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沒有新聞才是壞新聞

逝去的一種聲音？

2014 年 9 月 27 日早上 7 時，我站在金鐘夏慤道的便利店外，隔著玻璃看著當天報紙頭版。在我的記憶中，《大公》、《文匯》、《東方》等建制派媒體均形容，前晚衝入公民廣場為「暴力」行為，卻甚少提及警察當晚拿起警棍衝入人群追打示威者。反之，《蘋果日報》則提及當晚警察過分的執法行為。旁邊的友人與我徹夜留在添美道，他低聲喃道「只係得《蘋果》講真話⋯⋯」。這句話在當年相當諷刺，因為《蘋果日報》的新聞報道手法，在校園經常被老師詬病，甚至禁止學生引用。但在當刻的香港，似乎只有《蘋果日報》才把當晚示威者的經歷作完整報道。

2021 年 6 月 24 日清晨，100 萬份《蘋果日報》附上「給香港人的告別書」，被押解走入歷史。黎智英、壹傳媒行政總裁（同為《蘋果》社長）張劍虹、《蘋果》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等高層相繼被捕。不久後，《立場新聞》也逃不過停運、高層被捕的命運。在國安法之下，有一種新聞聲音在這些年間在香港被消失。不少網台 KOL 多次提及香港新聞自由被封殺，大眾如今須在海外尋覓具備公信力的媒體。經濟學家 Albert O. Hirschman 曾經出版一本書名為 Exit, Voice, and Loyalty。如今的香港媒體，是否已經失去聲音（voice），只剩下忠誠（loyal）和離開（exit）兩條路？

在西方社會有一句諺語叫「沒有新聞就是好新聞（No news is good news）」。但在極權社會中，的確是沒有新聞（news），因為只有好的黨國宣傳（propaganda）。當媒體只是黨國機器時，社會便缺乏監督政府的「第四權」。因此，在極權國家，其實「沒有新聞是一種壞新聞 （No news is a kind of bad news）」。那麼今天的香港，我們該如何理解新聞自由與媒體生態？這便是今期評論著作 Hong Kong Media: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要處理的問題。

新聞自由是「曾經沒有」　亦不是天長地久

自由如空氣，只有窒息時才會察覺它的存在。

本書回看媒體歷史，提到在初期的英殖香港，新聞自由曾經在高壓政治下處於低谷。例如，殖民地政府曾經在 1951 年訂立非常嚴格的報章註冊法例。雖然報紙業在當時非常蓬勃，但在報道殖民地政府及中英矛盾問題上，卻是敏感議題。例如在 1962 年 5 月的逃港潮期間，就有記者因在邊境採訪，而被控以「阻差辦公」罪。由此可見，當時的英殖政府並沒有尊重媒體監察政府的公權力。

然而，在六七暴動前後，港英政府逐漸脫離高壓政治模式，嘗試讓香港變成開放的國際城市。因此，新聞媒體逐漸變成資訊流通的重要媒介，也成為了公民社會的聲音。三位作者陳智傑、鄧鍵一和李立峯在書中提及主權移交前後的新聞媒體業，是介乎於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之間，有著監察政府和反映市民生活的重要角色。書中亦提及一些學者曾經預測，香港媒體於主權移交後，在後六四年代的中國極權治理下，會變成黨國宣傳機器。然而，這猜測當時落空，主權移交後的香港，親建制派和民主派的媒體均仍擁有自由發聲的空間。

這種自由的空間在過去十多年的本土運動中，容讓不同本地媒體資訊流動自由，甚至產生動員能力。本書提到在 2019 年的反送中運動中，親建制與民主派媒體便發揮不同角色，代表著社會上兩種互相對立的聲音。而基於社會兩極化的政治環境，親政府媒體會與反政府的報道截然不同，前者甚至會為政府提供反對運動的說辭。而在網上媒體發達的年代，不少人把資訊接收的渠道轉移到網媒和 KOL，尋找代表自己政治立場的聲音。雖然在這段抗爭時期，不少人會質疑政見與自己不同的媒體的真確性，但在更廣闊的政治光譜上，「新聞自由」的確容許不同種類的資訊和視角，同時存在於一場運動和一個城市之中。

然而，如今不少人所惋惜香港逝去的「新聞自由」，其實是有一段歷史的限期，那大概就是六七暴動後的社會開放及國際化，一直到近年社運及國安法這段時期。學者推測回歸後「新聞自由」會完全消失，如今也是一種遲來的應驗。尤其當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非建制媒體逐一面臨打壓和倒閉。作者則認為，在後國安法時期的香港，新聞媒體的角色，和對公民社會的影響仍然有待觀察。

有新聞作為一種好新聞？

書中提及多項在國安法後收集的研究數據，其中提到在白色恐怖下，不少人減少在社交媒體分享新聞資訊，這減低了傳統新聞媒體的流通性。此外，網上的自媒體生態中，也出現「自我審查」的現象，例如留在本地的網絡 KOL 也減少在社交媒體發布政治相關的新聞消息。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新聞機構彷彿只剩下「忠誠」與「離開」兩個選擇。然而，我們仍然看見一些新聞工作者、旁聽師與本土研究機構，繼續努力在本地經營獨立報道並擔任消息發布的工作。這些人是值得尊敬和支持。此外，近年不少 KOL 和資深傳媒人選擇離開香港，於海外持續報道香港新聞及政治議題，成為「離開的一種聲音（Voice after exit）」。移民群體如何在外地建立全球性的僑民／公民社會？這也是近年流散政治學者熱烈討論的議題。

然而，本書在 2022 年 8 月發行，因此並沒有提及近年非常多人關注的《法庭線》和《庭刊》等本地網絡新聞媒體。這些媒體透過旁聽摘錄，把法庭內的內容傳播給香港本地和海外的香港人。這些報道客觀陳述為主，但提供了不少消息和新聞養分予海外一眾 KOL 及網絡媒體，讓事件可以持續發酵。例如 47 人初選案，在開審以後獲得全球各地港人關注，香港人在社交網絡不斷流傳、分享有關消息，亦有 KOL 和網民在網絡平台表達對法庭審訊內容的看法。因此，這些非政治取向的法庭新聞報道，仍在香港本地及海外香港人群體擔任相當重要的傳播媒介。

總結本書的討論，筆者認為海外媒體的成立，例如《光傳媒》、《棱角》、《綠豆》等，其實依然會對本地和海外香港人社群產生影響。當香港網絡依然流動，大陸防火牆尚未來臨之前，這些新聞消息和討論，仍會成為連結海外與本地港人的重要聯繫。因此，一天尚有報道香港的新聞，而非「宣傳」香港的「新聞」，這便是一則好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