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升西降：力壓歐洲的中國藝術市場

正當中美角力、中國房地產泡沫爆破、武肺疫情、政治局勢不穩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籠罩中國和香港經濟環境，環球藝術產業卻繼續聚焦中國，一眾國際拍賣行繼續看好中國市場，用腳投票，加大投資在這個以藝術自由港聞名於世的香港。例如蘇富比將於置地遮打開設佔地 24,000 平方呎的旗艦藝廊，舉行拍賣和展覽，比現時的空間大 60%；佳士得繼將其上海藝術空間搬入外灘一號的新址後，亦會將亞太區總部遷至香港——於已故著名建築師薩哈．哈帝（Zaha Hadid）設計的全新地標 The Henderson，開設 50,000 平方呎的四層藝術空間；另一國際拍賣行富藝斯（Phillips）的香港總部，也將由中環遷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大樓，佔地六層。三家國際拍賣行一改以往主要透過租借酒店或會展作為拍賣和預展場地的習慣，不惜投入大量資金建立新總部、常設拍賣廳及展覽空間，無需再遷就場地檔期，可以在春秋兩季主要拍賣之外，年中無休舉行更多的展覽和拍賣。相較之下，國際拍賣行卻沒有在歐洲或美國投入如此具規模的投資，充分展現出對大中華和亞洲市場，以及香港維持國際地位的信心。

到底中國藝術市場的經濟魅力何在？可以令國際拍賣行無視一切政治壓力和「支爆」風險，在香港落重注？中國藝術市場繁榮的背後透視著甚麼政治寓言和複雜的社會形勢？中國和香港的藝術市場未來何去何從？當中暗藏著甚麼隱患？誠言以下內容純屬筆者基於有限資訊的大膽推敲，並不反映市場未來表現，如有謬誤還望讀者海涵。

穩步成長的世界第二大藝術市場

要瞭解中國藝術市場的經濟魅力，便需從其前世今生入手。九十年代，中國逐漸開放藝術品交易市場。1993 年上海朵雲軒的拍賣會，正式標誌中國藝術品拍賣行業的開端。1995 年，中國拍賣行業協會成立，隨後各種市場規範化條例出台；進入千禧年代，中國拍賣市場隨著大陸經濟急速發展，超越歐洲與英美。從 1995 年到 2006 年 10 年間，大陸成立的拍賣公司，竟高達 4,000 多家，顯示出藝術市場的空前榮景，即使面對 2008 年的環球金融危機，2009 年環球藝術市場整體成交重創 36%¹。相反，在中國政府的「四萬億投資計劃」支持下，大量資金流入市場，藝術品市場同樣從中受惠。中國藝術市場自 2009 年的井噴式升幅²。雖然自 2012 年，中國過熱的藝術市場開始冷卻，進入調整期，但整體市場基數仍然相較千禧年的首十年翻了將近一倍。近幾年的疫情，再次證明了中國藝術市場的抗壓能力。2020 年，正當全球藝術市場萎縮 22% ，雖然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幾乎所有拍賣活動停擺，但單靠下半年的優秀銷售表現和高價位藝術品，仍逆勢獲得 2% 的增長³。經得起經濟危機考驗的中國藝術市場，自然可以吸引國際拍賣行投資。

回到今天，對國際拍賣行而言中國藝術市場的龐大總量是一大賣點。最新的 2022 UBS 報告顯示，包含香港在內的中國市場以 33% 的佔比成為全球最大的藝術品公開拍賣市場，以些微差距超越美國的 32%。但值得留意的是，此處的數據不包括私人洽購。早前因受疫情影響，部分的公開拍賣遭到延期或取消，變相鼓勵拍賣行和收藏家參與私人洽購，成交額從 2020 年的 31 億美元，大幅增長 32% 至約 41 億美元。但由於私人洽購在中國並不合法，故該報告難以蒐集到確實數據，實際的中國拍賣市場可能比現時數據顯示的更大。

