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是秋天了，讓我們再遊牧

秋天是來了。氣溫或者還是不合常理地偏高，但那蕭瑟的氣息，卻是已經圍繞身邊很久，似乎不論身在何處，都一般普遍。既是離散的緣故罷，離開了故地，換了水土，人的關注很容易縮減到只在自己身邊的一圈，生的壓力迎面而來，生的氣息卻反倒像減弱了似的。

滑開手機中的懲罰 APP，看到良心店結業潮的報道。可惜我不能加入最後的懲罰行列。想著那些在黃店裡或賣或任取的貼紙、襟章、明信片、3D PRINT 等等，是已經都在相應的人手中呢，還是仍在蒙塵？那些貼著的海報、揮春、PEPE 等等，還留得到現在嗎。2019 已經是三年前的事，惟我們的生命像被疫情阻隔、被移民潮分割，同時顯得停滯、又像遠颺到難以把握之處。

開首有點感傷，不過想表達以下思考的問題或者廣大，但不免囿於我自己的個人視角與經驗，只是一己之見。但有機會和相應的讀者分享這些思考，在這種時候我是十分珍惜的，乃不避為文淺陋，願讀者指教。

樽頸與金屬疲勞

二零一九已經是三年前的事。運動的冷卻以各種方式呈現為現實在眼前，比如一些反覆使用相同象徵、口號的產品，巿場逐漸收窄；比如意圖喚回同樣激情的行動組織常顯疲憊；比如沒有新的概念與論述湧現。巿場、群眾、激情，都是凝聚力的顯示，而現在許多地方都表現出樽頸式的未如人意。當面向的對象不再（只）是邪惡的政府，我們應該要說什麼？俗氣一點說，香港人現在還有什麼好賣？用正經一點的話語來說，當愛香港的人處於離散狀態，必須在海外多地繼續傳承、捍衛香港文化，營造一種更流動而具內涵的香港身分認同，我們應該做什麼、說什麼？

日前參加在維也納和慕尼黑舉行的 Schamrock Festival of Women Poets Biennial，這是一個對女性、抗爭者、流亡者很友善的詩歌節，策展人 Augusta Laar 一直很關懷我在香港遭遇的情況，面露十分同情的神情，我忍不住說，雖然我有受到不公的對待，但我不喜歡「受迫害者」這個角色：「I don’t want to be a victim, I want to be a fighter」，這回應讓她們相當訝異。我對於「將自己設想為受迫害者」這件事一直相當抗拒，可能是以前讀魯迅和尼采讀得有點太認真之故，也可能是出於一點年輕時從社運教育而來的昂揚傾向。

香港人因為二零一九以來所受的打壓而受到世界各地的關注，對外而言，不少研究國際關係和從事媒體的朋友都一再告誡，必須小心金屬疲勞，國際的關注不能永遠維持在「賣慘」，總有比你更慘的人民會得到更大的同情；對內而言，一直吸吮二零一九的主要象徵和口號，也會有金屬疲勞，無論是思維或是創意，都需要新的注入，切戒停滯。

我自己是怎麼做的呢，在國際詩歌節上我經常用粵語讀詩（大部分詩歌節都很鼓勵用母語朗讀，讓大家了解不同語言），並示範粵語調九聲，讓觀眾知道粵語和普通話的差別。反應總是十分好，粵語的鏗鏘總是引來驚嘆，這次並引來立陶宛大使及詩人的回應，告訴我立陶宛的語言是靠邊境的農民保留下來，倒是農民沒有都巿人的包袱，不怕「土」，才能保衛自己的文化。而一如以往，我一邊講自己的狀況一邊笑，在我朗讀及對談的部分都是笑聲最多的。非常不像一位受害者。我傾向讓外國人了解更多香港文化的趣味和曲折，讓香港在他們的心靈中引起思考從而留下印象，讓他們尊重香港。

當我們講香港文化，我們其實在講什麼？

我們要捍衛、傳承、保育香港文化，繼續豐富它的內涵，但究竟要捍衛、傳承、保育什麼？我們真的知道嗎？以我在二零零六年起參與保育天星皇后兩碼頭的運動經驗，就是我們對於香港的文化、歷史其實是知道得太少，教科書不會教，欠缺統一的官方說法，就算在生活中隨處埋藏也須特有意識去發掘才會略略顯明——外人看來只是一點趣味，香港人卻要懂得它的好，且還要懂得講出來。這裡面需要的教育過程，實非可一蹴而就。

