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風暴中的獨立之聲：流亡中的俄羅斯地區獨立學生媒體

編按：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俄羅斯總統普京為加強國內輿論管控，進一步打壓新聞業，包括要求當地媒體在報道戰爭時，只能參考官方的消息來源，又頒布新法禁止作出「虛假戰爭報道」，違者最高可被監禁 15 年；此外，俄國媒體監管機關還以「散布不實資訊」罪，起訴至少 10 家媒體，當中包括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Echo of Moscow）、反政權的獨立新聞網站 Mediazona、今年把總部遷往荷蘭的獨立媒體 Dozhd TV（又稱 TV Rain） 和《新報（Novaja Gaseta）》。

其後，莫斯科法庭判決著名記者、俄羅斯航天國家集團前顧問薩弗羅諾夫（Ivan Safronov）叛國罪罪成，判監 22 年。另外，當局亦吊銷諾貝爾和平獎得獎總編德米特里・穆拉托夫（Dmitry Muratov）的反對派媒體《新報》的發行許可。網絡媒體 Prospekt Mira 因害怕網站遭封鎖或遭罰款 500 萬元盧布（約 47 萬港元），撤下有關烏克蘭城市遭轟炸的新聞。

據俄羅斯獨立媒體 Proekt 報道，自戰事爆發以來，最少 500 名記者及編輯在開戰後逃亡，部分媒體正在立陶宛、拉脫維亞及格魯吉亞等前蘇聯國家重整旗鼓，繼續報道戰況，將戰爭真實一面傳遞給在俄羅斯的人。流亡海外的全國性新聞媒體外，流亡的地區新聞機構又該如何自處，而身處海外如何與在地民眾繼續同行？作者特意訪問已流亡海外、俄羅斯韃靼斯坦共和國¹喀山網上學生媒體《風暴（Groza）》創辦人 Marina Bezmaternykh，記錄她在「例外狀態（The State of Exception）」下的媒體之路，從新一代記者的角度探問新聞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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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外的流亡之旅

「我的流亡經歷並不驚險，我只是買了機票然後離開，只不過機票價格略高。（2022 年）2 月 24 日戰爭爆發，三月初局勢極為不明朗，我還以為一周內就會結束，我完全沒有預料自己會離開俄羅斯，現在看來戰爭結束機會為零。」

三月初，Marina 剛搬到聖彼得堡一個月，就有不明人士不斷敲門、瘋狂長按門鈴達五分鐘，她驚慌之下刪除手機的所有通訊軟件。至今 Marina 仍不知對方是誰，她笑言可能只是速遞員，但她沒有訂購任何商品。這次經歷令她意識到，自己在戰爭中的俄羅斯從事新聞工作十分危險，也對心理健康造成巨大壓力，「100% 的時間中，有 100% 的焦慮 . . . 如果我被拘留或搜查，這只會對媒體和我造成更大的傷害」。於是，她在事發一小時後立即購買機票，計劃在其他國家停留幾個月暫避風頭，觀望局勢會否回復平靜，甚至將其聖彼得堡的公寓，租借給認識的人幾個月，「當時我以為可以回國，但最終並不可能。」結果她先前往亞美尼亞，現時流亡到格魯吉亞。

她形容這是一個很普通的故事，許多朋友和同僚的經歷雖然並不完全相同，但亦類似。

改變的種子：學生媒體平台的誕生

Marina 和另一位創辦人 Leonid Spirin 在政權壓力下被校方開除學籍前，都曾是喀山國立大學的學生，而且都不是修讀傳理學系。在創辦《風暴》之前，Leonid 只在當地一本生活雜誌擔任過助理。Marina 憶述，2020 年 1 月 25 日，正值俄羅斯的學生節，她和其他同學出於對周遭環境的不滿，決定創辦《風暴》。

「我們創立這個媒體的初衷是對周圍事物的憤慨。當時我和主編（Leonid）都是學生，我們看到大學存在很多問題，如作風官僚、課程無用、老師水準差劣等。」她續說，俄羅斯的教育體系並不高效，一半的大學應該關閉，因為根本不需要那麼多學位，「我們報道了校方的腐敗、政治壓力等問題。我們所做的，亦成功向大學管理層施壓。」

她回憶起她們的一些文章曾引起廣泛討論，使更多人關注大學生活中的問題，例如她們曾報道學校宿舍日久失修，出現大量害蟲，事件還引起了其他新聞媒體和社會大眾的關注。最後，學校管理層撥款 9,000 萬元盧布（約 846 萬港元）翻修宿舍。Marina 說，雖然校方沒有明確表示這是因為《風暴》的報道，但她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聯繫。

《風暴》成立初期主要報道大學內部的管理問題，及後來擴大至韃靼斯坦共和國青年政策等其他議題。她認為，年輕人和學生應更關心社會政治，遂借助《風暴》希望鼓勵他們多思考這些議題，並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討論、發表意見。

