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全世界消費香港　我們都是香港的推銷員

最近跟一位高人討論香港人的未來，他提到一個有趣的觀點：「香港只剩下一代人的時間。」

在社會科學裡，一代人的定義，是婦女由出生到生育平均時間。從前的一代人，就是廿年左右，現在大概就是三十多年。

高人的觀察不是沒有道理。抗爭，尤其是以離散族群為主的抗爭，很少能夠維持多過一代人的時間。遠的不說，以中國大陸八零年代末的學運為例，雖然八九六四後離開中國大陸的民運人士，仍然有許多有心人希望薪火相傳，但過了一代人之後，能量也消耗殆盡，亦難以成為一股社會運動力量。

「究竟我們這代人，在未來的二、三十年，有甚麼可以做？」這是高人留給我的問題。

我第一個想法是：「極權統治的最大痛處，就是每當出現權力轉移，往往也是它最脆弱的時候。」自 1949 年，神奇國度其實長期都是處於集體的精神繃緊狀態。毛澤東在大躍進失敗之後，本應要退下來讓官僚體系收拾殘局。結果他卻借黨內一群烏合之眾，發動文化大革命，二度奪權。毛澤東死後，中共的本質仍然沒有改變。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下場說明，極權統治雖然年年月月日日口口聲聲說要團結內部對抗外國勢力，但其實每分每秒都費盡心思肅清內部的潛在競爭。

由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的三十多年，表面上是一個異數。隨著習近平上場，中共內部彷彿再沒有派系之爭。但正如毛澤東生前留下的一句講法：「黨內無派，千奇百怪。」自從習近平在 2008 年擔任國家副主席，並執掌港澳事務，過去十幾年來，中共對香港，以及在海外的各種情報工作，例如「獵狐行動」，以及一切所謂的「國家安全」措施，說穿了其實都是為了防範中共內部權力核心內的潛在競爭。說甚麼香港是「國家安全的短板」，更正確一點應該說是從北京的觀點，香港在一國兩制的防火牆外，可以是權力核心內敵對派系將影響力「出口轉內銷」的據點。由銅鑼灣書店到肖建華案到送中條例，都應作如是觀。

中共另一個痛處，也是這片土地上千百年來所有的統治者所面對的共同一大難題：「地方利益與集權統治的衝突。」

大一統統治，是高成本的模式。雖然隨著統治技術的演進，這片土地上的統治者漸漸開發出一套以穩定壓倒一切的手段，其中包括傳統禮教文化。但偏偏在過去的百多年，這片土地上出現了幾個背離大一統文化的異數。

首先是新疆和西藏。其實這兩大區域在文化上，長期都沒有完全地被統一。而大一統政權則是因為地緣政治需要，亟欲控制這兩個地區。統治者相信強權之間，必須要有一定的緩衝區；西藏是中印之間的緩衝區，而新疆所在的西北，就更加是自古以來對中原一帶最主要的威脅。

另一個異數是臺灣。由於語言的關係，臺灣其實與中國大陸的文化更相近。這一點，生活在臺灣的香港人應該有更深刻的體悟。畢竟，由戰後到 1990 年代，偏安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只是延續戰前的軌跡。其實在廿世紀初，對中國大陸影響最大的兩股勢力，一方面是來自日本，另一方面是蘇俄。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陸的命運走向蘇俄，島國則行了另一條路。走在臺北街頭，有時真的會有自己在東京的幻覺。但在後冷戰的日子，臺灣人也漸漸醞釀自己的文化和身分認同。與其說是綠營刻意吹奏分離主義，倒不如說是在大氣候之下，綠營的立場更貼近新臺灣人的價值觀。

新疆、西藏和臺灣既是中共的三大痛處，但在大一統中央集權統治與其版圖內，還有其他主要文化體系，同樣有一定的不協調。例如長江流域的吳語系文化以及粵語文化，傳統上與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有明顯的分別。上海和香港，正好是這兩個文化區域內的代表。

記得十多年上海世博會，中共正在建構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我留意到當時已經有上海的公共知識分子提出，中共在貶抑上海的本土文化。陰謀論說是甚麼團派要清剿江派上海幫，但我相信更重要的原因是從那個時候開始，中共要進一步統一語言及文化，壓抑地方主義，免得中國大陸會步當年蘇聯解體的後塵。事實上，當時除了上海的本土文化被貶抑，粵語文化一樣受打壓。

也就是在這個時空，約莫在 2010 年左右，香港醞釀新一浪本土意識。這現象不是簡單的偶然。它一方面是受新媒體的影響，二來也是香港人集體下意識對中共的新民族意識建構而作出的反作用力。可以見到，上海經過文化再改造，已經完全浸淫在大國崛起的想像中。而廣東的粵語文化保育運動的生命力相對頑強。假如硬要我猜想一個理由，我會說是因為香港的影響。

中國近代史中，香港地方雖小，但卻一直扮演著一個不成比例地大的角色。很多人都只會想到國際金融中心這六字金漆招牌，但很少人留意到香港在七零年代後，一直是華語華文的樞紐。不只是文學、流行音樂、電視、電影，甚至是飲食文化，香港也是一支獨秀。

