當地的政治議題，而且會與其他香港海外組織以及當地草根組織合作。他們既與美國Black Lives Matter 示威者合作過，亦與其他位於紐約的港人組織抗議中資問題，抵制匯豐凍結許智峯的資產。雖然流傘有完整的組織架構也積極參與這些示威活動，其主要定位仍為提供分析、分享資訊，與其他草根組織互相學習，並支持各地的進步與工人運動。
民主中國、香港獨立 Or Why Not Both？
近年研究流散政治的學者開始關注，家園的政治分歧如何影響流散群體在外的群體性。學者Dana Moss 在她的新書中提到，在流散者家園的反政府黨派裡面，不同政治主張的衝突可以在海外產生一種「 傳播性衝突 」（Conflict Transmission ）的影響。類似的問題可以在海外港人對於「民主中國」與「香港獨立」的兩條路線上觀察到。然而，這兩條路線並非勢不兩立。下文將先討論這兩條路線在香港的衝突，再討論海外群體如何處理這種分歧。
在反對新界東北發展運動前後，不少本土運動相繼在香港出現。這些本土主義的崛起，產生了林林總總不同的論述。從理論層面的陳雲華夏遺民文化論、徐承恩海洋族群論等，到街頭上的反水貨客行動、本土保育行動等，再到政策倡議的土地發展研究等均可以看見，香港人的主體意識逐漸增強。不同的論述，不論是對是錯，也令本土意識隨著大大小小社會運動不斷增強。當然，在這種歷史的前提下，不得不提這些非建制人士對於中國和香港政府的理解，也是建基於一種全然失信的狀態。與此同時，不少人在過去十年開始對「民主回歸」或所謂的「大中華膠」論述進行批判，出現了許多本土反支聯會六四集會的聲音。「中國民主發展 」與「香港議題 」逐漸被認定為兩個不同的議題，而非「 大中華膠」那種以「 民主香港」推動「 民主中國 」的劇本發展。然而，不少人在國安法後均會認同，當香港本地組織運動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的時候，香港獨立只能夠在所謂「 支爆」的前提下才會實現。雖然從筆者的觀察中，許多人如今仍然會把「 香港人 」和「 中國人 」分開成兩個不同身分來作分類。然而，這種「支爆」的想像卻又有趣地把「中國未來」 與「香港未來 」再度聯繫起來。正如北加州香港會的 Ken在訪問中提及，「 香港要有實際的改變，要有一個民主的進程，就離不開中國的改變。不能撇開中國問題來解決香港民主，這是對現實基本的理解。」那麼，「 民主中國 」和「 香港獨立」，在海外香港人組織的行動中，是否兩條不能交疊的平行線呢？也許不是。
的確，許多受訪的海外香港人組織均提出，中國議題和香港議題是密不可分。然而，當牽涉到主體身分的問題時，不少人卻又會認同「 香港人 」身分本身的重要性。然而，當香港人組織和中國人的組織合作舉辦活動的時候，有時不免仍然會出現一些尷尬的場面。例如筆者不時在中國民運人士與海外港人組織共同舉辦的活動中，從中國民運人士的發言中聽到他們稱呼「香港人 」為「 香港同胞 」。一些共同參與的香港人曾經對筆者分享過他們對這種身分認同的尷尬與矛盾。然而，站在合作的立場上，不少香港人組織在訪問中均透露他們不介意與中國民運人士共同協作。站在反抗中國共產黨的這個前提下，「香港獨立」和「民主中國 」這兩個議題是可以並存的。
例如洛杉磯香港論壇與中國雕塑家陳維明在 Yermo 的 Liberty SculpturePark 合作過程中，中國的民運人士會讓香港人在連儂牆上寫上香港獨立。而香港抗爭者的雕塑上掛著的旗幟，正是「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公園的其他地方，除了由紐約的 Lion Rock Cafe所建立的「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壁畫，還有六四坦克車、（ 近期被人惡意毀壞的）習近平病毒的雕塑。當香港人組織和中國民運人士能夠把矛頭對準中共政權，「 香港獨立」與「 民主中國 」這兩條線便可以找到交疊的共通點。而洛杉磯香港論壇、NY4HK 和北加州香港會的訪問中均共同提到，中國民運人士組織與香港人組織的關係，長期處於一種 project-based（專案取向）的協作關係。例如，當中國民運人士較傾向長時間的研討會，而香港人較傾向集會和政策倡議行動的時候，不同活動的籌辦過程中就會有分明的分工。抑或，當主辦者與協助者的角色分明的時候，合作之中就能夠減低不同模式之間的衝突。
