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象牙塔的民主化理論看香港實況

零、引言

自七八十年代前途問題以來,香港社會對香港民主化的討論一直滔滔不絕。但如今國安法臨城,在民主勢力及公民社會盡數殲滅之下,莫講是要求中共落實《基本法》中的民主化承諾,就連香港特區本身的自治權亦已岌岌可危。中共對香港事務干預漸多,分隔兩制的政治界線日趨模糊,掌權的高官賢達自我矮化,凡事只懂盲目「多謝中央政府」,放棄以香港自身作本位思考政策部署應付挑戰,特區政府已變得徒有自治之表。在治權都早已拱手相讓之時,民主化在現階段只能說是痴人說夢。

不過縱然身處絕境之中,不少香港人仍抱有一絲「光復香港」的希望。關於相關路線圖的討論,由雨傘運動後經常討論的支爆論、勇武論、本地財團反水論,以至是反送中以來才開始全面解鎖的海外游說論、離散族群論等等,幾乎所有的可能性都被香港人探索了一遍。但綜觀而言,對於「怎樣香港才能民主化」這個問題,市面上仍然未有一個能夠全面整合多方說法的答案。

「難道學術界對此就沒有一個好的解答嗎?」這問題過往亦一直纏繞在修讀政治學的筆者心中,直到在博班時方有機會仔細窺探相關學術討論的脈絡,內心的部份謎團才得以解開。筆者雖才疏學淺,但仍希望藉自己所學之皮毛拋磚引玉,透過回顧和應用本人所知的現存相關學術論說,嘗試為這個簡單而又相當複雜的問題整合出一個稍為全面的答案,同時亦非常歡迎各位對相關討論有更深入認識的有識之士加以補充。

此文章將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將簡單介紹主流的民主化理論,第二部分會比較香港實況與理論之間的落差,從「學術理論本質」以及「香港作為案例本身」兩方面解釋相關理論局限的成因,第三部分將梳理相關理論當中的啟示。

一、理論

理論範圍

在深入理論之前,我們要先為討論劃界。與香港民主化進程相關的學術問題,主要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關乎威權政體(Autocracy)的穩定(Stability)及崩解(breakdown)。第二類則關乎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第三類則是有關去殖化(decolonization)以及民主建構(nation-building)的討論。威權穩定的文獻可解釋香港現況形成,而威權崩解亦不一定產生民主政制,例如津巴布韋的獨裁者穆加貝(Mugabe)在 2017 年政變中倒台後,迎來的不是真正的民主選舉,而只不過是另一位獨裁者姆南加古瓦(Mnangagwa)。因此本文雖與第一類著作相關,但主力仍會放在民主化的討論,而第三類則會在探討理論局限之時提及。

另外,雖然並非今日的討論重點,但我們仍需要區分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及民主穩定(democratic stability)理論:能夠促使民主政制誕生的成因,不一定會同時促使民主政制紮根,反之亦然。例如在西方社科的民主研究中,不同學者對「現代化(modernization)能提高威權國家民主化機會」持不同觀點,但是在「經濟發展能夠促進民主國家政治穩定」這說法卻有很強的共識。

如何定義「民主」/ 「民主化」?

此外,我們亦需要定義何謂民主化。到底要達到什麼條件我們才能判定一個國家已經進入「民主化」呢?我們可將其分為極簡(minimalist)及極繁(maximalist)兩派。

極簡派主要單純以政治制度運作方式來定義民主。Joseph Schumpeter(1976) 1認為民主就是擁有選民可自由選出政治代表的選舉,而 Adam Przeworski et al. (2000) 2則認為即使在行政及立法機關皆有自由選舉,一個國家亦要出現政黨輪替才算證明該國已成功民主化。

極繁派則認為在制度以外,社會要同時具備其他伴隨著民主制度的特徵,才能被稱作民主國家。例子包括 Robert Dahl (1998)3 所提倡的五點民主國家民眾特質:人民的有效政治參與(effective participation)、選民票值均等(voting equality)、人民對決策有明確認識(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人民擁有政令議程控制權(control of the agenda)、以及所有成人皆被涵蓋為選民(inclusion of adults)。