曾幾何時，有很多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這句話充分反映了所謂的傳統精英的淺薄短視。他們眼中的當時的香港，與舊華人社會傳統剝離，但也就是在這個時空下，由上世紀七零年代起，香港開創了接近 30 年的港產本土文化最輝煌璀璨的一頁。事實上，香港不但不是文化沙漠，而是匯聚了全世界華文文化精英的文化綠洲。

香港在影響中國大陸，但中共也需要香港。1980 到 2000 年間，這個城市已經是由北京和香港政府所共治。不論是人口政策抑或各個社會、經濟範疇，北京已經積極地進行吸納和重整的準備。香港人以為一國兩制，提出來是要讓我們感到安心，去接受歷史的宿命，但如今看來更合理的解釋是：「一國兩制是度防火牆，最大功用是讓中共可以享受到國際資本金融秩序帶來的各種好處，同時又不需要改變自己的社會和政治文化和制度。」

曾經有一段時間，世界各國都相信隨著經濟改革開放，中共最終也會成為歷史，尤其是在後冷戰的日子，由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歷史終結論」，一直是中共最忌諱的一個題目。然而，當時的另一派主張，尤其是以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化衝突論」，認為世界將會走向幾個主要文化體系的抗衡。

2000 年後全球化繼續發展，尤其是在經濟金融層面，但與此同時新民族主義思潮的崛起，亦與亨廷頓的估算不謀而合。中國大陸不但沒有因為市場經濟而變得更開放，反而是金融財經機構和跨國企業，為了討好中共而變得低聲下氣；甚至在 2017 年特朗普初上場的時候，也說自己與習近平是好朋友。

可以說，2018 年是一個明顯的轉捩點。我是「時勢造英雄」的忠實信徒；特朗普的態度忽然轉向強硬，亦絕對不是他一人的主觀想法和決定；作為一個極懂得看風駛𢃇的政治工作者，特朗普亦只是順勢而行。另一邊廂的習近平，情況亦一樣；很多人以為他可以一聲令下就舉國上下都戰狼上身，但我更相信那跋扈囂張的氣燄，是新時代特色中國的態度。換句話說，亨廷頓對了，事態發展甚至超出了他的想像。

在這股國際大氣候之下，香港的文化和身分認同，亦有如火鳳凰般在浴火中重生。2019 年反送中抗爭運動，是香港人身分的覺醒。過去幾年，最明顯的一個新現象，就是香港的文學、音樂以至電影和新媒體，有如雨後春筍般在世界各地綻放異彩。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繼續維持下去，還是最終會像上一代的中國民運，在一代人之後，力竭筋疲。

族群的最基本條件，是人與人之間的共同經歷。而現代人最主要的共同經歷，就是教育以及流行文化。這兩者於香港本土與海外並不相同。離散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都有志承傳香港的文化和身分認同，但其實只不過是幾年時間，我已經感覺到，在地的香港人和離散的香港人，漸漸有一定的隔膜。

或許，我們真的只剩下一代人的時間。但我會覺得，與其讓陳茂波等港官去說好他們版本的香港故事，我們更應反守為攻，連結離散和在地的香港人，主動地去繼續孕育香港的語言、文化和身分認同。讓我們的文藝創作，能夠隨世界大氣候演進下去。

流行文化其實是很廣義的概念，除了文字語言影音，漫畫、飲食、時裝甚至遊戲，統統都可以出口轉內銷。流行文化，亦不必要堅持傳遞政治訊息。我們的對象，甚至不一定是香港人。

我深信，只要一日有人在消費香港這個概念，香港的靈魂就可繼續下去。假如全世界都在消費香港，我們的存在就更加實在。

消費，可以簡單如開美食車賣咖哩魚蛋、「蛋撻」、雞蛋仔，但亦可以是文化、政治上的消費。消費香港的講法，會讓某些純粹的理想主義者感到不安。但觀乎歷史，只有當理想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可以站在同一陣線的時候，我們才有機會改變現狀，突破既得利益者所設下的重重障礙。

反之，有朝一日假如再沒有人消費香港，那亦意味著這場運動，在一代人之後，真的銷聲匿跡。

我們要說好真正的香港故事，亦不要怕全世界消費香港的概念。甚至乎假如中國大陸的民眾要再消費香港，我們也不應該介意。現在最怕的不是他們要消費香港，而是怕中共消滅香港。但在過程中，我們必須要採取主動；香港人的生活語言、音樂、電影、習慣等，統統都是消費場所，是商品。以至甚麼是香港人，香港的歷史，我們未來的共同經歷，統統都是運動的後續。

這是我唯一想到，可以回應高人的答案。

我們有的，不只是一代人的時間，而是「全世界都可以消費香港」的一個概念。概念是不死的，大前提是概念本身能夠隨環境變化作出適應，這就是 be water 的精神。

讓全世界消費香港，我們都是香港的推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