如果單看拍賣，中國似乎是世界最大的藝術市場，但要完整地了解整個藝術市場的大小便需一並考慮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一級市場是指藝術品從藝術家手中進入市場最初的渠道，即普羅大眾認知的第一手買賣，當中包括由藝術家直接銷售給收藏家、藝術經銷商、畫廊等；二級市場則是指藝術品的二手市場，例如收藏家將藝術品交給拍賣行轉售。但是，愈來愈多拍賣行直接向藝術家或畫廊徵集作品，市場區分愈趨模糊 ，而上述圖表只描述了全球各地藝術品二級市場的銷售額分布，尚未包括一級市場數據。

此外，根據下圖，雖然整合兩個層級的銷售數據後，中國仍然無法撼動美國的藝術市場領軍地位，但在過去十年間持續成長，未曾落後於環球市場。英國則受疫情，加上脫歐稅務問題影響，部分的拍賣活動移師至歐盟其他國家進行，以避免藝術品進出英國至歐盟被徵收額外稅款，故疫情後也無法復甦至以往水平，使英國市場的銷售率比 2020 年下跌三個百分點至 17%，創十年來新低。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英國難以逆轉的跌勢，打破了中英市場的對等地位，令中國成為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大藝術市場。

經歷多年調整期的中國市場，走出了純粹熱錢炒賣的風潮，高居不下的拍賣銷售額，吸引環球藝術品拍賣行持續加大投資⁵。對於在其他地區難以挑戰龍頭蘇富比和佳士得的富藝斯來說，在大中華地區拓展亞洲市場尤為重要，並有更多成長空間。富藝斯在過去幾年，通過與保利拍賣（香港分公司）合作，使其在香港的業務幾何級增長，更佔其全球業績的四分之一。這種持續發掘新客戶的可能性，正是中國藝術市場相對成熟歐美市場的個人魅力。

龐大的高淨值藏家人口

中國蓬勃的藝術品市場，建立在其龐大經濟體系的財富之上。其魅力吸引世界各地的藝術產業從業員前來開採。雖說近年全球經濟增速放緩，財富榜最頂端的中國富豪受壓於中國「共同富裕」政策，以及中國房地產危機以致其身家縮水，但在疫情下仍能逆市蓬勃發展的科技、電子商務和健康等行業，加上低息口環境，催生了一批資產新貴，因此整體的中國富裕人口財富繼續呈現上升趨勢。根據瑞士信貸的《2022年全球財富報告》，擁有 100 萬美元以上可投資財富的高淨值人口（High Net Worth），截至 2021 年底增加了一百多萬至 169 萬人，佔全球高淨值人口約 10%⁶。 而這批中國富翁在藝術品市場的投資起來毫不手軟，支撐高價拍賣市場，花費過百萬美元的頂級收藏家，有 44% 來自中國。而中國藏家消費在藝術品的中位數，則為 47.5 萬。兩項指標留均為全球之最。

另外，疫情期間加密貨幣行業飛速發展，不少行業龍頭正正來自中國。這批年輕的新富豪，當中不乏藝術品投資的積極參與者。例如「波場（TRON）」、「陪我 」APP 創辦人孫宇晨曾斥鉅資，購買賈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鼻子》、畢加索《戴項鍊的裸女》、安迪．華荷（Andy Warhol）《三幅自畫像》等頂尖藝術品。

