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暖自知：在大選年給海外翼朋友倒的六杯水——細讀《海外阿拉伯之春》思考海外港人社群
2024 年是大選年，臺灣、美國、歐洲等地將舉行大選。 數月前，英國港人組織 Vote for Hong Kong 正式成立，而在臺港人亦有相應行動回應總統大選。隨著海外港人落地生根，我們將會看見更多海外組織紛紛成立，鼓勵港人參與當地政治及選舉。然而，筆者身處美國和加拿大，那四年前美國大選的撕裂爭論，依然言猶在耳。面對政黨政治下的社會撕裂，海外港人該何去何從？
這次書評，透過與讀者一同細讀流散學近年著作《海外阿拉伯之春（The Arab Spring Abroad: Diaspora Activism against Authoritarian Regimes）》，筆者希望可以對流散社群的延續性問題作進一步反思。進入社運後的第五個年頭，面對內部分歧與外部壓力，到底海外港人群體是成功還是失敗，仍然言之尚早。但說到這裡，不得不提三年前練乙錚那篇《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大部分流亡運動終將失敗》文章，當時練預測海外港人運動必然失敗告終。在面對大選之年可能發生的分裂，筆者希望透過以《六桶冷水》作為前提，《海外阿拉伯之春》作為回應，帶來一些更有建設性的反思。
一、「人權說帖不是符咒」，環球格局才是真理
「首先要明白，國際遊說有個限度，而這個限度，在一些最賣力、最同情香港人的國家裡，已經幾乎觸碰到了，往後難再有甚麽突破。」
練乙錚提出一個頗為悲觀的想法。以筆者研究觀察，這是也是不少海外港人的想法，認為當今各國不再關注香港問題，因此國際遊說並無意義。其實觀察 2019 年香港抗爭運動，透過結合全球遊說工作，確實讓香港人獲得許多外交角力的籌碼。其成果見於美國通過的《香港人權及民主法（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及英加澳所設立的移民通道等。這些都是本地抗爭與國際遊說所結出的果實。那麼當香港本地運動完結之時，海外「人權說帖不是符咒」，國際遊說就到了盡頭，是嗎？
從《海外阿拉伯之春》，我們可以看出練乙錚一文，對海外遊說工作的理解過分淺薄。書中提及的敘利亞、利比亞及也門人，各自在過去數十年也有海外社群於英、美當地進行遊說工作。從書中的研究分析，可以看出練乙錚那「人權說帖不是符咒」之說，至少缺乏兩個思考維度。
（1）中美競爭關係的政治氣候：從宏觀國際關係角度分析，書中提及美國對敘利亞與利比亞的政治關注度，遠高於也門。因此，本書作者 Dana Moss 的研究發現，敘利亞與利比亞流散社群，因受惠於美國與其國家具有的利益瓜葛，因此容許海外遊說工作多了政要、媒體及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關注和支持。因此，倘若今天的海外港人，在審視其遊說工作目標之時，能思考中美競爭關係的政治環境因素，也許能更具體看見一些商貿關係與國際制裁的空間。
（2）跨運動聯盟：再者，倘若海外港人能把焦點從香港政府本身，放遠至受中共極權擴張影響的不同流散群體，包括西藏、東突厥斯坦、臺灣、緬甸、泰國、越南、菲律賓、甚至一帶一路國家等不同海外社運群體，海外港人所行的道路並不孤單。單從習近平到訪三藩市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峰會，會晤美國總統拜登，會場外便已經引來不同流散社群的抗議行動。HKDC（Hong Kong Democracy Council，香港民主委員會）也聯合三藩市灣區多個港人組織，除了與西藏及維吾爾族人一同示威，也與美國國會議員、國際媒體會面，共同推動更強硬的對中政策。正如史丹福大學教授 Kiyoteru Tsutsui 在 Human Rights and Minority Activism in Japan: Transformation of Movement Actorhood and Local-Global Feedback Loop 一文所言，人權說辭本身是進入國際政治討論的根基。因此，人權從來都不是一個符咒，但卻成為西方普世價值中，制定外交政策的一大範疇，也成為不同組織者與各國政府對話的起始點。
