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同理心作為世界觀　

作者簡介﹕沒有成功變成水蒸汽，唯有先做一個水蒸球。

（1）

有這樣的一個片段：某年夏天，我們家到越南旅行，是那種，現代知識分子嗤之以鼻的鴨仔團旅行。一行四十多人大都是中產家庭，在酷熱中被趕下車、看景點、趕上車，如此這般很多次後，到達聞名中外的湄公河。我們跳上小船，也顧不得周圍的景色，只覺得能歇一歇真好。

下船的時候，船夫問我們要小費，爸爸二話不說就給了。同團的團友都沒有給，還大聲說船夫貪心。

「船夫貪心！」小不點我也跟著說。

「這不叫貪心呢！撐船很辛苦，而且他們生活環境也不很好。」爸爸說。

「你工作也辛苦，可是你沒有小費。」

「嗯，撐船收入不固定，小費是可觀的補貼。而且越南尚在發展階段，人均收入比我們低，辛苦工作也賺不了很多錢。船夫不過想要一杯雪糕價錢的小費，我們就不要吝嗇喇。」

小不點我當時收貨了，暗暗覺得爸爸真善良。

當然，今天看來，這段教訓盲點甚多。首先，爸爸對越南的看法全憑印象，毫無考證，充其量是富有地區對貧困地區的一種浪漫想像。而且我們跟船夫全程沒有交流，憑甚麼假設他是劏房戶而不是隱形富豪？再者，我們對同團團友一無所知。胡亂批評別人吝嗇，真是莽撞。

我有這種覺悟，是很多年後的事了。

（2）

在我小時候，中產是小確幸的代名詞。「行有餘力、必以助人」、 「多多益善，少少無拘」都是中產樂意實踐的座右銘，一切都溫柔而美好。然而，在九十年代及千禧年後，中產卻成了「溫室」、「離地」、「無所作為」 的象徵。八十年代他們受惠於知識型經濟起飛，讀書脫貧，秉承「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做人宗旨，很少思考制度不公義。但對九十年代後的年輕人來說，中產本身就是不公義的象徵。制度失衡令年輕人失去上流機會，全球化凸顯了富裕和貧窮地區的差異。我們口口聲聲要有教養，卻把日常消費的污染全部讓發展中國家埋單。這些體會，顛覆了我對善良的理解。

香港中產如我們可趁假期去旅行，越南船夫的孩子卻想必沒有這個機會；我的教育教我理解不公平，三餐不繼的孩子卻只能直接體驗不公平的現實。我就算沒有贏在香港的起跑線，也肯定跑贏窮困地區的孩子幾條街。用這種視角來看，爸爸給的小費，微不足道。

結論是，我存在所造成的不公平，遠比我窮一生之力能夠平反的多。那麼，我還是直接蒸發消失好了，我想。

大學畢業後整整十年，我選擇的交際、工作和行動，都出於對這種罪咎感的補償。可是，我自虐到無力，還是找不到一種讓世界變平等變美好的方法。

在精神極度繃緊的邊緣，我跟一位讀心理學的朋友傾訴。她聽後直接反白眼：「天啊，你想蒸發是因為你和你爸都只拿了善良試卷七十分？變態！」

我反覆思考她的話。實情是，我並不是反對中產想要行善的心（intention），而是他們胡亂稱善的莽撞，現代術語稱為「膠」。爸爸和我受制於生活經驗，無法也沒有嘗試真正了解別人的處境。如此，一切的善良都變成偽善 ──一種裝飾自己不求甚解、懶於求變的偽善。

我要修練的不是蒸發，而是同理心。

（3）

同理心一詞，起源自西方，英文是 「em（感人）」「pathy（所感）」。我喜歡這個概念，因為它和「多元」和「向善」基本上是雙生的。有需要感人所感，也就是承認人所感不同。承認和嘗試理解這種不同，就是「多元」的基礎；面對多元不嘗試消滅和打壓，本身就是一種善。

感人所感需要長時間觀察、溝通、換位思考。最難的地方是，我們有時連換位的基本語言和概念也沒有。

最近我幫忙辦一個歷史相關的課程，課堂資料中有個倒轉的香港地圖。我本能地把它修正了，回傳給老師。

老師笑我不學無術。

原來，這張圖想解釋的是 19 世紀漁民的世界觀。當時，漁民從南中國海南下到香港，對他們來說，香港島是最北，新界沿岸是最南。除了東南西北跟我們相反，漁民對島嶼和陸地邊界概念也跟我們不同。他們以海為家，海才是主人，島和邊界不過是配角，充其量作導航用。我以一個陸上人的認知去演一個海上人的角色，像香港大台的肥皂劇，演出注定非常膠。

