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負增長足令中國失卻超級大國地位嗎？
中國人口歷史性下降，眾多分析指出，人口紅利已消失，隨之而來的是人口老化，勞動人口持續下跌，世界工廠地位笈笈可危，醫療開支、社會負擔增加，經濟活力大打折扣等諸多問題。中國經濟真的出現拐點了嗎？從此會走下坡？
如果只論經濟增長率，幾乎可以肯的是，中國經濟早就見了頂，根據世界銀行資料，1970 年中國 GDP 增長 19.3%，1984 年 15.2%，2007 年 14.2%，對上一次見雙位數增幅是 2010 年，10.6%。之後的 12 年，GDP 增幅都是單位數。2020 年受疫情打擊至深，只有 2.2%，但 2021 年因基數效應，又彈上 8.1%。2022 年增長 3%，2023 年中國全面解封，可能會有 V 型反彈。
純看數字，其實沒啥意思。十幾年前，中國已告別 GDP 持續雙位數增幅的黃金時代。問題是人口紅利消失是否足以令中國失卻世界超級大國的地位。要回答這個問題，先看看中國能否解決累積經年的經濟結構問題。
房地產的死結與無限輪迴
死守 3 年，卻突然放棄動態清零，一下子放鬆封控讓病毒飛，除了是回應全國多地的白紙運動，中共也清楚明白，再封控下去，國家經濟會出現很大危機。
佔中國 GDP 高達 28% 的房地產業，於去年 11 月銷售同比跌近 30%，全年房地產投資較上年跌 10%，是有紀錄以來首次負增長，房產業瀕臨崩潰是不爭的事實。
北京知道，有必要扭轉這局面，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年會，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大談支持樓市的措施（編按：文章撰於第十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前），強調房地產是中國經濟的支柱，佔地方政府財政資源 50%，佔銀行貸款近 40%，佔都市家庭資產 60%，要為房地產「輸血」、「造血」。
部分投資分析師見「阿爺」又出手，認為至少短炒機不可失，也加入了唱好大合奏，指中國城市化仍處於較快發展階段，房產業仍有強大需求云云。只是，當城市失業率高企於 5.5%，16 至 24 歲年輕人失業率一度迫近 20%，至去年底稍為回落但也達 16%，新一代但求躺平獨善其身。一孩政策造成的人口崩潰才剛開始，這又能為樓市帶來多大支持？
要是大家不善忘，該記得十幾年來，中國樓市總是處於泡沫膨脹與泡沫爆破的無限輪迴，遠的不說，近的有 2021 年的「恒大事件」，觸發房地產債務危機蔓延全國大大小小多家房企，樓市自此一蹶不振。多少中國人的畢生「錢途」，成也房產敗也房產。這並非中國獨有的經濟模式，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經濟支柱都是房產業，問題是中國的房產業早已壯大成巨獸，牽扯的利益關係大得無法控制。
這些問題，北京早就出手處理。疫症大流行前幾年不斷調控樓市，弄得雞飛狗跳，只是每次改革房地產都敵不過那份陣痛，以至未能貫徹始終。在人口負增長的大趨勢下，救市力度太大只會令供應過剩等老問題進一步惡化。這次中央救樓市，會否又是另一次泡沫膨脹與爆破的輪迴？
摩根大通估計，去年中國大城市的空置率達 7%，二線城市更達 12%，遠高於全球平均水平，而自 2018 年以來售出的房屋中，約有七成是由已經擁有至少一個房產的人購買。
債務黑洞
要支撐經濟增長，除了穩樓市，一定少不了有形之手。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有形之手離不開大型建設投資，這對於戰亂之後，百廢待興的大陸無疑是良策，但幾十年過去，那些顯而易見，具生產性的投資項目（例如碼頭，路橋等基建項目）已漸見窮盡。為了維持增長，只能轉向投資一些不具生產性的項目（例如無人用的公路，無人住的房地產項目）。後果可以從衡量經濟體生產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看出來﹕2008 年之前，中國平均增長 2.8%，之後已經放緩至每年只有 0.7%。
持續以大型項目支撐經濟增長，錢從何來？當然是舉債。於是地方政府債務暴增。按《彭博》數據，中國債務總額相對 GDP 比率（debt-to-GDP ratio）去年第三季度升至 272.1% 的紀錄新高。2022 全年地方債發行規模超過 7.36 萬億人民幣。2023 年，中共表明要全力拼經濟增長，年初已有十多個省公布新一輪發債計劃，地方債恐怕要更加飆高。若單論地方政府的顯性債務，風險尚算可控，但若加上地方違法舉債的隱性債務，以及尚未平息的房地產債務危機，互相交叉傳染，分分鐘可觸發系統性危機。
中國的地方債風險不是新鮮事，以往 GDP 增長較快，地方政府償付能力較強，即使偶有困難，亦往往可以隨時間化解。然而，當經濟增長放慢，所有問題就加速曝光。近日，屬於地方債的城投債（即城市建設投資公司的債務）爆出賴帳第一槍，貴州省遵義市的遵義道橋建設無法如期還款，宣布債務重組，銀行貸款延期 20 年，頭 10 年只還利息，並大幅削減還款利息。評級機構惠譽認為，2023 年地方政府財政壓力難望改善，類似的城投債違約風險正在增加。
