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線面面觀】如何留得住高潮？新海外組織的危與機

文／鍾燊豪、千八女鬼

若果老牌海外香港組織是一段婚姻——長久、穩定、各人熟知大家的「 身位 」——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那麼一眾於反送中浪潮之後於北美誕生的學生組織更像是「 拍散拖 」（ hook-up ）。¹ 這類「 即興 」的學生組織，散佈北美不同城市，包括甚少華人聚居的美國中西部。許多海外學生組織快聚快散，但他們以不同方式，在北美社會宣揚及支援香港反送中運動，例如在當地學校舉辦抗爭藝術展覽、與各州官員會面遊說議員支持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在各大校園與支持中共組織抗衡等等，這些短暫的火花為香港社運在海外增加了不少光芒。但隨著肺炎疫情來襲、香港社運熱潮減退、中共強行在香港實施《 國安法 》（ 其管轄範圍包括香港境外），令社會人人自危等種種外在阻礙，加上各組織的成員因畢業、移居而自然流失，大部分這類「 拍散拖 」的海外學生組織也面臨解散的危機。據此，我們早前與三個北美海外組織的成員進行深入訪談，這三個組織分別是：位於W城的組織 S、位於加拿大安大略省（ Ontario ）的學生組織「 安港學盟（ Ontario HongKong Youth Action, OHKYA ）」、以 及三十多年前因八 九民 運應 運而生，位於洛杉磯的「 洛杉磯香港論壇（ Hong Kong Forum Los Angeles,HKFLA ）」，再結合其中一位作者個人於北美 M城籌辦學生組織 Y 的經驗，紀錄這些短暫火花緣起緣落的同時，也想借老牌海外港人組織窺探海外港人組織的長青之道。

海外香港學生組織緣起

「 是緣份。」組織 S 的 H如是說。2019 年，H的一個舊同學跟她說她住的 W城有人希望想支援香港社運，但印刷文宣費用昂貴，希望 H可以幫忙利用學校設施印刷文宣。後來她們當中有人說不如乾脆搞個組織吧。W城有頗多香港移民聚居，H 和朋友首先靠相熟朋友口耳相傳招聘成員，當中不時遇到人說：「 我之後要返香港，都係唔搞喇。」也有些熱心人士例如 J，他主動詢問同在 V城的中學同學有沒有人舉辦香港社運關注組，從此得知了組織 S。J需要填表、通過面試等才能入會。H 解釋，那是生怕一些支持中共的學生潛入組織「 搞事」。J 說，面試其實是活動完結後談天吃飯，他們想看看我是不是有心參與活動。

同一時間在加拿大安大略（ Ontario ）省，另一群身在異地的香港青年受到反送中運動的鼓動下亦懷著滿腔熱血，聯同安省各地的香港留學生，希望在遠方做些事情聲援香港，於是在安省首府多倫多辦了一次又一次的聲援集會，最後順水推舟成立了「 安港學盟 」，而嶓戴就是組織的草創成員之一：「本身都係靠 friend 搭friend，好多本身都素未謀面，慢慢就連結咗唔同地方幾間大學嘅 HKSA (Hong Kong Student Association) 或者關注組搞活動，搞搞下得番多倫多附近嘅 HKSA 比較多聯絡，所以咪索性成立一個組織囉。」