由於極繁派的定義苛刻,加上部份條件難以客觀地量度,所以絕大部份關於民主化的討論皆採取極簡派的方式定義民主國家(i.e. 有公平公開選舉 + 以民主方式交替政權),而此文亦會跟隨這個定義傳統展開討論。

民主化成因

根據不同解釋角度,我們可以將現存民主化理論發展大致整合為四個大方向:持份者(Actors)、結構性因素(Structural factors)、政治體制(Institutions)、偶然事件(Contingency)。

持份者

第一種角度由社會上的持份者出發,說明哪群人對民主化有重大影響。較早期的社會理論有「精英不可避免(the inevitability of elite rules)」一說,認為人類是沒有辦法擺脫精英控制社會的局面,社會總會存在有一小撮人掌握比其他人更多權力。這些少數精英可壟斷資源,更能獨自左右發展走向,因此一般百姓亦只能跟隨及支持不同精英以改變社會4,民主化亦只能由精英所主導5。但隨著時代變遷,一些學者轉而討論群眾力量,認為群眾作為社會的一員也對政治有一定的影響力,因而孕育出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以至後來被重新命名為「衝突政治/抗爭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研究領域。現存主流民主化理論中,精英及群眾皆已被視為政治事件中不可忽視的變數。

結構性因素

第二種角度則從國家內部及外部的結構性因素出發解釋為何一個國家會發生民主變革。內部而言,除了早前的例子提及的現代化之外還有經濟不平等,皆可歸類為此類別之解釋。

現代化理論泰斗 Ronald Inglehart 認為經濟發展所帶動的現代化發展可創造國家民主化的土壤。首先,工業化可借助機器解放生產力,人類不再需要擔心物質不足的問題,教育亦會更普及,一般百姓可專注於思想發展,宏觀而言民主思想就變得更廣為社會接受。另一方面,科技發展亦使人類更加緊密地聯繫,除了都市發展令群眾更容易聚集外,推陳出新的資訊科技以及交通工具也令平民百姓有更多資訊及實體交流。

就經濟不平等的角度而言,不同學者有不同看法。Boix (2003) 認為經濟要平等,那樣平民才有足夠資源戰勝精英。Acemonglu & Robinson (2006)則認為平民要既有動力及有足夠資源戰勝精英,因此經濟不平等水平大約需為中間左右。不過 Ansell & Samuels (2014)則提出在極端的經濟不平等下,對政治清算感到恐懼但又手持資源的無地中產階級才有足夠動力及資源戰勝管治精英。

外部而言,我們可以理解為其國家與世界的關係,例如是與別國的貿易、與大國(super power)的政治連繫、經濟援助來源、以至是鄰國或所屬地區的政治氣氛6等等。

政治體制

第三個角度是體制。這種理論由威權國家的體制本質出發,以說明不同威權體制下的民主化機會結構並不一樣。例如當中 Barbara Geddes 是此領域其中一位泰斗,她將威權體制分類為個人制(personalist)、一黨制(single party)、軍事制(military)、君權制(monarchy),根據分析並歸納出君權及一黨制威權國家比較其他威權國家穩定。個人制雖然比君權及一黨制更易倒台,但一般強人倒台後只會迎來另一位獨裁者或另一種模式的專制政體。軍事制是最易倒台的體制,但一旦倒台時卻是最大機會能夠和平過渡至民主7。

