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咪走，留咪留

反送中運動爆發兩年，抗爭遇上瓶頸，政權則以《 國安法 》等工具對公民社會作出前所未有的打壓。同一時間，外國政府向港人釋出善意並提供「 救生艇 」，移民成為大眾熱議的話題，但抗爭陣營亦遇上新的難題：面對當今困境，港人應該去還是留？

筆者下筆之際，劉穎匡一封獄中書簡點燃了去留爭議的炸藥，主留派和主去派在網上爭辯去留各自的利弊，甚至演變為「坐監是一種逃避」的惡言相向。探討利弊固然重要，但這番爭辯實際上亦暴露了抗爭陣營的信任危機。若不正視根本矛盾，針對去留的討論只會停留在「你有你講，我有我講」的階段。

換一種說法，去留爭議只是過去兩年內部矛盾的延伸，而導致這種矛盾累積的元兇有三個：就過去的理解不同、對現況的資訊落差、對未來願景的差異。本文不只在探討去留利弊或實際行動，反而希望剖析信任危機的成因，以及這個問題如何在去留爭議中體現。

「七一難題」的啟示

《 佔領立法會》刻畫了七一清場前「 煲底 」示威者的掙扎，筆者對當中一句話印象深刻：「怕死先會走，但就算走都要留到最後一刻，陪入面嘅人一齊走」。

以七一作出發點，並非為了貶低主去派為「 怕死 」。七一固然對運動影響深遠，但也只是其中一場武力抗爭，當時正值運動高潮，抗爭者第二日大可在街頭捲頭重來；去留爭議牽涉的則是運動的長遠方向，抗爭陣營對留守香港的想像當然不同於七一示威者彷如死路一條地留守立法會。

回顧七一不會令我們得出去或留的結論，但對重建信任有一定啟示，當中有兩點尤其重要。第一，即使效益不大，仍會有人甘願死守。這或許是情感驅使，旁人看來則是不理智，甚至帶點英雄主義的決定，但我們要盡量理解。第二，如果原意是不希望見死不救，就不應流於表面，而是以實質行動支持。

同樣道理，某些留港的理由其實相當單純：也許是想陪伴身陷囹圄的手足，也可能是堅信「 有家才有人 」。港人喜歡將「 值不值 」掛在唇邊，但情感因素是不容忽視的。如果把這些想法一律標籤為「 風向撚 」或「 送頭 」，只會予人被拋棄之感。另一方面，即使希望手足保留有用之軀，他朝捲土重來，但不了解流亡生活的苦況並給予支援的話，「 手足去旅行」等善意說話亦只會淪為惹人反感的空中樓閣。

早已形成的裂痕

對主去論述抱有懷疑，甚至嗤之以鼻的人，不只是提倡留港的人，還包括已流亡的抗爭者，側面證明去留爭議與信任問題脫不了關係。

筆者不希望將去留分歧簡化為和勇差異，但有必要指出不同崗位對重大抗爭事件的理解有一定差異。以理大救援一役為例，十八號夜晚常被稱為「 最接近全民勇武的一天 」，《理大圍城 》卻有另一種刻畫。留守者一度爭論應否配合外圍突破警方防線，有人卻拋下一句：「 今朝試咗四次，佢吔而家喺出面我吔就要送死？佢吔聽朝仲會出嚟咩？」。筆者須強調當晚踏上街頭的港人非常勇敢，但這種「和理非做得不夠」的怨念絕非個例。

當然，借理大一役打散抗爭陣營的罪魁禍首是心狠手辣的政權，但不信任的種子不只一兩顆。不少前線對大埔開槍案、元旦遊行的「 捉鬼 」耿耿於懷，這點港人可謂責無旁貸。甚至一些看似感動的畫面，例如和理非列隊為前線鼓掌等，部分人也感到不是味兒，戲稱「 啦啦隊先會拍手，但啦啦隊唔會落場」。

這和去留問題有甚麼關係？部分人質疑的，其實不是可以做甚麼，而是會不會做，能不能做。「 淨係識食黃店」等看似散播失敗主義的言論或許惹人反感，但這種芥蒂是實實在在的。當有些人在香港也未能打鐵趁熱，他們宣稱要打港人更陌生的「國際線」時，能否真的獲得信任？

筆者明白上述論調略有「鬥黃 」意味，亦理解不同人有不同抗爭包袱。然而，對一切「 放負 」言論採取否定態度似乎是另一極端，甚至會令部分人更不信任主流群眾。兩年運動有誤判、有不足、有懦弱實屬正常；但正因如此，大方承認，再作改善其實沒甚麼大不了。相反，為任何事作糖衣包裝，將負面情緒視為「 對家舉動」，某程度上是一種逃避，只會令人更質疑抗爭陣營離港後是否有落實長遠計劃的決心。

滿佈荊棘的海外

不同派系對離港後的現實難題亦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誠然，資源分配是千古謎團，但現時分歧不在於資源應如何分配，而是關於資源匱乏的嚴重程度。一批人提出的美好願景，在他人眼中可能只是「離地 」。