雖說「人權說帖不是符咒」，但如何在國際政治格局中，思考下一步棋怎樣部署整治行動，才能把海外港人的政治力量發揮出來。
二、「流亡組織十居其九泡沫化」，海外港人更須深耕細作
「正統思想活在我們的部分文化基因裡，根深柢固，所以運動裡的人，就算主觀上反對「大台」，也容易『以我為中心』，彼此為之打個半死。」
練乙錚所提及的泡沫化，在袁弓夷提出的「香港議會」藍圖中經常引以為鑑。袁弓夷與練乙錚大概在這個部分的想法是相當一致。他們認為那些九十年代的後六四大陸民運人士，在海外不斷互相攻擊，無法達成一個有效的政治組織。然而，袁弓夷比練乙錚樂觀多了，他認為海外港人雖然沒有如猶太人般的宗教扶持，但可以透過組織「香港議會」來解決所有矛盾。這種觀點也因此引來一些認為「香港議會」實為搭建擂台引起分裂的質疑。
從《海外阿拉伯之春》，我們看見一個更悲劇的故事。Dana Moss 透過分析敘利亞社群內的分裂問題時，發現宗教不但沒有成功統一、整合流散群體，反而令社群四分五裂。支持穆斯林兄弟會的流散者主張從制度中和平轉型，以獲得國家管治權；反之，在敘利亞的庫爾德人（Kurds）流散者則追求一場獨立運動，以建立庫爾德人的國家。此外，敘利亞移民第二代也與第一代移民產生衝突，新一代認為老一輩「行禮如儀」，老一輩的兩派敘利亞人則各自認為新一代與他們的理念和路線是互相衝突。如此可見，當社群中沒有互相協調紛爭的機制，更會因為宗教和對家園政治的路線分歧時，流散社群就會產生彼此之間的互相惡意攻擊。另一名學者 Fiona Adamson 在 2019 年的 Non-state Authoritarianism and diaspora politics 一文中，更提及土耳其流散社群中，因為權鬥，流散群體會使出極權打壓言論的方式，監視、恐嚇、襲擊甚至謀殺同路人。
說到這裡，也許讀者會發現練乙錚的泡沫化之說並非空談，不過，海外港人也尚未出現敘利亞人、土耳其人這種因內部路線與宗教而產生的嚴重矛盾。然而，書中提到，「阿拉伯之春」的運動，令敘利亞海外流散社群突破既有矛盾，變得更團結。其實，每次大型社會運動的發生，也是一次社群關係改變的契機。從 2014 年「衝與不衝龍和道」的示威者互相指責，到 2019 年「和」、「勇」之間尋求某程度的協調，這些群體學習過程並不簡單。其實在「大台」問題上，海外港人過去數年一直無法為「香港議會」達成群體共識，其中一個重要討論是當要建立一個海外大型機構，組織者必須先解決許多對安全及組織架構「中心化」的擔憂。現時海外港人更積極參與以協調工作為主的會議，例如早前在華府由 HKDC 舉辦的「香港峰會（Hong Kong Summit）」。這些會議能讓參與者更獨立自主地尋求群體內的互相合作空間，建立某程度的溝通渠道。這也許在去中心化的主體思想下，更趨向一個全球性的連結，多於拼湊而來、過分追求合而為一的海外政體。從「連結」到「團結」，仍需要更多深耕細作的工程，來把不同區塊連接在一起。
三、「流亡團體多是道德糞坑」，流散社群須建立監察機制
「流亡革命黨因為多是地下組織，便是終極主張民主的，也不免在運作層面採用高壓一元化領導，但在革命階段，組織運作就是一切，權力於是極度集中，又因為沒有法治和社會監督，於是出現各種弊端。」
練乙錚所提及的道德糞坑，其實並非「海外組織」獨有，就算是本地政治組織，也產出了張秀賢、湯家驊之流。若論爭取民主組織本身的政治架構，對比香港本地組織，海外社群確實較難從法律、傳媒與選票，得到適當的制約和監管。從《海外阿拉伯之春》一書，我們亦可以看見一些利比亞流亡社群，因為擔心極權者刺殺海外異見分子，甚至長期處於分散狀態，不敢過分聚集以免被認出、跟蹤和滅口。在面對極權統治者，流散社群確實難以從地下組織的內部，建立一些具備獨立性的道德制約。