偶然事件

最後一種理論是解釋一些突發事件如何影響民主化機會,例如經濟危機、戰爭、外國武力介入等等,但一般被認為有利民主化的偶然事件只有經濟危機。關於經濟危機,現時學術界的大約共識是「急劇及連續的經濟下滑並不利於貧窮威權國家的穩定」8,但不穩定並不代表民主轉型,也可以是威權類別內的轉型。也有另一位東南亞專家 Thomas Pepinsky(2009)9 比較馬來西亞及印尼面對九七金融風暴的表現後指出,一個國家在面對經濟危機時,如果管治聯盟內部的精英未能就危機應變政策取態達成一致,執政者就會面臨管治聯盟瓦解的局面。這解釋了為何印尼蘇哈托(Suharto)政權在金融風暴後被逼下台,而馬來西亞馬哈迪(Mahathir Mohamad)則不只在經濟危機下保住江山,更能順手收拾政敵安華(Anwar Ibraham),大大鞏固其政治地位。

戰爭方面,二戰作為歷史性事件的確成就很多現代民主國家誕生,包括不少在亞、非、拉的殖民地,是為 Samuel Huntington (1991)10 理論中所謂的「民主化第二波」。但單論戰爭爆發與國家民主化而言,兩者在歷史宏觀上並沒有成正相關11。

另外,因外國武力介入而成功民主化的國家亦實在少之又少,二戰後比較成功的就只有 1983 年美國介入加勒比國家格林納達(Grenada)推翻左派政府的政變,以及 1989 年美國推翻巴拿馬(Panama)軍政府的軍事行動。其他較為人所知的美國對外軍事行動,包括 2001 年阿富汗(Afghanistan)、2003 年伊拉克(Iraq)以及是 2011 年的利比亞(Libya)等,這些國家都未能建立能夠深入紮根當地的民主政府,成效相當有限。

二、香港實況與理論差距

解釋了什麼?

以上提及的不同理論和香港有什麼關係?我們首先必須明白,絕大部份的民主化研究都只能得出理論(theory)而不是定論(theorem)。定論是指 A 和 B 的因果關係是必然的,A 發生,B 就必然會發生。而理論則是指 A 和 B 的因果關係雖有關聯,但當 A 發生時,B 並不一定發生,我們只能說 A 發生的的時候,B 發生的概率會提高。因此我們不需要糾結為何香港在經濟發展以至是人民教育水平已和世界先進國家並列,但現代化理論(i.e. 經濟發展會帶來民主化)並沒有在香港應驗。但是,我們仍然需要知道這些理論如何解釋香港政治現況。以下筆者做一個非常簡短的回顧。

從持份者角度,我們可以理解到,香港商賈即使懼怕中共政權清算,但他們皆靠發展土地起家,地產發展企業命脈仍由執政者把持,因此縱然各城中富豪對中共行徑是百般齒冷,與管治精英的聯盟仍然是牢不可破。亦正因如此,即使香港經歷雨傘革命及反送中運動,平民似乎仍不能動搖執政精英聯盟。但這並不代表只要精英聯盟友誼永固,平民在歷史上就只淪落任人魚肉之下場。Haggard & Kaufman (2016)12 告訴我們,自 1980 年以來,由平民起義以及由精英主導所產生的民主化在總案例數目上其實是平分秋色,各佔一半。Dahlum, Knutsen & Wig (2019)13 亦發現由技術工人以及中產團體所主導的民主運動比起由其他社群主導的更大機會達致民主化。所以,我們不要因此而妄自菲薄,因為看見當權者當刻的專橫而少看群眾的力量。

另一方面,香港在內部結構性因素基本上除了土地不平等令商賈不願叛離執政聯盟之外,在孕育反對勢力而言是非常有利民主發展的。香港發展及普及教育水平偏高,而且社會內部亦沒有宗教及嚴重的種族衝突,因此近年民主運動興起時不少香港人全情投入動員,從現代化理論來看是意料中事。在外部結構性因素而言,香港因前英殖民地身分,不論在經濟以及文化上和西方國家關係皆千絲萬縷,加上有其國際知名度加持,所以香港爆發大型民主運動時西方國家也有聲援,雖然行動成效有限但有勝於無。

