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之地的意義

作者簡介﹕旅居柏林的文化工作者，生活就是透過無間的翻譯與重寫尋找回家的路。

這個時勢，在西方民主世界談帝國世界觀，鐵定會被身上掛着烏克蘭國旗的人圍毆，死無全屍亦沒人可憐。尤其在我身處的德國，基於其近代黑歷史，任何有關帝國或國族主義的論述，在這裡都是零容忍的。（曾經有一名德國友人在我的書架赫然發現禁忌之 Mein Kampf，他震驚的反應讓我懷疑他以為自己結交了一個新納粹主義者並正考慮要否奪門而出。他說讓別人看見會很麻煩，我為了讓他安心就把它藏到 Hannah Arendt 和 Susan Sontag 後面了。也許我放一本《毛語錄》他的反應還沒有這麼大。）

但也正因為帝國主義帶來這麼多的恐懼與懷疑，才更加值得被討論。特別是九七回歸前，有百多年的時間，香港也曾屬一個帝國。九七年前出生的我們，意識裡總有一點帝國的影子。很多人提起「事頭婆」都仍語帶懷緬，也不用說前些年常在街頭出現的港英旗。對於我們的殖民歷史竟然顯得愛多於恨，有說法是亞洲一向缺少關於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意識與討論，因此即使現在流行說解殖，那也是進步派西方知識份子所發起的東西，很多前殖民地的住民其實都不知道甚麼是解殖、解殖要解決的是甚麼。不少近年移居海外的香港人，首次面對種族歧視和種族議題，才發現自己根本不懂種族主義為何，被種族歧視了也不自覺。英國殖民治下久了，二等公民意識已然內化，對已沒落的大英帝國（實際何時終結，則眾說紛紜；一種說法是印度獨立，另一說為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抱有無限遐想，BNO 當英國護照，同時又極不願意成為另一新興帝國的二等公民，這就是香港人對帝國的悖論。

早前威尼斯雙年展開幕，一向搶在前面高呼政治正確的當代藝術界年度大事件中自然少不了以藝術解殖的作品。毫不意外地，今屆金獅奬的國家館及主題展類別分別落在代表英國館的首位黑人女性藝術家 Sonia Boyce 以及同為黑人女性藝術家的 Simone Leigh（同時為今屆美國館代表）手上，二人的作品均涉及種族、性別及殖民歷史議題。獲特別提名的有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法國館，亦是首次由阿爾及利亞裔女性藝術家 Zineb Sedira 代表出展，以懷舊電影重構殖民記憶；主題展特別提名有因紐特（對，也是女性）藝術家 Shuvinai Ashoona，質樸的繪畫被喻為「對殖民主義暴力的控訴，提出透過聆聽原住民智慧，脫離我們此刻面對的困境」。相類議題的作品充斥整個威尼斯雙年展。這樣說可能會被罵政治不正確，但老實說不停看了這麼多解殖藝術我都已經開始有點過剩的麻木感，然而不認不認還需認的是：帝國遺產俯拾即是。

不止學術界及藝術界，第二代印裔英國作家 Sathnam Sanghera 在其暢銷著作 Empireland: How Imperialism Has Shaped Modern Britain 透過大量史料文獻，鏗鏘有力的述說了大英帝國意識如何持續影響現今英國人以至整個世界。Sanghera 常引用的其中一位是剛於 2020 年逝世的著名英國作家 Jan Morris，其大英帝國三部曲 Pax Britannica Trilogy 以及其他帝國歷史著作，深刻影響了近代英國知識份子及政治家（Sanghera 引述一位英國文學評論家稱他們這一代精英在學時必修 Pax Britannica Trilogy，是為他們對大英帝國情結之啟蒙）；雖然遊歷閱歷甚廣的 Jan Morris 對帝國歷史不無批判，其流麗帶傷感的筆觸卻引發了一種對昔日帝國光輝浪漫懷舊之情，因此亦有人將他歸類為帝國主義者。而我之所以認識 Jan Morris 本身也是一種帝國遺產：作為大英帝國在殖民地建立的第一所大學的英文系本科生，莎士比亞、狄更斯之後，很自然的便讀到了 Jan Morris。只是當時我接觸的並非其帝國歷史著作，而是其更著名的旅遊文學。除了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威尼斯遊記（以前遊威尼斯時也曾帶着），Jan Morris 更曾多次到訪香港，結合第一手珍貴史料及 30 年間的親身見聞，寫成被喻為當代最經典、詳盡的一部香港發展史 Hong Kong : Epilogue to an Empire。正是他在此書中如是說：香港是大英帝國最驚心動魄的終曲。

這又回到了我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極盡精神消耗的威尼斯雙年展之行過後，我乘火車，越過當年海明威參與一次大戰的北意戰場（甚至很可能是他晚年的小說 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裡退役軍官所走的同一條路線），兩小時後，湛藍得令人憂愁的亞得里亞海在右邊出現，我來到了鄰近斯洛文尼亞邊陲的意大利東北部城市的里雅斯特（Trieste）。所有聽說我要來這個地方的人都顯得一頭霧水：那裡有些甚麼？而我這個前英國文學本科生總是帶點尷尬的解釋說：那是 James Joyce 寫 Ulysses 的地方，今年是 Ulysses 出版一百週年紀念。彷彿在這個解殖的年代，我們不可能再明目張膽的追崇帝國文學。同時我的背包裡還有一本 Jan Morris 的封筆之作 Trieste and the Meaning of Nowhere。

