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成為一盤散沙的「香港人」

摘要

也許，從來就沒有美好且一致的「 猶太人 」。有的只是「 人 」還有跟隨著我們的人性和群體性。無可否認，「 香港人 」是一個錯綜複雜、一盤散沙、不斷互相矛盾的群體。當不同組織帶著自己固有的行動模式與其他團體合作的時候，不同行動者便會很容易產生分歧。認識這些分歧，了解不同團體的行動「 模式 」，並學會與矛盾共存，也許能讓我們找到那珍貴但又非常脆弱的聯繫。這篇文章將會綜合筆者研究所觀察到的四種行動模式，邀請讀者進一步思考如何在「一盤散沙」的香港人群體中，找到共存的空間。

正文

經常聽到不少網上知名評論員（KOL ）提及猶太人如何透過宗教延續過千年的國族群體，一直到復國的那天。香港人可以像猶太人那樣團結嗎？有人說，香港人雖然沒有一個共同的宗教，但人們可以憑藉自身的文化、價值和政治取態等，在不同地方把這個身份延續下去，一直到「 煲底相見 」的那一天。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們要不斷思考，這是一個確切可行的方案，還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主觀願望？

無可否認，一套「 命運共同體 」的民族想像是支持著群體前進的理念，但筆者在過去一兩年所觀察的海外香港人，其實一直都是處於「 一盤散沙」的狀態。這裡的「 一盤散沙」並非有如孫中山在《 三民主義 /民族主義第一講》所論述的那種「 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筆者在這篇文章提出的「 一盤散沙」，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型態，使群體成員在不須過份期望彼此團結下達成一種聯繫。

「 沙」的力量看似微小，但卻可以不斷改變，時而聚沙成塔，時而分散各地，無法連根拔起。 這種行動模式，早在十年前的香港本土「 平等分享行動」便已出現。 面對從上而下的打壓和彼此之間的分歧，流散者倘若能夠認清彼此之間永遠都會存在的分歧和「 不一樣 」，群體便能夠在有足夠的共識下，把「 香港人」的身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地方延續下去。 這種「 我們不團結」的共識是相當重要的。因為許多人對於內部紛爭的失望，都是基於一種對香港人會因為身份一致而團結的期望，欠缺了對民族多樣性的理解。承認我們是「 一盤散沙」，也許能夠更實在地讓海外香港人連結（ 而非團結），得到足夠的認知和共識，並且得以延續及擴展。這篇文章將會整理不同流散者的行動模式，進一步思考不同行動的優勢和所面對的挑戰，繼而引申更多的反思。

流散不代表團結

首先，猶太人並沒有因為宗教而團結成一個整體。不同支派之間大大小小的衝突在歷史上時有發生。流散到不同地方的猶太人也會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結合，與當地人通婚，產生了不同的語言和生活模式。因此，不同地方的猶太人也會對宗教習俗的執著產生分歧。筆者的一位社會學老師，Dan LainerVos 在他的著作《 Sinews of the Nation 》便提過，在以色列復國後兩年即 1950 年的時候，猶太流散者便曾經出現「 去留問題 」的爭論。一些提倡復國的錫安主義者（ Zionist ）認為回流並幫助以色列成為獨立自主的國家是一種民族責任，身在美國的猶太人應該回流到他們的上帝應許之地；另一些猶太裔美國人（ Jewish American ）則希望繼續留在美國發展，認為回流只是個人選擇，並非義務。面對分歧同時又要結合不同力量來支持以色列的經濟發展，猶太人當時發行了以色列債券。這種債券產生了兩種同時存在的意義：禮物和市場交易。讓不想回流的猶太裔美國人視債券為一種商業投資；而主張回流的猶太人把債券視為一種對國家的支持和貢獻。當時的以色列人，容讓這債券項目存在一定的含糊性，成功讓各執一詞的雙方連結起來。在不需要對「去留問題 」產生共識的情況下，共同支援以色列的發展。

今天的香港人，面對左與右、大陸與香港、海外與本地、老一輩與新一代等分歧，我們可以容許這種含糊性存在，讓不同人互相連結嗎？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和理非與勇武曾經勢不兩立。經過五年的局勢轉變，2019 年出現了「 和勇合一」的畫面。「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精神，正是一種含糊不清的符號，讓不同派別的人產生一種「 連結」的想像。同時，也會有一些人提醒大家，要謹慎批判不合時宜的思維模式。因此，當香港人思考如何延續自身的群體性時，人們必須重視群體本身的創造力和自省能力。讓自己看見彼此的不一樣，同時發現更多彼此可以共存的空間。不同種類、大大小小的項目和計劃，哪怕是一些無法帶來即時政治效果的行動，也許都是一些機會，讓大家可以互相連結。