從種種數據可見，中國的收藏家人口正不斷增長，並願意花錢在藝術品市場上，在這樂觀的行業前景，固然吸引到國際拍賣行和畫廊紛紛加大投資大中華區。

逐漸成熟和精品化的中國藝術收藏及投資體系

逐漸成熟的中國收藏家，亦是中國藝術市場的魅力之一。這些收藏家除帶來實質的藝術品交易，亦催生了藝術品相關專業服務的市場。中國藝術市場經歷三十多年的發展，一級和二級市場、藝術家和收藏家不斷邁向專業化，市場各參與者的連繫亦日益緊密。藝術品運輸、修復、保險等周邊產業也已較為完善。相對當初一味粗暴地追求藝術名家、炒賣作品，經過多年時間培養藝術品味、接觸海外藝術機構後，現在的中國收藏家逐漸建立起自己的收藏體系，有目標地收藏一系列作品。例如，不少企業以及大富豪甚至設立自己的私人博物館，根據中國文化部去年 11 月的公告，估計至少有 1,500 家私人博物館⁷。當中不少博物館有其收藏體系，例如余德耀美術館專注中國當代藝術，尤其喜愛收藏大型裝置作品；復星基金會配合其全球地產項目，收藏世界各地的當代藝術，同時持續關注成長中的新一代藝術家。逐漸成熟的收藏生態，吸引在西方早已出現的專業藝術諮詢顧問服務，進駐中國市場。許多在國際拍賣行多年從事亞洲區業務的專家，也紛紛自立門戶，成立專門服務高淨值藏家和企業的諮詢公司。例如前蘇富比環球主席黃林詩韻（Patti Wong）與曾任蘇富比亞洲區副主席的 Daryl Wickstrom ，今年初共同創辦藝術諮詢公司 Patti Wong & Associates（PW&A）；2021 年，同樣是來自蘇富比的前高層寺瀬由紀（Yuki Terase），夥拍Adam Chinn 及 Amy Cappellazzo（兩人也是蘇富比出身），成立國際藝術顧問公司賢藝匯（Art Intelligence Global, AIG），並將總部設於香港及紐約。在專業顧問的協助之下，中國藏家和企業將可有效地整合跨平台、跨領域的行業資訊和資源，管理藝術資產、建立清晰收藏體系和方案。此類服務勢將進一步激發中國買家購買藝術品的潛力，並在藝術市場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網上銷售開拓的中國藝術市場潛力

一場世紀疫症，所有線下活動都被迫暫停，這促使藝術市場開拓了過往一直被忽略的網上銷售渠道。網上市場的潛力亦成為中國藝術市場的其中一種魅力，亦成國際拍賣行在香港投資新空間的部分動機。根據巴塞爾藝術展和瑞銀集團共同出版的《藝術市場報告》，2021 年全球藝術品網上銷售成績增長 7% 至 133 億美元，即使疫情已成過去，藝術活動可以重返藝術博覽會和拍賣會現場，但網上銷售成績未見萎縮，即使在環球藝術市場佔比按年下降了五個百分點，但仍然佔 20%，比 2019 年疫情前高逾一倍。亮麗成績驅使三大國際拍賣行在香港建立具規模的常設藝術拍賣廳及展覽空間，為未來將會有更多大大小小規模的線上和實體混合拍賣會，年中無休地在此進行。其中，一向熱衷發展數碼化業務的蘇富比，已經宣布在香港拓展 Buy Now 網上業務，讓藏家在拍賣日程以外，全年無間斷選購藝術品及奢侈品，值得期待這能為網上及直播拍賣帶來多少增長。

下行經濟下的資金避風港

藝術品市場也許可作為中國未來經濟狀況的參考，可供我們從中窺探複雜的社會情況。在中國逐漸成熟的藝術品投資環境，企業和收藏家群體，開始將藝術品作為資產配置的組成部分，規避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研發反映藝術市場狀況的「梅摩指數（Mei Moses Indices）」的美國紐約大學金融系教授梅建平和邁克爾．摩西（Michael Moses），在過往研究中，透過分析重複交易紀錄，發現藝術品與其他金融資產的相關性較低，可以在資產配置當中積極避險⁸。在中國的同類型研究亦發現，即使在中國這個以書畫為主的特殊市場環境中，也有類似的結果，可以同樣發揮避險作用⁹。當然藝術品的保值作用有許多前題，例如必須審慎選擇投資過往市場價格較為穩定的藝術品，亦需要接受較高的交易成本、較低的流動性、專業知識門檻高等問題。面對人民幣升值、中國股市波動、經濟下滑、房地產市場不景氣，以及中國政府禁止使用加密貨幣，並且考慮到人民幣未來受制裁影響的可能性，中國企業和富豪可能會將資產流向藝術品市場，集中投資保值的高端作品。正如《典藏雜誌》引述香港知名藏家、尤倫斯藝術基金會理事仇浩然所言，中國藝術市場的強勁表現，與疫情中投資者如何將現金轉化成資產有關。除此之外，收藏家亦有機會趁藝術市場價格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壓抑時，趁低吸納擁有升值潛力的新世代藝術家作品，進一步提升高淨值人口參與中國藝術品市場。然而，在頂層以外的資產階級受經濟環境影響較大，經濟不景時可能造成中低價作品市場萎縮。大膽倒過來推想，中國的高淨值藏家在藝術品收藏活躍，可能反映中國經濟遭遇重重困境，資金想盡辦法出逃。

