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寫】移澳港人六十歲讀大學圓藝術夢　越洋英國辦展　探問離散鄉愁 - 筆答

走過大半生，或曾為工作通宵達旦，或曾為生計四處奔波。當耳順之年已至，總算有些閒暇消遣，你又會如何規劃餘下的人生？

今年 1 月初，英國錫菲（Sheffield）市中心的一個街角，行人穿著禦寒衣物匆忙而過，有間不太起眼、叫 Bloc Projects 的樓上畫廊，正舉辦一個題為 Longing for Home II（思鄉）的展覽。香港公民社會前景黯淡，展品或許會教港人有所共鳴——無法打字的打字機、分成 47 份的蛋殼碎，以至隨處可見的紅色和紅線……

對舉辦展覽的藝術家鄭詠兒（Pamela Leung）來説，這些作品固然有她對香港時局的理解，亦訴説著她自 26 歲起，隻身到澳洲闖蕩和工作四十載的所見所感。現年逾七旬的她，60 歲始於大學攻讀藝術，修畢兩個學士和一個碩士課程，偶有獲獎之餘，亦啓發她以藝術呈現各類社會議題。就好比其中一件以雞蛋殼碎為核心的作品，在雞蛋與高牆之外，她説，蛋殼表達了自己初到異地時不諳當地文化，好像「walking on eggshells（在蛋殼上行走，英文諺語，意謂如履薄冰）」的拘謹和忐忑；它們的破碎則是因曾遭受仇恨言論，有如「遭人踐踏」的側寫。移民者圍繞對身分的摸索，以至那一抹鄉愁，她認為，也許是很多港人正面對的事。

有言「此心安處是吾鄉」，當港人們帶著 2019 年社運的記憶和情緒，離開熟悉的土壤，移民潮浮現之際，不禁一問：鄉思，思鄉；但鄉在何處？根在何方？

成立於 2002 年，樓上畫廊 Bloc Projects 一向與其他本地藝術組織、大學和慈善機構有合作。採訪當日天色陰喑，過去一周亦常有驟雨，行人頂著寒意急步路過畫廊門口。（筆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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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家長式制度」　為自由孤身闖澳洲

那是「普慶戲院放住長城、鳳凰（左派電影公司）嗰啲戲」的五、六十年代，與很多香港人一樣，鄭詠兒的家庭並不富裕，一家七口居於尖沙咀廣東道其中一個細小的單位。身為家中二姐，她代替因病住在寄宿學校的長女，肩負起照顧自己和弟弟妹妹的責任——小四時已學曉煮飯，小學會考後更隻身到各中學遞交入學申請。辛苦嗎？她笑説，「細個唔識辛苦，或者向來都係咁辛苦啦」，但認為正是這個環境，使她變得獨立，以後驅使她「咁勇一個人走去澳洲」。

升上中學後，她逐漸展露對藝術的興趣，「畫畫成日貼堂」，更獲老師引薦跟一名畫家學畫，只是因費用高昂而告吹。17 歲完成會考那年，香港水墨大師呂壽琨在中文大學開辦校外課程，即便鄭詠兒從未學習過水墨畫，依然成功通過入學試並獲取錄，但同樣因無力負擔千元學費而放棄。她為求繼續學業，只得半工讀積攢學費，在樹仁書院讀了 1 年預科，此後便直接投身社會，做機場免税店的收銀員，再到銀行工作兩年。她當時覺得，藝術不會被容許、亦不可能用來謀生，而「設計係最接近藝術嘅嘢」，為追求夢想，私下辭去銀行工作，轉到薪資少一半的櫥窗裝飾公司入職。

「靜雞雞辭咗份工，係我第一次咁反叛。」這個看似衝動的決定，讓她與現在的丈夫結緣，也成為她對「家長式制度」不滿的註腳。她説，父親對當時仍是她男朋友的丈夫非常不滿，她每日歸家亦難逃責罵，曾被指「你咁苴（差勁），揾返嚟嘅人都係咁苴」，對此感到「好傷自尊」。父親還禁止她束長頭髮、穿長裙。她說，父親對她追求流行時尚嚴厲規管，以至他的其他中國傳統價值觀，反映「家長式制度」下沒有自由，促使她離開香港。自言一生從未敢反駁父親的她，縱使再乖巧也有忍耐限度。談及最壓抑一次，她記得父親看輕她難有長進，説：「我話你知呀，你今日依個鄭詠兒，同出年嘅鄭詠兒都會係一樣㗎」。當時她碰巧得悉澳洲正特赦非法移民，便暗下決心：「好，我出年就唔會喺呢度，亦唔會好似你講嘅咁樣，我將會係一個不一樣嘅鄭詠兒。」

