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中覓光

一直以來，有部分的學者在論說香港時，都會把香港置於「 帝國的夾縫 」之中 ⸻ 指出超級大國的行為和動機是研究有關本地的社經現象、政治和歷史事件不可或缺的元素。縱使各人的方法學及理論結構不盡相同，但他們都相信英國、美國和中國等「帝國」對香港的發展歷程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亦視香港作為大國之間互動、角力過程的舞台。本地政策轉變、產業結構、城市規劃等等與香港人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的事物，其實都只是在這舞台上演的「戲碼」，由「帝國」的編劇為香港人「設計」的生活。對於這一個狀態，香港人以往除了接受、理解、分析之外，似乎未能超越在論述超越，或行動上改變這個狀態。換句話說，某程度上「 帝國夾縫 」成為了定義香港的「 特徵 」，一個香港人無法參與訂定，無法否定，但又未能改變的特徵。

然而，二零一九年革命中「 國際線」的嘗試似乎在這個框架中找到生機。不論是出席海外政府的聽證會、進行游說工作、效法一九八九年波羅的海地區發起「 香港之路」以及在網絡上建立港人對全球發佈革命資訊的新聞情報網絡，港人希望以行動證明了即使處於「 夾縫 」之中，上映的戲碼也不必定是由「 帝國 」全盤決定。「 國際線」的潛力不但在於能夠用於爭取本地發展的主導權，將權力歸還人民，更有可能左右大國的外交政策，動搖國際格局，根本性改變香港的位置。雖然這些行動及背後的理論未令香港脫離處於「帝國夾縫 」的狀態(因為正正是香港在「 帝國夾縫 」中的位置，才賦予這些手段相關的影響力 （leverage），但它們卻有著動搖而非加固現有體制的潛能。

今後，如果要繼續發展這種潛能，甚至以打破這個框架為目標，其中一個方向是我們應該了解清楚這個境況的「真相」。換句話說，我們或須回答這「夾縫 」具體來說「 是 」甚麼？「 帝國 」的具體行為又代表了怎樣的動機。它們想要甚麼？ 而「香港」在它們追求相關目標時又會或應擔任一個怎樣的角色？當然，這些問題的複雜程度，非本文或一兩本專著便能夠解決。此文旨在回顧一本相關書藉之餘，希望提出一個回答「 香港應往何處去 」這問題的思考方向。

中共的長期部署

現屆美國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事務主任 Rush Doshi（杜如松）去年推出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一書。此書利用大量中共官方及相關單位的第一手紀錄及資料，揭露中共過去三十年的「 大戰略」，論證中共如何一直部署取代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

首先，此書以「中共的大戰略確實存在 」為前提，將 1990 年至 2019 年分為三個戰略階段。三個階段分別以「削弱」、「建立」及「擴張 」作為其目標。第一階段由被稱為「 三重奏」的八九民運、海灣戰爭及蘇聯瓦解事件觸發，令中共決定開始削弱美國在東亞秩序的影響力。其後，因應 2007 年的金融海嘯， 中共將對美戰略轉為以 「 建立」自身在東亞地區的實力為首要目標。最後，當英國公投離開歐盟，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及 2020 年武漢肺炎肆虐全球之際，中共觀察到西方國家的國力正在大幅衰退，繼而採取更進取的「 擴張 」策略，期望在 2049 年，中共建政一百年之前，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國。

杜如松指出，推動中共審視及調整這些戰略方向的條件在於他們如何評估（perceive）中美雙方在軍事、政治及經濟領域上的差距。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於蘇聯瓦解，中國首當其衝成為「 共產陣營」的代表。 中共認為，中美之間的關係亦將會慢慢由對抗蘇聯的盟友演變成潛在的競爭對手甚或是敵人。然而，由於他們認為兩國之間的實力差異仍然巨大，為免打草驚蛇，中國在當時只能「 韜光養晦」，只期望在特定領域削減美國對中的威脅。舉例說在軍事層面，為了避免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懷疑，中共沒有全方位大幅擴張軍備，而只是針對美軍弱點集中發展水雷、潛艇及反艦彈道導彈（ASBMs）等裝備。在政治層面，為了防範周邊國家提早對中國出現戒心，他們主要要處理的是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力及當時盛行的「中國威脅論」。在執行上，他們一邊沖淡有著美國參與的亞洲跨國組織的影響力，一邊推動那些美國沒有參與的組織的體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向亞洲各國示好以拉攏其支持。