原本我也只是想要了解多一點這鮮有人知的城市的歷史，沒想到才看了幾章，香港的名字已經出現幾次。作者指香港可能是最接近的里雅斯特的類比：香港是大英帝國遠東意圖的宣言，的里雅斯特為奧匈帝國亦具同樣的象徵意義。跟香港開埠發蹟的故事幾乎同出一轍，哈布斯堡王朝下的奧匈帝國於十八世紀至二十世紀初的二百年間，將中世紀漁村的里雅斯特改造成一個現代化國際港口，是帝國主要港口及海事力量宣言，擁有自由港的特權。自由貿易帶來資本也帶來人才與文化，不少著名文人及藝術家曾在盡是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築歌劇院維也納風咖啡館的的里雅斯特留下註腳。多元種族語言宗教共融、開明且國際化的的里雅斯特曾被視為帝國理想的彰顯。正如香港也是大英帝國的奇蹟。

然而 Jan Morris 說，的里雅斯特是一個悲傷之地。她的湛藍海灣異常的寧靜，海鷗寂靜無聲的滑過頭頂，生怕驚動路上沉鬱的年老住民的樣子，跟威尼斯搶吃旅客手中食物的凶悍白鳥彷如兩個物種。本來的里雅斯特就是帝國的產物，為帝國而存在。當奧匈帝國於一戰後瓦解，的里雅斯特被納入意大利版圖，失去帝國的的里雅斯特同時亦喪失了存在意義，曾經的繁華港風光不再。這自然又讓人聯想到香港的命運：在新帝國治下失去自由及自主固然可怕可恨，但也許更讓我們恐懼的是失去前帝國的東方明珠將不再閃耀，淪為大灣區內界線面目均模糊的無名之地，在世界歷史上的任務終結，不再為人記起。難以言諭的鄉愁，因為家鄉已然失落於歷史之中。

一個地方的興衰總是跟帝國／大國的意志尤關；身不由己的人民好像就只能接受不停的被重新定義自身國籍邊界身份與歸屬。走在彷如停留在帝國時光、未受戰火及現代化摧殘的的里雅斯特大街上，相比熱情開放的意大利人，的里雅斯特人異常沉默寡言，一縷縷飄浮在帝國遺址上的幽靈。我好像也感受到了 Jan Morris 形容的這城的哀傷，失去身份與歸屬的在地的鄉愁，就如同我們現在所經歷的。然而來到書的終章，我們還是能夠看到一線生機：時空一跳來到廿一世紀，新一代的的里雅斯特嘗試重新為自己建立新的意義，一邊廂不斷尋求書寫記念其複雜難言的歷史，另一邊廂亦發展各種新事業，更於 ​​2006 年獲選意大利最宜居城市。

旅遊業是一個自然的選擇，寬廣光潔的大街明顯曾被徹底悉心重新規劃成行人專區，大小廣場一再浮現，博物館美術館趕上現今規格，很多都免費入場且附英文解說，比很多意大利旅遊城市還走前一步。文化歷史的旅遊業資本潛力旋即被發掘，包括其帝國歷史。馬西米連諾一世參考德國新天鵝堡（也是德國民族主義的一個彰顯）所建的​​ Castello di Miramare 為的里雅斯特主要景點，受奧匈帝國影響的本地食品成為一件事（像港式奶茶的概念，但差太遠），老維也納風咖啡館晉升為「歷史咖啡館」供人朝聖。Caffè San Marco 除了讓人打卡亦延續了其作為文人聚集點的傳統，一半店面為書店，一邊廂我喝着盛在玻璃杯中的 Capo in B（的里雅斯特的 Cappuccino），那邊廂書店一角就有新書發佈會進行中。在的里雅斯特三天我最喜歡的是沿着市內的文化歷史觀光徑走，在大運河畔跟正舉步前往咖啡館的 James Joyce 銅像一同眺望海港外夕陽無限好，想像盛夏之際海邊充斥了國際沙灘排球賽或音樂節訪客的模樣。另一個比較新穎的面貌是科技中心，的里雅斯特市內外散佈了大大小小有國際連結的科研機構。無論何種行業都必以的里雅斯特的國際性面貌所串連，建立成一種的里雅斯特模式──的里雅斯特前市長、著名意大利咖啡品牌 Illy 的後人 Riccardo Illy 如是說。（忽然想起步行街的 Illy 店櫥窗內放了一系列跟艾未未 crossover 的咖啡杯套裝。那也是一種面向國際的與時並進？）

以 Jan Morris 的話說：的里雅斯特就像是服食了偉哥並重振雄風。也許是 Riccardo Illy 的開明領導，讓的里雅斯特從昔日光輝舊夢醒來，重新出發。也許是新歐洲給予的里雅斯特回歸的機會。也許是全球化的活力擴張使然。也許是——而我也覺得這是最重要——的里雅斯特發現的里雅斯特最好就是做回自己，一個擁有獨特的地理位置及歷史的城市，否定單一的國族。擁抱多元才是出路；意義不能只得一個，就是服務一個國家。沒有帝國加持但秉持帝國時期的多元文化主義，在現今種族宗教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前提下實踐，讓各種各樣的人和平共存又互相歸屬。當新舊帝國均不可能成為我們的救贖，連結香港人的除了我們消逝中的共同歷史，還更需要我們在現世中重新為自己建立新的身分與意義，即使香港將再度回歸為一片無名之地。就像從來沒有屬土、甚至沒有固定名字的​​羅姆人（吉卜賽人），在今屆的威尼斯雙年展也能找到他們的位置，訴說他們的流浪者之歌。

撰於2022年5月9日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