得到父親批准後，26 歲的她，懷揣著向父親借的 300 澳元，以及 3 個月的旅遊簽證，便抱著「一個賭徒心態」，踏上飛往雪梨的單程機。

「我好記得係我人生第一次搭飛機，仲要一個人。我一路喺啟德機場行上去，我同我自己講，我今次係破釜沉舟，我唔會返轉頭。」

從打「黑工」到開店　白手興家闖一片天

「我對澳洲係零認識，連澳洲有袋鼠、樹熊都唔知。七十年代，美國、英國、加拿大咁熱門，邊有人過澳洲㗎？只記得黃霑先生曾形容澳洲是四十歲嘅女人，嗰個年代係冇人吼㗎！」

初到異地，人生地不熟，鄭詠兒起初獲當地唯一的朋友接濟，到其家中借宿，並找到一份晚間在中餐館做侍應的兼職。然而，當簽證過期，居留申請不獲批，她便只能自行搬走，躲避移民局官員。

讀中文中學的她，完全不諳英語，在找到廉價住處後，繼續在餐館工作之餘，亦希望同時做回老本行，便對著報紙，找平面設計的日更工作。輾轉之下，她雖沒有居留許可，仍獲一間出版社聘用，負責黑白排版，「嗰陣時我哋冇電腦，要將打字房打出嚟嘅字黏黏貼貼，好多嘢都要手畫，又要將啲嘢互相拍齊做版，交去印刷」。如是者，她朝九晚十做兩份工作，每周早晚交替共七天上班，周薪三百多澳元，兢兢業業幹下去。「除咗返工之外，你係唔會有開支，除咗返工就係返工，亦唔會有朋友同社交生活。」

7 年轉瞬即逝，期間她男朋友取得居留許可，到澳洲和她結婚定居，她亦連帶取得居留權。7 年工作為她帶來一定儲蓄，但誕下兩子後，她想賺得更多，遂決定不再打工，先花上 10 年時間經營童裝生意，惟因開設分店蝕錢離場；之後為圓自己孩時的「浪漫幻想」，再花 10 年開咖啡店，並到工業學校學習相關知識，最後獨力將店舖由 5 張檯擴展至 13 張，生意好得「間舖冇放落市場，都同時有三個買家問我想唔想賣。」2008 年，58 歲的她有感年歲漸長，欣然將店舖出售。

這般打拼，讓她曾經同時擁有 3 間屋和 2 盤生意，相信在很多人眼中，絕對算得上個成功故事。雖然不是甚麼豪宅，而且因為要付兒子們的學費等，現在只剩一間，但她説，「能夠由 300 澳元，英文都唔識講句，走到嚟呢一步，我都好為自己自豪。」一路走來跌跌碰碰，自然少不了那些汗與淚，以至懵懂和（無可奈何的）割捨。她試過經常截順風車，後來得知朋友搭乘時曾遭強姦才知風險；又，因為工作忙碌，自覺未能給兒子們所有的關注和愛，權衡之下只能將大兒子送回香港，交由家中長輩照顧。提到最難堪的場景，她記起自己做餐館時，不斷被老闆鬧，「話我冇笑容，咁我心諗我唔係嚟賣笑嘅」，當時忍不住哭了出來：「喺嗰個環境，唔識聽、唔識講，又冇經驗，又緊張，係唔會識笑㗎囉！」

「既然如此，有試過思鄉嗎？」記者問。

「冇，因為由一個真係身無分文嘅女仔，要去從零開始，你需要好專注落去 survival（生存），將所有嘅能量放晒喺建立新嘅 home 度，開始嗰 30 年，香港對我嚟講都係好遙遠。」她答得果斷，沒有猶疑，解釋著既然離港是她自己的決定，便只能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埋頭苦幹改善生活。忙於養家糊口，為生計拼搏，連個人興趣也無暇顧及，沒去過任何藝術館，家國大事也終沒來得那般逼切：「我掛住做做做，唔會諗啲咩社會議題。記得特別係六四嗰陣時，我廿幾歲喺澳洲，都有喊㗎喎，覺得點解會有呢啲咁嘅事發生，但係最後就冇咗回事。」

三十多載，就此一別而過。

七年時間圓大學夢　擴闊眼界與思維

退休後，她無所事事，偶遇以往光顧咖啡店的一對退休港人夫婦常客，兩人提議她，「你嗰時唔係話過你好鍾意藝術㗎咩，點解唔去大學」，受啟發的鄭詠兒決定讀大學圓夢。

只是從頭開始，談何容易。她以為藝術就是繪畫，從不認識甚麼是當代藝術，也不知有行為藝術、裝置藝術等其他範疇，這麼多年來亦忙碌得極少創作。從報考其他大學遭誤解沒有中學學歷，到完成藝術文憑，幾經周折，她才獲澳洲 National Art School 取錄。

