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下，台灣與香港如何共同反抗？
一週年，反送中運動的時序再度來到6月溽暑之際，當時因為武漢肺炎的全球疫情動態仍撲朔迷離，以及警察濫捕、暴力的情況持續惡化，甚至傳出「港版國安法」將實施，香港街頭不再如運動初期的激情，湧現大規模群眾動員。
另一邊的台灣，疫情走向趨緩，經濟生活逐步復甦，公民社會再次集聚，舉行反送中週年集會。這次，公民團體高舉出首要的訴求：「反抗中國帝國主義擴張，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
台灣的週年撐港行動正式將反送中運動定調為殖民地人民的反帝運動，並挪用台灣人於日治時期的民族運動口號——台灣非是台灣人的台灣不可——即便在歷史上，台灣人抗衡日本殖民政府同化政策的時空脈絡，與香港人批判中國帝國擴張，縮緊自由空間與市民權利的處境不盡相同，台灣的運動者仍藉此表達其對香港素樸卻深切的歷史共情——若不積極為受難的他者採取行動，彷彿也就缺位於自我鑄造主體意識的歷史過程之中。這表現出一種「台灣撐香港」行動的微觀情感意義。
在反送中運動眾多「國際戰線」之中，台灣人直接參與且構成了其中一支「撐港台灣線」的行動主體。然而，長期觀察香港社會運動的學者何明修發現，台灣6月的撐港集會上，集會主持人帶領群眾高喊，「黑警死全家」、「中國死全家」、“Fuck China” 等香港抗爭現場裡司空見慣的口號，這些不符本地脈絡的「粗口」卻造成現場許多台灣民眾感到難堪與不安。他試圖論證，來自香港的集會主持人只將台灣當成香港本地戰線的延伸，並沒有考慮到港人來台，必須轉換姿態，宣揚正面形象的重要性。[1]
事實上，何明修正確地點出台灣撐港行動與典型「國際戰線」的不同，但是卻錯認了晚會主持人的身份。當晚最先呼喊「黑警死全家」的主持人來自台灣，另一位香港主持人才順勢跟上節奏，用廣東話或英語帶動現場香港參與者的情緒。因此，真正的疑問不在為何香港人不將台灣當作「國際戰線」，而在於為何台灣人會如此浸染在香港抗爭的情緒當中，甚至在公眾集會的場合以符合香港本地脈絡的語言，向中國政權表達憤怒，而非考慮到這般操作不見得獲得台灣群眾認同？也就是說，「撐港台灣線」的特殊性在於，既由台灣人主導，又別於一般「國際線」而顯得更加貼近香港本土。在多重結構因素與政治機會的催生之下，台港共同行動的網絡已經生成，並且凝聚出多個在台港人社群，以及台灣從民間到政府的撐港舉措，再強大的國安法律建制（apparatus）都斬不斷這些微觀層次的人際情感聯繫。但是，在多大程度上，台灣的運動者能夠同理、共情香港本地的抗爭處境？台灣人是否足夠懂香港？這是看待台港共同行動時，應有的基本質問。況且，未來當國安法遮蔽香港本土公民社會的抵抗意志，恫嚇那些穿梭於台灣與香港之間的反抗行動，台港公民社會協作的模式勢必面臨重整的挑戰。
作為一位參與台灣撐港行動的本地公民，我們要問的是，在國安法下，這些微觀的台港情感連帶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發展為成熟的社會條件，並發揮足夠的政治影響力，進一步成為扭轉、反擊國安法效應的結構基礎？
國安法斬斷香港對外聯繫
中國過去對香港社會的控制能力不足，使其無法收拾香港人利用「一國兩制」體制內的自由發出政治異議。當國際社會一再見證香港的民主運動者為了推翻威權而獻身，中國即得試圖為此不斷擴大的社會矛盾找到詮釋，挽救其「顏面盡失」的醜態，於是對外宣稱，中國的治理失靈皆因為外國勢力干預。國安法的設計即透過大幅將香港司法生態，徹底改變為中國狙擊、毀滅特定抗爭者對外聯繫的鎮壓工具——台灣被看作是具敵意的境外勢力，當然成為國安法的目標之一。
曾在網路上發起「千個爸媽，台灣助學」計劃的香港電台主持人傑斯，於 2020 年 11 月被控「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分裂國家」。在國安法的攻擊下，短短數天，傑斯的銀行戶口被凍結、護照遭警察沒收，這表示他不再能夠公開募款，籌備基金，幫助來台的香港青年就學，甚至連過往已入帳的捐款都無法動用。明顯地，中國政府要「外國勢力負起責任」，並將聯繫境內、境內的行動者打入死局，斬斷其一切可用的經濟工具，再剝奪其移動自由，從意志到行動，終結所有社會能動性的可能。