至於在位處美國中西站M城的組織 Y，不同 W城，那裡莫說香港人，連華人也甚少。在 2019 年反送中運動中期，其中一位筆者從香港回到荒涼的 M城，聯絡唯一一個在派對上透過朋友的男朋友認識的香港人 L，看看我們能在校園做些什麼，我和 L同在 M城大學工作。M城大學的香港學生組織以「政治中立」為由，拒絕於校園內舉行任何有關反送中運動的研討會，於是我和 L著手在學校成立了香港人權關注組。這情況並不出奇，在 2019 年反送中浪潮，很多海外大學所謂的「 香港學生組織 」也拒絕舉辦任何有關反送中運動的活動。細問之下，大量這些所謂「 香港學生組織 」其實是由中國大陸學生運作，有在美國中西部的「 香港學生組織 」更因為成員不懂廣東話而要以普通話舉辦會議。另外一些海外香港學生組織是由對香港社會活動感覺淡薄的「竹昇仔」營運，他們當中很多人只關注吃喝玩樂多於香港的社運，或者是不關心政治、著重專業發展的升學就業網絡，這些組織多數以「 政治中立」為由置身事外、明哲保身。在我居住和工作的 M城，雖然香港學生組織沒有以組織名義參與活動，他們有成員認同我們人權組織的理念，加入了我們的關注組，並利用他們既有的學生網絡招聘其他成員。我和 L也透過一些支持香港的東亞研究教授以及一、兩位多年前移居M城的香港教授宣傳組織 Y，漸漸聚集了十數個關心香港但政治光譜非常不同的成員，當中包括教授、博士後研究員、研究生、本科生。

友誼作為政治推手：「 有一天，我們會在煲底下一起喝酒。」

在 W城，H 和J 說，每一次有關香 港的政 治活動 完 結 後，他們也會去聯誼——吃飯、喝酒、打機，這些聯誼活動令彼此熟絡，談天說地，他們更說聯誼活動是他們參與政治活動的主要動力。J坦言他當初「入會」也是想在W城認識朋友，他覺得這些聯誼活動讓人期待每次聚會，J 說：「 即係，每次開六、七個鐘會，返工放工都會辛苦啦。」H也強調，搞聚會最主要是能夠認識新同學，大家都是義工，在海外舉辦活動非常吃力，H常跟成員笑說：「 放鬆下啦香港人，唔好咁緊張啦。」但組織內也有反對聲音，批評這樣聯誼太「 casual 」，例如有女生本身不太喜好喝酒、也不喜歡像J 和 H 那樣玩至通宵，她因為這樣「性格不合」，漸漸與組織的其他成員疏離。H 形容：「 大家好多inside jokes她不知道，我們整群朋友玩至通宵達旦，她吃飯、喝酒都沒有參與，她性格與大家太不同了。」

另一方面在多倫多，嶓戴和他們的同伴除了組織日常工作以外，亦很依賴成員之間的「 圍爐 」聚會維繫感情，甚至在難關時化成彼此的心靈支柱。嶓戴如是說道：「 其實『 圍爐 』都係一種情緒支援，例如每當香港發生好難過嘅事嗰陣我哋一班成員都會聚埋一齊，就算lockdown 期間我哋都會搞網上『 圍爐 』，內容間中會提及政治，但好多時候都係閒話家常為主。」此外，他們亦希望在過程當中，關心香港的港裔加人義工可以更認識他們上一代故土，加強他們的香港認同。「 好多 CBC 義工（ Canadian Born Chinese ）都唔係太了解香港呢幾年發生咩事，咁我哋香港呢啲嚟嘅留學生就會分享一下自身嘅經歷，upate 一下佢哋咁。」

至於在 M城，大概第一次香港活動之後，我們幾個來自香港的人在韓國燒烤餐廳舉杯說：「 有一天，我們會在煲底下一起喝酒。」在荒涼的 M城，我們為香港一同努力似乎是件溫暖的事情。我們和 W城的組織一樣，每次開會後也總會做些聯誼活動，而以聯誼方式也成功吸引了很多新成員。例如我們有個 ABC朋友（ American Born Chinese ）本來對於香港政治活動感覺淡薄，但有次開會後組織成員在餐廳慶祝我的生日，恰巧遇見這位 ABC。有人把他拉了過來，之後半推半就地，他便開始參與我們的活動。這位 ABC最後也以美國公民的身份，代表我們組織接見該州的參議員。但和 W城的經歷相似，我們極度依賴聯誼活動來維繫感情，為組織付出較多的成員也是積極參與聯誼的人，有時候我們由晚上十時打麻雀至翌日早上，不是所有成員也熱衷社交。漸漸地，不太熱衷社交的成員（ 多半是女性 ），便漸漸淡出組織。