從政治體制來看,香港雖然有多個建制派政黨,但運作起來時他們與高官加起來卻更像一部龐大的執政機器,因此筆者認為香港應被歸類為一黨制的威權體制。亦正如 Geddes 所言,一黨制以既定程序集體決定政策,這些制度可減低不確定性之餘亦能盡量避免一人妄斷的局面,令一黨制威權比起其他威權種類更長遠地穩定及更有合法性。雖然現時的特區政府已漸趨一人堂,似乎慢慢演變成個人制的威權體制,不過英治留下的公務員體制以及政治制度仍有相當大的慣性。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一黨制」為香港所帶來的政治穩定及有限度的制衡將會隨著中共干預特區政府運作漸深而消失,再在結合一些無法預知的偶然突發事件,民眾就有乘虛而入的機會。當香港爆發經濟及政治危機時,不同商賈之間,又或者是政治精英及商賈之間能否就危機應變政策上達成一致?中共在香港的取捨抉擇之取態又會如何呢?這些都是值得人民提早思考的事。

香港作為案例的尷尬

雖然部份民主化理論似乎能夠解釋香港某些現象,但香港這個案例仍有很多細節是現存理論無法回應的。除了理論本質上的限制以外,筆者認為另一個主要原因是香港作為政治實體的尷尬地位。首先,現存民主化理論的研究對象是「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主要是探討已成獨立國家的政體如何從專制走向民主。香港雖然在英治時期享有實然的自主,二戰後甚至連倫敦也不能對香港本地經濟政策作出有效的干預(這亦令香港和英國在二十世紀中葉的國際紡織市場上成為直接競爭對手14),亦有獨立的外匯儲備及貨幣,但香港主權一直只在宗主國之手:九七前是英國、九七後是中國。這種特殊政治環境設定下所孕育的政治互動與其他主權國內的政治互動有設定上的差異。其中一樣最明顯的分別是,反對派要面對的不只是來自本地建制派的阻撓,還有背後那個可以動員舉國之力的宗主國。另外,因為地區沒有獨立主權,宗主國對地區的干預也會被合理化為「內政」。因此,香港反對派所面對的處境亦是相對複雜:我們到底要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中向中共追求民主,還是直接追求一個獨立於中共的民主主權國?香港的問題,本身已經超越民主問題,這更是赤裸裸的主權問題。

此外,土地大小也是問題之一。香港特區的領土面積排名若與全世界 197 個正式承認的主權國相比,只能排第 170 位,地方窄小使很多發展步伐、方式都很不一樣。無獨有偶,經常被拿來和香港比較的新加坡是另一個被學者認為是民主化理論的例外國家,主要原因也是因為該國的獨特歷史和面積大小,令不少在大國皆不能有效達成的政策,包括是將全國土地國有化、以小國危機合理化執政黨壟斷、全方位精英吸納等等,都可以在新加坡模式下變得行之有效。在這些特定的情況下,宏觀地由不同國家所歸納出來的結論未能深入解釋在其他國家所發生的特別現象,這實在是平常不過。

筆者本想再從地緣政治角度探討,但由於篇幅有限,加上《如水》第一期中,周永康《美國無內政》一文已就美國對東亞各國政經關係的歷史背景及利益作出非常詳細的討論,因此筆者亦不在此班門弄斧。

三、啟示

上面回顧了如此多的理論,我們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香港要怎樣才能民主化呢?遺憾的是,這些理論不會給予我們一條「包生仔(肯定成功)」的路線圖,但我們還是可以透過這些理論去了解我們所身處的政治局勢,作出更有根據的判斷。最後,我希望可以透過這些討論帶出以下三點。

第一,沒有任何一種民主化成因能夠解釋所有的案例,這意味著國家是可以有多個「劇本」去達至民主化。不平等理論告訴我們極端土地不平等使商賈政權聯盟密不可分?但現實之中,民主變天在不同程度的不平等之下都有發生過。結構性因素理論只是提出一個限制或者是有利民主化發展的變數,但怎樣克服或者利用這些環境設定,看的還是身在其中的不同持份者。事實上,持份者的行動是有可能觸發其他「劇情」,改寫看似是壞結局的劇本。

