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線面面觀】如水論壇﹕國際線

文／Sunny , Ray

香港社會運動的組織模式在過去幾年一直處於變動之中。從過去的「 大台」模式到一四年雨傘革命中出現「 拆大台」的呼聲，再到一九年的「 無大台」運動，這些變化都跟過去運動的發展脈絡、政治環境及新舊組織的興衰緊緊扣連。若要扼要地概括過去近十年抗爭運動組織模式的變化，或許沒有比「去中心化 」更適合的形容詞。

然而，當流散海外的香港人試圖以同樣的模式去發展海外運動時，部分由「去中心化 」所帶來的優勢便成為了新的侷限。

在欠缺一個國際流散港人組織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把各地港人的聲音整合，從而能夠在國際上把全球港人的訴求說明清楚？若欠缺一個有系統性的討論平台，當港人組織在某些議題上存有分歧，我們又如何避免出現分裂？若然，港人流散運動最終需要建立一個能夠連結各地港人的平台，這個平台又應該根據什麼原則，以及如何組成？相反，若然選擇完全摒棄中心化的組織方式，我們應該如何處理欠缺「大台」所衍生的問題？

正如我們的創刊宣言所指，《 如水》的其中一個任務就是為海外港人提供一個平台，去討論香港旅群未來的發展。兩位《 如水》編委 Sunny 張崑陽及Ray 黃台仰提辦了一場 Clubhouse 論壇，並邀請了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攬炒巴 Finn 劉祖迪、流亡美國的 Frances許穎婷，及一位不願具名的流亡前線手足共同討論。

在討論國際線是否需要大型組織以作統籌之前，我們理應先了解一下現時在海外動員上出現了什麼問題。論壇當中黃台仰便問及劉祖迪在過去組織集會上，如 612 全球集會，有否存在什麼困難，並對全球性港人組織的看法。

Finn表示構建一個全球性的大台其實相當困難，因為很多人來自不同的光譜和背景，不同組織之間也會有不同的恩怨歷史，因此 Finn 認為在百多個組織之間要建立一個跨平台實在不太可行。

他再補充到上一次有大台的行動就是 2014 年的雨傘革命，而那次的經驗絕非良好，決策上亦會出現問題，所以前線充斥著反大台的聲音。但直到 2019年，素人自發的行動也能夠保持某種默契，各自在每星期舉辦不同活動，撐起整個運動的精神。他承認無大台的形式絕對有其局限，例如在行動緊急應變和協調上不一定有對手那麼快速。

他擔心即使現存海外運動鬆散，但也不能夠貿貿然走回大台形式，否則只是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他提出一個有趣的觀點去解釋現時海外運動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缺乏了香港這個地方作為一個「虛擬領袖 」（virtual leader ） 團結眾人，因此令到海外的人失去了一些方向。他解釋道，一九年運動最熾熱的時候，海外運動的參與者很多時候是建基於香港所發生的事情，然後採取一種回應式的和協助式的行動，因此對海外的人來說香港整體就是那個領袖，而大家圍繞著香港發生的事情去作行動也比較容易去團結眾人。問題是國安法之後，由於香港的街頭運動已經息微，海外的行動便缺乏了回應的對象。沒有了香港這個地方作為一個領袖，海外的人要怎樣走便存在了不少的分歧。

他用自己的自身經驗去解釋他怎樣面對這個難題。他表示在 2021 年 6 月的時候他協助舉辦的全球 612 流水再聚集會，他幫忙擔任一個協調的工作，聯繫全球幾十個不同團隊釐定主題和分享資訊。集會完成後，大家便各自回到自己所屬崗位和國家去進行自己的工作。Finn特別推崇這種議題性的合作，因為這樣是比較有可能跟不同組織動員起來，一次性地集中推某些行動。

一次性行動的局限，四散，「然後呢 」？

討論過程當中，大家再討論到這種模式會否有其局限。尤其議題式的合作很可能只能夠針對一些沒有什麼大爭議的事情，例如如果要舉辦周年活動紀念6.9、6.12 這些日子，在海外便不可能有太大分歧關於怎樣舉辦，或者用怎樣的切入角度。這種行動可以被稱之為回顧式的行動，但問題卻出在另一種前瞻性的活動。

論壇隨即問及如果海外港人要討論一些政治理念和香港前途這些比較複雜的話題的時候，海外港人的多樣性便會呈現。那麼如果沒有一些大型的跨國組織作為平台讓大家討論，至少為了收窄分歧，這樣又有可能嗎？又或者，當政治人物離開香港漸久，想法上跟本地甚至海外群眾都不一定能夠接軌的時候，大家會擔心喪失代表性在國際社會面前進行倡議嗎？

Finn 指出他一直也在反思這個問題，甚至乎參考世界各地例如愛爾蘭、菲律賓、西藏及其他地方流亡活動的例子，不少人都有建立流亡政府、影子議會這些大型組織，可惜的是他認為失敗的例子居多。即使他認同代表性也是一個問題，但他直言短期內想不到有任何解決辦法，成立一個大型平台在海外也不一定能夠解決認受性的問題。

