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意調查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

自從去年年中開始，愈來愈多人開始質疑香港一些有進行問卷調查及研究工作的機構，質疑他們的數據、質疑他們的研究方法、質疑他們背後的動機。甚至連已在香港進行逾 30 年、既嚴謹又以科學為基礎的民調「香港民意研究所（前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也受到批評。就著這個現象，筆者去年曾撰文解說過（《請公道一點看香港民意研究所及其發佈的調查數據》），這裡不重複了。

在劉兆佳主理中央政策組的那個階段（2002－2012 年），特區政府曾頻密進行各種民意調查，但其問卷及數據大多不會公開。事實上，政府做的部分民調也帶有強烈的引導色彩，並不完全符合客觀及科學的標準。

建制派組織也成立過不同機構進行民意調查，大部分都帶有不為人知的政治議程，問卷設計及研究方法也相當粗糙，根本不值得評論，現在似乎只有政府官員才有興趣去引述他們的調查結果。這些反智的做法，其實只更突出了當前這個特區政府的不濟。

在眾多調查項目中，最令北京及特區政府尷尬的，是長期都有民調機構進行的「香港人身分認同」調查。香港民意研究所仍然有進行這方面的調查，有親建制的所謂智庫組織，最近公布的一個民調報告也有相關的項目。有些市民對近期公布的這方面數據感到不能理解，下面就先簡單講講一些涉及這方面的概念，從而理解對這個課題進行民意調查的意義。

從普遍常識的角度來理解「身分認同」這個觀念，可以說每個人對自己在一個社群中的位置、對自己身分意識的歸屬、或對社會不同組織的認同上，都會因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意識，或者因為處境造成的環境需要，而作出相對應的身分標示。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有人視自己為「新界原居民」，或者簡單說「新界人」，因為這個意念有其獨特的意義，有地理上的地標，甚至連繫著某些特殊的利益關係或群組認同。又例如在大學的聯合活動中，有人會說自己是「中大人」，有人說自己是「港大人」，有人會說自己是「理大人」。這些都是在某種處境下，會引起某種形式的自我身分定位而形成的概念。每個人每天都會在不同的處境中為自己定位，所謂身分認同有其流動性及彈性，也是清楚不過。

以血統、族裔、居地、宗教信仰而形成的不同「身分認同標籤」，其意義也是大致如此，而且對個人的影響更大。因為建基於這些元素所形成的「身分認同」，往往帶有更難以否定的、即所謂具有「先賦性」的元素。舉例說，在香港生活的大部分人，如果以血統或族裔這些因素來說，都難以否定自己具有「漢人」、「漢族」或「華人」的身分，有人甚至會認為這涉及所謂「中華民族」這個族群身分。

但就算難以否定這個具有先賦性的、從族群血脈源頭來定義的身分，移民「美國的華人」也很可能會認為自己是「美國人」，因為他現在的居住地就是美國，效忠的國家也是美國，認同的社會價值也是美國人民在制度、社群生活中建構出來的那一套共享社會價值。即是說，就算不否定「華人」這個「先賦身分（ascribed identity）」，也可以同時因為「國家認同」或者「社群認同」而形成另一種所謂「獲取的身分（acquired identity ）」。

因此，有幾點是談到「身分認同」時不能不承認的。

首先，「身分認同」從來都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層次的。在「先賦身分」以外，每個人都可能因為不同的處境，不同的原因，而突出某種「獲取的身分」。在意義上，兩者可以是不互相排斥的。在中國，如果以構成的族裔作身分認同的依據，就會有漢族人、滿族人、維吾爾族人等；如若以居住地作座標，就會有上海人、廣東人、山東人、福建人之類。在不同省分居住的人，大部分也可以自我認同是漢人、華人，但居住在廣東、山東，福建的維吾爾族人及滿族人，就應該不會自認是漢人或者華人了。這種身分認同的多層次性，是不能、也不應以政治權勢、人數多寡、哪一邊聲音大來否定的。至於如何令這些不同的身分包容並存，才更值得探討。

其次，不難發現，在「身分認同」這個課題上，最能引起爭議的，就是涉及「國族認同」或「國家身分認同」的問題。總的來說，愈來愈多社會學及政治學者認為，基於血統和族裔構成的「群族認同」可能更接近於難以否定的「先賦身分」，但「國家認同」很可能就不一樣。所謂「國家認同」，甚至可能只是每個人都可以作出選擇，決定是否要去「獲取的身分」。

對於美國、加拿大、澳洲、甚至英國這些多元文化國家，獲取當地的公民身分顯然就是一個「獲取的身分」，沒有血統或族裔認同的含義。說自己是「美國人」的，可能在某些場合也會說自己是「中國人」、是「愛爾蘭人」、或是「維京人的後裔」。在當下的英國，也有愈來愈多人以「在英國的香港人」自居。即是說，最近幾年很多香港人來到英國定居，最終會成為英國永久居民，取得英國國民身分，也會成為定義上的「英國人」，但獲取英國人這個身分，不一定與「香港人」這個身分認同相排斥。

