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我們的家園
我們在為何奮鬥？
2019年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震驚全世界。抗爭者不單止因其富有創意的示威手法，令世界眼前一亮，其如大衛迎戰歌利亞的勇氣，更是令人驚嘆。然而，勇氣並非無中生有，而是在某些情況下被激發出來。背後究竟是什麼原因驅使數以萬計香港人，面對政權暴力，仍拿出無比勇氣走上街頭？參與運動的港人均有犧牲小我，輕則時間、金錢，重則押上前途，甚至性命，來完成大我。這個比生命更重要的「大我」究竟是什麼？
若然跳出「反送中」運動的框架，回望香港社會運動的歷史，不難發現在不同時期都有著願意付上沉重代價的抗爭者，如：2012年為了反國教而絕食的學生、2014年反東北示威中衝立會的示威者、2014年雨傘革命和2016年魚蛋革命中的抗爭者。縱使他們的訴求並非一致，大部分香港人都會對他們之犧牲存有惻隱之心。那是否代表著不同訴求的背後都蘊涵著一個跨越光譜的共通點？
我們在為何奮鬥？是否如大部分政治人物所言，是為了民主、自由、法治、公義等普世價值而奮鬥？若然如此，便解釋不了為何港人在「反送中」運動前，除了中國民主運動[1]，鮮有發起具體行動支持他國運動。由此可見，我們追求的，並不單是這些價值，而是這些價值在香港——這個特定的地方—— 實現。又有說，抗爭是為了自身及下一代的未來，但這無法解釋為何一邊廂有人為了自身及下一代的未來，而移民他國；另一邊廂有人同樣為了未來而參與抗爭。因此，說是為了未來而上街的人，追求的實際是他們在這片土地上的未來。又有說，參與抗爭是出於北京對香港背信棄義，沒有真正兌現《中英聯合聲明》中「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而生之悲憤。那問題是，對比中共其他惡行，例如在東突厥斯坦興建大量集中營及困禁超過二百萬維吾爾族人，為何我們對於中共在香港的所作所為，特別有感？
執筆之時，首位於2019年運動中身中警槍實彈的示威者曾志健宣布流亡。在一份由海外港人組織代為發放的聲明中，健仔寫道：「……我們上街的原因不是為了光環，而是為了我們的香港及我們對它的責任。香港是我們的家，這是我們的責任去從篡奪者手中奪回我們應有的香港。」[2]健仔之聲明清楚指出，在所有香港抗爭運動背後的一個前設：香港是我們的家園，我們有責任為了它而奮鬥。
既然所有抗爭者，不論派別及訴求，都是為著我們的家園而奮鬥，那「家園」這個概念究竟對我們有著什麼意義？家園是否只是地理上一個位於深圳河以南，由九龍半島、香港島及另外二百多個島嶼所組成，名為香港的土地？這些問題一直未獲足夠討論。本文將借引德語世界中對於家園（Heimat）的討論，來豐富我們對於家園的認知及想像，並嘗試以此解答上述問題。
何謂家園？
某些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當我們須要清晰地闡明他們，卻時常感到無能為力。古羅馬神學哲學家奧古斯丁深刻地表達了這種困惑。「什麼是時間？如果沒有人問我，我知道。如果我要向發問者解釋，我則一無所知。」[3]這些概念即使沒有被釐清，仍然無阻人們於日常生活中使用他們。例如，我們不須要闡明什麼是空間，便足以運用空間這個概念，以及在這個概念之上建立新的概念，如距離。「家園」這個概念亦是一直被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於此之上建立了不同的觀念，卻未能清楚詳述其本質。
家園這個概念究竟代表什麼，或許我們可從此字在中文及德文的詞源窺探一二。「家」字上半部「宀」代表著一個能夠遮風擋雨的容身之所，下半部「豕」代表著「豬」。從字面上解說，家就是一個能夠養活豬隻的棲身之處，豬能養活，即生活得到保障。從中文的字義來解，家僅是一個能夠提供維持生命所需要的基本元素的地方。
Heimat的字源最早可以追溯至公元750至1050年的舊高地德語（Althochdeutsche Sprache）。當時Heimat這字富有濃厚的神學色彩，常用於表達「回歸天國的渴望」。隨著時間推移，Heimat的字義亦有所改變。在中世紀高地德語（Mittelhochdeutsche Sprache），Heimat可解作「根源地」，也可視為回應「你從那裡來？」的答案。在十二世紀末，此詞開始變得多義，含有容身之所、荒原、貧窮、家庭及信任的意思。 直至十七世紀中後期，Heimat主要都是關於「一個有清晰定義及邊界的容身之地」。