「當時大家對於身邊一切的憤怒都無處宣洩。我們提供了一個平台，讓人們可以分享這種憤怒。」

「我們希望令讀者承擔社會責任，告訴他們有能力影響社會，可以討論、爭取一些轉變，哪怕只是大學裡的一些細小改變。」

極權下的媒體：行動者

《風暴》營運 3 年後正思索轉型，希望從一個單純的新聞媒體，轉型成一個推動公民教育的組織。會有這個轉變，Marina 表示，因為現在俄羅斯的年輕人急需學會如何捍衛自己的權益，以應對政府和大學管理層帶來的種種困境，因此她們計劃開展一個學運分子的培訓項目，推動更直接的維權教育，例如由宿舍問題到軍方動員入伍等生死攸關的課題，人們需要知道如何自保。她坦言「在現時的俄羅斯談人權是極為矛盾，儘管法律明文賦予言論自由，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言論自由。其他人權的狀況亦是如此。」

「儘管如此，人們仍有維護基本人權的方法，去保障自身安全。我們需要為青年裝備這方面的知識和工具。若果他們不知道如何捍衛自己的權利，就沒有民主的未來。比如說，假設普京明天死了，這並不意味著民主會自動開始。民主的開始在於當人們意識到知道要如何捍衛他們的權利，如何成為一個國家公民。」

Marina 承認，《風暴》提倡的公民教育計畫，在傳統新聞工作中略顯爭議，因記者常主張媒體要保持中立，避免直接參與社會運動。她亦坦言，編輯團隊仍然在討論媒體的未來方向，未有最終定案。就她個人而言，她認為這種公民教育十分逼切，因為諷刺地現時只有俄羅斯政府當局在做，而當然不是那種真正的「公民教育」。

「在俄羅斯的極端環境下，媒體不能夠單純地報道和講述故事，有太多更緊迫的問題。例如怎樣令年輕人明白自己的公民權利。單純報道政治和社會事件，已難以應對俄羅斯社會當下的挑戰。我只是沒有看到比公民教育更有效的方法，就是這樣。」

Marina 就《風暴》轉型，逐漸邁向社運組織及媒體的雙重身分定位表示，每個推動社會變革的組織，都需要媒體的宣傳，「因為沒有媒體，你就無法存在，沒有人會知道你是誰，你在做甚麼。」但她認同這不是新聞工作，而記者的確需要客觀，但無奈地這就是她們正面對的處境。

全國性媒體的盲點：地區媒體的位置

《風暴》除在喀山外，去年拓展在新西伯利亞和葉卡捷琳堡的業務，在網絡發行兩地的分支雜誌。這種橫跨不同城市的架構，以及過往疫情間在家工作的經驗，編輯團隊和記者身處不同地區的工作模式已是習以為常。目前正處流亡狀態的 Marina 無改一向工作模式，每日花 8 到 10 小時在電腦面前聯絡記者和編輯文章。

談到流亡對地區新聞的影響，她認為駐當地記者和消息來源，對她們的新聞工作至關重要。在喀山，她們已營運了 3 年，已有眾多渠道收集消息，讀者也會主動提供新聞或調查報道的素材。至於她們新拓展至新西伯利亞和葉卡捷琳堡的業務，雖然發展時間短，聯繫和新聞採訪較困難，但她們正努力在當地建立關係網絡。

Marina 說，流散海外的俄羅斯全國性媒體如《墨杜薩（Meduza，總部在拉脫維亞）》和 Dozhd TV 報道的議題更加宏大，但各城市和大學的民眾同樣需要了解地區新聞，因此認為《風暴》的優勢，在於能深入探討各地區的重要議題，滿足當地受眾的需求。「理想情況下，俄羅斯每個城鎮都需要像《風暴》般的地方獨立媒體 . . . 雖然她們報道大學和城市的小事，未必能夠引起國際社會關注，但這些地方議題同樣值得重視。然而，對於扼殺新聞業 20 年的俄羅斯來說，這一切只是幻想。」她指出，讀者的注意力有限，自然會集中在切身影響自己或極具爭議的新聞，而不一定是大議題的報道；地區新聞的重要性在於，「當你知道你周圍發生了甚麼，你會做出更多的知情決定（infromed decision），更好的決定。」

孵化下一代記者

在討論《風暴》在專業大型全國媒體和學生媒體之間的定位時，Marina 認為《風暴》未來會更專注報道俄羅斯的教育體系議題。她指，俄羅斯的教育體系存在腐敗、低效的問題，並需要進行改革。「這影響到許多人，因為在俄羅斯，有很大比例的人口正接受高等教育或專業教育。」然而，這些問題一直以來都沒有引起足夠的關注，可能因為它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很難聚焦在單一議題，亦有可能這個問題不夠爆炸性，而且有些乏味，所以大型全國媒體少有焦點報道。她承認，媒體的職責並非解決教育體系問題，但由於教育體系影響著眾多人，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討。

