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中國經濟大危機
編按﹕我們經常都會聽到有消息指中國經濟「好大鑊」，儘管中國官方藉「國際投資機構的預測」，強調國內經濟將「持續快速提振」來「闢謠」，但傳媒報道的負面消息依然不絕於耳，譬如恒大「爆煲」、疫情三年經濟直接「躺平」等，因此輿論都不太相信中國經濟問題能一下子「藥到病除」。
傳媒報道談新不談舊，報道內容難免碎片化，令本身不熟悉中國經濟的讀者較難理解。因此本文作者區雨山帶領讀者還原基本步，臚列「五個中國經濟大危機」，包括中國過去 20 年來的債務危機；房地產接連爆出債務問題；中國在貿易戰及晶片戰被美國窮追猛打；人口負增長帶來的壓力；以及中國一直以來的城鄉矛盾。希望此文能夠成為讀者討論中國經濟的基礎。
債務危機
中國債務壓力山大的問題至少有 20 年，裡裡外外的專家、分析師多次警告「爆煲在即」，2022 年，地方債問題更是輿論的風口浪尖。到底中國債務問題有多嚴重？
據國際結算銀行（BIS）資料，1995 年，即 28 年前，中國非金融部門債務佔 GDP 比重為 99.3%，至 2022 年 6 月底，則升到 295%，無論同發展中或已發展國家比較，都屬超高水平。多年來，中國的地方政府大興土木支撐經濟、應付市政營運、民生支出，資金缺口極大，除了靠賣地，就是借債。2008 年金融海嘯，中央推 4 萬億救市方案，提出「擴內需保增長」，情況更變本加厲，不少沒有效益的「霸氣」項目就在大肆舉債下完成，可說是「城投」的野蠻式增長期。
「城投」全名城市建設投資公司，不是單一公司的名字，而是各地方政府的投資融資平台。2015 年之前，法例禁止地方政府直接發債券融資，大家就繞個圈成立國有企業，讓這些企業去銀行借貸搞項目，即所謂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這些企業的名稱大多是「甚麼甚麼投資公司」，例如上海城投（集團）有限公司、武漢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集團有限公司。
城投公司表面上跟地方政府沒甚麼關係，沒有明文列明政府作擔保，甚至官方也不承認這是政府債。然而，借錢的金融機構卻認定政府必定「兜底」，而地方政府的橋、路、大樓等資產都放到城投名下，作為借款抵押，加上城投生意利潤吸引，利率往往較國債高出數百基點，金融機構自是樂意借錢，所謂的「城投信仰」就是這樣生出來。其後中央准許地方政府發債融資，並嚴查城投舉債，不過地方政府還是有很多「後門」可以繼續透過城投融資。
當經濟好景，現金流周轉暢順，持續「以債養債」或許沒問題，畢竟過去多次專家預警，中國始終未出現資產價格崩潰，拖累經濟由盛轉衰的所謂「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中國過往仍能「撐得住」，跟中國特殊的經濟條件有關，其一是大部分借款都用於基建投資而非消費，即使短期回報不理想，仍可指望長期回報或有改善。另外，借錢的大多是國有銀行，「阿爺」要你接受的債務重組條款，你敢說不？加上中國儲蓄率之高，傲視同儕，錢又不能自由進出，這些條件有效減降低中國債務出現信心危機的機會。
當然，這不代表中國對債務危機有絕對免疫力，由 2018 年中美貿易戰到房地產危機，再經歷疫情封控，地方政府財政持續惡化，償債壓力龐大。據中國財政部指，去年地方政府債務增長 15%，達 35 萬億人民幣（下同），債券利息支出歷史性突破 1 萬億元，至 1.12 萬億，較 2011 年增加 20.8%。在此形勢下，地方政府有沒有財政困難？《財新網》於去年 6 月就報道，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區的公務員遭遇降薪潮，降幅介乎兩成至三成，報道後來被刪除。
CNN 引述湖南一家經濟研究公司 Mars Marco 分析，估計去年中國政府債務總額超過 123 萬億元，當中近 65 萬億屬於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中國網民立馬算出，那是相當於三十多家恒大的欠款，又相當於全中國人均欠 5 萬。這個窿怎麼填？評級機構惠譽認為，類似貴州遵義最大城投——遵義道橋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的 156 億元債務重組方案陸續有來，雖然大規模違約的風險暫時仍不大。