跨國受苦共同體
面對中國在東南亞與鄰近國家不斷產生的張力，溫哥華支聯會在近來聯合菲律賓、印度、泰國、西藏、維吾爾族和中國流散組織一同舉辦「 10.1Condemn CCP Hostage Diplomacy 」集會。透過地緣政治的張力，溫哥華支聯會與這些不同地方的流散者組織找到了一個共同的議題來反抗中國共產黨。而這次集會也把孟晚舟事件中，中國與加拿大的關係納入了行動的議程。正如溫哥華支聯會主席 Mabel 提到，加拿大本地社會在兩個加拿大人被中國政府關押以後，對於中國共產黨有更大的反抗。而透過這個關押加拿大人的事件，可以讓香港議題融入在一個更廣闊、也對加拿大人來說更切身的政治議題中。在這個過程中，不同來自東南亞的流散者組織也可以參與其中，讓地緣政治的張力成為不同組織合作的連結。
類似的連結可以在早前的奶茶聯盟遊行中看見。當 NY4HK與緬甸、泰國和台灣的流散者組織合作，一同舉辦奶茶聯盟的遊行，聲援在緬甸的抗爭和譴責軍隊的暴力鎮壓，這種連結更廣闊的國際想像便化為街頭行動。NY4HK的Anna在訪問中表示，當時其中一個重要考慮，是因為香港本地的政治運動已經無法繼續進行，而海外香港人需要尋找一些出路讓群體的身分和行動可以在海外社會延續。而當時緬甸的軍政府鎮壓，正正是一個時機讓香港人的組織可以透過協助緬甸流散者舉辦遊行，來繼續持續海外香港人的反抗行動。然而，在紐約的集會中，不少媒體的焦點都集中在緬甸在地的情況。Anna 形容，香港人組織在過程中是一種協助的角色。而這種互相協助的關係，在未來可以以project-based（ 專案取向）的方式繼續進行。雖然在政策遊說的層面上，不同國家的流散者難以聚合，但這種合作的關係讓香港議題可以放在一個更廣闊的地圖上，與其他國家的流散者維繫跨國的盟友關係。
在筆者的觀察中，這些流散者的聯盟必須使用普世價值的旗號來串連不同國家的政治衝突。由於不同國家的政治環境大相逕庭，當「 反對中國共產黨 」這類具備針對性的議題不能有效聯繫盟友之間的關係，這種連結必須以一種「 極權下的受苦共同體 」的想像維繫。然而，這種想像與一些關注普世價值的跨國運動不同，這種以地緣政治為聯繫的聯盟並不是對世界上所有發生極權壓迫的事件均帶有相同的關注。聯盟的關係必須與香港的議題帶有相關性，甚至能夠正面推動香港人組織在當地的游說工作。正如溫哥華支聯會的Mabel 提到，這些包含普世價值的意識，其實在加拿大的政治格局下，是一面能夠引起關注和帶入國會進行游說工作的旗號。因此，這種結盟方式是具備策略性的考慮。
然而，當這些香港人組織透過地緣政治的張力來推動聯盟的行動或政策游說的工作的時候，他們必須秉持非政黨化的政治取向，來吸納當地社會不同政治派系對香港人議題的支持。這部分與一些以左翼或右翼政治理念為基礎的香港人組織截然不同。當這些帶有左或右的政治理念的團體試圖與這些非政黨化的香港人組織合作的時候，又是否會出現矛盾？在這次的訪問中，其中一個組織流傘，正是以一個國際反霸權的意識為組織的核心。然而，當遇上必須透過非政黨化的模式，依賴「 外國勢力」來幫助香港人的海外港人組織時，到底左翼的流傘如何能夠與香港人組織產生聯繫？
當左翼運動遇上地緣政治
流傘的 PL認為當其他香港人組織嘗試保持不分黨派時，容易忽視了香港議題的倡議、當地政治以及全球格局的影響。當我們告訴世界應該關心香港面對的苦難以及中共極權統治時，我們往往會跟各地政府及人民說為什麼這不單單影響香港。我們往往會搬出種種論述，指出中共的極權統治意識以及戰略亦會置當地人民的自由及民主於威脅之中。但這論述若然成立，那也代表香港的倡議成果也會牽動各地人民的利益，而這是好是壞，往往取決於這些倡議法案的內容。當港人在美國推動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時，流傘連同其他香港及外國的左翼與進步組織，發出了批判該法案的聲明。 2 這聲明不僅提出了該法案未能完善保障港人權利的地方，更指出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在歷史上如何包含帝國主義色彩並往往踐踏各地的民主及人權進展，並直斥各種所謂抗中法案往往把美國財政預算花在擴充軍備之上而忽略本地基建需要。且勿論我們是否認同這個批判對美國政治外交的理解，因為這個批判帶出了更大的問題。當倡議者拒絕在外國政治上表態時，他們是否也失去了作出對國際格局作出判斷的本錢？若然我們不分左右地支持一切香港的議案，若然這些議案傷害當地或其他地方的民眾的權益時，我們是否真的把其他族群當成盟友？