共同富裕中的稅務隱身斗篷

除避險因素之外，中國經濟政策又如何引領中國藝術市場發展？藝術品一直以來都擔當避稅及隱藏資產的角色，尤其近年中國大規模調查中國企業及民眾在全球的資產，追收遺漏稅項。2018 年，中國政府就進行了一次全球範圍的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準則（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CRS）審查，調查中國公民的全球金融資產，並且實施全球徵稅；此外，習近平近年提出的共同富裕，使不少龍頭企業被政府盯上，並「自願」向慈善事業捐出大量財富，在這種氛圍下，坐擁千億財富的富豪，很有可能將目光投向不透明且隱密的藝術行業，來隱藏資產。

有關說法並非空穴來風，過往有不少中國企業以天價購入藝術品，例如總部設在廈門的澳門「寶龍集團」，2016 年以 1.955 億元人民幣購入齊白石的《咫尺天涯—山水冊》；上海金融家、新理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益謙 2020 年以 3.066 億港元，競得清宮舊藏任仁發的《五王醉歸圖卷》，收藏在他旗下的「龍美術館」。由此可見，中國國家稅務總局 2021 年正式規管企業或個人藉投資藝術品隱藏資產前，許多企業都以此作為固定資產方式入帳，並且以折舊方式從中獲得稅務減免。雖然公告後，這些企業無法再用這招減稅，但將拍賣所得的藝術品放入企業設立的私人博物館，可能仍會有灰色地帶避稅，因為中國對於私人博物館未有明確監管，難以界定其定位是否屬於非牟利或慈善公共事業；另外，由於博物館屬企業私人開設，其收益或虧損，或可能納入集團整體業務計算稅項。

藝術品投資作為家族財富的繼承計劃

除一般稅務和共同富裕外，未來有機會出台的遺產稅亦可能有助推動中國藝術品市場發展。TEFAF（歐洲藝術博覽會）2019 年曾發布一份由蘇富比藝術學院教授兼《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吳可佳撰寫的《TEFAF 藝術市場報告：中國藝術市場》，當中訪問了一批中國重量級收藏家及私人博物館館長。其中本文上述所提到的「龍美術館」，其創辦人劉益謙就曾直言，旗下三間分館中，規模最大、位於上海徐匯區的西岸館，每年都虧損 4,000 萬人民幣，主要花在人事開銷、展覽籌劃等開支上，這還未計算購買藝術品的成本¹⁰。因此，倘若有關企業將美術館的虧損計入整個集團的業績，或許能抵銷部分利得稅。同時，這些私人博物館可以透過標榜其公益性質，例如舉辦教育及公眾參與活動，造福社會，配合官方「共同富裕」的政策。

投資藝術品除了能「減稅」，還與「分家產」有關。中國許多年事已高的企業家，都在考慮家族「分家產」的問題。據中信保誠人壽與胡潤研究院去年底聯合發布的報告顯示，中國有超過 206 萬戶「高淨值家庭」¹¹，他們累積有過百萬億元人民幣，並將會在未來 10 至 30 年內讓下一代繼承資產，其中 92 萬億元人民幣的財產，將在 30 年內贈予下一代。報告指，有七成高淨值人士認為，中國的遺產、贈與相關稅收政策可能會在 10 年內出台。不過，遺產稅雖然在中國已研究多年，但都只是聞樓梯響，即使中國財政部去年發文表態支持深圳試行稅改，惟內文並無提及與遺產稅相關事項，因此執行細則仍有許多變動空間。

之所以會提及「分家產」的問題，是因為中國尚未清晰界定文物藝術品會否被列入遺產徵收稅項範圍。即使被列入，可能會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只在藝術品轉手交易時從所得補徵稅項。此外，亦可能有人會想到其他「後門」避稅，例如估低藝術品價值。如此一來，坐擁財富的家族就有更大的動機逐漸擴充自己的收藏，以便在日後繼承遺產的時候避免巨額稅項。所以，在可能出現的遺產稅的驅使下，中國藝術市場或會獲得更大經濟收益。