有句老話，事緩則圓，從遵義道橋建設的重組案例可以看到，只要把問題（只限州官，不包百姓）推遲，讓時間消化，危機就可望解除。《經濟學人》不是說中國解封後迎來超快復甦（ultra-fast economic recovery）嗎？也許這次時間還是站在中國那邊，只要沒有黑天鵝，《狼來了》的故事或要晚些才上演。
房地產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 2023 年 2 月 3 日發表了 2022 年中國第四條磋商報告，簡單來說就是一份對中國經濟的定期評估報告。《金融時報》形容，「一如以往，這份結構曲折的文件，旨在既不惹怒 IMF 最大兼最敏感的股東，同時就全球經濟最重要支柱之一的中國，提供一點有價值的見解」。在這份不斷穿插中國當局（the authorities）的說法的報告中，IMF 委婉地指出中國經濟的一些難題，例如總體社會融資增長儘管正在放緩，但預測於 2023 年將攀升至 305%。又例如資本外流有增加趨勢，而人民幣正面臨壓力……種種風險中，IMF 認為最令人擔心的，還是那亂七八糟的房地產市場——中央整頓錯綜複雜的房產商網絡進度緩慢；單從債券價格看，三成八房產商已經或將會違約，而雖然北京堅持一切都安好，卻無法令人安下心來。
自亞洲金融風暴後，房地產成為中國經濟重要經濟支柱，二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將之視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近年才開始減少對房地產的依賴，但經歷恒大事件的火燒連環船後，現時房地產佔國內生產總值（GDP）仍高達 30%，佔地方政府財政資源 50%，佔銀行貸款近 40%，佔都市家庭資產 60%。
中國房地產經歷過大大小小的危機，當中要數近年的恒大事件最為轟動。2020 年恒大借殼上市失敗，引發資金鏈斷裂風險，媒體統計所涉債務規模高達 1.9 萬億人民幣，還未計大批隱性負債，是中國史上最大債務重組案。在恒大之後，包括富力、花樣年、佳兆業、融創等多家房產商相繼爆出債務問題，大批房地產項目成為爛尾樓，業主斷供、銀行停貸。衝擊銀行業、金融市場，以至房產上下游多個行業。
恒大危機於 2020 年 12 月以「債轉股」的神操作姑且暫時化解，但中國房產業已陷入急遽收縮。提供中國房地產信息服務的克而瑞信息集團於 2023 年 1 月發表報告，指 2023 年仍是中國房企的「償債年」，估計這年的前 3 季，房企到期債券總規模達 5,528 億人民幣，較去年增加 6%，其中境內及境外債券約各佔一半。
中國房產業的收縮，也可見於房產銷售情況。今年 1 月中國百大房地產企業的整體銷售金額按年減少 32.5%。根據 IMF 分析，2018 至 2021 年中國住宅銷售量平均每年 15-16 億平方米，較未來幾年的預測銷量高出 30% 至 50%。更甚的是，即使是中國一個小城市，房產的平均售價相對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數（median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s）比率，幾乎是經合組織內最大城市的兩倍，簡單來說就是房價貴得難以負擔。根據《南華早報》，上海一個 950 平方英尺（88 平方米）的兩房公寓售價約為 72.5 萬美元，拿著這筆錢，可以在美國曼哈頓買一個一房單位——但曼哈頓的家庭可支配收入中位數，較上海高出約 6 倍。
二十多年的盲目擴張、惡性炒作，形成了今日的巨獸，又豈是一兩年的調整收拾得了？ 然而，房產危機加上 3 年疫情，拼經濟已成為中國頭號政策。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房住不炒」放到整個房地產議題的最後一句，跟之前政策文件常把「房住不炒」放在起首不同。官方文件，順序從來很關鍵，市場意會到 2023 年房產政策將會改變。近日多個中國城市已相繼放鬆對房地產的監管措施，包括放寬限購、 貸款限制等。但分析指，在救市之餘，中國應抓緊機會研究治本之策，解決長期以來房地產業高槓桿、高負債發展模式的弊病。
IMF 認為，中國房產危機仍處於現在進行式，中國房產有必要進行深度調整。銷售下跌，整個行業要收縮重整，才可以令行業以至上下游產業鏈，趨向可持續的需求水平，幫助勞動力和資源重新分配到更具生產力的環節。這點，中國官方自是不認同，反駁指房產市場運作暢順，根本沒有危機。
貿易戰？晶片戰