至於《風暴》的另一創辦人 Leonid 在其他訪問中表示，其機構下的許多年輕記者，曾將報道投稿至《新報》、《墨杜薩》或 Mediazona 等全國性大型媒體，惟未獲採用。Marina 認為這是一個媒體市場的問題，媒體行業在俄羅斯本應存在，但實際上根本不成形。「因此，對於一個年輕的記者來說，如果沒有採訪技巧，又或者沒有處理過一些大議題，她們的報道若要刊登在大型媒體，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風暴》的首要任務是為年輕記者創造機會，以維持新聞業健康發展。我們與年輕記者分享經驗，希望她們日後能成為資深記者。」

活在真實中

談及 Marina 未來的計畫，她表示正在構想成立另一個新媒體，內容將更輕鬆，涉及軟性新聞，且聚焦家鄉喀山的生活資訊。她解釋，這個想法與讀者的需求有關，「人們對政治新聞感到疲憊，因為這些新聞，基本上都在重複相同的內容，且難以改變現狀，有知而無力之感。」面對無法改變的政治迫害，讀者開始失去興趣閱讀這些新聞。

這個新的媒體計畫旨在創造一個社區，「我認為，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些聯繫，談論一些問題或有趣的東西，能將人們彼此聯繫起來。現在俄羅斯真的缺乏這種連繫。」

「要讀者光是閱讀政治新聞是非常困難的，所以要為他們提供啟發人心的故事。例如，我們會探討學生權利，分享如何避免被大學退學的方法。我們需要報道成功案例，因為人們無法長期只接收壞消息，否則只會對我們避而遠之。」

Marina 希望透過與讀者互動，不只提供內容，而更進一步推動社區聯繫、帶起討論等。例如，她其中一個參考對象，是喀山一個有 300 多名成員的 Telegram 政治討論群組。「群組不僅是討論政治，有時他們只是互相交談 . . . 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因為有很多 Telegram 媒體頻道只提供大量資訊，但我認為人們需要的不僅是資訊，還需要一個地方，讓他們可以被傾聽、被理解，也許還可以得到一些幫助，使他們生命有意義，不再感到孤獨。」她表示，她理想中的新聞媒體，能夠以最有效方式支持俄羅斯民眾，使他們在安全範圍內推動小幅度的改變，賦予人民主體性（subjectivity） 。她相信，媒體存在的目的，最終都是為了以某種方式幫助他人。

也許這些由居民自發推動和分享的故事，正是捷克前總統、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口中的《無權力者的權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政治迫害的結局早已被公權力框定在國家敘事內，但社區中的生活片段則可由人民自己書寫。一單接一單的政治打壓，那些細微的差異，在反覆的新聞複述裡磨平。在高壓的氣氛下，書寫或閱讀迫害，也許會令人忘記了積極的可能。努力如常生活的嘗試，在海外媒體的筆下被壓縮成一個個面譜化的沮喪敘事。在這種扁平化的定性下，人民更需要一個空間展現他們「活得磊落真誠」的姿勢。

在《故事和極權主義（Stories and Totalitarianism）》中，哈維爾如是說：

「故事和歷史抵制虛無化的鬥爭，正是它自身之內的一個故事，並且屬於歷史。

但是我們還不知道要如何去講述它，因為傳統的講故事的形式在這裡對我們不適用。我們也不知道支配我們的變形故事的法則。我們甚至不知道誰或甚麼東西是故事的主要或反面人物（這肯定不是那權力中心之內的少數人：她們也是某種更大的東西的犧牲品，就像我們）。」

以新聞作道德責任

談到為何繼續堅持從事新聞工作，Marina 說：「這是為我的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和俄羅斯境內人民所做的事情，是承擔責任的一種方式。她（俄羅斯）做了可怕的事情，而我不能不做任何事情。我可以從事其他領域的工作，但在這個時候，我不認為這對我來說是可行的，因為我們正要努力確保俄羅斯社會對戰爭罪行負責。」Marina 以及她的團隊希望俄羅斯變得民主，不再對其他國家和世界構成威脅，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建立一個強大的公民社會，致力重建俄羅斯的公民社會。

「我認為這只是一種承擔責任的方式。」她說。

政治笑話看未來

最後問及 Marina 對俄羅斯新聞業界未來的看法，面對俄羅斯政權封網等一系列打壓，俄羅斯的海外媒體，亦如其他國家的流散媒體一樣，正面臨營運難以持續的艱難處境。就《風暴》而言，Google 廣告功能因封網而失效，她甚至乎不知道一年後將變成怎樣。她感到前路茫茫。

Marina 以白羅斯喜劇演員 Slava Komissarenko 在俄羅斯爆紅的笑話，概括對未來的感受：白羅斯和俄羅斯在看同樣的電視節目，但白羅斯超前幾季，俄羅斯看著他們，就可知道該預期怎樣的打壓。

註腳

1 韃靼斯坦共和國為俄羅斯的自治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