從浪漫主義時期開始，Heimat逐漸跟情感導向（Gefühlorientierung）及感染力（Pathos）拉上關係。在當時的畫作及文學中，Heimat時常連結著富濃厚鄉郊氣息（Idylle）的樸素生活方式，「回家」彷彿成了隱居田園的同義詞。 在描繪田園風光的文學中，Heimat很快便跟「區域」及「民族」這些概念的形成扣連起來，特別是在政治及文化層面。 在十九世紀末，Heimat成為了反工業化運動的核心思想。當時的Heimat-Bewegung（家園運動）主張把「生活世界鄉郊化」（Idyllisierung der Lebenswelt），以此對抗工業化對社會面貌所帶來的急速改變。
踏入二十世紀，Heimat進一步變得意識形態化（Ideologisierung）及工具化（Instrumentalisierung）。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Heimat 正面對著最大的危險」獲用作為鼓動人民積極參與戰爭的口號。在兩次大戰期間（interwar period），Heimat成為了「種族」及「祖國」的同義詞。透過把Heimat、種族及祖國三者串連起來，納粹黨把其所倡議的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sozialismus）推至高峰。 與此同時，對於因被納粹黨所迫害而流亡的人，Heimat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地。
二戰過後，Heimat這字給廣泛應用在不同方面，字義亦因此變得多樣化。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算是戰後湧現的「家園電影和音樂」（Heimatfilm und -lied)，其非政治化、簡約及著重人與大自然關係的特質，讓「Heimat」從其黑暗的歷史中慢慢走出來。除此之外，對於因二戰而流亡海外的德國人而言，「家園電影及音樂」亦成為了他們思鄉情感的投射。自七十年代起，部分環保人士開始把對Heimat的情感引伸至大自然。 近年德國因難民危機及右翼崛起，「Heimat」又再重新受到大眾關注。
從「Heimat」字義及用法的歷史可以看到，「家園」並不單止是一個能夠生存的地方，亦是一個投射情感及實現理想的地方。「家園」的意義並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家園」對於不同的階層、信仰、文化及民族在不同的時空都有著不同的意義。例如對於無家可歸者來說，家園可能是一個簡單的容身之所；對於小孩，家園可能是父母所在之地；對於基督徒，家園可能是天主的懷抱；對於左翼，家園可能是一個超越階級的社會；對於上一代香港人，家園可能是他們或其父母出生的家鄉。那對於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家園又有何意義？
存在．何來．何去
「香港這片土地是我們的家園」我相信這是大部分香港人對於家園的理解。然而，我們的家園就真的只是地理上的一點嗎？試想像有一天，所有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的人說的是北方話，手執《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皇后大道中變成了人民大道中，中聯辦亦已正式易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國香港辦公室」，新屋嶺扣留中心擴建及易名為「中國香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裡面困禁了約一百多萬受西方民主價值「荼毒」的恐怖分子。這片名為香港的土地仍是我們的家園嗎？答案顯然易見：不。除了土地之外，文化及價值都是構成「家園」的基本元素。
德國近代哲學家Karen Joisten在著作《家園的哲學-哲學的家園》（Philosophie der Heimat-Heimat der Philosophie）中認為，人類透過「家園」這現象來經歷自我的存在。人類是生活於一個特定的時空點：在一個具體的地方、在一定的時間、與一群有關係的人、在一個語言環境、在一個特定的傳統、歷史、價值觀及行為規範中。人類與動物的其中一個區別在於，人類是一種「家園性的存在」（ein heimatliches Wesen）。她認為，動物依賴於本能選擇及建立其棲身之地。與之相比，人類有著對其棲身之所作出批判及改變的能力。這個判斷理想居住環境的準則並非與生俱來；我們是根據對於自身理想存在方式的想像而作出判斷。