港府曾分別以安撫與威嚇的手段，試圖緩解香港社會對威權政府擅自擴權的憤怒，不過成效斷不如國安法。去年7月初，林鄭月娥宣布暫緩推行「送中條例」，群眾卻不買單，整個8月仍陸續迎來遍地開花式的抗爭集結。十一中國國慶後，港府實施「反蒙面法」，也只短暫地造成壓力，而後過度的警察暴力還是促發中大、理大「校園保衛戰」，現場烽火連天，新聞畫面震撼國際社會。接連而來的社會抗爭動能甚至促使民主派候選人，在11月底的區議會選舉中大獲全勝，破天荒地奪取全港9成議席。
國安法由中國人大常委會頒布，法律佈署縝密，立法過程秘密保守，乃至於直到習近平正式簽署生效前，普羅大眾仍然無從知曉法條內容。其中可以確定的是，從行政架構、檢控程序到罪名設定種種層面，國安法都充分地顯露出中國治理香港的根本意識形態——「認同即國安」：確保國家安全即是確保人民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而保持國家安全則是香港一切發展的前提。
中國運用國安法來「矯正」港人政治認同的預備打擊範圍相當廣大，幾乎擴及所有不向國家展露認同及忠誠的社會群體，作勢要展開全面的政治清算，相當於終結《中英聯合聲明》所規範的自治狀態。當國安法斬斷香港本土社會與外部自由世界的聯繫，包括台灣與香港之間密切的動員網絡，中研院台史所學者吳叡人仍認為，反抗將會以新的社會面貌呈現，其中也包括香港人在台灣、海外的角色：
「在中國的盤算下，『香港二度回歸』令中國民族主義者感到振奮，但勢必令香港『焦土化、內地化』。外資必然逐步撤出，香港人民也必會持續抵抗，並持續地遭鎮壓、逮捕，被迫逃亡，最終全面淪陷，如最後一任港督 Chris Patten 所說的『舊香港將經歷寂寞的死亡』（The Lonesome Death of Hong Kong）。但淪陷後的香港不會消失，如同過去戒嚴時期的台灣民主運動，而會地下化、持久化、日常化，新香港則會在新抵抗中逐步降生。全球海外香港人社群的形成，是延續香港運動的能量、光復香港重要的母體，就像當年海外台灣同鄉會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一樣。」[2]
港人在台灣行動的侷限
如傑斯的案例所示，我們不能過度依賴香港本土公民社會有能力持續提供海外社群，不論組織財務上的資源，抑或是行動論述上的支持，以免使其陷入風險。站在吳叡人的觀點看來，所謂「延續運動能量、作為光復香港母體」的海外港人社群即必須補位，擔負起在海外籌備財務資源與培育行動論述的責任。
然而，不只是運動者一方的抗爭能量延伸至海外，海外自由社會的開放屬性同樣可能成為威權政府政治影響力滲入的破口。多數來到台灣的香港人，不論是移居或是流亡，由於擔心遭到不明的人身攻擊威脅，或是不願留身香港的家人、朋友、隊友遭陷中國政府狹持，因此無法現身成為公開、具代表性的港人面孔，藉以避免成為政權針對的焦點。即便有個別香港人願意擔負風險，但是任何積極的公開露面，與爭取媒體曝光的行為，都會引發其他在台港人的安全疑慮，擔憂自身遭受牽連，因而選擇減少任何檯面下與之聯繫的機會。再加上反送中抗爭者多半為不具社會運動經歷的素人，這些「清白」背景的運動參與者，若積極地揭露自我身份，反而難以向港人社群證明自身「清白」的動機；由於缺乏過往組織聯繫背景的背書，素人抗爭者容易招致質疑是否收受中國共產黨的指令——否則為何如此不顧公開表態的政治風險。
中國在台勢力的爪牙羞辱、攻擊香港抗爭代表人物的手段相當多變。林榮基遭潑白漆，以及言語恐嚇。何韻詩來台支持撐港遊行，甫到街頭現場即被身藏人群、裝扮為蒙面抗爭者的親中組織成員迎面潑上紅漆，參與遊行的行程被迫中止。當港人團體採取文化行動，其所舉辦的展覽現場卻遭擲雞蛋。連流亡抗爭者開設的餐廳都遇上親中人士，惡意裝扮為消費者，入門朝廚房內部潑屎，試圖影響餐廳著重的衛生形象。所有在台港人心中可能都存在一道恐懼：如果下次遇上的不是油漆、雞蛋，乃至於污穢物，而是具腐蝕性的化學液體，那該怎麼辦？如果遇襲的不是自己，而是在港的家人受到襲擊，當面被砍一刀，危及生命安全，又該怎麼辦？