人類學者 David Graeber 最後一本大著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嘗試重塑人類歷史，開首數章集中談歐洲人與殖民地原居民的互動。Davd Graeber 痛恨不公平，著作為弱者發聲不斷。然而，他在這本書中強調，「現代人研究原居民，一般都帶著自己的 agenda。要麼把他們當成原始智慧的典範，推翻歐洲帝國論述；要麼視作比歐洲次一等的文明，以淡化殖民者的惡行。可是，如果我們要真正從歷史中明白甚麼，也許得把找到的文獻重看一次，嘗試重塑當時的情形，這才真正對我們理解人類的過去與現在有幫助吧。」也就是，認真地搜集資料，以角色換位的方式把對象的生活在腦袋中活一次，是為同理，也是理解歷史和周遭事物的良方。

以文首片段為例，如果我有足夠資料，把爸爸和船夫的角色在腦中各扮演一次，他們對我而言，就不會單是階級的投射。他們的互動要怎樣才符合我對善良的理解，肯定也不受限於階級框架。當然，資料搜集無法當場做，唯有靠日常多讀多問，臨場不過是一種本能發揮，像即興劇，既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學習，也是一種次次新鮮的經驗。

別忘了，每場即興劇都不止一人在演，對手們都按著他們的步伐在日常生活中修煉同理心。到底遇上豬對手還是神隊友，絕對影響臨場效果。如此，善良的模樣就沒有定式；我們只能各自修行，讓每場即興來得更精彩。

這樣相對於蒸發好玩多了，也謙虛多了。畢竟，我到底是哪來的自信，覺得只要我個人變好，就能一下子解決整個階級的不平等？ 

（4）

最近，俄羅斯攻打烏克蘭，新聞所見，滿目蒼夷。

朋友咬牙切齒，認為北約必須冒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出兵救烏克蘭。我沒有搭嘴，他認為我冷血。

「冤枉啊！」我說。「我只是覺得自己連搭嘴的基本知識也沒有啊！」說北約不應出兵，烏克蘭人民應該自生自滅嗎？這是冷血。事實上，我看新聞上的慘況看得失眠連連。可是，說北約應該出兵，冒著第三次世界大戰牽連各國的危機嗎？老實說，我連北約和烏克蘭的關係也一知半解。第三次世界大戰意味甚麼？是核戰嗎？是更多人口流離失所嗎？我全都不知道。在這件事上，我無知得無法判斷。而且，無論我怎樣回應，也對現實完全沒有影響。簡單來說，這不是我有份演的一場戲。

在高度全球化、平權情緒高度敏感的今天，資訊排山倒海。我們彷彿對每種不幸與不平等都要迅速取態、歸邊、反應。然而，即使我們在同一個歷史時空，戲也分很多場，不是每場你都有份演，不是每場也有你與對手即場互動的空位。我只能本著同理心，認真惡補我所不認識的背景資料。

俄烏戰爭，我做了基本的人道捐款後，便拜託研究東歐政治的朋友傳來一系列書目，嘗試理解俄羅斯與東歐這個板塊的歷史。這些朋友中懂俄文的人不少，替我分析東歐和俄國媒體的報道。因著語言與意識形態的限制與差異，這些文獻所表達的觀點與資訊，與我能夠讀懂的西方媒體不盡相同。此外，雖然這些東歐學者全都大力反戰，可是他們對西方政權的熱心同樣冷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從未脫離冷戰的思考模式，對當代俄羅斯和東歐不求甚解，只求排擠。在這場戰爭以前，東歐和俄羅斯的藝術家、運動員、專業人士都經常單純因為國籍，被排擠在各大國際項目外，國民深深不忿。這樣，普京打著讓俄羅斯抬頭的旗號，當然吸引啊！他的獨大，西方有份造成吧。你看，戰爭一開始，西方多個藝術機構就宣布杯葛俄羅斯藝術家，其中不少冒著被處死的危險勇敢發聲反戰。在極權底下反極權的人，根本沒有得到國際支持。那些以為西方代表正義的人，還是清醒一點吧。」他們說。

我聽著，心裡一陣厭惡 。我多麼希望他們印證普京就是壞人，我大力加入打怪獸就好了。然而，這是同理心嗎？不是。是我所定義的善良嗎？不是。尤其是在一些我沒有戲份的戲裡面，我更加覺得自己的逼切性不是下判斷，而是盡量理解，等我在一場有戲份的戲裡面，不至交出無知的白卷。

（5）

以同理心作為世界觀，歷史這場戲不會有戲劇性的即時改變，可是它裡面的演員，都能從濫竽充數的臨記，慢慢變成功力深厚的老戲骨：分別不在於戲演多了，變虛偽了，而是因為時時刻刻嘗試角色互換，歷練幾何級增加，戲也自然更成熟了。

我想，他們演出來的劇，也許會貼近善良多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