中美貿易戰曾經是各大新聞媒體的熱門標題，幾年過去，中美貿易於 2022 年迎來新里程碑，兩國貿易額創下 6,900 億美元新高紀錄，反映在商業上，中美仍是緊密地互相交織。美國口中的「同中國脫勾」，更準確的說，是要在晶片戰上孤立中國，取得絕對優勢。
晶片是半導體產業的核心，由日常生活（電話、微波爐、汽車、電腦、冰箱、洗衣機）到軍備、人工智能都會用上，誰控制半導體產業鏈，誰就能成為難以匹敵的超級大國。
自 2019 年，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將中國電訊設備生產商華為列入黑名單，美國對中國高科技業的封殺從來沒有間斷。來到拜登政府就更明目張膽，其政策終極目標就是阻礙中國在這方面繼續發展。
半導體技術主要來自美國，但東亞地區（主要為臺灣、南韓和日本）在當地政府政策鼓勵下，成為半導體製造中心。中國是後來者，傾國之力也只能在低端晶片上取得較大進展，高端晶片的技術遠遠未追上。不過，華府既然決心趕絕，就得做到最盡。去年 10 月，美國宣布全面阻止中國的人工智能企業取得美國技術，連人才亦禁絕——美國公民和公司不得向中國晶片製造商提供直接或間接支持，被視為三十多年來美國對中國最大規模的技術斷供。
到 12 月，美國商務部宣布將 36 家中國公司列入「實體清單」（即黑名單），禁止這些公司取得美國技術，當中包括中國最先進的晶片製造商長江存儲（YMTC），寒武紀科技和上海微電子裝備（SMEE）。民主共和兩黨參議員更提出一項法案，如果獲通過，將把華為和其他中國電信公司加到美國財政部轄下的「特別指定國民和被封鎖人員」名單（簡稱 SDN，香港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榜上有名），禁足美國金融系統，《經濟學人》形容，實際上是要將這些中國公司剔出全球金融體系。
以上禁令適用於任何美國技術，即使部分產品源自美國的非美國企業也會受到影響。《金融時報》報道，日本軟銀旗下的英國晶片設計公司 Arm 判斷，禁令使公司無法取得出口許可證，決定停止向中國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提供其最先進的晶片。
除了黑名單，美國還聯手其他國家圍堵中國。2022 年 3 月，拜登提出全球四大半導體生產地（臺灣、美國、南韓、日本）組成 Chip 4 聯盟（chip 4 alliance），以「增強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性和彈性」，當然還包括減少對中國的依賴。Chip 4 聯盟看似夢幻組合——美國在設計方面領先，臺灣主導最高端邏輯晶片（logic chip）的生產，南韓專注於存儲晶片，日本在光學傳感器及製造半導體所需的材料和套件方面有優勢。然而，輿論並不看好，認為聯盟在跨市場協調上難有大作為，一來四大市場其實也是互相競爭，更重要是日韓擔心這個「半導體供應鏈民主陣線」會激怒中國，引來經濟報復，畢竟中國佔全球 IT 業生產 40%，且仍然是關鍵零部件的重要來源。當中又以南韓處境最尷尬，三星電子和 SK 海力士的主要存儲半導體生產基地在中國，在中國的銷售強勁。三星旗下的 NAND 閃存半導體，有三至四成在西安生產；SK 海力士約一半的 DRAM 在中國無錫生產，要這兩家公司加入反華聯盟實在很為難。
2023 年 1 月，美國取得突破，與日本、荷蘭達成協議，日荷將應美國政府要求，啟動對中國出口半導體設備的部分管制。其中最矚目是傳出荷蘭光刻機巨頭艾斯摩爾（ASML）或已同意不再向中國出售光刻機 DUV，此舉將會拖慢中國自主製造晶片的步伐，也意味禁止運往中國的晶片製造設備，由高端擴大到中低端，對中芯國際、華虹半導體、長江存儲、長鑫存儲等中資企業造成打擊。為了突破美國的封鎖線，近日傳出華為（Huawei ）、中芯國際（SMIC）和晶合集成（Nexchip）等公司在市場上狂掃二手半導體設備。據資訊科技網站 Tom’s Hardware 分析，在美國嚴厲制裁下，華為不得採購任何含有美國先進技術的設備，但竟然也出手加緊採購，揣測華為或是準備與中芯國際合建廠房。
有論調認為，在晶片戰上，美國愈是對中國窮追猛打，愈有可能迫使中國自行研發出製造高端晶片的技術，艾斯摩爾首席執行官溫彼得（Peter Wennink） 就是這種論調的提倡者之一，而 Chip War: The Fighting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作者米勒（Chris Miller）則認為，中美都明白，在晶片技術上，臺灣的地位有多重要，所以臺灣已不單純是關鍵供應鏈，而是「未來戰場（future battleground）」。