這個安全上的困境，突顯香港本地的「無大台運動」形態必要性——無大台運動沒有領袖，中國政權也就沒有明確針對的對象——然而當這套運作挪用到海外運動組織，則彰顯弱點：沒有具代表性與足夠領導權威的大台，即無法發展出成熟的組織結構，維繫長期運作，進而造就了在台港人社群分散、去中心化的行動樣態。
撐港，是台灣抗中的前提
當然，所有反抗中國的政治行動必然招致安全顧慮，但政治風險卻不見得構成絕對的結果，阻卻行動的機會，否則一旦帝國展開清算，所有抵抗行動皆會消聲匿跡。正是由於在台港人受制於政治上的安全顧慮與潰散的組織形態，台灣人因此於其中發揮重要影響力，協助組織在台港人、擬定行動議程，以及提供資源。
為何台灣的運動者支持香港？最為直觀的答案，就是近年來台港之間的抵抗運動皆指認同一個敵人——中國。中研院社會所學者吳介民（2015）曾以「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港抵抗運動」為題，比較香港雨傘運動與台灣太陽花運動。他認為，同樣抵抗來自中國的資本宰制與政治干預，兩場大規模佔領抗爭展現出同形化的特徵。[3]
中國自2005年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當時即清楚在法條內容中敘明，中國對台施展經濟交流活動，擴大資本輸出規模，提升貿易依賴度等作為，皆是政治併吞台灣的階段性政策目標。台灣社會首次警覺當代中國的侵略威脅，發軔於2008年中國特使陳雲林來台事件。民主化後的台灣未料想過，戒嚴時期警察濫權，肆意侵害言論自由的情形，竟因為中國官員來訪而再次上演。雖然由陳雲林事件直接促發的野草莓學運，其訴求沒有觸及對中國因素的指認，但隨著中國在台影響力日漸顯著，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開始浮現批判親中資本家介入媒體營運的聲音，2014年太陽花運動再度鞏固了台灣社會抵禦中國併吞的主體認同。
香港則於2014年雨傘運動的過程中，發現中國政治干預猛烈襲來，否決所有實現民主的機會之窗，才愈漸促發出政治共同體的集體認同。如今從現狀回看2012年反國教運動，甚至2006年開始的本土文化保育運動，其中，排除掉政治共同體論述的決定顯得尷尬；香港運動者至今方切身感受到台灣的抗爭、「抗中」場合中，不斷被高舉的認同政治、民族主義、自決運動等主張為何重要，還有為何迫切需要從本土視角分析中國因素的作用機制。
2019年反送中運動更強烈激發香港人的政治共同體認同，無庸置疑，當「香港獨立，唯一出路」成為抗爭現場主流口號，反送中運動即為香港人反抗中國帝國主義擴張的民族自決運動。當時的台灣，正值2018年親中政權席捲地方選舉的低迷氣壓之中，若再讓親中政黨取得政權，難以保證失去國家作為保護傘的公民社會，是否能夠再次如太陽花運動，成功阻擋中國宰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9年年初的「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談話」中，明確升級中國對台戰略，明言下一步就要實現「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國民黨政治人物如韓國瑜、吳敦義也陸續在媒體訪談中提到，當國民黨成功於中央執政，將推動「和平協議」；即便他們沒有承認「和平協議」就是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鋪路，但是香港反送中的抗爭場景之劇烈，引發了人們對於國民黨上台，台灣可能落入「一國兩制」體制、失去國家主權的焦慮。正是香港人帶動台灣人，乃至於國際社會警覺到中國擴張威脅。2019年6月的撐港集會中，現場台灣群眾除了支持香港，也呼喊「拒絕一中和平協議」的訴求；9月份的撐港遊行同樣也主張「拒絕一中和平協議」，並有民主進步黨、時代力量、台灣基進等10個政黨加入行列。中國國民黨、台灣民眾黨等親中政黨皆無簽署遊行訴求，「撐香港」在2020年的台灣總統大選，被當作檢驗政治人物是否捍衛台灣政治主體的必要標準；撐港，也就成為台灣抗中行動的前提。對於台灣運動者而言，「撐港抗中」的行動主體可以是香港人、台灣人等任何遭受中國政權壓迫的政治族群，也是台港公民社會之間的共同議程。
