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而非臺灣——作為中美對抗的最前線
這幾年有幸認識了不少香港朋友。前幾年都是我關心他們，但這一年卻反了過來，常聽香港朋友關心我：「臺灣感覺變得好危險！」
我非常感謝香港朋友給我的關心，這種擔憂完全可以理解，舉凡今年以來引起話題的出版物，從 Chris Miller 的 Chip War 到 Hal Brands 與 Michael Beckley 的 Danger Zone: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無不都是在討論以下這件事：中國與美國在經濟、科技乃至軍事上對抗，臺灣正巧在這對抗的中心，因此許多國際媒體便以「危險之地」來形容臺灣。
臺灣目前會讓人感到危險，顯然是出於中國在印太的霸權擴張，加劇了該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其帶來的影響有多個方面：第一，中美對抗的科技冷戰之下，臺灣的高科技產業不得不轉而注重地緣政治。第二，萬一爆發實質軍事衝突的「熱戰」，比方中國發動戰爭侵略臺灣，縱使臺灣跟中國隔著臺灣海峽，一場慘烈的戰爭仍會上演。根據 CSIS（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於 2023 年 1 月釋出的兵推 “The First Battle of the Next War: Wargaming a Chinese Invasion of Taiwan”，日本與美國若參與這場戰爭，多半解放軍會將戰敗，中國會損失多年建立的現代化海軍，臺灣則勉強取得慘勝，但經濟與社會仍不免遭受重創。第三，若臺海戰爭的結果比 CSIS 兵推更為不幸，最終沒辦法守下這場勝利，中國很可能會在臺灣上演紅色恐怖，國安、黑警與特務將與解放軍聯手壓制臺灣人民，臺灣人最終將喪失自由與民主。
不過，我最近愈想愈不對勁：從上面幾點衡量，香港不才是現在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嗎？畢竟，香港「已經」實質上處於比臺灣更加危險的境界。
首先，在國安法出爐之後，香港人進一步失去言論自由，並且有著隨時都會被秘密審判跟承受無期徒刑的風險。香港過去的自由民主，已大幅遭到限縮。我們可以想像，臺灣若被中國大陸實施國安法，臺灣版的條文將會大量取材自香港版。可是，這國安法之於臺灣，只是一條可能的世界線，在香港卻已實現。我認識的許多香港朋友，已親身感受到國安法的威力。
然而，本文想強調的，是另外兩種更深層的危險來源，即科技冷戰與實際上的熱戰。在這兩種衝突型態裡，香港——而非臺灣——其實才是中美對抗的最前線。這兩點，其實有不少香港人早已注意到了。香港抗爭陣營的民衆，可能會對於這篇文章接下來要闡發的主要論點並不陌生。甚至可以說，近年許多可見的運動策略，其假設便是建立在本文接下來要闡述的論點上：
在中美科技冷戰的對抗上面，比較少中國專家或美國學者觀察到（包含這些熱門出版物的作者），香港其實深深地嵌入到中國軍工複合體的經濟體系裡頭。大家不妨仔細察看美國近來對「中國軍工複合體」的制裁，有許多企業都跟香港有極深的關聯，比方說，在商用跟軍用都相當知名的商湯科技（AI 人臉辨識）跟大疆創新（無人機），都跟香港頗有淵緣。其他許多中國半官半商的企業，往往在發展過程中使用過香港提供的金融服務，也在香港公開上市以吸收市場資金。
除了科技上的冷戰，萬一發生了「印太戰爭」——也就是中國與臺灣、日本、美國等國家於亞太地區爆發了一場激烈的戰爭，按照美國為首的盟軍處置納粹德國與日本帝國的歷史經驗，香港的金融業恐將被視為「協助戰爭與中國軍工複合體」而被視為中國侵略戰爭的積極協力者。