7 年時間，她完成了一個主修雕塑的學士課程，和一個主修繪畫的榮譽學士課程，並以一個藝術的碩士課程作結。兩鬢花白的年紀，「記憶力唔夠，英文又差」，學習並非易事，她只好用錄音機錄下每節課的內容；亦曾因不懂如何將文獻內容重新組織表達，直接原文照抄；又試過考試時執筆忘字，温完書「都唔記得梵高嘅名點串」，但問及有沒有課程曾不合格，她答道，「冇喎，考試或者短文功課，我但求合格，其餘嗰啲我攞晒高分（distinction）」。

從更深意義來説，這是她價值觀和眼界的改變。她笑言：「我好開心，我覺得自己直情好似個啱啱學行路嘅細路哥，先至知道原來藝術係有咁多嘢，好似發現咗自己多啲。」大學令她反思不同作品背後的故事，對周遭事物的觸覺更敏鋭，也更關心如身分認同等社會現象。她碩士時便創作了一批探討移民者離散生活的作品。2016 年畢業後，更將它們帶返香港，在金鐘的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行了名為「朱．赤．紅」的個人展。2018 年，她憑著一件以霓虹燈製成的作品，獲澳洲歷史悠久藝術獎項 Blake Prize 頒發新晉藝術家獎（Emerging Artist Award）。作品上短短的一句「SORRY I NO UNDERSTAND（對不起，我不明白）」，背後卻是無數次與人交談裡，每當移民者不明白時，他們唯一能説的答覆。

「我覺得，藝術係有一個傳播信息嘅責任。」帶著這樣的心態，她走進香港 2019 年的盛夏。

「Longing for Home」：談反修例和自己

元朗港鐵站，香港時間 7 月 21 日近午夜，大批白衣人無差別在站內襲擊乘客和途人。由於兩地有兩個小時的時差，澳洲經已是次日的凌晨，鄭詠兒説，自己當時依然在盯著香港的直播。

「我嗰晚睇住直播，覺得係發夢都唔會發生嘅嘢，完全抵觸咗我嘅底線，過唔到個社會嘅道德標準，直情係難以置信（unbelivable）、荒謬（ridiculous）。」

「2019 年反修例運動，有好多嘅怒氣喺裡面。我自己都係後生嗰陣時，因為追求自由離開香港，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尤其是後生嗰班，佢哋純粹追求言論自由同埋人權，我覺得係完全無錯。」

鄭詠兒説，這幅畫作以宣紙創作。宣紙被劃分成多格，每格至少有一個「人」字，代表因反修例運動在香港的被囚人士。（筆答攝）

身處異國他鄉，眼看示威浪潮席捲全港，她不想「隔岸觀火」，認為可在力所能及之處盡力貢獻，故萌生舉辦今次展覽的念頭，冀藉此向外國人反映香港的現況，也讓留下來的人知道，仍然有人在為被噤聲的他們發聲，「都算係一種慰藉（healing）」。今次展覽的作品，亦因此反映著她對香港時局的理解，其中有一部顯示著「我想回家（I want to go home）」的電視機，背後的牆上有著 12 條紅線，象徵 12 港人案；紅色宣紙被分成眾多方格，格內寫上「人」字，寓意香港被囚的示威者；另外，打字機不斷自動打出「靜音」的英文「MUTE」字樣，但字無辦法印在以舊報紙製成的回收紙上，表達著香港言論自由逐漸收窄；至於 47 份雞蛋殼碎，顧名思義代表著初選案 47 人對抗政治高牆的勇氣。

鄭詠兒説，電視熒幕上「我想回家（I want to go home）」的字樣，除代表港人離鄉背井的鄉愁，也像電視後的 12 條紅線，反映 12 港人案中每一名被捕人士的心情。（筆答攝）

在今次展覽，她最喜歡的其中一件作品名為 Agglomerate（凝聚），共花費年半製作，是一塊由繁體中文報紙編織而成的地氈。她自己先向其九十多歲的母親請教，學習如何將報紙捲成紙條，也邀請香港和世界各地五十多名港人寄來紙條，並自己將它們編織成地氈。展覽期間，她還邀請參觀者踩踏地氈，並一起繼續編織，因為「呢件作品係由『根』嘅聯想出發，我哋嘅『根』同地氈一樣，都喺我哋腳下，而且佢哋一條條咁樣，可以無限延伸織落去」。她所使用報紙的語言也全是繁體中文，因為「簡體字得七十年嘅歷史，繁體字有五千年，係我哋身分認同嘅其中一樣嘢」，冀望港人可承傳自己的語言，有如她母親向她傳承技藝。