不論中國官方未來有否打算對藝術品遺產徵稅，但因為藝術品資產隱密性高，相信仍然有門路避過資產審查。理由是全球許多藝術品交易都在自由港或保稅區進行，只要藝術品不離開這些區域，藝術品持有人就不會被徵收任何進出口關稅或其他增值稅，加上藝術倉庫不可隨便透露客戶資料，故世界各地政府將難以追查存放在倉庫內的藝術品資產。而其中最與中國藝術市場相關的一例正是香港。

你好，香港！自由港

一國兩制下倖存的自由港地位，是國際拍賣行向香港投下信心一票的定心丸，亦是中國藝術市場在香港的命脈。香港沒有進、出口稅、增值稅或轉讓稅，只以分離課稅形式，向拍賣公司收取藝術拍賣品稅項，稅率為落槌價的 0.5%。對於國際買家而言，只要賣方能向買方提供原始出口的相關證明，在香港購買並出口至其國家的藝術品，便可利用「退貨減免」程序 ，將藝術品帶回國時避免繳納進口關稅。中國買家正是使用此方法，在香港購買外國進口的藝術品，運回出口地，藉此降低將藝術品轉移到外國的稅務成本。此外，只要將藝術品存放在自由港或保稅區的藝術倉庫，而倉存費比應繳稅項低的話，也就能做到避稅的效果。

除了香港，中國近年亦積極發展藝術品保稅區服務。上海國際藝術品保稅倉庫、河南自貿區國際藝術品保稅倉分別在 2019、2020 年啟用。這些保稅設施以及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將繼續成為中國藝術市場進一步增長的重要基石，除了瑞士、盧森堡、新加坡等自由港外，其他地區難以有與香港匹敵的稅務優勢，例如在歐盟及英國交易仍在世藝術家的作品，更需要繳付「追及權（Resale Royalty Right）」 費用；而將收藏品置放於香港或中國境內，亦可方便中國區內收藏家調配作品。此舉可能會吸引中國藏家繼續在國內購買藝術品，為中國藝術市場的未來發展添一分力。

政治化的中國藝術拍賣行

中國藝術市場除了跟隨國家政策變化，政治上亦跟官場有著某種聯繫。其中世界第三大拍賣行保利拍賣，其母公司「中國保利集團（China Poly Group）」正是國務院轄下的大型國企，集團起初就是由原解放軍總參裝備部（總參謀部兵器裝備計劃部）組建，負責引進外國軍事裝備以及出口中國裝備，故與中國軍方關係密切。根據中國保利集團的英文版網站，更介紹其集團商標的「P」字，取自​​中國解放軍的英文名——People’s Liberation Army。

此外，該集團另一子公司、從事軍工行業的「保利科技」，2013 年被指控違反美國的武器控制與防擴散政策，與伊朗、敘利亞和朝鮮進行武器貿易，遭到美國制裁；2022 年因向俄羅斯出口軍用設備¹²，再次遭到制裁。由此可見，同一集團下的保利拍賣，難免會被懷疑可能在某些時候充當國家的「白手套」來處理各種不當收入，因為拍賣流程保密性高，當市場愈不透明，就愈大機會成為洗黑錢工具。 

藝術品與黑錢之間的關係又如何為中國藝術市場埋下隱患？ 2009 年藝術品價格的急劇上升，就是各種刻意抬價行為產生的現象。抬價的目的，除了騙取融資貸款之外，還被懷疑是利用藝術品當作賄款來作貪腐行為。此外，中國作為山寨大國，藝術品也難免被仿冒，甚至有人以高品質的贗品謀取暴利或行賄，以致市場上贗品橫行，讓人難分真與假——齊白石就是一個很實在的例子。《紐約時報》引述學者指，他們估計齊白石一生創作了 10,000 至 15,000 幅作品，部分在日本侵華戰爭或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毀，只有約 3,000 件收藏在博物館。然而，根據拍賣紀錄，自 1993 年以來，竟有超過 18,000 件「齊白石作品」被拿出來拍賣，即意味假若學者推斷無誤，市場上就存在大量翻版齊白石作品¹³。報道又提到，齊白石作品在中國藝術的山寨行業中，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北京、天津、蘇州及南京等城市，都有技藝高超的畫師和書法家，在仿製知名大師的書畫；另有一名職業藝術品鑒定師也提到，他曾親眼看到一個「繪畫工坊」內有近 800 人正在仿製齊白石的作品，而且分工明確。