從定義上來說，流散（ Diaspora ）是形容一種型態多於一群人本身。這意味著散落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必須不斷在生活上「 實踐 」自身有關香港的信念、文化和價值，才能讓自己與香港產生聯繫。這些過程是一個動態的進行式，讓人對香港的情感推動著每一日生活中的堅持與執著。但現實並不如理想，不少熱衷「 國際戰線」的人均會認同，海外香港人之間的紛爭數之不盡。一些經常出現的問題，例如「 誰人可以代表我們？」、「 什麼才算流亡手足？」、「 我們該如何表態？」等爭論，均會令不同團體產生摩擦，甚至裂痕。在美國大選後，更多海外港人會以「左或右」的意識形態來把不同人作分類。這種「支持拜登 」與「支持特朗普」之間的分歧，到今天依然陰魂未散。

倘若人們無法化解彼此的分歧，那麼我們便要學會接受分歧，與它共存。還記得以往香港的公開考試有一條作文題目是「 刺蝟」。當彼此太過接近的時候，刺蝟便會互相傷害；當彼此太過遠離的時候，便會失去聯繫。「 刺蝟的距離 」，就是「 不要太遠也不要太近，剛剛好」的那樣。這個比喻放在現實的生活中，便是一種群體的修為。 當人們為「 黃、藍 」和「 左、右」等概念下一個自以為義的分界定義時，彼此之間便會很容易出現「 黃鬥黃 」的現象。事實上，這也並非黃絲專屬。在藍絲的世界中，「 藍鬥藍 」的問題也非常嚴重。例如何志光與華記正能量之間的惡鬥，還有「 啊叔與你」對華記的追擊，經常為筆者在茶餘飯後送上一盤花生。這些惡鬥的原因是因為彼此都只從自己堅持的原則和想法出發，為整個世界劃上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定義。當然，有些紛爭也少不免利益和資源的爭奪，還有那鎂光燈的誘惑。然而，不是所有流散者行動都會出現這種紛爭，有些行動可以團結一致，有些行動則永遠在爭論之中。

接下來描述的不同觀察，我綜合為流散者的四種「 模式 」。「 模式 」最直接的定義，就是參與者對行動的共同期望、定義和行動方式。觀察流散者的「 模式 」而非「組織 / 機構 / 人士」本身，可以讓我們避免過份將紛爭歸咎於個別人士或組織的「 價值觀 」分歧。讓我們先退後一步，看看不同參與者對組織和行動的定義和方式，從而反思不同組織之間產生張力的建基點。有時候一些組織之間的分歧，不一定是「 左、右」、「 本土派、泛民 」或「 老一輩、新一輩」的分類可以完全解釋。當一些帶有強烈「左派 」或「 右派 」意識形態的組織，與一些以聚集香港人共同「 圍爐 」表達哀愁的組織合作進行活動的時候，因著兩個團體帶有截然不同的氛圍，彼此之間在合作上很容易會產生紛爭。這些張力都是源自於彼此對於行動的期望出現落差，彼此的「 世界觀 」和定義何謂「 抗爭」的方法不同。梳理這些分歧，能夠讓我們看見彼此之間的差距是有條件性的，而非絕對的水火不容。再者，同一個團體不一定要畫地為牢，也可以學習如何轉變他們的模式，來配合一些合作的需要。而不同模式，也會有不同的優勢和挑戰。下文將逐一介紹。（ 有興趣可以延伸閱讀Paul Lichterman 和 Nina Eliasoph 的 Culture in Interaction ）

圍爐模式 Solidarity

2021 年 3 月，北美多個城市舉辦了聲援 47 名被捕人士的集會。然而，參與集會的人數不如理想，不少大城市只有數十至上百人參與。對比 2019 年社運發生期間，動輒數百人甚至千人的聲援集會，場面難免顯得人丁單薄。或許是因為國安法的白色恐怖，也可能是疫情影響，一些積極籌辦遊行的朋友在過後紛紛表示，他們對於人數的銳減感到失望。