對她而言，「家園」的概念是 人類生命的結構性的理想組合（strukturelles Idealgefüge menschlichen Lebens）。用較淺白的語言來說，當人類把自身生命在不同層面的理想（包括其棲身之所、人、語言、價值等）整合起來，這幅組合而成的想像圖即為家園，而這個組合體是構成存在的一個重要面向。例如：我的理想居住地是香港這片土地；我希望在日常生活中說廣東話及英語；我認為理想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理想的社會對我而言是一個弱勢亦能受到保護的社會；我希望我與中國人的關係是互相尊重等等。這些都是我對於自身生命在不同層面的理想（ideal）。我的「家園」就是把這些理想組合而成的一個想像。
把「家園」視為一個哲學性的問題，或許能夠提供多一個角度探討關於存在的基本難題，例如：我們從何而來，又將往何去。Joisten認為，我們對「家園」的想像與我們童年經歷有莫大關係。每人的出生都是被「拋進」（werfen）一個特定的時空點。這個時空點就是我們建立自我的起點，當中的內容無可避免地會成為建立價值觀的基礎。即使如此，這並不代表我們會自動把這個起點視為家園。我們須要在這地生活及建立情感連結，當這地與安全、穩定、信任、歸屬感及認同感等感覺扣連一起，這地便成為了「家園」在地理層面上的代表。反之，若然一個人在童年時與這地及其內容建立了負面的情感連結，理想家園之於他仍可能是同一處，但又不會引起這些負面情緒的地方。就如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逃難到香港的移民，很多因受到中國共產黨的迫害，而與共產黨建立了負面情感連結。然而，他們對於中國的壯麗山河、鄉土情懷、語言等仍有著強烈的正面情感連結。因此即使定居在香港一段時間後，部分人仍然盼望回到一個沒有壓迫的中國。
對於家園的想像除了受童年經歷所塑造外，亦可透過故事及神話等方式建立及傳承。猶太人在超過二千年的流散中，因深信著以色列為他們的「應許之地」，所以即使從來未有到過以色列，他們仍視這地為他們真正的家園。回望香港，不少移民後代即使沒有在中國居住過，可能透過父母的敍述及「返鄉下探親」等經歷，不假思索地繼承了上一代對於家園的想像。此例再次帶出，即使出生地在建構對「家園」的想像時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兩者卻未必有直接的關係。
童年經歷或從父母所承繼的想像是建立「家園」概念的基礎。然後我們隨著時間及經歷，逐步發展個人的世界觀及價值系統。「家園」作為一個對於自身存在的理想組合，其內容亦會隨著個人價值觀及成長地之發展而蛻變。舉例來說，一個在武漢出生其後在香港成長的人，透過父母得知其祖父母曾在中國被中共迫害，因此對於獨裁政體產生了負面情感。他因在香港得到一個安穩快樂的童年而與此地建立了正面的情感，又在港大修讀政治及哲學期間發展了個人的價值觀，了解到自由、法治等普世價值是造就香港過去安穩繁榮的基石。其對獨裁政體的憎惡，對香港這土地的情感，加上眼見香港的核心價值正被摧毀，愈變陌生的香港，促使他建立一個對於理想家園的想像-一個獨立自主的香港，在這片土地上的人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家園」之於此人是一個烏托邦。
鄉愁．夢想．烏托邦
「魚只有在陸地時才明白什麼是水。」
– 德國哲學家Matthias Burchardt[4]
對於Joisten而言，陌生感能夠讓我們意識到「家園」之於我們的意義。法蘭茲．卡夫卡亦言：「你應往遠處走，去尋找你離開了的家園。」[5]長期浸淫在熟悉的環境中，習以為常便會變成理所當然。德國作家及法學家Bernhard Schlink在其著作《作為烏托邦的家園》（Heimat als Utopie）中寫道，人們只有在經歷思鄉的感覺時，才真正感受到什麼是家園。離開得愈遠愈久，鄉愁亦愈發強烈。思鄉的感覺不一定要在離鄉別井時，才能體驗到，當家園經歷巨變而變得面目全非後，即使站在同一片土地上亦會湧現如流亡者所感受的鄉愁。Schlink認為，鄉愁衍生「希望」、「渴求」與「夢想」。當我們把夢想投射到一個地方上，這個想像便成了一個烏托邦式對於「家園」的想像。
在大部分港人的成長過程中，香港的一切為我們留下不少美好回憶。這些經歷轉化成我們對此地及其內容的情感，藉著情感的連結我們確立了香港作為家園的地位。這片土地上的一切塑造了我們對於自身存在想像的基礎，我們於是發展出對於理想生命及棲身之地的想像。這個對於自身存在的理想成為了批判事物的準則。只有當這片土地能夠按著所有視這裡為家的人的意志而發展，我們的理想才能實現。正因如此，港人過去期待透過真正的民主制度，當家作主，成為這片土地及自己的主人。香港人追求民主是將對家園的想像實現，同時亦是把自身的理想存在方式實踐。我們的存在與這片土地的一切在互相塑造的過程中融為一體，生命與生命亦透過這片土地而緊緊扣連。