筆者未有仔細打聽流亡手足的經歷，但不難想像當中一些困境：有些人尋求庇護時遇到技術上的障礙，另一些人則沒有在外人脈，融入當地社會，甚至維持基本生活都有困難。設立支援流亡手足的組織是必須的，但一些港人熟知的組織表面風光，背後資源其實相當緊絀，可謂「有苦自己知」。

資源匱乏衍生的是「資格論」的爭議。有聲音批評國際線是「大花筒」，直指登報，聘請遊說公司消費過大，卻解不了燃眉之急。甚至有人會搬出「 社運履歷 」，認為資源應優先撥給曾作較大犧牲的前線。這種心態看似不健康，但可以理解。這種心態可套用至更廣闊的去留問題，有能力、有家底以正常途徑前往國外相當正常，甚至值得高興；但流亡與移民是有難以彌補的落差，如果只停留在口頭鼓勵，而不向處於困境的一方實際地伸出援手，要雙方維持「同坐一條船」的想像或許有點不切實際。

在此亦假設聘請說客、支援流亡生活均屬必須，港人就要面對一個現實：我們需要的資源，可能是六一二基金每月籌款目標的數倍。如果將目光放遠至建立部分人口中的海外公民社會，所需的金錢更是難以想像。撫心自問，當我們對六一二基金也是以「死線戰士」心態捐款，當流亡抗爭者開設的網店進不了大眾視線，再多的願景會否只是沒有現實支撐，難以獲取認同的烏托邦？

資源短缺是必須正面迎對的現實問題，而港人心態上有三點可以調整：第一，我們應該擺脫單次、情緒主導式的捐款，改用持續且有系統的支援；第二，不應高估手上擁有的資源，亦切忌「食米唔知米貴 」；第三，從最貼身的著手，逐步建立根基。有些理想或許值得實踐，但沒有根基，或以單次計劃的形式推動的話，只會是一盤散沙。

甚麼時候才回來？

去留分歧的另一個核心，可以用劉穎匡獄中書簡的一句概括：「 兄弟爬山，總不能是我爬獅子山，你爬阿爾卑斯山」。

有些人認為移民本質就是抗爭，當香港資金、人才全部流失，配合國際格局，中國經濟便會崩潰，政權會失去合法性或作出退讓，屆時港人便可重返家鄉。有些人則把離港視為「 戰略性撤退 」，必須配合本地力量才能打倒敵人。更有人認為「 有港人的地方就是香港」，一心希望建立新的家園，根本沒有重返的打算。

筆者固然沒能耐如某些學者般提出「 光復香港路線圖」，但問題核心不在於走甚麼路，而是對終局和其前夕的想像。反送中運動固然是爭取民主自由，但政權退讓下的「 真普選 」和港人當家作主是兩回事。政權不崩潰，香港不會重光，但一個政權倒台可以是換上另一個中央極權，香港依舊不會重光。這看似是虛無飄渺的長遠概念，卻反映了人的基本價值，亦會主宰一個人的行動。

簡單而言，在政權猛烈打擊下，港人普遍希望「守住一啲野」，但對未來想像的差異，導致大家不清楚甚麼時候，以甚麼力度重新進攻，因而成為去留爭議的主軸。筆者沒有水晶球，不能預測下次機會何時來臨，但大家應先搞清希望把這機會「發到幾大 」，才能探討做甚麼準備。

筆者不會爭論現今香港有沒有空間抗爭，但須強調海外空間之大可以是陷阱。外國政府基於人道理由、地緣政治的考量，的確落實了不少有利港人的政策。然而，香港的未來是由港人自己決定，「國際線」充其量是支援角色。如果我們沒有共同想像，「打國際線救香港」的口號其實不會獲得共鳴，甚至會適得其反。

小結：必然是有去有留

編輯邀請投稿時曾問及筆者主去還是主留，當時答覆是「走咪走，留咪留」。作為獨派，筆者其實認為必須內應外合才能重奪自己的家園。按理來說，應該基於一個人的能力決定去留，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但這只是筆者的理想。回到現實，一些人退守海外，未必是因為他善於遊說，可能是因為惹上官非，甚至單純感到恐懼，這點絕對可以理解。

或許是深諳理想和現實的差異，筆者認為「 可以做甚麼 」永遠解答不了「 會不會做 」的疑慮，這點正好體現在去留爭議上。去留問題沒有正確答案，最終必然是有人留守、有人離開；而港人各散東西時，要維繫身份認同就更加困難。正因如此，當抗爭陣營現在已不在同一艘船上，對過去、現在、未來的理解大相徑庭，又怎能確保以後「 大家都係香港人 」？以再多口號維繫所謂團結，或者提出再多的去留大計，其實也只會是空談。

筆者希望以「 去留是個人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尊重 」一句作結。這句是不少人的口頭禪，但現在似乎只是一種打圓場的方法。要做到真正的尊重，其實不應停留於去留問題的表面，而是從根本理解他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