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海外倡議挑戰：中共跨境鎮壓、融入當地政治、臺灣國際處境

編按：《如水》於臺灣 2024 年總統及立委選舉後的第一天，特別舉辦論壇，透過主持人及四位與談人的不同視角，討論當今各地港人的政治能量與阻力。

這些年來，海外港人社群在各地累積許多組織倡議的經驗，雖身處不同國家，但仍有共通的挑戰，可透過交流激發出不同的想法。

因此，《如水》藉著全球港人來臺觀選的契機，在臺北舉辦論壇，以「當今各地港人的政治能量與阻力」為主題，邀請在美國、英國、日本及臺灣的倡議者提出他們的觀察與分析，並與論壇現場超過六十位聽眾交流。

在交流的過程中，倡議者們分享他們各自的觀點，內容卻不約而同圍繞著兩大主題：中共持續的騷擾與脅迫、所在國家的政治環境。

後《國安法》時代籠罩的「法律風險」

中共政權正透過不同形式的暴力，間接或直接讓海外港人噤聲，暴力的其中一種形式是所謂的「法律風險」，港人若在海外以任何形式參加活動，回港後便有可能面臨逮捕和拘禁。

2023 年 3 月就有日本留學生回港被逮捕，日本香港民主連盟發言人葉錦龍在論壇中指出，該位女性留學生並非參與組織，只是參加香港團體舉辦的藝術展覽，在展間自拍並上傳到社交媒體，其後疑似遭人透過「國安熱線」舉報。

事後，該留學生的家人要求她回港換領身分證，國安處據此掌握她預約之時段，並在辦事處等候，待她進門後直接依《國安法》將其逮捕，檢方其後提出控罪，罪名是她發表煽動言論，她則在認罪之後被判囚兩個月。當時掀起國際媒體關注，並被視為香港國安法「域外適用第一案」。

如此巨大的「法律風險」引發港人社群間的恐懼，甚至因此不敢參加活動。本場論壇主持人、《如水》編委 Kennedy Wong 提到，《國安法》實施後，在美國洛杉磯舉辦的集會，「參加人數最好時，也就只有五十人」；葉錦龍也補充，日本六四的集會也經常不到 150 人，其中約一半是港人，另一半則前來聲援的日本人、臺灣人等。

中共政權以間接或直接方式鎮壓全球港人，因此活動參與者也不得不以蒙面、保密等方式，避免被蒐集個人資訊；活動組織者則通常舉辦閉門活動，僅將活動地址發給已登記之參加者，「我們要想辦法確保參加的人可以自由說話，不會被跟蹤、事前不會被公開，用一些行政措施讓他們覺得安心」，葉錦龍分享他過去籌組活動的經驗。

提升各國警方知能　有助港人海外運動

近年來中共跨境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愈來愈嚴重，不同形式的暴力、威脅、騷擾、監控等，引發倡議者、社運人士、政治工作者、新聞工作者等的恐懼，甚至在遭遇類似情形時，也無法確認對方身分。

在臺灣的《如水》編委江旻諺透露，「大家新聞都看到何韻詩、林榮基被潑漆，其實，我自己的私密空間也曾經被侵入破壞，而且到現在都查不出是誰做的，找不到證據」。

葉錦龍也舉例，他們有次在日本舉辦遊行之前，「有一台車就停在那裡一個小時多，一直拍照錄影，明明旁邊有警察還是沒有停止」，最後是在日本警察介入下才終於停止，「雖然日本的警察不會公開說要保護港人遊行，但日本法律有保障肖像權，還是可以一些基本的，叫他們不可以拍照」。

港人在海外遊行時常近距離接觸中共支持者，前黃大仙區議員、HKDC 國際倡議及項目幹事、 Vote for Hong Kong 2024 籌委劉珈汶在 APEC 峰會期間從英國飛到美國舊金山，卻在參與遊行時因此受傷。

「那幾天的遊行，當地警察安排很差，他們已經知道香港人跟中國支持者兩方面會起衝突，但警察沒有把示威區域隔開，我們在機場要經過中國支持者才能到示威的地方，那些人直接 physical assault，我腳跟頭都受傷，但還不算最嚴重，還有圖博人、維吾爾人、中國人都因為反習示威而受傷。而且那個場合不只有小粉紅、中國黑幫而已，還有一些是中國特務或國安人員在現場，在指揮某一些人。」

因此，她返回英國後持續與英國政府溝通，希望能提升各地警隊的相關知能，但目前成果仍然有限，「前線警隊對於 activists 的處境還是並沒有很了解」，目前只有頭上有賞金的「最高級」通緝犯才會被英國情治單位特別照看，她自己雖然也被港府通緝，但就沒有被英方特別留意，「現在這個情況，很難有很高調的行動，要再過一段時間」。