如是者直到零七年的金融海嘯，在重新評估下，中共認為中美的實力差距已大幅收窄，經濟上對美國的依賴逐漸減少。於是，在江澤民、胡錦濤的領導下，中共開始跟隨「 積極有所作為」戰略精神。以建立全新東亞秩序為目標，他們開發航空母艦、發展海上基地、設立亞洲投資銀行、推動「 一帶一路」等政策。最後，因應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及武漢肺炎疫情，作者指出現時在中共視角下美國正步入國力衰退期。對中共而言，這是一個「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後，作者預期中共將採取「擴張」戰略，以「復興中華民族」作說詞，向成為世界領袖的目標進發。

小心服用

縱使該書作者持有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在書中亦多次強調自己的著書方法是依照社會科學的精神，筆者仍建議各位觀眾要「 小心服用」此書。美中不足的是，書中所援引的資料，雖然數量龐大，但只涵蓋中共一方的想法、判斷及行動。在中共旨力取代美國秩序的三十年間，很難想像美國毫無對策。那麼，在中共「 韜光養晦」之時，美國政府究竟如何判斷兩國關係？經歷過六四屠城後，美國曾一度以經濟制裁要脅中國必須重視人權問題。但為何美國仍然會在 2002 年通過對中永久正常貿易關係法案（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 亦即是俗稱的「最惠國待遇 」？當中涉及的是美方對中共戰略的誤判，引致放虎歸山嗎？抑或是，從來中美兩方的利益都是一致呢？相比起中共內部文件，作者理應更容易接觸到更大量、全面的美方外交政策文件，在這情況下，本作缺乏對美方的回顧似乎令人大失所望。究竟作者是不為之，還是不能為之？相信就只有作者本人能夠回答。

另外，此書所依賴的方法框架亦有值得商榷之處。在談論中共藉著對「 中美兩方實力差距 」的評估而作出相應的戰略部署時，書中似乎未有說明中共實際是怎樣進行評估，有甚麼具體數據、指標對他們而言是比較重要的。除了將中共相關的言論文件依其權威性分門別類之外，讀者實在難以得知那些文件的「 權威級數 」跟實質政策之間的關係。舉例說，如果我們能夠將官方言論文件與經濟數據對讀，我們或能得知某些使中共改變的關鍵因素。要分析中共的行為，動機，這種研究其實是不可或缺。不然，我們對其行為的詮釋只會流於表面的官方文件「文本分析」。

當然，縱使不足，亦不代表此書毫無參考價值。至少作為起點，本作為我們示範一個研究中共可行的方向。要了解「 帝國 」的實況，我們可以建構現有體制的「 系譜」，溯流追源發掘體制在過去的演變過程，辨識出哪種力量、因素掌控現有制度出現及狀態。我們在揭示現有境況其實並非自有永有的同時，我們可以問為甚麼它們看來「 非如此不何」，甚至這亦鼓勵我們去探尋暫時無法想像的全新格局。

而對於所有有志思考香港未來出路的朋友，我們不能只停留在「 國際關係 」的領域下去探尋答案。我們不但要了解國際格局下「 帝國 」之間的互動，更進一步，若然今後人類將繼續以「 國際棋盤 」用理解由各現代民族國家所建立的世界體系，面對這個「 國際棋盤 」，究竟香港能否、又應否只成為其中一枚棋子呢？又或許，如果無可避免地我們必須要回到「 帝國夾縫 」的框架內，早前對「 帝國 」的分析又有甚麼幫助呢？最後，筆者希望提醒，縱然這些問題非常重要，但尋求這些答案的過程注定是漫長的。要發掘「 真相 」，除了要有「 活著的勇氣 」堅持不懈去探尋之外，我們或應「 效法 」中共⸻ 要有「韜光養晦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