中國軍工科技公司的「香港基因」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香港近年扮演了兩類重要的角色。第一是協助資金流通。香港整個經濟體於近幾年轉變成「中國的金融門戶」，促成了中國近年的「資本累積」。按照中國統計年鑑等等的資料，香港歷年來佔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約 60% 的份量，當中當然有許多外資企業是在香港掛牌，才轉而投資中國。除了引進資金之外，香港也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主要節點。香港仍然扮演了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最大的人民幣外幣中心，以及海外人民幣結算中心。在中國一帶一路事業上，香港是最佳的金融合作夥伴。整個香港便是一間巨大的金融機構，專門承銷全世界來往中國的金融業務。比方說，遭到美國制裁的商湯科技，便是於香港上市，而以無人機聞名的大疆創新公司，早年也曾得到香港的融資。
香港作為中國的金融門戶眾所皆知，但此外的第二個角色可能更為重要﹕香港的高等教育，是中國引進西方一線知識的重要基地。比方說，大疆創新的創辦人汪滔，曾經在香港求學，從香港科技大學電子及計算機工程系畢業。汪滔曾經說過：「假如我沒有去香港，便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留在內地或去了美國，也不會創立大疆創新。」而商湯科技的辦人湯曉鷗則是香港中文大學信息工程系的教授。商湯從創辦到現在，不少幹部跟員工，都出自香港中大的中國留學生。
大疆創新和商湯科技，都是美國制裁的重點目標。它們或許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隨著中國共產黨深入影響民間企業（比如阿里巴巴跟騰訊等），企業已經變成官方不分，一不小心就會「軍民融合」了。香港作為中國最大的融資基地，任何一間在中國擴張海外勢力扮演重要角色的企業，或多或少都跟香港的金融業脫不了關聯。
美國對於「戰爭積極協力者」的判斷：以二戰為例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方熾時，便開始思考戰勝日本、德國後，要如何有效避免法西斯復興。除了要解組日、德軍隊之外，美國許多的將領跟官員（包含麥克阿瑟將軍）都認為法西斯主義或軍國主義的存續，有賴其特殊的經濟基礎，在納粹德國，這經濟基礎是容克（Junker）地主階級跟大銀行家，在日本，則是財閥與無數的高階企業經理人。
盟軍如何改造戰後日本，正是我現在於哈佛的研究題目。在戰後初期，日本由俗稱 GHQ 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統治，由麥克阿瑟將軍擔任其實質政治領袖。麥克阿瑟雖然跟羅斯福不合，在日本卻與向來支持羅斯福新政的美國激進派官僚合作，推動日本「經濟民主化」，不只許多日本財閥遭到解組，被實施「公職追放」（也就是 purge），這大規模制裁的範圍，從公務員、政治人物、軍方，一路延伸到了經濟界，許多高階經理人也因遭制裁而離開崗位。
美國在二戰後，由於處理日本、冷戰、越戰、伊拉克戰爭等等的事情，累積了不少制裁經驗。比方說，現在美國國務卿 Antony Blinken 團隊裡頭，仍然包含了 Meghan O’Sullivan 等經歷了伊拉克戰爭並精於處理中東事務的老將。因為筆者並非白宮決策的專家，我不能肯定美國於二戰處置德、日的經驗，多大程度有所修正，但從美國白宮在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大規模地制裁俄羅斯商業寡頭（Oligarchs）可見，美國仍持「發動戰爭必然有其軍工複合體及金融跟經濟支柱」的觀點。
香港的深層政治經濟危機
分析這些東西，之於香港的朋友又有甚麼意義呢？