我們對香港的愛，很多時都是學習得來。比如我是在大學時期讀文學時，開始建立對香港文學的認同感，由此再延伸至對香港的認同感；當時李歐梵、梁秉鈞、阿巴斯等對香港文化的論述影響我頗深，比如香港文化相對於中國大陸中原文化的邊緣位置，不高蹈，有種 underdog 性情；香港文化因中英交匯而產生的混雜性（hybridity）特色，虎豹別墅式的坎普（camp）；還有它的收斂低調務實，藏在「盡皆過火、盡皆癲狂」的香港娛樂電影主調之後，乃是文學以及一般庶民的性格，單說出來好像不特別，但和兩岸一相較，便知只有香港（文學）是這樣。香港文化的特色，是需要說明的，它需要在與他者相對照之下洞顯。而同時，我那時讀著後殖民理論，香港人，從來都是殖民地、不曾命運自主，於是對以往一切的歷史大敘述、主流或文化品味都要帶有一點點的狐疑，小心那是統治者加上的鹽花，而我們從未自己選擇過。所以我選擇擁抱者，往往比較曲折，有時很不上道。

這些受教育而來的香港文化體認，也會隨時間變化，我慶幸我沒有揚棄它們；而我因為在外，書不在手，現在想起來的都不是理論術語，而是生活例子。比如香港文化的混雜性——作為中西文化雜交出來的產物，在香港許多東西都是自然而然的產生、生長、發展，有統治階層的高級文化，都有民間自發自生的民間文化，兩者往往不太和諧地夾雜在一起，相安無事，收斂共容的。好像跑馬地天主教墳場旁邊還有伊斯蘭教、印度教、袄教即拜火教等等，全部擠在一個區都可以這樣共存下來。是去到他處，才發現香港這樣處理是不可思議、絕無僅有的，而這原來也可能賦予了我們的社會相當大的包容性，作為一個歷史上的難民社會的良好性格。

有個真實的笑話（其實有點悲傷）：雜交出來的東西是很難繁殖的，香港的巿花洋紫荊就是一種雜交出來的品種，它必須人工接枝，不能自行繁殖，彷彿真正象徵香港人是會絕種的一樣。而且《基本法》裡面寫錯了香港巿花是「紫荊」（洋紫荊是羊蹄甲屬常綠喬木，紫荊是紫荊屬落葉喬木，根本是兩種不同的花，花葉的樣子都完全不同）。荒謬的是至今竟還未有人糾正基本法，不像「Wrong National Anthem」〈願榮光歸香港〉那樣馬上有人做嘢。香港文化歷史充滿了錯誤（地名街名譯名等尤多），而這也竟然都是我喜歡它的原因之一。

我也熱愛講香港文化的層次，包括香港文化有一種表裡不一、精神分裂的狀態。香港文化經常被比喻為妓女，這個在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以來都很著名，別提《胭指扣》等等了，甚至在許鞍華電影《去日苦多》裡面吳靄儀都這樣講過，香港是時常被隱喻為妓女的。而妓女一方面被視為無情無義的職業，但同時也可能出現超有道德原則和堅持的剛烈之女，所以你無法猜到這個人下一步會怎樣行動。這種混雜、表裡不一、精神分裂的狀況，為香港文化帶來了很多活力；雖然我每次講解都要花費很多唇舌，也會見到一些外國紳士淑女聽到「妓女隱喻」而不知如何反應；但我還是一講起就渾身帶勁，如魚得水﹐我想那是我真正認同的東西。

讓香港持續成為一個開拓性的因素

在這裡也分享一些我的個人經驗，看看我在台灣所感受到的「香港巿場」。話說我將會在台灣主理一家新的出版社「二〇四六」，開創期是希望以香港不能出版、在台灣以至海外的香港人之虛構創作為主打，有我自己本身熟悉的文藝創作，也打算包括一些類型文學、大眾小說等。眾所週知文藝創作不易賣，單憑我自己當然不夠錢開出版社，而為什麼能夠找到投資者支持這個出版社構想？是因為近年香港議題書籍在台灣出版巿場的確做出不錯的成績，甚至包括青年作者所寫的小說，都算是叫好叫座，既能重版，又獲得獎項肯定。