而在當今中共極權大外宣機器運作下，極權統治者會無所不用其極試圖抹黑反抗者。而反抗者當中，會因為這些消息源自「大外宣」而直接予以否定。尚記得 2019 年的「叔一燒（馬鞍山燒人）」事件，當時知名網台 KOL 蕭若元直接開咪認為「叔一燒」為虛假影片，「係拍戲嘅」，直接否定抗爭者燒藍絲的行為。撇除這個行為本身的道德問題，這個例子道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後真相的年代，我們能否明智地分辨社群內涉及金錢、性、暴力等的道德指控是否屬實？退遠一步，若張秀賢借錢一事，並非發生在已經變節的張秀賢身上，而是一名同路人，社群內依然缺乏獨立組織進行調查及問責，更莫說一些海外港人會質疑揭露同路人的道德問題，背後是否由中共主使和編造假故事。這多層面的問題，已經不是港人經常提及「敵人的敵人是朋友」及「敵人所說的一切話也是錯誤」的既有分類法可以處理。面對道德糞坑，如何讓社群有效互相監察仍然是一大挑戰。
四、「勇武無法適應流亡日常」，海外港人須更多支援工作
「流亡者離鄉別井，舉目無親到一個異文化裡生活，若無法適應，會產生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
練乙錚認為流亡者無法適應所在地的生活文化，這種現象在一些剛離港的手足群體中的確是常見的。然而，數年過去了，流亡者適應當地生活了嗎？
從理論上來說，適應當地生活與維持家園的政治想像並非互相矛盾。從《海外阿拉伯之春》一書的敘利亞、利比亞和也門社群中可見，不少流散者是在海外留守數十年，並累積了不少當地社會的經驗和資本，並在阿拉伯之春發生的時候發揮作用，對家園的民主運動產生重要影響。其中，Dana Moss 提到一些流散者帶領聯合國代表團和國際記者返回家鄉，並充當翻譯者為本地抗爭者提高國際關注。
如今海外流散社群的香港人，大部分抵埗不多於兩、三年，當中不少人仍然處於安頓期，仍須處理自身和家人在工作、生活和教育上等問題，無法有足夠心力、時間投放在政治參與中。然而，在筆者的研究中也發現，一些雨傘後移民加拿大的港人，他們經歷了三、四年的休整期後，便如同《海外阿拉伯之春》一書所提到的流散者那樣，積極參與海外運動組織和當地社會的公民及政治組織。這段適應及轉變過程，還須更多社區支援工作才能兌現。
五、「學猶太人窩囊復國？」不如建立海外公民社會
「香港人很難效法猶太人復國（那是違反國安的）；但有些人認為能夠從猶太民族身上得到啟發，例如不靠正規學校教育而能夠有效作語言文化承傳。我則認為香港人連這一點也難學到。別說流亡在外國，就是在香港，大部分家長也以子女習得英、法、德、日、普通話等外來語為尚。」
練乙錚所提及的復國想像，似乎仍處於一種保留文化、語言和宗教的民族性想像。的確，在社群中不少人會把一些主觀意願，投射在以色列人復國的故事上。其實，過去 30 年，流散學者不斷把「流散政治」四個大字擴闊至不同族群的移民群體，而並非單獨思考以色列人的民族性。這部分是因為以色列人的復國模式，並非黃金定律，亦非唯一出路。從《海外阿拉伯之春》的利比亞人可見，流亡社群要推翻極權政府，須透過持續有效的遊說工作，並試圖在海外群體尋找維繫不同年代的移民之間的聯繫。這部分與練乙錚的第一桶冷水的理解也大相徑庭。
事實上，利比亞人的歷史，經歷過至少兩次革命成功。這句話其實是悲劇，因為這句話本身包含了至少一次革命失敗的故事。《海外阿拉伯之春》一書提到，利比亞人第一次推翻國王統治，是遠在 1969 年的革命。然而，當時的革命是透過一名年輕帥氣、具備人民支持的反抗者，推翻皇室政權來建立獨立國家的。那名受歡迎的革命者卡達菲，推動全民普選、獲萬千寵愛在一身，最後獲得極大部分選民投票。不過，自卡達菲在奪得權力以後，就開始排除異己、改革利比亞成為軍事極權國家，開展了長達數十年的黑暗統治時期，直到阿拉伯之春才倒台。在這數十年間，反抗卡達菲的人被逼流亡海外，持續面對在海外被謀殺的風險，但繼續為當地社會發聲，遊說美國政府持續在外交上向卡達菲施壓，一直到革命成功的一天。然而，阿拉伯之春是否就是成功的一天？不，今天的利比亞，雖然已經推倒狂人卡達菲，但國家處於內戰之中，似乎需要第三次革命的成功，才能真正建立和平民主的國家政體。