鄭詠兒示範如何將報紙捲成的紙條織成作品 *Agglomerate*，並邀請參加者一起編織。（筆答攝）

香港近年出現的移民潮，也令鄭詠兒經常想起自己曾經的經歷和感受，畢竟，這也可能是這一代離散港人的寫照：「發生喺我身上嘅嘢，都可以發生喺你身上」。她憶述當年自己仍在餐館任職，有一晚深夜她在市郊的火車站準備轉車回家，未料剛下樓梯到月台，就有一名身材高大、光頭的白人男子迎面對她説「滾出我的國家（get out of my country）」；她又提起，在大學時，雖然同學對她很友善，但總覺得自己有點格格不入，「唔覺得被排擠，但你永遠覺得入唔到佢哋個圈子」，箇中原因，她認為，除了年紀以外，語言隔閡也是一大因素，「我又唔明佢講乜，佢又唔明我講乜，好多事都係咁」。

對這些經歷的感想，亦或多或少可見於其眾多展品之中。其中在一件名為 Why does god let this happen to us? （為何上帝讓這些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作品，她先是收集和清洗眾多蛋殼，然後邀請觀眾在上面行走，將它們踩碎，再於今次展覽展出。她説，自己到新地方生活時，經常擔心説錯話，或者在餐廳説話太大聲被認作沒有禮貌，感覺就像「你要好小心你自己嘅行為，尤其唔想人哋話香港人乜乜物物，你就唯有隱藏自己嘅身分」。這種好像客人到訪別人家時的拘謹和忐忑，便有如行走在蛋殼上；至於第二層意義，則是面對仇恨言論以至種族歧視時無助的感受：「我便是那個蛋殼，因為人們踐踏我而過，你知道嗎？（I am the eggshell because people walk over me, you know?）」

展覽展出 47 份蛋殼碎，代表民主派初選案 47 人對抗政治高牆的勇氣。（筆答攝）

這亦是為何她以往和今次的作品，大多是紅色的原因。她説，無論人的膚色是甚麼，在我們皮膚之下，流淌的都是紅色血液。她希望傳遞消弭種族歧視的信息。

「唔理你乜嘢顏色，我哋大家都需要呼吸，需要愛同埋關懷，都需要食嘢先至生存到。歸根究柢，我哋大家都是人。」

紅線在展覽頻繁出現。鄭詠兒説，紅線除希望表達香港言論自由緊縮處處紅線，也象徵月老的姻緣。（筆答攝）

異鄉人的家與鄉

適應異地新生活，亦自然意味著要割捨與舊地的部分連結。鄭詠兒在澳洲的時間比在香港長更多，半生在澳洲打拼，直至 2016 年大學畢業後，因頻繁返港而認識了不少藝術家，才重新建立她與香港的聯繫。那麼，她對兩地的情感又有何不同？

「去咗澳洲之後，我成日都話自己有兩個 home 。澳洲係我現時生活緊嘅屋企，因為我屋企人都喺嗰度。而香港就係我嘅家鄉，因為鄉只得一個，就係我出生嘅地方。」

儘管稱澳洲為家，但經過近四十多年的沉澱，她仍然覺得，「自己喺個夾縫間，中文退步之餘，也無法用英文全然表達自己」。她認為，移民亦正是因為異地與原生地有所差別，思鄉之情才會油然而生，這亦是無可避免。回看自己多年來的心態，她覺得海外港人不論會否再回到香港，亦無需過於糾結過去，既然「路係要靠我哋自己行出嚟嘅」，只有積極向前看，才能展開新生活。

相較離散港人們仍在適應新生活，她這種清晰和肯定的心態，便似反映港人們在探索身分認同的路上，跌跌碰碰走在不同階段上。展覽的其中一日設有座談會，與會者除了鄭詠兒，還有四名移英港人藝術家，包括前跑馬地區議員張嘉莉。坐於柔和黃光之下，各藝術家向十數名英國人和港人參與者，坦誠分享他們對香港和自身未來的想像。有人感慨道，「每晚瞓覺都夢到香港」，牽掛著親人與朋友；亦有人對如何在英國繼續藝術創作感到迷惘；還有人笑言，自己在香港自居「開明（liberal）」和「民主（democratic）」，「抵埗後卻發現原來英國更開明」，正重新建立自己身分。

那前路茫茫，港人們又該走向何方？身分認同本身具流動性，而人也可以有多重身分，展覽不會亦不能為十數萬人的港人代言。這問題的答案，或許將要留待港人逐漸在異國生根時，才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