偽作亦可作為推高相關藝術品價格的工具。買賣雙方可預先合謀，在拍賣會上推高偽作價格，成交後卻遲遲不付清拍賣款項。拍賣行為保持亮麗的拍賣成績，通常都不會事後修訂拍賣結果及成交價格，加上基於中國龍頭拍賣行與中國政府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其稅務申報可能可「靠關係」解決，未必需要按成交額實報，變相鼓勵拍賣行包庇這種「假拍賣」行為。接著，在這藝術品價格被推高後，其他相關的藝術作品估價也跟著有所提升。此時合謀的買賣雙方，可能早已將真品當作賄款私下進行交易，以此隱藏資金轉移。

除了「假拍」行為之外，中國買家藝術品轉售年期較短，投機成分重，不時出現因上一件作品未能如預期出售，而購藏資金週轉不靈的情況。過去的中國藝術市場亦有不少不成熟的買家，拍賣會結束後隨即反悔。以上種種原因引致中國拍賣市場長期拖延結算的問題，買方經常會以各種類型的藉口，數以年計拖欠賣家拍賣款項，長期惹人詬病。當然作為中間商的拍賣行只要收到佣金就自然不會介意，但長期只有約一半的結算率，令人質疑中國藝術市場的總量是否存在大量水分，根本無法到達全世界第二大市場的地位。​​

另外，這些與國家緊密聯繫的拍賣行，我們亦值得思疑，他們如何服務國家以及統治階層。人稱「溫家寶家族白手套」的企業家段偉紅 2017 年在中國「被失蹤」，但其所收藏的一幅曾梵志畫作《祈禱》，2021 年竟被保利拍賣出售，成交價遠高於估價 2 至 4 倍，而賣家資料更只是標註來自「重要機構」，沒有提姓名¹⁴，這令人猜想這些拍賣行，在中共政治高層權鬥中如何擔當瓜分財產的角色。數年前的巴拿馬文件調查亦發現，毛澤東外孫女婿、全球第四大拍賣行中國嘉德的創辦人陳東升，就透過巴拿馬律師事務所莫薩克馮賽卡（Mossack Fonseca）成立了一家英屬維爾京群島公司，並擔任其唯一董事和股東，雖然並未被發現有不當行為¹⁵。此外，過往有中國海外商人利用藝術品洗錢走資的行為亦曾經轟動一時，西班牙警方曾在 2012 年在當地首都馬德里搗破以浙江商人、政協高平為首的洗錢集團，拘捕八十多名當地華人，涉及款項超過 12 億歐元。據中國傳媒報道，高平在 2004 年以後，在馬德里成立「西班牙國際文化藝術基金會」，底下包含出版社、畫廊及藝術中心；而他的版圖還擴展回中國，在北京 798 藝術區以及杭州等地成立畫廊和藝術中心。他亦被指控收買博物館人員，令其高價收購旗下畫廊作品，疑藉藝術品交易洗錢。類似的交易手段又能否被中國政府利用，在外資投資下降的情況下用另類方式取得外來資金呢？2022 年，中國對超過 100 年的文物藝術品實施零關稅，到底此項措施是純粹為了進一步發展中國國內的藝術經濟，還是另有所圖？又或此舉是要引出更多在過往 CRS 環球審查中未能發現的資金，從而實踐共同富裕？