為什麼人們會對人數的多少而感到失望？因為這些城市的組織在過去運動期間，經常舉行跨城市，甚至是全球集氣聲援的集會。在筆者的觀察中，這些行動經常會被認定為一種「聲援 」行動，「讓香港人知道他們並不孤單」這種模式的重要核心是群體的凝聚力。人數的多寡會直接影響參與者如何衡量這個行動的成果。而凝聚的核心，是一份對於香港政治壓迫的痛心。因此，不少集會均會以廣東話談及香港的情況，有時動之以情，讓那些流散外地無法回港聲援抗爭的移民的無力感得以抒發。當香港的運動仍然在發生的時候，世界各地傳媒的鎂光燈自然也會被這些聲援集會吸引。當然，有些集會也因為獲得當地關注，主辦單位會配合英語的發言和流程，因此，轉變成「代表模式 」。（ 見下文 ）

但一般以凝聚香港移民的集會而言，大會會有既定的流程和模式，每次參與者發言過後都會加上一兩句抗爭口號來展示群體的團結性。然而，抗爭過後，日子久了。當越來越少傳媒出席這些活動，圍爐的模式逐漸變成一種儀式。一些參與者會思考：「這些集會真的有助於抗爭運動嗎？」無可否認，這些集會的確不會帶來任何直接的政治改變。這些集會更重要的功能，也許在於聚集一群人，在進行一種信仰般的儀式，產生共同體驗，提醒自己的一些堅持。

因此，一些團體除了大型集會，也會舉辦一些小型的聚會。90 年代發起的一些香港流散組織，當時便會舉辦一些「 湯會」，一同「 飲湯」談談香港發生的事。時至今日，「圍爐 」模式千變萬化，從聚集在加州的沙漠一同為抗爭者雕像揭幕，到週末約出來在公園野餐，甚至一同在網絡平台Clubhouse中討論香港政治，這些行動的終極目的不見得是為了改變任何香港現狀。但卻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大型網絡，讓不同人有機會可以參與和交流，也讓不同的計劃和組織可以得到人力和財力上的資源。

這種模式的核心在於參與者彼此對於香港發生的事情，所產生的共鳴感，當中包括愧疚的感受。從筆者的觀察，參與者經常在活動的發言中，提及他們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香港的那份責任感和歸屬感。這些感受經常會聯繫到一些帶有愧疚情緒的語言。當中部分人提及他們是因為透過直播或網上片段看見本地香港示威者遭受警暴，自己則安然無恙地在自由的國度中生活，因而產生愧疚感。也有部分人是因為他們的朋友或親人正面對打壓，當然他們身在外地而無法提供任何幫助時，便會感到非常內疚。當然，能夠產生共鳴的，不只是愧疚的感覺，也可以是憤怒、悲傷、絕望等。在反送中運動中，每當警暴發生的時候，許多海外香港人群組的討論都會提到這些感受。然而，當社運過了一段時間以後，這些曾經相當強烈的感受逐漸化成日常的常規，這些團體必須依賴彼此的關係來維繫一種團結性。每一年的悼念和紀念活動，都會變成這些成員之間，再次聚首提起這些感受的片刻。而基於這些關係和共鳴的核心是香港本身，團體會盡量避免受香港以外的政治狀況影響彼此的關係。然而，世界政治從來都是互相牽連。2020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正是一個最佳例子。當成員把特朗普的政治勢力視為抗爭的一部分，而團體內有些成員則支持拜登時，成員之間的關係便會受到挑戰。

到底這些團體應否為當地移民社會發生的政治事件發聲？這些團體應否討論非香港的政治問題？這問題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然而，這個問題卻成為了不少人爭吵的原因。當人們是基於「 離開香港」的無力感，「 想幫香港做啲嘢」聚集時，彼此的關係從來都不是基於他國的政治。因此，成員彼此之間，本來就存在著許多他國政見上的分歧。要梳理這些分歧，讓團體繼續延續下去，是考驗著參與者彼此之間的包容性和修行。

干預模式 Intervention

那麼，是否所有團體都會因為他國的政治問題而吵個不停？不是的。有一種行動模式可以破除許多不必要的爭論，每個成員都是朝著同一個方向奔跑，齊心合力地專注在一件事情的成果上為香港抗爭帶來幫助或改變。這就是所謂的「干預模式 」。這種模式通常在一些國際的物資線和政治遊說組織經常使用。然而，在國安法之下，這種行動模式變成了高危的行動。基於安全考慮，下文只會描述行動模式本身，而不作例子引述。