另一位嘉賓 Frances又怎樣看呢？她用她自身在 2019 年的經驗指出當時大家在海外都是一種由下而上的草根參與。每星期都有不同活動，亦都是很多人自發組織起來，才有一九年遍佈全球的運動。但兩年過後，海外不少人都陷入一種疲倦狀態，海外運動並沒有當初那麼蓬勃。因此，她認為像 Finn那般所提倡的議題性合作雖然有其可取之處，但的確有機會陷入一種「 搞完就完 」的輪迴當中。

Frances擔心不少海外香港人會有一種出席了某些遊行就已經安心的狀態，然後就可以回歸日常正常生活，直至下一次又有一些遊行集會可以出席。在大家都疲倦，而且缺乏行動方向的狀態下，很多時候國際線的重擔便落在數位所謂國際線領袖身上。然後就由他們發板，其他人彷彿不用繼續思考未來前路。所以如何令香港海外運動的合作不只停留於一次性的議題合作至關重要。

然而，她不認為解決方案一定是要建立一個大台，畢竟其迫切性不一定大，而且在不同群體中應該還存在不少分歧，尤其是關於香港前途和國際局勢的形勢分析。

反之，她認為最優先可以處理的是要提供一個空間讓人可以理性溝通互相尊重，並從中重新鼓勵群眾去多點交流和溝通，培養更加多可以進行政治思考和工作的人。重要的是，這些平台的構建應該是更加的包容並兼，令到更加多草根丶沒有社運背景的人都可以參與其中。反過來這種由下而上的長久的培訓丶溝通和合作可能更好地解決，或至少回應海外國際線缺乏認受性的問題。有趣的是，Frances提出其實並非所有人都可以去做游說工作，因為游說本身有其門檻，不是簡單地因為你是美國人、是一位選民就可以約見議員。游說必定講求策略，但同一時間又要避免國際線過度精英主義，排擠他人參與。因此她補充，唯有這樣吸納多點人的意見和參與，才可以達到平衡並解決代表性的問題，令到國際社會看到我們的決定是有大眾參與和民意基礎的。

例如在美國情況，如果可以動員到美國不同州份和城市的香港人一起溝通，並促成某些行動，這樣的做法其實可以讓美國國會感受到到處都有香港人，看到香港人的力量，以及大家真的有代表性和能力去動員香港在美的群眾。

她再強調大台的組織性和高度中心化其實真的是一線之差，雖然她曾經反對大台的存在，但她並不本質反對大台，亦認為大台也好，平台也好，如果可以鼓勵由下而上參與，令到更多人可以互相尊重和交流，那麼這樣的機構其實是需要的。核心是不要讓這樣的架構排擠其他人而且必須要兼顧多元聲音。

許智峰則表示他看不到有迫切需要成立一個大台，但與其他人的理據不同。有趣的是，他反過來認為現時海外倡議上的分歧根本不大，不論大家光譜是什麼，大家都是集中要求外國制裁香港政府丶希望外國政府盡快制定救生艇及避風港措施幫忙手足等等，因此他並不認為有太大的分歧需要去梳理。當然，他認為有渠道去作溝通是好事，但重心不一定要關於建立代表性的全球組織。相反沒有這些大型組織，在現階段可能還可以提供多點彈性給大家各自工作。

另一方面，他認為與其說要建立一個大型組織，他現時工作的重心反而是希望培養更加多有才能的海外香港人加入這場運動，並且用他自身過去多年從政及在公民社會組織不同行動的經驗，去分享給他人並陪伴在海外的香港公民社會成長。他認為現時在海外其實有很多很有才能的香港人，他們可能缺乏機會或者經驗，所以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幫助這些組織重整旗鼓，累積經驗，變得系統化和專業化，才能建立更加蓬勃的海外公民社會，令到海外運動得以壯大並持續地走下去。

他也反對國際線只是靠幾個人去擔當重任。他希望可以追求更加平衡的全民參與，有社會資本的人應該協助其他人建立不同的項目，及推廣香港人的故事。他亦強調根據他多年從政包括在立法會和民主黨內的經驗，他認為外國政客長遠除了因為人道原因幫助香港，亦都需要顧及更大的現實考慮。因此如果有一個擁有強大社會資本的香港公民社會出現在海外，能夠在當地社會建立影響力，便能夠更長遠說服海外政客幫助香港人。

至於另一位流亡英國的前線手足，則更加開宗明義批評其實大台這種想法還是有點語意不清。因為沒有人知道究竟不同派別之間所謂的實質分歧都是什麼，然後討論的東西又有多廣泛。例如我們只是討論政治上的綱領，還是涉及整個海外公民社會不同範疇例如文化、商會等的發展。在這些問題尚未梳理的情況下，根本難以討論大台的實際任務是什麼。同一時間，這位英國手足亦表示即使組織間有不同之處且有互相競爭的關係，有些時候不一定會有問題，反而可能對於海外公民社會更有利。正因為競爭，反而令到海外公民社會更加蓬勃起來，亦因如此可以變得更加有機化（organic ）。跟 Finn一樣他希望我們小心，不要由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要因為現時出現了某些問題而馬上採用大台模式，走回頭路。

