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發揮離散港人政治影響力 智庫模式會是出路嗎？
假如狹義地將政治局限在選舉政治，離散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幾乎是不可能發揮到任何影響力。
幸好，政治也不只是選舉；影響力，也不只是政治影響力。
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和澳洲等地，近來已經有不少香港人逐漸開始組織自己的社群。最矚目的例子，要數自 2022 年夏天開始的「香港人社區中心（Hongkonger Community Center）」。在一年間，由灣區開始到大華府、多倫多等，再發展到十個不同的城市。各地的香港人社區中心，主要是先在各地植根，凝聚社群，並協助剛到埗的香港人適應新生活。
當香港人在各自的職業和專業領域站穩陣腳，不論在經濟上及社會上的影響力亦不可小覬。但更直接的影響是，當愈來愈多香港人在世界各地站穩陣腳，我們每個人的經歷，也可以讓仍然在香港生活的朋友，更有信心去選擇他們的未來。
另一方面，離散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組織，過去在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進行政治遊說，已經取得一定成效，尤其是英國和加拿大的「救生艇政策」。然而，政治遊說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賴輿論和政治環境。假如中共與各國的關係緩和，政治遊說的工作或許會變得更加困難。
長久下去，除了繼續連繫不同區域的社群和政治遊說，我們還要構思如何長遠塑造公眾輿論，將香港人的議題昇華到價值層面。在自由社會，塑造公眾輿論的除了政治壓力團體、媒體以及大學，還有智庫；而對香港人而言，最陌生的，就是智庫。
甚麼是智庫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居住在英國的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寫成了《到奴役之路》；這本書在 1944 年面世時，由於物資短缺，所以發行量並不算多。一直要到戰後，由經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在美國發行，並在翌年經讀者文摘撰寫推廣，這本經典之作才打進非小說類的暢銷榜。
退役軍人安東尼．費雪（Antony Fisher）讀過了讀者文摘的《通往奴役之路》撮要，深受感動，並覺得自己到要為對抗極權和捍衛自由做點事。他摸上門找到海耶克，希望為參選從政作準備。結果，海耶克對他說，比起選舉，更重要是影響社會輿論；當改變社會觀念，選舉結果亦隨之改變。
費雪聽從海耶克的建議，放棄從政的想法。在後來幾年迷失於前途的日子，費雪在美國找到了一門生意的念頭，並賺到了「第一桶金」。1955 年，費雪投資成立智庫經濟事務學會（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IEA）。
在成立的最初期，IEA 不但是艱苦經營，甚至可以說是無甚作為。雖然當時正值冷戰期間，歐美與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蘇聯在對峙，但在政治層面，全球都似乎瀰漫著一片社會主義的思潮，與 IEA 所提倡的價值觀可謂南轅北轍。偏偏在七零年代中後期，社會主義差不多要宣布勝利的一刻，世界卻漸漸從夢中甦醒過來。首先是歐美的自由經濟派重新出發，而 IEA 也在這個時候，先協助戴卓爾帶領黨內的自由經濟陣營，取代希斯成為反對黨領袖，並於 1979 年帶領英國保守黨的勝出大選。
與其說海耶克又或者費雪改變了世界的命運，倒不如說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在適當的地方，做了適當的事。二戰後的世界，雖然在政治上的思潮一面倒地傾斜向社會主義，但現實的社會和市場經濟，資本的力量卻愈來愈明顯。在剛才所提及到的時空，就算是中共在 1978 年也要展開經濟改革開放。
甚至可以大膽說，若然不是海耶克和費雪，或許會有別的人做類似的事，世界局勢發展，亦不會有太大差別。在大西洋的另一邊，美國商人里德（Leonard Edward Read）在 1946 年也成立了經濟學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FEE），用一般人能夠明白的方式，透過大眾媒體推廣自由市場經濟。
但智庫究竟具體做甚麼工作？有很多人以為，智庫的功能是做政策研究。但其實歐美的智庫，多數都是只是將學術研究成果「來料加工」，包裝成一般人都能夠明白的內容，並透過大眾媒體宣揚出去。
某程度上，智庫就是政、商、學界和媒體這 4 個界別的「超級聯絡人」；推廣一個意識形態，除了要有海耶克、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等明星學者和意見領袖，也要有里德、費雪等有創業精神的生意人去建立組織和人脈以獲取資源。換句話說，智庫的工作，就是將晦澀抽象的概念，賦予人性，並尋找支持者。
離散港人與智庫
雖然從現實角度來看，短期內改變香港的可能雖然微乎其微，但最低限度我們可以跟其他生活在自由社會的人一起，共同守護著目前我們所擁有的。記得 2020 年臺灣選舉的時候，有位穿著香港抗爭者裝束的女手足，在臺灣的高鐵站拿著一塊寫著「我是香港人，請珍惜你們的選票，我們只能示範一次」的標語。這個情境被拍攝下來，也是也令很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過去未必會留意國際事務，但近年也愈來愈多人漸漸感受到新冷戰的寒意。尤其在 2019 年和疫情後，更多人意識到中共作為一個極權體制，對社會文化、經濟秩序、網絡資訊安全等各範疇構成的影響。
我在美國接觸到的非港人，當他們第一次聽到我來自香港時，不少都會說他們曾經去過香港，覺得過去的香港很美、很繁榮、很精彩，但也對香港人遭遇到的突變感到可惜。
香港人除了現身說法，向全世界的人展示自由是如何逐漸流失。但我們更加要讓世界各地的人意識到，面對威脅不僅局限於香港。專制政權的野心，就是要摧毀我們所熟知的現代文明價值觀。
過去兩、三年，不少人希望離散港人所經營新聞媒體，可以一方面彌補目前香港的低氣壓，另一方面又能同時滿足其他離散港人的需要；無疑這是個值得一試的挑戰，但我有個更大膽的想法，就是組織離散港人的智庫，將代表香港人價值觀的意見領袖和他們論述，宣揚到世界各地。
目前在英、美、加、澳進行政治遊說工作的人，大多都是曾經活躍於社運和政治工作的香港人，不論是現在抑或未來，都繼續會是香港人發揮政治影響力的中堅，而且他們當中也有不少已經半隻腳踏入了高等教育界和專業政治工作，亦建立了一定人脈關係。但美中不足之處，就是在廣大群眾當中，仍然未建立到廣泛的認知，甚至乎連香港人也未必認識他們。畢竟，不論是知識分子和政治壓力團體，目標對象往往是特定的少數圈中人。
互聯網文化之下，近年在社會上多了一些意見領袖和公共知識分子。但至目前為止，香港的意見領袖和公共知識分子，仍然是以吸納香港人受眾為主，嘗試將影響力延伸到英語世界的卻少之又少；除了是因為慣了在舒適區內，更重要是隔行如隔山，經營在另一個族群當中的影響力，難以合乎經濟效益。
政治要「識字，亦要識人」；抽象的概念，很難落地，很難入屋。智庫的功能，就有如經理人公司，除了發掘明日之星，更重要是為他們安排演出和訪問的機會。當年如果沒有 IEA 和 FEE 等，海耶克、佛利民等或許不會成為家傳戶曉的人物。在離散港人當中，不論是學者、社運、政治遊說的倡議者、意見領袖、抑或是公共知識分子，其實也有不少具備潛質去影響社會輿論的人物，他們欠缺的，是被公眾見到的機會。當我們現在身處的地方和社群，見到香港人不僅追求自由和權利，其實也是為貢獻普世價值和社群利益，我們就會形成一股可持續的影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