無論是哪一個受訪者，海外學生組織均極度依賴個人社交網絡、聯誼活動來召集同樣有抱負的成員。主要原因是，一、因為在海外「同路人」已經不多，尤其是偏遠地區，而很多既有的香港海外學生組織因為種種原因對香港社運置身事外。我們當中關心香港，但對於要做什麼、應做什麼也是「 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聚集有心人最快捷、方便又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社交聯誼作招徠、依靠自身網絡拉攏成員。二、大部分海外學生組織的發起人和成員不是「 吃政治飯 」的政治明星、政治研究員，他們不是為了光環、工作需要而搞政治，往往只是一份關心香港的心。但異鄉人一方面要應付在外入鄉隨俗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要維繫紮根香港的心，最好的辦法就是與在外地的香港朋友茶餘飯後傾談香港。三、如今要舉辦任何有關香港社會運動，也會受到各方監視，所以「 搞小圈子」亦關係到安全需要：例如在 W城，H 和J 的香港學生組織曾一度被某些中國學生組織追擊，有人揚言要滲入 H 和J 的活動在水中放瀉藥、用磚頭攻擊示威者等等，H 和J 其後因安全問題取消了他們原定在市中心舉辦支援 612 的電影放映會。² 在所以很多組織在邀請新成員時，都是依靠現有成員邀請相熟朋友加入，確保新成員是可信賴的。

聯誼活動在海外學生組織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社交是政治活動的推手，並不是附帶而來的效果。但從W城和 M城的個案隱約可見，這種以友誼為骨幹的組織運作往往會排斥不擅社交，或不喜歡通宵達旦社交的人，尤其女性（ 例如很多女性因為安全問題，會盡量避免深宵歸家）。在這種組織架構下，這些人即使有心為香港做點事情，也很難與組織內大多數人磨合。

海外香港學生組織緣落

建基於友情、社交的海外香港學生組織，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效、靈活地召集成員，但這樣的組織多數沒有明確權責，很多時候因為人事、分工問題出現分歧便面臨解散。

在 W城，J 和 H 坦言在運動後期，組織開始鬆散：「 越做越伏，搞活動相處唔到就唔得。」其中最主要原因是人事問題和組織架構問題。在人事問題方面，H表示組織撮合了一些男女，他們為了不影響群組既有的運作，一般都只會進行地下情，H的前男友也是透過她在 W城的香港組織認識的：「 我哋搞組織之後開始一齊玩、食宵夜。但係我哋兩個都唔想公開，想繼續搞活動，唔想畀人閒話家常。」但在某些情況，例如有人單方面追求不同女成員，便令組織內很多人覺得困擾，J 和 H 說：「我哋有人搞唔同女成員，不停 PM佢哋。個男仔會話自己有depression，叫女仔陪佢去睇夜景、睇日落。」除了男女之情的問題，他們漸漸在分工問題上出現分歧。H 說：「 我哋本來係有分話事人，係有主席，之後有人想做、又有人想爭住做，但我哋慢慢唔想有個人 lead。跟住就話不如大家輪住做『 班長 』依個位，『 班長 』有兩票。」但這種制度並不能有效梳理群組內的不同意見，特別在很多細節的事情上，H說：「 我哋之後嘈嘅都係technical 嘢，例如有人話悼念會要點樣喺樓梯打斜企（ 站），我覺得唔 make sense。」之後陸續因為各種分歧，不同成員不滿退出。再者，香港的社運熱潮漸漸淡化、肺炎疫情來襲，大家只能舉辦網上視像活動，W城的組織漸漸變得不活躍。J這樣總結他們的關係：「 大家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聚散終有時，但很多海外學生組織聚得快、散得也快。