從中長期看，地方政府需面對社會福利、醫療等與日俱增的剛性民生支出，人口加速老化下，財政支出將迅速膨脹，影響其償付能力。中央對地方債這個黑洞，放話要「打破政府兜底預期」，只是當系統風險浮現，甚至影響社會穩定，搞出白紙黑紙黃紙運動，維穩大於一切的北京會撒手不理嗎？地方債與房產債確實是棘手問題，但 2008 年金融海嘯告訴我們，原來印銀紙是沒問題的，起碼，到今日還是死不了。當然，掌權的不會想以印銀紙來應對，因為即使死不了，後果還是嚴重﹕熱錢亂竄，肥了不該肥的人，加劇了貧富懸殊……這個彈不易拆，雖然也不是拆不了，所謂錢能解決的問題不是問題，除非問題已演變成權力問題。
內部消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走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很多分析已指出，當中的關鍵在於家庭消費。
然而，家庭消費前景又如何？多年來中國將舉國資源用於投資、軍事、監控維穩，肥了地方政府、特權階級和生產商，一般民眾的工資低得匪夷所思。而今更進一步走上人口老化的不歸路，未富先老，還要煩惱養老和醫療保障，消費力又能有多大？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1 年中國消費佔 GDP 54%，遠低於 G20 國家平均值的 73%（日本是 75.3%，英國 82.8%，美國 82.6%)，COVID 19 未有改變這積累多年的問題，更將之放大，2022 年消費佔中國 GDP 降至只有 32.8%。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駐北京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家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認為，除非中國能實現家庭消費激增，否則 GDP 增長最多只會有 2% 至 3%。
那麼怎樣做才可以令消費激增？最簡單直接的答案是人民收入要激增。這點中共也是清楚明白的。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 2023 年 1 月初表示，快速恢復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繫於「將當期總收入最大可能地轉化為消費和投資」。但知易行難，在西方社會，家庭收入於 GDP 的佔比介乎 70% 至 80%，在中國則只有 55%。要令中國成為一個稍為正常一點的低消費國家，佩蒂斯認為，至少要把 GDP 的 10 到 15 個百分點從政府轉移到家庭，即是令家庭收入於 GDP 的佔比提升至 70% 至 75%，政府的佔比降至 5% 至 10%。要出現這個規模的收入再分配（redistribution），意味先要進行政治權力的大規模再分配。客觀條件告訴我們，中短期內，這個可能性甚低。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增長放慢是不爭事實。
不過，這並不代表中國很快會失去超級大國地位，即使會失去，也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環視全球，並沒有一個國家能即時取代中國。中國成為今日的中國的所有條件繼續存在，即使印度是眾望所歸的大熱門，要成為第二個中國，還是路漫漫的，印度政府財政赤字佔 GDP 高達 10%，2016 年的廢鈔事件重擊當地中小企，其後印度再迎來疫情災難，經濟元氣尚未復原，遑論起飛。
印度人口雖然多，但中產消費市場卻出奇的小，估計中產人口約 4 億，估計到 2030 年會增至 8 億，而中國的數字分別是 9 億和 12 億。可以說，論前景，印度較有活力，但必須先改革其經常搖擺不定及嚴重向本土企業傾斜的經濟投資政策，否則就算中國經濟正在慢慢放緩，只要仍然有利可圖，跨國企業也不會放棄。更何況，錢哪裡賺都可以，為甚麼要只擇一個市場？
中共宣布復常，習近平因應國家的種種危機，下令對內對外政策都要重置（reset）。對內全力拼經濟，對外向外資招手。劉鶴在瑞士達沃斯說「中國又回來了」，據說他發言時，現場有四分之一空位。但是，說到利益，政客們是務實的，看德國、法國先後訪華（前者為去年 11 月，後者暫定今年 4 月），就明白了。德國總理朔爾茨表明，柏林不想同中國脫勾。法國財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明言﹕「不能把中國排斥……美國對中國採取對抗態度，但歐洲不願抗衡中國，我們想與中國接觸，想中國遵守一些規矩。」
中國的確面對很多難題，但我們不可低估中共的執行能力，由鎮壓新疆、香港，到習近平全面掃除異己以至任何對他可能構成威脅的勢力，一黨專政下，一言堂的手段之凌厲、效率之高、效果之顯著，毋庸置疑。《金融時報》中國總編 James Kynge 甚至認為，中國有能力實現 2023 年經濟增長超過 5% 的目標，然後逐步恢復作為世界經濟增長重要引擎之一的角色。
至於香港，作為中國一個普通城市，實在乏善可陳。移民大換血之後，迎來的是大規模中國化，作為國際都會的身分大概已成過去，但這不代表香港經濟從此一厥不振，一切端看阿爺「恩賜」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