反擊從何開始？
國安法的效應無法扭轉台港之間十多年以來，基於指認共同威脅，而相互校準歷史認識，逐步生長出的同理、共情基礎。國安法實施後，台灣政府隨即於2020年7月1日成立「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正式宣布以公部門的財務預算與官僚機人力，承接起香港抗爭者來台尋求政治庇護的安置需求。
台灣政府迫於中國的政治挑釁，也困於限制的國際地位，不只缺乏制裁中國的政策條件，至今也無法公開說明香港抗爭者來台尋求庇護的規模——能做得相當有限。另一方面，由於缺乏法制措施，許多來台的香港抗爭者只能沿用既有的法規，依憑執政黨的善意，以一般的就學、就業，而非以具特殊意義的難民或受庇護者的身份開展在台灣的生活。即便法制保障不如其他難民庇護機制運作成熟的國家，有些基本權利也無法受到照顧，然而，根據我參與庇護抗爭者網絡的私下觀察，台灣比起其它同樣支持香港民主抗爭的歐美國家，仍舊收容了全球最大規模的香港政治難民，並且就語言、文化、社會支持等環境條件，台灣親近香港的特性，即減輕不少香港政治難民經歷社會融入的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政府之所以在不具難民庇護法制的條件下，成功動員公部門體系，規劃出內部處置機制，也有賴於公民社會先行於反送中運動爆發的一年之間，由多個公民團體組建出檯面下的庇護網絡。在不動用公部門財務資源的情況下，公民社會發揮驚人的動員能力，並有序地為來台香港抗爭者建構出安置系統。這過程的穩健實踐同樣產生自台港公民社會之間，微觀、緊密的人際情感聯繫，透過社會抗爭推進，引發社會強力關注，才構築出成熟的社會條件，進而由政府將整套庇護系統搬進體制內。可以斷定，台灣公民社會支撐起政府抵禦中國壓力的政治決斷，預備援救出受國安法騷擾的香港人。台灣政府也因應中國於2020年12月對香港的政治清算，再次宣示要擬定三大政策，分別從香港畢業生來台就業、專業移民與投資移民等三項渠道，將提供港人優惠的政策待遇。
回到先前對於「撐港台灣線」的質疑，為何我們在台灣看到更多的不是香港人急於證明自身向台灣社會的貢獻，而是一個又一個穿梭於台灣與香港之間的行動者，在擬定政策的意義上，在激發行動的意義上，在彰顯政治意志的意義上，一再地主動回應香港正遭受的苦難？
正是因為中國作為同樣的壓迫來源，我們無法忍受自己在同形化的抵抗行動中缺位，我們也無法愧對於自身反壓迫歷史中，曾經尋求民族自決的正直意志，以及共同的歷史情感。猶如政治學者吳乃德在《台灣最好的時刻》所闡明的民族精神面貌：
民族是基於自由意志而結合，為共同的歷史記憶所凝固。記憶的內涵是，民族成員如何為社群的共同利益而犧牲和付出。⋯⋯對過去奉獻的記憶，和面對未來挑戰的意志，「是成為民族的必要條件」。
不必要由香港人疾呼台灣援助，就台灣自身的歷史辯證，撐香港，反抗中國壓迫，就是台灣民族構成的必要條件。這正是「撐港台灣線」特殊之處，回到文首的提問，對於身處台灣的香港行動者，未來能否善用這樣的特殊性，蓄積反抗的動能？針對運動路線發展，我提出幾項未來必然的挑戰：
- 「撐港抗中」即是台灣本土公民社會重要的政治目標，在台港人作為行動主體，需找到明確的參與位置。
- 在台港人組織需發展出合宜的組織型態，既能減少政治風險，又能有效維繫海外運動的長期運作。
- 在此兩項前提下，面對國安法，仍嘗試與香港本土公民社會持續互動，並促發更多行動樣態的可能。
[1] 見Facebook Page: http://bit.ly/39zNHnO
[2] 見經濟民主連合新聞稿：http://bit.ly/2KjcEeQ
[3] 吳介民，2015，〈「中國因素」氣旋下的台港抵抗運動〉。《學苑》，2015年10 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