在 M城亦有大同小異的情況，我們組織最大的危機亦是分工問題。我們的組織實行「 無大台」的宗旨，如果有人想要籌辦某一種活動，她可以在群組內招攬有興趣的成員幫忙，大家也是憑興趣自由參與。有一次，我們的組織想要在 M城的電影院舉辦香港電影放映會，當中涉及和 M城大學申請經費、與香港電影分銷商洽淡等事宜。我們的組織有博士生、本科生、教授、職員，在商討活動細節時，有博士生投訴本來答應幫忙的本科生拖延進度，沒有做到如期的工作，引起雙方在組織內爭執，包括人身攻擊。結果最後導致有人離開群組，雙方由「 朋友變成敵人 」。我和其他幾位成員有嘗試「 勸交 」作中介：「 大家都係義工性質，如果有人做得唔好唔夠咪三口六面講，大家係隊友。」但大家已經吵得面紅耳赤，又因為「做得唔開心咪唔做 」這種無可避免的心態，於是令組織變得鬆散。後來，因為很多人相繼畢業、搬家等等，大部分成員也漸漸淡出組織。

也許「睇餸食飯」才能天長地久

面對曇花一現後所出現的各種內部危機，這些新興海外組織應該何去何從？對於這些組織而言，要繼續打「 國際線」，就需要思考如何細水長流，發展出「 長期穩定 」的運作模式。作為新興組織之一安港學盟亦不能置身事外，在熱潮過後如何將組織延續下去，成為了組織內恆常討論的議題。

除了因人事而引起的紛爭，路線之爭也是矛盾的苗頭。在熱潮退卻加上肺炎疫情雙重夾擊下，新興組織亦意識到不能再單靠實體集會引起當地社會關注。安港學盟成員嶓戴表示，他們路線之爭一般停留在規模（「大搞」還是「細搞 」）以及定位（「 政治游說 」還是「 草根傳播」）兩個層面——由於游說這種「 high end 」的事務已有更龐大的組織在處理，而且其投放的資源亦遠比新興組織所及能力大。再加上安港學盟將自己定位為安省的學生組織，他們認為草根化是目前較為可行的路線：「 我哋會想比較喺加拿大社區上做多少少嘢，吸引一下地區內年青人對香港議題嘅關注。我哋亦會嘗試由加拿大嘅本土事務做切入點，例如係近期比較受注目嘅原住民議題。另外要知道加拿大係一個比較『大愛 』嘅國家，所以我哋亦都會同其他國際事件同團體做串連，例如係緬甸示威、反北京冬奧等等。」

安港學盟在發展方向上的掙扎，只是眾多海外學生組織的縮影，不過比其他組織幸運的是，安港學盟在掙扎之下仍維持一定的行動能力，至今仍不斷舉辦不同種類的活動（ 當中包括兩期「 如水」雜誌的團購活動，如水仝人就此謝過），在新嘗試下尋求出路。

另一方面，因六四事件而成立的「 洛杉磯香港論壇」對比這些新興組織而言，就猶如已步入婚姻數十載的老夫老妻，但殊不知早在三十年前，其實他們也經歷過類似的陣痛。

其中一位始創成員Charles 向我們細訴，九十年代隨著中美關係轉好，不少港人對民運關注漸淡，加上不少香港留學生也相繼離開洛杉磯各奔前程，組織亦只能靠少量留下來的人維持基本運作。 Charles 形容，在 2014 年雨傘運動爆發前，在北美有關香港政治議題的大型集會幾乎絕跡，幸而於低潮時他們仍堅持每年在洛杉磯中國領事館外舉辦六四燭光晚會，但剩下的活動基本上日常剩下的就只有骨幹成員之間的聯誼聚會：「 間中煲下湯、燒下嘢食，有時又一齊睇下《 鏗鏘集 》嘅帶、睇下波，香港有立法會選舉就一齊睇點票直播咁囉。」隨著時間流逝，組織圈子歷盡風雨，在鉛華盡洗、去蕪存菁後，留下的骨幹分子對彼此認識已深，友誼自然比一時冒起的團體更為堅實，為日後留下強大的信任基礎。