在地角度理解他國政治　港臺政治框架無法套用

除了海外運動時面對的間接與直接跨境鎮壓，港人若要在海外發揮政治影響力，就必須融入及理解當地政治，但卻並非易事。

首先，當地的社會大眾乃至政治工作者都未必了解香港議題，HKDC 研究專員 Mason Wong 說，臺灣選舉總會涉及中國議題，但美國的政治環境卻非常不同，即使在政府或政黨工作的人，如果不是負責外交議題，經常對香港、中國缺乏基本認識，「就連港人和華裔美國人的差異都經常不知道」。

Kennedy Wong 詢問 Mason Wong，部分香港人以及臺灣人認為美國左派比較「親共」，這個標籤是正確的嗎？

Mason Wong 回應，此說法是將香港、臺灣的政治框架直接套用到美國政治，容易誤導對美國政治的理解，「確實有部分左派比較不願意批判中國，但這不是因為他們跟中國共產黨有任何結盟關係」。

「這個現象的根源，是出自美國左派對於『美國干預外國事務』有原則性的懷疑，尤其在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之後更是如此」，親共與反共、撐港與否等標籤，並不適合用來理解美國政治，Mason Wong 強調。

他還補充，美國政治分歧並非以親共與反共為基礎，因此推動港人在乎的議題時，潛在盟友及反對者經常來自多元陣營，「保守派普遍希望對中國推出強硬的政策，但不希望增加移民；進步派則普遍歡迎難民，但有些會對制裁有所遲疑；許多亞裔美國人主要關切美國針對亞裔的仇恨，有些人擔心對中政策強硬會加深他們在美國遭遇的歧視；當然也有關切民主和人權的海外港人」，如何與這些不同陣營的人互動交流、經營關係，是港人社群必須面對的課題。

倡議不選邊站　跨黨派遊說相當重要

但是，要在港人社群內部傳達此觀念並不容易，Kennedy Wong 觀察，四年前在美國的港人社群幾乎分成兩隊，「還都認為對方是智障，但其實都把香港政治的反共、親共的情緒跟美國混在一起，特朗普派覺得投拜登就是親共，拜登派則覺得投特朗普是支持威權、跟藍絲沒有差別」。

他舉例，「有一群港人舉牌說『Fuck Trump, Fuck CCP』，嘗試把左翼的觀點帶進來，但吸引到的人不多；而在另一邊，1 月 6 號國會山莊事件中，甚至也有幾個港人到現場支持，還拿著香港旗」，分歧導致港人社群的內部溝通困難重重。

即使如此，劉珈汶和葉錦龍都認為，從倡議組織的立場，沒有必要在政黨之間選邊站。

劉珈汶認為，由於英國的港人庇護政策是在保守黨政府任內提出，還是有不少在英港人認為這是保守黨的功勞（編按：此一政策在英國具跨黨派共識），但是，他們在英國推動 Vote for Hong Kong 的活動，仍然是與跨黨派的國會議員及候選人聯絡，希望他們簽署承諾、展現對香港和港人社群的支持。「不過吵架的問題，我觀察在英國沒有像美國那麼嚴重」，劉珈汶笑說。

葉錦龍也表示，日本也有許多港人以為右派的自民黨才「撐港」，但忽略了與自民黨合作的公明黨與中共其實關係密切，此一問題其實也無關左、右，「我個人立場比較接近進步派那邊，但是在日本幫助香港的也確實很多是保守派，因為這個議題是 bipartisan（跨越兩黨）的議題，我們在日本不分政黨都會聯絡，但我們會內部分工，比如這位是進步的就我來找，那位是保守的就你去找」。

臺灣特殊國際處境　港人倡議的政治現實

而在臺灣，港人社群還須面對另一層現實因素：臺灣特殊的國際處境下，許多援港行動可能會被視為對中國的「挑釁」。

江旻諺說，「臺灣要在所謂『親美』、『反共』、『獨立』這些議題上做出挑戰，可能總共只有 100 單位的資源可用，如果一件事情對援助香港有幫助，但跟習近平喊一次，就至少要耗費 30 單位，那即使是支持香港的臺灣政府和臺灣人民可能也不願意用在這上面，這會導致很多事很難推動」。

具體而言，江旻諺指出，臺灣規範對港關係的法律，是早在 1997 年主權移交前後就訂定的《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該條例將香港、澳門合併處理，而且整體架構也顯然不合時宜，無法因應移交後、尤其近年來的種種演變，比如直接關於援助港人的第 18 條規定就相當寬鬆甚至含糊（編按：該條文僅概括規定「對於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供必要之援助」）。

「改動條例雖然不像宣布臺獨那麼刺激」，卻涉及中共的反應，更直接連動臺灣與中國的法律關係，江旻諺說，這就是他所謂「至少要耗費 30 單位」的事情，在倡議的策略和目標設定上因此必須有所權宜，在每個國家，港人倡議都必須面對該國獨特而複雜的政治現實，而對在臺港人而言，除了政黨政治之外，還必須另外面對臺灣國際處境所帶來的種種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