「干預模式」的行動通常都需要很專門的知識和技術，不能如圍爐模式那樣，讓人隨便加入，便可以進入群體成為一份子。這種行動的核心通常只有非常少數的「 專家」做決定。而行動的組織裡面，所有活躍參與的成員均有其功能角色，為整個行動提供資訊、資源、網絡和技術。而行動的成敗，只在乎於結果本身，例如物資是否送達有需要的人士手上？這條法案是否能夠獲得通過？

因此，不少長期參與國際遊說工作的人士，均會認為無論總統選舉最後花落誰家，這些組織都必須依從當地的遊戲規則，嘗試拉攏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以推動香港人相關的法案。在這種模式中，成員對當地社會的政治立場顯得不重要。正如物資線的參與者，在思考如何把物資從一個地方送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這些討論和規劃甚少會牽涉到政治上的意識形態討論。因此，筆者觀察到，在物資線的組織工作上，只要有一個清晰的工作目標，不同年紀的流散者均可以共同合作，為行動提供不同的人脈和資源。而政治討論本身便在行動中變得相當次要。

這種模式建立的關係，是一種共同努力的戰友關係。這些組織可以容許不同政治見解的成員參與並產生信任，減低因著意識形態的分歧而產生內部敵我矛盾。因著行動帶著相當的危險性和技術性，而且相當消耗體力，這些行動難以像圍爐模式那樣，一瞬間能夠讓大量移民加入。然而，成員之間的關係卻比圍爐模式更為堅固。

代表模式 Representation

代表模式最直接的描述是一個說故事的「 形象工程 」。這些行動通常都會以「 向外」擴展為目標，讓流散者身處的國家有更多政治人物和市民支持香港。最廣為人知的例子為黃之鋒和羅冠聰等人到美國參與國會聽證會，還有全球登報的行動。然而，當不同的組織嘗試向外推廣香港人的抗爭運動時，他們均會面對翻譯上的挑戰。這裏提及的翻譯問題，不單單是語言上要把中文翻譯成當地語言的問題。這種行動更常面對的挑戰，就是如何把香港的政治狀況，解說給一些完全不了解香港的外地人士知道。解說過後，還需要思考，香港的抗爭與他們有何關係？為何他們必須關注香港？

當然，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不少組織經常都會引用外商在香港投資所面臨的風險，來聯繫到香港人所面對的打壓。此外，這些行動也會引用許多普世價值，例如平等、自由和民主等概念，來描述香港的人權狀況。有些組織也會引用許多血腥的鎮壓畫面，例如爆眼少女和 721 事件，還有國安法下的大搜捕，來論述香港人的「 慘況 」。然而，這些論述真的能夠代表香港抗爭者面對的困難嗎？在緬甸等國家發生更暴力的鎮壓時，這些論述如何能夠站得住腳？

這些問題經常會引起許多爭論。因為代表（ representation ）本身就包含許多不同對現實的理解和詮釋。這並不如干預模式那樣，可以有絕對的指標來判定成敗，例如法案是否獲得通過和物資是否送達有需要的人手上等。在處理什麼能夠代表「 香港人 」的這個問題中，一百萬個人，也可以有一百萬種不同說故事的方式。一些人會認為必須要高舉獨立旗幟來樹立國際形象；一些人會認為要談談警察暴力；一些人會認為要談談民主自由；一些人會認為要論述本土文化入侵。要梳理這些象徵性的討論相當困難，而且經常會混入了政治意識形態的討論，變成了一場泥漿摔角。

然而，這也是「 代表模式 」必須接受的現實，就是不同行動者會使用不同方法，呈現他們眼中的香港故事。一些論述會觸碰到翻譯上的問題，例如香港本土思潮對中國人的排斥會觸碰到當地移民社會的膚色議題。若不恰當地把香港本土運動的論述，套用在其他社會中，便會令移民社會的本地人士反感，甚至認為香港人都是種族主義者；另一方面，有些論述會過份翻譯成移民社會本地的政治文化言語，令故事失去了本土的特色和味道，變成一種「離地 」的理解。

也許，流散者必須明白和接受，在這種跨國的形象工程中，難免會觸碰到許多的排斥和反抗，但不是所有的反抗都是基於敵人的計謀。有些反抗，只是我們的語言不能讓人了解，或他人的世界觀與香港人的經歷不吻合。再者，英、美、加、澳、台等地的政治環境都不同，每一個國家的「 香港人 」形象也可能不一樣。因此，在爭論「 誰人可以代表我？」的問題以先，流散者必須對當地社會和香港社會有足夠的理解， 才能說出一個能夠讓他人理解的香港故事，以擴展香港人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互助模式 Charity