下一個亞洲藝術自由港：孕育中的香港備胎

至於香港和中國的藝術市場何去何從，短時間內並不會有甚麼改變，雖然代替香港的下任自由港遴選，已經在藝術市場展開。雖然藝術品行業對於中國藝術市場前景仍然充滿信心，香港作為與中國聯繫最為緊密的自由港，也大大受益於中國資金。但在商言商，鑑於未來不穩的中國經濟及政治環境，一眾拍賣行和畫廊同時在亞洲區內尋找「另一個香港」，希望可以尋找一個低稅環境作為亞洲區收藏家的交易中心。蘇富比在 2022 年中國積極「清零」的時候，於日本東京開設新辦事處，並於新加坡舉辦 15 年來首個拍賣會，以及於越南舉行首個國際展覽，積極在亞洲部署新中心和開發新市場。疫情前後，韓國首爾經過多年的深耕細作，終於進入環球藝術市場的視野，憑著政府豁免藝術品徵收進口增值稅，又提供優惠政策，少於 5.5 萬元美金的交易無需課稅。反觀中國，行船爭解纜，買賣佔前頭，相對全球各地遲遲不肯開關，錯失良機。收藏家和畫廊遂將目光投向以往較少留意的地方，例如國際級藝博會品牌 Frieze 在首爾舉辦博覽會，並取得驕人成績。韓國在各項相關專業服務日趨成熟，雙語人才充沛，加上韓國收藏家不斷冒起，能為相關配套提供極具吸引力的商業環境，在長遠的未來可能問鼎香港的藝術品交易中心地位。 

假若中國經濟未來全面崩盤，威脅到高淨值人口的財富，屆時又會否出現大規模拋售藝術品的局面呢？這會不會有如日本在九十年代經濟泡沫爆破後，銀行和企業被迫拋售畢加索、梵高等頂級名家作品一樣，導致本來極為保值的頂級名畫，價格突然在市場上大幅下滑呢？即使又再發生同樣情況，以古典中國書畫為主的中國市場，會否有中國以外的買家大手接貨呢？

註腳

1. Clare McAndrew, ‘The Art Market 2017’ (Switzerland: Art Basel, UBS, 2017). 報告使用「中國」時，一律包括香港在內；若分別談及兩地市場，則以中國大陸、香港作區分（下稱：2022 UBS 市場報告）。 ↩︎
2. 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調查報告：2021下》 (Beijing: 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2022)。 ↩︎
3. 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及 Artprice.com，《2021年度藝術市場報告》 (Beijing: 雅昌藝術市場監測中心，2022) （下稱：2021 雅昌市場報告）。 ↩︎
4. McAndrew, ‘The Art Market 2017’. ↩︎
5. 除國際拍賣行外，中國拍賣行對中國藝術市場的貢獻以致在全球拍賣行業的地位不容忽略。據《2021 雅昌市場報告》，中國的保利拍賣和嘉德就穩佔了全球第三和第四大拍賣行的地位。 ↩︎
6.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22’ (Credit Suisse, September 2022). ↩︎
7. Melanie Gerlis, ‘China’s Private Museums Struggle with Costs’, Financial Times, 15 March 2019, 
   https://www.ft.com/content/2ac45010-457b-11e9-b83b-0c525dad548f. ↩︎
8. Jianping Mei and Michael Moses, ‘Art as an Investment and the Underperformance of Masterpie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 no. 5 (December 2002): 1656–68. ↩︎
9. 黃雋，李越欣及夏曉華，《藝術品的金融屬性: 投資收益與資產配置》，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no. 4 (2017): 60–71。 ↩︎
10. Gerlis, ‘China’s Private Museums Struggle with Costs’. ↩︎
11. 根據這份報告的定義，「高淨值家庭」是指擁有過千萬元人民幣資產的家庭。 ↩︎
12. Center for Advanced Defense, ‘Trade Secrets: Exposing China-Russia Defense Trade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Center for Advanced Defense, 15 July 2022), https://c4ads.org/reports/trade-secrets/. ↩︎
13. David Alyssa, Graham Bowley, and Amanda Cox, ‘A Culture of Bidding: Forging an Art Market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 28 October 2013. ↩︎
14. Tom Mitchell, ‘Chinese Art Auction Stokes Concerns about Fate of Missing Entrepreneur’, Financial Times, 3 December 2021, https://www.ft.com/content/f92992a7-9bbc-4466-8a2c-c83828b2dbec. ↩︎
15. Patti Waldmeir and Tom Mitchell, ‘Panama Papers Tie More Top China Leaders to Offshore Companies’, Financial Times, 7 April 2016, https://www.ft.com/content/60e5acee-fc71-11e5-b3f6-11d5706b613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