人口負增長
2022 年，中國人口出現 61 年來首次萎縮，總人口 14.118 億，比 2021 年減少 85 萬。出生率則已是持續多年下跌，2016 年中共結束一孩政策，顯然沒能挽狂瀾，即使兩年前祭出三孩政策亦無濟於事。2022 年的新生人口 956 萬人，是連續第 6 年下降，同 2016 年的 1883 萬人相比，幾近腰斬。
人口下降意味構成國家經濟動力的人口將減少，而這些人又得供養愈來愈多的老年人，同時，勞工減少會引致成本上升，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將會動搖。事實上，隨著中國的工資趨升，近年有不少國際企業已將生產線轉移或分散至成本更低的東南亞國家。但要知道，人口變化是長線問題，人口壓力的影響不會在兩三年間浮現，但 8 至 10 年後，人口壓力將漸漸成為經濟增長的絆腳石，若再放長雙眼，幾十年至百年內，其影響足令為政者膽顫心驚。
聯合國人口署《2022 年世界人口展望》預計，到 2050 年，中國人口減少到 13.13 億，至本世紀末將減至 8 億以下，這意味不到 80 年內，中國人口減少近一半。這已經是聯合國的中預測值，建基於樂觀預期中國的出生率將扭轉跌勢，由 2022 年的 1.18 升至 2100 年的 1.48。如果以低預測值來看，2100 年前，中國人口將減至只有 4.88 億，即相當於現時人口的三分之一多一點。相比聯合國對美國人口的預測，在中預測值之下，預計到 2100 年美國人口將從 2021 年的 3.37 億增長到 3.94 億。若以低預測值計算，則預計美國人口將縮減至 2.81 億。
那個預測值比較靠譜？如果我們連同一孩政策的後遺症、躺平文化、女性傾向推遲生育、社會對產後婦女的支援不足，以及生育衍生的種種成本來看，是不是心中有數？事實上，上海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小組於 2022 年曾預計，自 2021 年起，中國人口平均每年將減少 1.1%；到了 2100 年，總人口預計剩下 5.87 億人。
中國的勞動年齡（16－59 歲）人口早在 2011 年已達峰值，預計到 2100 年將減少到峰值的三分之一以下，而在這段時間內，65 歲的老年人口持續攀升，2080 年左右，老年人將超過勞動年齡人口。目前每 100 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贍養 20 名老年人，估計到 2100 年，每 100 名勞動年齡人口必須贍養 120 名老年人。中國社科院 2019 年一份報告預測，基於勞動人口持續減少等因素，中國的養老基金可能在 2035 年後耗盡累計結餘。
全世界多個經濟體都面對人口壓力的問題，日本、南韓的人口老化及少子化問題更嚴重，而日本和新加坡為老齡人口提供安全網方面著實做得不錯，同時維持經濟相對穩定。不過，處於中等收入轉型的中國，人口迅速老化即代表未富先老，將來承受人口壓力的人民收入水平，亦遠低於南韓和日本等國家。
不過，中國人口問題專家蔡昉指出，中國有條件亦有時間處理人口壓力問題，中國的農業勞動力佔比大約為 25%，相對發達國家的佔比平均只有 3%。換言之，中國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可以轉移，填補城市的製造業缺口。Fathom Financial Consulting 副首席經濟學家哈里斯（Andrew Harris）亦指出，中國的製造業和建築業有大量閒置人力，單是建築業，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未有充份就業，在這些閒置資源用盡前，人口問題仍不足為患。
中國政府去年已透露，計劃修定政策，延後退休。預計 2023 年將公布漸進式延遲退休方案，2025 年實施，至 2055 年左右實現 65 歲男女同齡退休。這做法一方面有助應對勞動力不足，另一方面可以緩解支付養老基金的困局。當然，站在人民的角度，就等同要晚幾年才能領取「老本」了。
城鄉矛盾
中國的城市化（urbanisation）進程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快速，但同時也衍生出了區域發展不平衡和城鄉差距，並足以引發嚴重的社會與政治問題。