最後一種模式，是香港移民的互助模式。這些行動通常不會牽涉政治議題，行動通常只會集中實行一些援助移民的目標。這些行動包括一些移民的資訊交流群組、心靈健康小組和搬家與尋找工作小組等。這也是近來越來越多流散組織推動的行動模式。這種行動模式通常以幫助移民流散者的目的為主，透過提供實際援助，幫助香港人融入當地社會。

這種互助模式的核心在於一種「 身在他鄉，互相支持」的心態。一些在外的流亡手足也會受惠於這些互助模式的行動，在當地社會得到支援。然而，這種模式的協作關係通常都是以短期行動計劃為基礎，不會建立長期穩定的個人關係。因此，互助模式所建立的關係是一種「 幫助者 —受助者」關係。這些行動也是基於逃亡潮的出而應運而生。因為團體內部的討論通常與落地適應當地社會的題目有關，一些已經融入本地社會的移民便會逐漸脫離受助者的角色。這些行動通常不會帶有強烈的凝聚力。因此，這種模式也會在流亡潮過後將逐漸褪色。相關的團體也將會逐漸轉變成圍爐模式以維持團體成員彼此的關係。

「一盤散沙」的沙盤推演

香港人曾經是相對地團結一致的。在社運期間，當警暴的血腥鎮壓帶來強烈的集體情緒時，許多香港人的群體也不計前嫌地再次走在一起。不同模式的行動可以同時進行，沒有太多人會批評海外集會行禮如儀，也沒有太多人反抗國際線的代表象徵無法貼近民情和「 離地 」。這種團結是源自一種逼切性的情感力量，令人覺得大家要齊上齊落，就算有分歧也可以「兄弟爬山」地各自努力。當大家擁抱同一套抗爭故事，認定一些壞人和同情所有同路人，也許槍口一致對外就可以短暫地解決許多紛爭。但運動過後呢？在國安法下，前線的經歷和故事已經轉變成牢獄中不可言喻的長期痛苦。當初令人走在一起的道德感召、情感召喚，隨著時間流逝，慢慢退色。這些力量減弱以後，「香港人 」必須尋找另一種渠道產生力量來延續群體性。

2020 年的美國大選，正如大家所見，香港人因著支持不同候選人而分裂。社運後的情緒壓抑轉化成賽馬直擊，每個人都彷彿「 All-in 」了一個候選人，沒有任何停下來思考對方的道理。有些人會在這時感嘆這種壓迫式的政治氛圍。但這不正正就是香港人在反送中以來一致接受的一種「 急速靠邊站」思考方式？在七一發生後，許多網絡文宣希望大家同情衝入去的示威者而非批評他們；在 721 發生後，大家立刻譴責白衣人，放大許多黑衣人被襲擊的片段； 831 後，大家立刻懷疑警察殺死人，並且一同進行悼念。這些過程和經歷是一種社教化的進程，讓人將強烈的道德情感與政見合體，變成了一種世界觀的定型。

然而，社運過後，我們必須帶著更謙卑的心來觀察不同團體和組織的行動模式。他們對於行動模式的堅持，也許在某些視角上是極度無稽，或者在某些人眼中是毫無意義；但倘若這些模式能夠發揮其自身的作用，推動群體的一些行動，儀式本身就存在著保存流散者身份的某種意義。而流散者本身從來也是充滿矛盾，而非團結。正如猶太人的存在也不是基於團結一致的宗教，而是找到了「一盤散沙」地散落在各地的延續方式。

也許，從來就沒有美好且一致的「 猶太人」。有的只是「 人」還有跟隨著我們的人性和群體性。在這裏，我們要承認，「 香港人」是一個錯綜複雜、一盤散沙、不斷互相矛盾的群體。那反送中運動出現的短暫結合，其實是依靠一些犧牲和傷痛組成的創傷來維持那份群體的共同感覺。或許，我們不知道何時會再有那一種結合。但知道自己所看見的世界是有限的，還有承認群體無法一致的複雜性，也許讓我們在黑暗中有一點亮光：總會有一天，人是可以不必計較以往的矛盾，再走在一起。但在這之前，人必須花費許多力氣維繫那非常脆弱的聯繫。那一盤散沙的連結，其實是充滿意思的。我們衝突，只是因為我們仍然在乎大家，仍然有某程度上的聯繫，因此刺蝟的刺才會讓彼此刺痛。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 不太近、不太遠 」的熟悉距離感。慢慢學會調適彼此之間的衝突。這樣，香港人才有條件談如何在長時間延續和擴展我們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