直至目前為止，感覺上可能不少嘉賓講者都是對於大台有質疑，感覺上更加偏重可行性的層面來討論。因此，主持黃台仰便回應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原則上現時的時空跟過去根本不一樣。首先，即使是以前雨傘革命時期反大台的時候，大家都只是反對一種由上而下的策略模式，而不是反對組織本身類似變成無政府主義者。只要決策是包括了更加多人，根本就沒有太大問題。撇除這點，Ray 提醒一九年這個運動令到香港社會呈現了完全不一樣的變化，左膠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左膠，泛民也不是傳統的泛民，所以不應該用以前的視野來放大不同陣營之間的衝突和作出大家必定很難相處的判斷。

再 者，在回應上述發言嘉賓的時 候，Ray 指出無大台運動的背後，其實存在著一種更為精細（ subtle ）的結構和機制。他以生物學上對有機體（organism ）的定義 1 作為基礎，將無大台運動比擬為一種自我組織的系統（self-organising system ）。

他認為所謂的自發和有機（ organic ）運動，其實都是在某些必要條件下才能出現（ emerge ）。Ray補充兩點，首先任何有機體都必然有一個清晰的邊界，隨之而來就是有對其邊界定義的機制。若然套用在運動上，運動的邊界決定於什麼原素以及誰人是運動的一部分。例如大家怎樣理解手足，怎樣理解和勇不分和抗爭訴求，其實就是構成整個有機體邊界的基礎。第二，在一個有機的共同體中，各個組成部份之間必然存著一個相互連結的網絡（ interconnected network ），就如各個公民社會的團體或者以組織作出的連結和溝通。缺乏這種網絡，各部份便未能夠協調並共同劃下邊界，而有機體便未能出現。

在國安法後，過去我們很多時候倚賴通訊網絡和社交平台作出公眾討論的空間已經不復存在，而如果缺乏這樣的組織或者空間的情況長期出現，那麼社會網絡便難以形成。沒有這種群體網絡，大家就更難成為有機體，彼此壯大並集體行動。與此同時，現時在外地的港人團體亦缺乏了一個穩健成熟的網絡連結彼此。正因如此，Ray 認為一個國際性的港人組織對於整場港人流散運動有其必要性。

在論壇的最後，雖然沒有共識可以達成，但感受到大部份講者本身沒有太強烈的情緒反對大台原則上的問題，但普遍認為時間上或者執行上存在困難，就如 Finn 最後都表示其實最大問題只是現階段很難「 越級挑戰 」，尤其當現時太多組織，亦都不容易溝通。反而如果幾年後，靜待一些組織消亡，那麼留下來的組織其實更有本錢去溝通和合作，那麼到時候再有一些跨國的合作也是可能。

另一方面，今次討論固然可惜未能夠集中討論曾經蜻蜓點水涉及過的其他海外社群組織的形態。無論是維吾爾大會、西藏流亡政府還是世界猶太人大會，當中他們不少都是民主選舉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代表，那麼這種做法是否真的可以幫助他們在世界得到認同？得到認同又代表他們是否能夠更加有效甚至獲取更加多的資源分配給其他屬下組織，令到海外運動蓬勃起來？當然這裏要區分兩點，就是即使外國政府相當喜歡和承認這些組織的存在，也不代表明天就可以幫助那個國家光復起來。例如美國政府向來相當支持西藏流亡政府，亦不懼怕跟世界維吾爾大會溝通，但基於現實情況，當然沒有辦法在短期內完全幫助他們回到自己的祖地之上。儘管如此，香港人能否從這些組織學習更多經驗？

至於這些組織的存在又是否一定要處理政治議題呢？還是可以像講者所提及，應該透過協調，甚至是一些政治領袖的帶領，帶出更多的想像給予香港海外社群，來發展海外香港的文化和商業活動，策略性地壯大香港運動？

這裏有很多問題尚未解決，或許就像《 如水》另一位編輯梁繼平在最後的發言一樣，可能最後是一個先後問題，而不是應不應該的問題。假如不同國家內部的組織已經發展成熟，例如美國東岸組織已經成熟起來，那麼下一步就即刻可能是東西兩岸合作，然後甚至跟北美一起合作，壯大整個社群，分享經驗，才能令香港人的聲音和力量遍佈全球。情況就有點像台灣人在過去發展海外運動的時候，亦都是從不同國家先制定基礎，然後逐漸發展出全美台灣同鄉會丶歐洲台灣同鄉會及世界台灣同鄉會這些不同地域和跨地域的組織，最終令到台灣海外運動成為人類歷史上其中一個最成功的例子。誠然，每個國家的例子和狀況都不盡相同，所以香港人的未來絕對值得我們再三思索。但是肯定的是，不同人和組織之間的溝通是需要的，大家亦應該為了光復香港而共同努力。今次的論壇討論就此結束，但香港人在海外的運動只會不斷延續落去，尋找新的方向。香港的未來，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