若以 1978 年為分水嶺，短短四十幾年間，中國的城市化取得超乎想像的成果。1978 年，上山下鄉運動結束，大批下鄉青年返回城市，加上經濟開放和工業化，中國的城市人口急速增長。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2020 年大約 9.02 億人在城市居住，較 1978 年多 7.2 億，佔總人口 64%。到 2022 年，中國的城市化率（城鎮人口佔總人口比率）升至 65.22%，相較 2000 年提高近三十個百分點，但戶籍城市化率卻長期低於 50%，2021 年為 46.7%。
中國的戶籍制度存在了二千多年，古時跟土地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現行的戶籍制度則根據血緣繼承關係和地理位置，把戶口劃分為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形成了城鄉二元，城與鄉之間豎立了一堵難以逾越的高牆，造成社會分割和歧視。諷刺的是，在農村，土地擁有人是農民，但他們在土地上獲取的收益卻是相當有限。相反，在城市，地是政府的，但房產擁有人卻往往靠炒房暴發。此外，城鎮居民在教育、醫療、勞工保障和失業保障等各方面都獲分得較多資源和權利。2021 年，農村戶籍佔比為 54.6%，即中國有超過一半人口被視為「低一等」，他們絕大多數是貧窮、教育水平不高，甚至營養不足。
城鄉二元的種種歧視與不平等拉大了城鄉收入的差距。據中國國務院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葉興慶有份撰寫的報告指出，2020 年中國城鄉收入倍差為 2.56，而全球 36 個國家（包括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及原計劃經濟國家）的城鄉收入倍差大都低於 1.5。如果計入房屋、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城鄉收入差距必定遠大於官方數字。
在人口大量流動的時代（2022 年中國流動人口達 3.76 億），過時的「人戶分離」戶籍制度製造了諸多衝突對立，到城市打工的農村戶被稱為「盲流」、「外來工」、「農民工」，他們對城市發展作出很大貢獻，卻連最基本的身分融入都做不到；不得參與城市戶的養老和醫療保障，更遑論住房、傳染病、意外、天災、殘疾、失業等社會保障。農民工子女在城市沒有受教權，只得送進私人創辦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很多校舍都是租用廢棄廠房或民房，師資水平成疑問。即使個別城市容許無城市戶籍的學童入學，學校亦往往要收取借讀費等費用。還記得 2017 年的網絡熱詞「低端人口」嗎？當年北京政府因大興區一場火災，展開激烈的驅逐農民工行動，在官方文件中，多次用上帶歧視意味的「低端人口」來指稱那些低收入弱勢及外來打工族，赤裸裸的歧視以及狠絕的手段，舉世譁然。
農民工長期以來受著不公平待遇，或工時超長，或遭剋扣、拖欠工資，或無理解僱，引發無數次維權抗議行動。當農民家庭的勞動人口進城工作，又衍生了留守兒童及老人問題，經濟學家羅斯高（Scott Rozelle）與 Natalie Hell 合著的 Invisible China: How the Urban-Rural Divide Threatens China’s Rise（The University of Chicargo Press, 2020）中指出，中國的城鄉矛盾以及相關戶籍限制，將會對農村戶的下一代教育有著重大負面影響，這些孩子，打從起跑線就徹底輸了，且幾乎無望向上流動。書中指，由於城鄉生育率的差異，大約有七成中國兒童都是農村戶籍，意味中國未來的勞動力大部分來自健康及教育條件顯著較差的農村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要帶領中國由高速增長走向高質量發展，佔逾半人口的農村戶是否跟得上是個關鍵。
大多數中外專家都同意城鄉矛盾是個確切的威脅，但要處理它卻相當棘手。中央不能直接指令地方政府向長期在一地打工的外來工授予跟當地居民同等福利待遇，因為這涉及重大財政資源，地方政府既沒有能力，亦大有可能引發本土居民不滿被「分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