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誰的？

要決定一個地方的命運，

最重要終究是外皮底下，

香港人作為香港大腦的所思所想為何。

香港應該是誰的、

為誰服務，

就必須交由香港人共同去回答。

有一個鬼魂般的問題，數十年間一直在香港的土地上飄浮，一個關於「香港究竟是誰的」的問題。它纏繞著一代又一代的香港居民、政治家、殖民政府、學者。有人從不打算回答此問題，有人不認為這是個問題，也有人不斷提出、修正、改良自己的問題，反駁其他人的答案。誰也說不清，卻都也堅持自己的答案才是正確的。

二、三十年前，大多數人可能認為香港是「中國的」、「英國的」，近年來，也有論者以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指她是「世界的」。各種來自世界各地的能量，都在香港上匯集。在這土地上充斥的能量是雜燴的。反送中運動過後，這種對香港是「世界的」的理解就更加深入民心。「國際戰線」的成功，也要部分歸功於香港本身坐落於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一個重要據點的地緣現實。然而，縱使有不少的研究都揭示過往不同力量在港交互的過程，但似乎在地力量一直在「國際關係」的戰場缺席，從來都沒有香港人去說明香港在地球上的定位是甚麼。

可是，香港的故事果真如此嗎？過去難道就沒有任何來自本地的力量試圖在大國的夾縫下，嘗試改造香港前行的軌道嗎？師承著名歷史學家徐元音教授（Madeline Y. Hsu）的都柏林聖三一大學助理教授 Peter E. Hamilton 挖掘歷史，嘗試對這樣對香港的理解提出疑問。

今年年初，Peter E. Hamilton 於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一書，希望重構何謂「世界的香港」。一方面將香港視為資本主義全球化中的其中一個重要的交匯點（node），另一方面也將香港本地的發展史置放於全球經濟和戰後美國新秩序當中，,發掘鮮為人知的香港政治經濟史面向，為全球資本主義秩序的脈絡增添香港的地緣視角。在這個重新發掘或是拼砌看來毫無關係的歷史事件的過程中，讀者不但能重新理解香港的經濟發展及殖民地經驗，更可以追溯中美兩國經濟及教育資源緊密流動的源頭。其中，Hamilton 提出的「跨商」概念，就可以被理解為一直被過往研究所忽略的香港在地行動者。

戰後香港的在地力量

「跨商」（Kuashang）是貫穿全書最重要的概念，意指一班流動性高、務實主義至上、掌握中美地緣政治變化、對社會環境適應力強的香港精英階層。更準確的是，我們應該把「跨商」視為當時一部分香港精英所抱持的一種心態或是策略。引用作者的定義，這些精英「持續地觀察國際力量的不停變動，調整自身的定位，以便一方面利用大英帝國的衰退獲利，另一方面以香港於冷戰中的特殊地位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商業及教育關係，及後並將中國拉進此體系之中」。

雖然多數的「跨商」都是商人,但作者亦將一部分來自中國的銀行家、工業家、行政人員、學者甚至國民黨的技術官僚視為「跨商」的一分子。他們共同分享著一套處世的價值並對時局有相似的判斷，而且為數不少的「跨商」之間也互相認識及合作。

第一代「跨商」的出現源自二戰及國共內戰的動盪，一部分的民國華人精英階層逼不得已南移香港。雖然移居令他們失去了不少實質財富及資產，但並未至於使得他們一無所有。利用於戰前已累計下來的英語能力、技術及人脈，他們望向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流動系統，把其視為復興家族、事業的機會。他們充當太平洋兩側之間的中間人角色，穿針引線，一邊利用戰後大量中國難民南移香港而激增的勞動力發展製造業，另一邊將製成品外銷至消費力於戰後大量上升的美國市場，從中獲益。當中不但令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體系愈趨穩固，更為香港有能力拉近中美經濟關係，促使中國及後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系統埋下種子。

特殊的戰後時空

可是,必須注意的是，作者多番強調「跨商」之所以能夠於香港大展拳腳、建立事業，相當程度上要歸功於三個層面的因素交織而成的特殊政經時空。第一，英國政府於二戰後恢復殖民統計及其後的經濟政策；第二，大概七十萬人在共產黨建政時期湧至香港；最後一項，就是於香港史中一直缺席的，美國於西太平洋的帝國擴張計劃。不同的國際力量，一來將香港的環境改造成有利「跨商」策略發展的地方，二來這些能量各自所附帶的議程也將一部分南移的華人精英引導至採取「跨商」策略 ¹。

首先，香港之所以成為他們逃離的目的地，在於戰後其他各國紛紛進行經濟轉型，大興保護主義：無論是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實行土地改革、外匯管制及高關稅等政策，限制了他們本來事業的發展空間。相對地，香港在戰後恢復殖民地體制後就放寬了一系列關於土地、勞工及資本的限制，如上英國政府於 1945-1967 年期間繼續容許香港使用美元而非英鎊進行交易等豁免，加上因難民大增而相對激增的低價勞動力，令香港對這一班精英的吸引力大增。

另外，美國帝國擴張的企圖也對香港的發展至關重要。二戰後，美國一直想在亞太地區增強其影響力。在香港，美國就特別透過 「國家―私人網絡」將大量的資源投放在教育層面的不同工程。一方面，華盛頓透過不少本地精英的人脈網絡，在香港興建推崇「美國式自由民主」或是採用美式教育的學校，例如部分的天台學校及香港中文大學。另一方面，他們亦支援大量香港學生到美國本土升學入讀著名學府，與美國社群建立更緊密的人際關係，利便兩地日後在商業上的各種合作。七十年代中，香港更成為留美境外學生人數居首的地方。