其實我想跟香港朋友說明，除了近幾年香港所經歷的政治問題，香港還存在著更為深層的政治經濟危機。這些危機，甚至比國安法來得更恐怖。這危機的核心，便是香港的經濟，早已深深地嵌入在中國經濟體中。在中國在亞太擴張海權並將影響力投射到全世界的過程中，協助紅色軍工複合體在世界各地資金流動的，便是香港和他的資本市場。中國的霸權擴張，與香港的金融業海外服務，已經是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這表示，中國涉入的地緣政治風險，香港也將一同承受。
從經濟決策的思維來考量，風險當然可以冒，但問題是承受風險的同時，香港人得到了足夠的報酬嗎？若以整個經濟體的尺度來思考這問題，我們便等同在問：香港將自己過度與中國的地緣政治風險擺在一起，是否得到的相應的經濟成長？當然，香港現在的人均 GDP 在世界上仍名列前矛，但跟 1997 年的光景比，香港不免失色許多：如果以世界銀行的資料計，1997 年香港的人均名目 GDP 約 27,000 美元，新加坡只有 26,300 美元，在 2021 年，香港的人均名目 GDP 約有 49,800 美元，新加坡則已經高達 72,794 美元，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物價，以國際購買力平價 PPP 來計算的話，新加坡 2021 年的人均 GDP 高達 116,486 國際元，香港約有 65,891 國際元，新加坡已是香港的 1.7 倍。
隨著中國加深了印太地區的地緣政治風險，戰爭一旦爆發，香港面對的危機可能來得又急又快。誠如上文分析，盟軍在戰勝後，便已計劃針對協助德、日的銀行家與資本家，進行大規模的制裁、解組與清算。現在香港的經濟體已經畸形地嵌入到中國的紅色經濟當中，如果歷史重演，中美發生戰爭，無論臺灣命運為何，我很難想像香港作為中國海外霸權最重要的金融樞紐，香港的金融機構與資產不會遭遇制裁，而這制裁的規模，很可能足與當年德、日金融家所經歷的相提並論。
換句話說，如果戰爭爆發，臺灣將會承受中國的飛彈，而香港則可能承受「金融核彈」。如果中國戰敗，則金融業可能會面臨大規模重整與「協力者清算」，這些戰時乃至戰後制裁的力道，會比現在針對香港上市中國企業的還要強上許多。
「黃色」經濟圈的困難與希望
從這一角度來看，維持黃色經濟圈的政治經濟學意義，便變得十分明確了。香港與當時納粹德國與日本有一點極為不同，就是香港有「非藍」、「非紅」的黃色經濟圈。黃色經濟圈的經營當然極為不容易，許多是靠著香港小市民對於現狀的不滿來支撐的，但卻有莫大的政治經濟學意涵——黃色經濟圈實為一種「自救」，盡可能讓香港的本土經濟與中國的紅色軍民經濟脫勾。
本文剩下的部分，想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多談一點黃色經濟圈的困難與希望。
香港發展黃色經濟圈的一個困難，是香港政府並未實質獎勵和發展製造業。比方說，新加坡的政府於 1980 年代便觀察到過度發展金融業與旅遊業會有「過度依賴大國」的困難。因此，1986 年由李顯龍為主要發起人發表的經濟報告書 The Singapore economy : new directions : report of the Economic Committee，便將發展「新加坡本土」的高附加價值製造業列為重大目標。主打的高科技產業，要能善用新加坡轉口港地位，盡可能不佔空間但要有高附加價值。數十年過去，今天新加坡製造業，佔了新加坡 GDP 超過兩成的比例。
高科技製造業有兩點特色：第一是需要複雜的產業鏈。要有環環相扣的上下游廠商，比方說台積電在臺灣設廠，背後是有如家登、帆宣等規模不同的上下游廠商配合。第二點跟第一點有關，也就是高科技產業的產業鏈要足夠多元，容許具備高知識的創業者，一開始先開間中小企業，後來才把規模擴大起來。像台積電在臺灣的許多合作廠商，起家的時候也不過十幾人員工的小公司罷了，這跟金融業極為不同——十個人在今天地球上大多數的地方，都沒辦法辦一間新的銀行。