從利比亞的例子思考今天的海外港人，到底我們在更長遠的光復路上，是以民主選舉作為革命的終點，還是以建立更開放的公民社會作為想像的基礎？從利比亞的例子可以看出，單單追求一個選票制度，只會建立一個多數人的暴政。光復不應只思考民主制度，還須要在海外民主社會中，嘗試建立公民社會的生活雛形。
六、「流亡者不懂流亡學」更須建立獨立思考
「香港人一向輕視學術，凡事靠直覺扭計精乖高轉數，所以縱有大批人流亡移民搞海外抗爭翼，卻鮮少有人提出要學懂弄通流亡學。」
練乙錚的第六桶冷水有一種特殊的精英主義味道，似乎在建議所有海外流亡人士必須從學術上搞懂流亡學。其實，學問的建立並非在於知識的傳遞，更在於獨立反思的能力，與其對於社群內外批判的能力，不如自我反省和批判，也許會看見不同立場和思考的盲點。
過去在美國總統大選期間，不少本地和海外港人基於反抗中共的前提下，支持特朗普政府。其核心原因卻是因為「敵人的敵人乃盟友」。這種思維讓思考變得懶惰，只是條件反射地反對任何中共支持的議題，支持任何可以攻擊中共的政客。當海外港人以此作為根據來研判自我如何參與當地社會政治時，便會出現與「右翼」政客聯合的傾向。在筆者的觀察中，一些研究受訪者會基於這個原則，逐漸吸收右翼媒體資訊並排斥其他類型的聲音，甚至進入一種缺乏自我批判的舒適圈中。
在這裡，容我引用另一本流散者研究書籍 Tahseen Shams的Here,There,and Elsewhere:The Making of Immigrant Identit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Shams 提到巴基斯坦流散者在 9.11 襲擊後，出現了左、右翼兩派支持者。傾左的流散者基於美國社會對穆斯林的宗族歧視，和對穆斯林移民的排斥，因此走向左派政治，希望能夠改變不平等對待的問題。另一方面，傾右者則從傳統政治的道德倫理觀中，找到家園那熟悉的傳統道德價值。這讓我想起近期一些海外移民家長群體，逐漸從支持右翼政客基於特朗普當年的外交政策，轉移至支持右翼反對墮胎、反對毒品除罪化、反對廢除性別廁所等。因此，海外港人社群在未來幾年遇到的挑戰，將會是如何把香港的抗爭運動融入在本地政治當中。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在踏入 2024 年重讀練乙錚的《給海外翼朋友淋六桶冷水：大部分流亡運動終將失敗》和Dana Moss 的《海外阿拉伯之春》，的確讓人反思這些兩、三年前的現象，當今又轉變為何，香港人又該何去何從。這些思考希望帶出一個核心思想，就是當我們把其他國家的流散者、民運人士的故事套用在自己身上，我們須要更深刻的反思，多於主觀投射。在這一波移民潮中，未來數年將會有更多海外港人逐漸投入當地政治。倘若海外流散社群無法在此前建立適當的溝通和連結平台，便難免受當地社會的兩極化氛圍影響，令內部產生分歧。因此，海外港人在大選年應當努力建立獨立思考，並吸收當地政治兩極的各路資訊，試圖擴闊自我的政治理解，以免落入「敵人的敵人乃朋友」的舒適圈，引發再一次劇烈的內部紛爭。
在此，海外港人需要建立更穩健的協調平台，讓不同路線、年代、國家的港人可以互相連結。這種平台必須戒除「大台指揮」思維並容讓不同聲音互相交流，在面對紛爭時尋求某種對策或共識。2024 為大選之年，容我在這裡為諸位海外港人倒這六杯水，讓大家一同舉杯喝下沉思。也許，社運後的第五年，海外各選舉不會再如 2020 年般灼熱；也許，海外港人是時候思考如何把港人議題滲入本地政治中；也許，海外港人可循歷史找教訓，但不被困於一種定論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