然而,孤掌難鳴。美國的教育制度與機會之所以深得一眾「跨商」的芳心，使得他們願意不斷將兒女送至美國升學，乃是在於知識之外的收獲。如前面所言,透過在美國本土留學數年的時光，「跨商」成員不但獲得改善其企業或工業的現代化技術，更獲得了各種「美國社會資本」，包括人脈網絡、文化修養及市場眼光。而這些無形的資本——相比實質的金錢或機械——更是可攜帶、轉移甚至被下一代所繼承，產生第二、第三代的「跨商」。

久而久之，幾代「跨商」透過自身階級再造、擴張及鞏固，成為了對中美兩重力量中最關鍵的一個群體。一方面美國透過他們擴張中國大陸的市場、發展機會，另一方面中國也需要這一班「跨商」令中國「走出去」，與全球資本主義接軌。1983 年，香港前景未明，股票地產市場大跌，港元與美元掛勾；1984 年，,中英簽定《聯合聲明》，香港跨商亦放棄遷居策略，改為盡力協助中共改造其社會主義市場，以在未來獲得香港的自治空間，在政治上分一杯羹。在六四屠城後，一班「跨商」亦落力游說美國布殊政府的對中修辭，避免美國終止中國所獲得的經貿最惠國待遇。2001 年，中國獲准進入世貿體系，進一步搶佔世界工廠的席位，屬本地跨商有份長期推動的結果。

與過去研究現代中國及其經濟發展的學者不同，作者並不視民國、毛澤東主政及鄧小平改革開放為三個割裂的時代。相反，他認為香港及「跨商」概念提供了一個補充視角，去說明資本主義如何透過家庭、企業關係去存續及演化，並於日後反過來影響中國「內地」的經濟走向和中美經貿關係的往來，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史補充了新的向度。

誰的香港 怎樣的變革

現時，當香港在地的反抗運動在《國安法》的陰霾下，必須向地下化的形式發展，任何壯麗（spectacular）的街頭運動似乎在短時間內難以重現。不少人遂將目光、精力及資源投放到不同的「國際戰線」之中。加上武漢肺炎肆虐全球，各國的國力及戰略部署在短時間內將會持續動盪。筆者認為，現在正是所有香港人必須回答「香港是誰的」這個問題的關鍵時刻。

的確，根據 Hamiltion 所言，雖然在地力量在過去香港動盪之時，一直都沒有從國際舞台缺席，而且這些力量也善用了自己的社會資本在風高浪急之際穩固手中的船舵，將香港或國際關係帶到他們想要的目的地。然而，說到底，那些力量只是自利的，「跨商」的願景基本上是與香港普羅市民斷裂，甚至充滿矛盾。這並非指跨商行徑從未使一般市民受益，而是即使他們與香港大眾都分享香港是「世界的」的視角，兩者的演繹卻有天淵之別。

「跨商」們一直以來僅當「世界的香港」為通往個人財富、權力的跳板，一般市民的生活、福祉、權利其實與他們無關痛癢。正當跨商落力將香港塑造成各國資本的中轉站、「世界的」香港,一般民眾——雖然不少同為北來移民——對 「跨商」而言其實只是生財工具。縱使於六、七十年代間香港社會經濟有了飛躍的改變，亦有麥理浩新政去改造香港社會基建，社會上的權力差異、寡頭統治、貧富差距、土地壟斷、盲從的殖民官僚文化、脆弱的社會保障等情況仍然存在，甚至在九七之後為跨商利益、英國遺殖、中共殖民利益所繼續捆綁，形成今天的政經困局。所謂「世界的香港」，終究其實只是服務統治精英的香港。

反送中運動爆發後，香港學者李家翹、蔡俊威就拋棄以往「世界香港」的理解，轉而提出了「香港的香港」的全新理解。他們指在香港過去的「黃金歲月」，經濟騰飛的過程中雖然已經建立一整套與世界聯繫的網絡系統，但注入到這系統的能量都是由「本能驅動的，如經濟、搵錢、大食，但是香港沒有想過自己想要什麼」。反送中運動的各項向外的行動，如全球登報、民間外訪等就是體現香港人在國際間的能動性，不需政商精英代言，香港人自己呼喊出對民主、自由的追求，盡力躋身大國間的玩桌上與眾人平起平坐。

地緣政治上，香港無可避免與中國大陸接壤。「中國因素」是今後必然的課題。經濟上，香港市場與世界各地的緊密連繫當然使得她有一部分的「世界性」。然而，「中國的」、「世界的」的香港應只被理解為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的部份條件（Condition），其中兩塊的香港「外皮」。要決定一個地方的命運，最重要終究是外皮底下，香港人作為香港大腦的所思所想為何。香港應該是誰的、為誰服務，就必須交由香港人共同去回答。當中固然牽涉「誰是香港人」的問題，在地群眾、海外港人、「國際戰線」的戰友之間，亦無可避免對「香港的香港」有不同的解讀。掌握著較多人脈資源及言論自由更大的海外港人、「國際戰線」同儕，究竟在日後如何與在地的香港民眾有良好的互動，從而構建一個多元、開放且同時莊敬自強的香港,將將會是我們需要共同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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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邏輯上必定要先區分兩者。前者所指的是環境作為境況（Condition），後者則是在境況下所考慮的決定過程。正如書中所言，並非所有南移的華人精英都選擇轉用「跨商」策略，而那些選擇繼續只集中與英國合作的精英階層，最後在市場及影響力上均被新興的「跨商」一一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