PL 在受訪時提出了另一個問題﹕若然我們在政治上不分左右，我們能否妥善梳理我們最終在爭取什麼？流傘成員認為真正的民主不可能止步於真普選，亦即不可能單單是程序民主而已。一個國家可以擁有程序完善的民主制度，但實權可能仍被資本家或是當地的政治精英牢牢把持。不少非洲的新興民主往往陷入類似的困局，而這些國家很容易便會重新返回極權政體的路上。盧梭在其社會契約論中曾指出民主的真諦在於人民能共同決定並控制自己生活的條件，而只有當人民有這控制權時，他們才可以說是活在自由之中。PL認為真正的民主無可避免地需要處理資本主義的問題，不然一個有程序民主的香港只能說是換了一個主子而已，不能說得上是民主或自由。
未必每一個讀者也會認同左翼對香港的願景，但流傘的目的不是要硬套一個期許於香港人身上，而是帶出兩個海外港人而及倡議者需要討論的關鍵問題﹕到底我們是否真的有一套國際視野？到底我們所爭取的願景是什麼？當我們缺乏對這兩個問題的回應時，我們便很容易在國際倡議上被當地政府牽著鼻子走，而這正正是流傘所不願見的。流傘成員在其平台上所撰寫或發佈的文章，以及他們與多地工會以及其他進步團體所合辦的活動，往往就是想重新帶出這些問題並為港人帶來更廣闊的視野。而在這些活動或倡議中，PL 有時是流散港人，有時是美國華人，有時是亞裔美國人，亦有時扮演其他角色。PL 指出在他的政治行動中身份是非常trategic（ 戰略性 ）的。正因為他有多元的身份，他便可以在不同場合中以不同的身份面對不同的受眾。而這正正是離散者的國際線﹕離散港人仍然是港人，但也同時在當地擔當其他角色。一方面，這代表離散港人可以用其他身份來擴大香港的議題。但另一方面，這也代表離散港人的視野不僅僅是港人的視野，也是離散者的視野。
當筆者訪問其他組織時，他們基本上不反對流傘所提出的想法或論述。但他們依然對流傘的路線或與流傘合作有所排斥。首先，其他組織堅持要在國際倡議上取得成果，其組織必須保持bi-partisan/non-partisan（ 獲兩黨支持的／無黨派的立場）。其次，不少受訪者均表示港人組織的成員往往在當地政治議題上有相異的取態，若然要他們在這些議題上表態，便無法維持他們的合作關係了。故此，有受訪者表示他們很願意以個人身份去參與 BLM或其他當地進步議題的政治行動，但無法以港人組織的名義參加。或許，這也帶出了離散港人的困局﹕在缺乏大台或政制基礎之下，若要維繫國際線及跨族群連結，就只有在維繫所有人的共識之下進行，既不能得罪外地其他群體，亦要避開不同海外港人的爭議。這個共識所留下的空間，是否足以支持起一套國際視野並帶來港人想爭取的願景？
結語：換一個更廣闊的視角？
何謂「 國際關係 」這個議 題在近年引來林 林總總 不同的想像。除了自稱國際關係的學者在網上為大眾進行分析以外，還有熱愛預測的 KOL 不斷為聽眾解讀國際關係的未來發展。然而，正如前文提到 WI Thomas 的名言「 If [people] define situations as real, they are real in their consequences. 」。當人們認定一種國際關係的解讀時，他們組織行動的方針和決定也會隨之作出調整。
當香港在國際關係的舞台逐漸褪色，本地社會運動逐漸瓦解的時候，海外流散者群體必須依靠一個更廣闊的視角來思考自身群體何去何從。本文透過分析不同群體的連結：中國民運人士、跨國受苦共同體和左翼政治群體，來反思國際戰線的「連結」，solidarity，還有哪些可能。
2. 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6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