自去年運動開始，香港經歷急速改變。此際的香港經已變得面目全非，它為我們帶來的不再是熟悉和正面的感覺，更多的是陌生與遺憾。這種陌生感同時亦令港人意識到，過去所認知的「家園」經已不復存在，鄉愁亦由此而生。香港的靈魂已被打得飛散，或許我說它只剩下一副軀殻也不足為過。中共奪去的不單只是香港的自由及核心價值，更是摧毀了數百萬人實現自我的機會。獨裁者把其意志強加於這片土地上，容身之所變成囚身之所，我們由主人變成奴隸。不論留下的，還是流亡的，都與無家者無異。鄉愁成為了串連彼此的情感；由此而生的夢想成為了我們奮鬥的目標。「家園」對我們來說，變成了一個對香港這片土地的烏托邦式想像。
結語
隨著國安法的實施，香港正式進入威權時代，更多的打壓及迫害將會接踵而來。從中共在東突厥斯坦及西藏的高壓政策中我們可以預視到，在收緊政治及公民自由後，思想自由將成為中共下一個目標。「家園」作為驅使我們不惜一切而奮鬥的目標，必將成為中共「改造」的重點。親政府團結香港基金所編修的《香港志》便是他們嘗試改寫我們對香港認知的一例。中共企圖以其官方民族主義的情感及想像（例如：對於中華民族的自豪感及中國成為世界大國的想像）取代港人原有對於家園的想像。至於那些擇善固執、不願意被同化的港人，中共則設法邊緣他們，阻止他們搶佔話語權，收窄其發展及壯大的空間。面對如斯困境，我們每人均肩負起重新審視、建立、發展我們對於「家園」想像的責任。或許每人都應該自問：我與香港的什麼有著正面的情感連結？過去的香港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我？理想的香港之於我是怎樣？我們真正的理想是一國兩制，還是一個獨立自主的香港？我相信只有把目標弄清楚，運動才有清晰的方向及出路。
透過反思自身存在及與香港的關係，我們同時亦能夠持續發展和維繫著香港人的情感及想像。這些共同情感及想像構成了「香港人」這個獨特身分，可說是身分認同的基石。儘管和理非及勇武、港獨與非港獨派、抗爭派與傳統泛民在立場及手法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分野，然而正因為彼此皆抱著對香港的共同情感，我們仍能維持著一定程度的團結。面對著善於分而治之、透過煽動內部矛盾而瓦解反抗運動的中共，要維持團結並非易事。在可預見的將來，更多的「鬥黃」、互相指責將會出現，或許這正是考驗「我哋有幾撚鍾意香港」的時刻。
延伸閱讀
Joisten, K. (2003a). Philosophie Der Heimat Heimat Der Philosophie. de Gruyter.
Riesman, D. & Schlink, B. (2000). Heimat als Utopie. Suhrkamp Verlag.
Hülz, M., Kühne, O. & Weber, F. (2019). Heimat: Ein vielfältiges Konstrukt (RaumFragen: Stadt – Region – Landschaft). Springer.
[1]香港民主派參與中國民主運動的原因，或多或少都與香港有關。部分民主派及社運人士認為中國的民主與香港的民主密不可分。故此，中國沒有民主，香港亦不會有民主。例子：2013年6月城市論壇，李卓人：「一黨專政下的香港，都要中國民主化香港才有出路。」
[2] Friends of Hong Kong：〈代表曾志健聲明〉。於2021年1月4 日擷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FriendsOfHongKong.UK/photos/pcb.472166490849128/472166394182471/
[3]原文為：Quid est ergo tempus? Si nemo ex me quaerat, scio; si quaerenti explicare velim, nescio. 英譯為： What then is time? If no one asks me, I know, if I want to explain it to someone who asks, I do not know. 語出奧古斯丁《懺悔錄‧卷十一》。
[4]此句為筆者所譯。原句為: Was das Wasser ist, versteht der Fisch erst, wenn er an Land ist. 引自 Heimat gibt Kraft，於2021年1月4日擷取自：https://www.deutschlandfunknova.de/beitrag/philosophie-heimat-gibt-kraft.
[5]此句為筆者所譯。原句為: Man muß in die Ferne gehen, um die Heimat, die man verlassen hat, zu fin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