對於經常以多民族國家自居的當代中國，又有甚麼理由強迫維吾爾人、滿州人、西藏人、香港人只可以說自己是「中國人」？如果能夠做到孫中山先生所講的「五族共和」（當然不只五族），在「中國人」這個大旗號之下，有需要排斥或者禁絕因血統、族裔、地域而形成的另一個層次的身分認同嗎？

在某些多民族國家，往往正因為不同民族之間不能達致共和，才會出現少數族群拒絕承認那個因政權、地域疆界而形成的「國家身分」。現今的中國，似乎正是面對著這種政治強制與先驗存在的族裔身分認同之間的矛盾。而政權的處理不善，權勢的意圖強硬，正反過來造成嚴重的內部政治矛盾。若說「今天的中國面對這種政治矛盾」，可能也不是一種很準確的說法，準確一點可能應該說「今天的中國政府正在不斷製造這一種政治矛盾」。香港近幾年的情況，不正是這樣嗎？

80 年代初，當香港前途問題提出之後，中共當局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其實就已經是確認了香港這個社會，因為經過了百多年的與中國主體分離，已形成一個獨特的文化、獨特的社群，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以及獨特的社會行政及制度。大部分在香港生活的人，都自我認同是「香港人」，這一點是很自然的，也難以置疑的。這種本土身分認同，對大部分人來說，與認同「中國人」這個身分本身是沒有排斥性，「一國兩制」其實就是要融和這兩種身分認同。

兩者並存的身分認同，哪一個較為突出，在一般情況下是因處境而異——例如在足球賽事中國對香港，更多生活在香港的中國人會突出其香港人身分；但當中國隊與其他國家的球隊對賽時，有不少香港人又會為中國隊打氣，以中國人自居。這種身分認同的先後次序及流動性經常存在，根本無需大驚小怪，也根本難以避免。

除了所謂處境因素之外，不能否認的，是宰制著現在中國政治及社會的那個政權，及中國大陸的種種現象，都有可能令某些香港人覺得要先突出香港人這個身分。這就涉及很多更複雜、多元的政治及社會評價與觀感了。

橫看過去幾十年，當中國政治及社會較為清明，能夠令更多生活在香港的人產生正面想像與盼望時，其「中國人」身分認同就會變得較為強烈，反之，當中國社會及政治令人失望時，「香港人」的身分則較為突出。

隨著中國在 1978 年擺脫了文化大革命的陰霾，推行經濟改革開放，也隨著 80 年代初開始討論香港前途問題，香港人就更迫切地要面對如何看待「中國人」身分的問題，又開始要思考如何平衡地處理「中國人」及「香港人」這兩個不盡相同，理論上也互不排斥的身分認同問題。

不過，正因為中共政權以黨為國，甚至以黨來騎劫概念上的中國，又以其「主權聲稱」及「管治疆界」來延伸其不合理政治操作的依據，這個「理論上不互相排斥的身分認同」，有時就難免在社群心理上出現互相衝突甚至排斥。本來不排斥的，有可能出現排斥性，這究竟是孰令致之？

從學理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利用民調工具去探索這個多層次身分認同的展現方式、時序，甚至探討對中、港身分認同排斥的普遍程度，本身就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政治學及社會科學課題，也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應當嘗試去理解的現象。

惟今天的中國及特區政府，意圖盡快抹去香港人的本土意識，令「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不再有意義，動機邪惡，作為也十分粗暴，顯然也難以成功，只會令兩種身分認同的排斥性進一步突顯。中共不妨反省一下，為何 2008 年的時候，「首先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數目會超越「首先認為自己是香港人」？根據當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長期追蹤民調，在 2008 年之前，上述兩者基本上是同步升跌，並不互相排斥。但在 2008 年後，為何兩種認同會分道揚鑣，差距還愈來愈大？顯然，中共對港政策的錯誤，違背一國兩制的承諾，才是令更多香港人排斥中國人這個身分的根本原因。

最後，也想簡單談一下近期公布的民調結果為何會出現令人難以理解的轉勢。

文首提到的那篇文章有說明所謂「向中位回歸（regression to the medium）」 這個在統計學及民調上經常出現的現象，從極端的民意反彈向另一邊，這是民意轉變的一種常見趨勢。現在的情況，顯然是新的平衡點還未出現，大家不妨有點耐性，繼續留意下去。

另一個因素，大家也不妨留意最近幾輪由「香港民意研究所」發表的定期報告，其中回應率及成功訪問比率都在大幅下跌。這顯然是中共及特區政府的政治重壓下，令很多香港人選擇不回應這方面的民意調查。

也不只是「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調查有這個趨勢，就連親建制智庫所做的民調也是一樣。今年 8 月中，由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主理的「民主思路」公布了最新一輪的「一國兩制」指數。這個調查透過固網電話訪問了 432 人，回應率只有16.6%；又透過流動網絡訪問了 578 人，回應率也只有 23.3%。

就算不斟酌民主思路調查中涉及身分認同那些題目在設計上的粗疏，當回應比率如此低的時候，民意調查結果能夠反映的，就會距離真實情況更遠一些。

當市民對這方面民意調查不再信任，不願意合作，究竟對誰有好處？民意不會因為沒有調查結果，或者因為調查結果被扭曲而不存在。如果現在的政府只願意掩耳盜鈴，又有些所謂民調機構願意投其所好，大家又有甚麼好說？

2023 年 9 月 2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