第二,香港案例的最大獨特性在於,它要處理的不只是「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問題,還有「自治權(autonomy)」的問題。「民主化」是人民能夠有效地影響政府施政,令政府反映人民的意願,以人民利益為依歸去制訂及落實政策,而「自治權」是以香港人作為一個族群實體的前提下,香港的政權可以不受外力太大干預下獨立運作。對於自治權及民主如何同時落實的期許,正正就是香港未來必須面對的路線抉擇:我們願景中的香港,是在中國主權下擁有自治權的民主政府,還是擁有獨立主權的民主城邦國家?

第三,無論開局以及劇本走向如何,民主「劇目」絕對需要作為主角的人民由頭到尾的充分投入。除了人民的積極參與有機會觸發有利於好結局的「劇情」以外,綜觀不同民主化案例,即使一個國家的民主化不在人民主導,而是在沒有大型社會事件爆發之下不同精英的協商中發生,但日後的民主政制仍依賴人民積極參與來維繫。因此最終無論香港是以哪種方式達至民主化,香港人在過程亦絕不能缺席。

當一個人吃了十塊麵包覺得飽了,他會知道讓他飽的就是十塊麵包,缺了任何一塊都會少了果腹感。但當台灣經歷近百年奮鬥後在九十年代終於迎來民主轉型時,很多人都將焦點放在最後一塊「麵包」李登輝總統身上,而忽略了前人已經吃下的九塊「麵包」:戒嚴時期的黨外運動、以至是早在日治時期的「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很多當時看似絕望、徒勞無功的時刻,回過頭看其實都和未來「劇情」環環相扣,都是台灣民主化必經的步伐。而一個個「劇情」及「麵包」背後,是由無數願意為自己家園付出的鬥士努力所致。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世界上不同國家的民主運動都是曠日彌久,經歷無盡春秋才修成正果。香港民主運動從七十年代火紅年代計算也區區五十年。若二戰後馬文輝論政促改算起,亦不過七十數年。我們也可以視雨傘革命、魚蛋革命、反送中運動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劇情」,是揚揚歷史長河的一小段,是十塊麵包中的第三、四、五塊。作為當中的角色,就讓我們不同香港人繼續尋找觸發有利於好結局的「劇情」,在第十塊「麵包」下肚之前,一齊將前面的第六七八九塊都填上吧!

 1.Schumpeter, J. A. 1976.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Routledge.

2.Przeworski, A., Alvarez, M. E., Cheibub, J. A., & Limongi, F.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 1950–199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其中一名提出相關說法的學者有 Pareto, V. , 1935. The Mind and Society: A 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 Dover.

5.例如 Rustow (1970)、O’Donnell &Schmitter (1986) 以及 Huntington (1991) 皆提及平穩的民主過渡需要在野及執政兩邊的溫和勢力 (soft liner/moderate) 願意共同找出雙方都能接受的競爭規則。 

6.相關著作有 Gleditsch & Ward (2006)、Burnside & Dollar (2000)、Knack (2004) 等。

7.相關著作有 Geddes (1999)、Geddes (2014) 以及 Geddes, Wright & Frantz (2014) 等等。

8.此說法在Przeworski et al. (2000).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第二章有提及。

9.Pepinsky, T. B. , 2009. Economic Crises and the Breakdow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donesia and Malay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Huntington, S. P. ,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1.可參考 Kier, E., & Krebs, R. R. , 2010. In War’s Wake: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the Fate of Liberal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2.Haggard, S., & Kaufman, R. R. 2016. Dictators and Democrats: Masses, Elites, and Regime Chang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3.Dahlum, S., Knutsen, C. H., & Wig, T. 2019. Who Revolts? Empirically Revisiting the Social Origins of Democra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1(4), 1494–1499. 

14.可參考顧汝德的《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2005 或 2011) 天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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