當我們進一步向組織各核心成員詢問組織的長青秘訣之時，他們不約而同提及「 睇餸食飯 」一詞：「 知自己有幾多資源，知自己commitment可以去到幾多，咁咪去做幾多囉。」 所謂「睇餸食飯」，其實就是量力而為，認清自己的能力及定位。 隨著 2019 年反送中運動爆發，由以往「 冇乜嘢可以做到 」到及後源源不絕的海外集會、黃色經濟圈，以至是流亡手足的支援需求，洛杉磯香港論壇緊守「 睇餸食飯 」的方針，拒絕盲目開拓組織「 業務」，反而是積極利用自己的「 老字號 」作各方橋樑，為活動提供號召力。同時，他們亦為不同在地組織作資源配對：「例如有啲新組織想搞放映會，咁我哋就會用我哋組織嘅名義嚟邀請導演做放映會嘉賓，佢哋見我哋有少少歷史多數會比較願意出席。」「我哋知道其實真係有好多嘢可以做，亦都有人邀請過我哋一齊搞黃色經濟圈相關嘅計劃，但奈何我哋又真係做唔晒，唯有將啲計劃轉介畀其他我哋相識嘅有心人去做。」

問及他們心目中海外港人組織的長遠定位，另一位成員Clement 認為在政治低潮下，海外港人團體可以嘗試轉而著手關注非政治、但更根本的組織問題：「 其實好多香港人啱啱嚟到嘅時候真係比較少香港朋友，始終我哋香港人喺海外嘅凝聚力相對係較低，都係要靠有人搞活動或者『 friend 搭friend 』先識到其他香港人。」他們表示，長遠而言組織希望透過定期舉辦比較私人的「 迎新」派對，了解新到埗港人於生活上的不同需求，並為他們提供相應資訊及幫助，在協助他們融入當地的同時，又可以慢慢凝聚一個穩定的海外港人圈子。還原基本步，海外組織的未來，也許亦要回歸「 組織 」的基本。

總結

我們把不同組織經驗寫出來，是希望「 拋磚引玉 」，首先讓讀者體會到有聚散、有分歧這些人之常情，然後再一同思索在「 打國際線」的路上，我們要如何一方面靈活地利用個人交情作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在這種以友誼建基的組織上，怎樣有系統地處理分歧、危機，平衡各方得失。

人事問題在任何組織工作都是無可避免的。從W城和 M城的個案可見，很多類似的海外學生組織也是以友誼作為行動基礎，大家普遍亦以「 合則來、不合則去 」的心態看待他們在組織內的位置，於是在有危機、重大分歧的時候，往往很快便放棄籌劃新的制度來梳理這些分歧。無可否認，在較少港人聚居的偏遠地區很難效法像洛杉磯、多倫多有固定港人群體的城市。安港學盟的活力以及洛杉磯香港論壇的謹慎則向我們展示了聯誼的另一種可能性。在他們身上我們除了看見量力而為的原則之外，還有韜光養晦的重要性：低潮之中深耕細作，還原「 組織 」基本步，紮根當地社區，凝聚在地港人，經營盟友社群網絡，或許才是海外在地組織的去路。

在此祝願各地港人組織，即使及後只能細水長流，但起碼能天長地久。就讓我們一同靜候下個時機來臨，我們最終定能滴水穿石、百川歸海。

1.香港的反送中浪潮亦波及遠在地球另一面的北美。2019 年，數以十計位處美國及加拿大的大學成立了香港社運關注組織。這些組織散落於北美的不同州分，除了港人的留學熱點西岸加州、加拿大，亦有組織設立於較少華人聚居的美國中西部。

2.2019 年 6 月 11 至 13 日，大量示威者包圍香港立法會，反對立法會二讀通過《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示威者一46 度佔領龍和道、夏慤道和金鐘道，短暫癱瘓金鐘的交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