為什麼會有人買？除了有不少港人近年移民台灣、構成巿場動力之外，也因為二零一九的香港抗爭，令不少台灣人關懷香港處境、想支持香港、想了解香港主題。某種程度上，如今「香港」成為了台灣小確幸社會的「對照」，某些受眾群也許是潛意識地想在「香港」身上找到「台灣」所沒有的，例如動盪、抗爭、血淚、災難等等，「香港」對他們有著莫名的觸動，讓他們產生直覺的情感反應，不少台灣人談起二零一九看直播時仍是十分哀傷，據說許多在學院內打算要研究香港議題的年輕學生、研究生，跟指導教授是流著眼淚談論文題目的。用比較理論化的語言來說，香港現在是台灣的「他者」；他者特指某些與主體迥異而又存在莫名牽繫的存在，其中的牽引非單用理性分析可解釋；當然一個社會的「他者」也會被某些群體排斥，比如無家者、難民、流浪動物等，但也會有一些傾近對他者表示友善的社群，他們嘗試與他者交流、互動、對話，也同時是在嘗試拓闊自身社會的邊界，增加自身社會的多元性。

而我想強調的是，我們並不是要賣慘。目測來看，運動過去數年，紀實性、政經分析形的書勢頭已較之前下降；而當運動現場不再存在，跨地的傳播便很著重文學與藝術的再現：它不再首先是一個人所共知的現實處境，而首先是一個作品。讀者不再透過直播與新聞來進入香港，而是透過作品來進入香港，換言之文藝處理的技巧決定著作品與讀者的關係、讀者與香港的關係。而眾所週知，讀者多大程度上能夠良好地進入一個作品，也部分取決於這個作品能夠與讀者本身的處境進行怎樣的對話，換言之作品的寫作過程必然一定程度上涉及與讀者語境的對話，而不能再僅限於自說自話。以上是文藝寫作的理論分析，但是否也可以用作海外港人共同體營造運動的參照？

湧現的年輕作者小說中，我略舉表現上佳者如沐羽《煙街》和梁莉姿《日常運動》為例。沐羽《煙街》是短篇小說集，寫在香港及台灣來往、移居台灣的香港年輕人日常故事，側寫及二零一九（所有香港青年的遭遇都不會和二零一九無關的），裡面很巧妙的意念是粵語和國語之間語言轉換的不順暢，其遺失又衍生了的意義——回想起來都不是什麼宏大故事，但單憑這點已經很有趣，是獨特的切入點。梁莉姿《日常運動》則是二零一九運動群像，看那些本來毫無準備的香港人如何在運動中各有不同故事、創傷，個人內心與外在行為的矛盾，兒女與家庭的矛盾，運動內部的矛盾，種種潛藏的問題被翻天覆地的現實挖掘出來，主體未能消化而造成種種創傷與孤絕，難以溝通。而它們都因為直接書寫二零一九而不能在今日香港出版，於是在台灣出版也證明著台灣目前為華語出版界最自由之地，因而受到出版業和社會的肯定。它們都是以相當文藝的方式寫就，但它們本身的小說語言都帶一點港式風格，不止是在文中使用粵語這麼簡單，而是整體語言風格的輕捷直接（同時又有作者自家風格），與台灣本來的文藝小說語言有相當差別，可以讓非純文學圈的讀者進入。有不止一位台灣出版業的前輩高層向我表示，這些小說和台灣現在的小說都不一樣，它們可能會為台灣的小說書寫帶來良性的衝擊。

所以我有信心在台灣出版香港文學，是因為在文化及巿場上，「香港」的存在都具有某種程度的開拓性。如果只是靠人救濟，我是絕不敢涉足。「I don’t want to be a victim, I want to be a fighter」，我希望以後我做的事都不會違背這句話。回到邊緣認同與混雜文化，其中意味的開放性，與香港距離並不遙遠。當我們肯認識到自己的邊緣位置，就知不能畫地為牢，而應與更多的邊緣者、就更大的議題連結。以往對緬甸革命、以及今年二月香港人對烏克蘭的熱烈支持，都讓我們看到了，覺醒的人原來就是這樣積極的發揮自己的力量。我們是否仍相信，把自己最擅長的事做好，並且一直不抗拒思考和學習，最終可以幫到香港？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信念。本文以自身的例子作闡發，希望與其它同路人一同思考，其間可能說得複雜了或者遠了，但回到最基本，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信念。讓我們在世間遊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