至於高科技製造業所需的土地，我們可以再拿新加坡為對照。新加坡跟香港一樣有土地不足的問題，但新加坡積極的利用裕廊集團（Jurong Town Corporation, JTC）等單位，興建新興的工業用地，並協助處理污染、廢料等等問題，進而積極招商吸引外商或新加坡年輕人來創設新工廠。另一邊的香港卻在土地管理上陷入失衡。香港房價極高，早期政府提出解決方法包括填海、開發郊野公園邊陲的綠化帶，但民間環保與土地正義團體指出有許多閒置的「棕地」尚未開發，並建議香港政府把原有的棕地作業整合到單一大廈。爭執多年後，最近香港政府開始動棕地了，不過是打算將其轉換為居住用地，而不是提供鄉郊工廠的配套計畫。很多工廠未來可能要被迫關廠。新港兩地比較，表現相差甚多。
新加坡當然也有缺工的問題，所以政府也積極廣泛的吸納外國勞工（包括高技術跟低技術）來處理，然而中國在一帶一路框架底下發展的「深港澳大灣區」，卻反其道而行，是希望「香港人」成為輕騎兵，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就業跟工作，並未思考如何打造香港健全經濟體的問題。
也因為產業失衡，今天要在香港開「黃店」，多半要在市區靠實體店面或市集為主的服務業，但以黃色經濟圈在服務業的發展，還是遇上兩個困難：第一個是難與藍店競爭。藍店許多是勢力甚大的連鎖店，而黃店是由小市民經營、多半為合租經營的小店，但是我們都知道在市區經營的地租與人力成本極高，而連鎖店有透過擴張分店的「規模經濟」（或「密集經濟」）來降低成本的優勢1。於是，在高成本的經營環境，小店很快會被連鎖店殺下馬來；但小店如果跑去人口較少的地方，則連消費者都沒有。第二是，既然黃店的產業偏向集中，多以實體服務業為主，這種產業就難以協助幫助香港產業經濟的多元化，香港的產業活動仍會大量集中於整合到中國經濟的金融產業裡頭。
那麼，該怎麼辦？
當然，新加坡跟香港有一點極為不同。新加坡是一個主權國家。政府當局，要站在新加坡存續的危機意識下，規劃國家經濟政策。然而香港人只是一個民族，香港還不是一個國家，香港政府目前對於維護香港經濟體優勢的意識，可能比大英帝國時期還要低落。在大英帝國任職的各個殖民地總督，或出於個人積效表現，或出於殖民地英國紳商的利益，多多少少會實施保全自己殖民地優勢產業的經濟政策，然而香港近年來的政府，似乎只會把香港整合進中華帝國框架。
然而，這裡還是存在兩個救港的方向。
第一個方向在香港政府。政策的形成是極為複雜的過程。就算是在目前的香港政府，有企圖心的官員仍然可以出於自己的利益，積極提出有利於本土經濟的政策。例如戰後被國民黨統治的臺灣，就有國民黨官員如李國鼎出於自己的理想與仕途（當然不是出於愛臺灣），提出對臺灣發展有利的經濟政策。今天的香港政府應當要比當年腐敗的國民黨政府更有藥救一些。
另一方面，現在離散世界各地的「海外香港人」，許多還是與香港有著連繫。這些海外香港人不乏有本事者，能夠為香港連結海外各種資本與知識，一如過去海外香港人做生意的時候一模一樣。只是這一次，海外香港人要與留在香港的人合作，協助香港設立新的黃色經濟企業，作為「黃色資本累積」的過程。因為就算有國安法，就算在未來的科技冷戰下香港頻遭制裁，就算真的爆發武力衝突，香港人還是不能不吃飯、不去實現理想。長遠來說，建設香港非紅非藍的產業，也就是建造香港的民族經濟，就跟新加坡出於求存而發展自己的製造業一樣，是不得不為之事。
哈佛劍橋，是為記。
註腳
- 這文獻甚鉅，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Thomas J. Holmes 發表在 Econometrica 上的 The Diffusion of Wal-Mart and Economies of Densit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