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以上，「港人」未滿？

自 2019 年起，愈來愈多海外港人熱衷於關心並參與香港政治，而伴隨著後國安法的流亡及移民潮，不少原本活躍於香港本地社運與政治圈的人也離散於海外，以下這個問題變得日趨重要：海外港人在抗爭運動以至於香港這個共同體中的定位到底是什麼？在本期雜誌收錄的另一篇文章《海外與本地運動——割裂是否必然 》中，兩位海外倡議者均認為海外港人的角色只能是解釋者（explainer ）或協調者（coordinator ），海外港人既沒有直接行動的能力亦沒有評價本地行動甚或是本地政治的資格。這也是在香港公共領域的主流論述。支持這種論述的理由，主要可以分成兩種。第一種是認為不在香港的人沒法準確理解香港的局勢，因此無法作出有價值的判斷，另一種是認為這些人既在海外，任何行動失敗他們都不用承擔成本，故沒有資格參與對行動的討論。這兩種說法或許都有其道理。若然如蕭雲所說，所謂資格論就是知所分寸。不少海外KOL 確實是不知分寸，既經常作出荒謬的判斷，亦從不為他們的判斷負責任，但若然把這原則簡化為海外港人不應評論香港本地事務，卻有可能讓我們這個共同體陷入不必要的困局中。本文旨在指出，不論是宏觀如國際線，或微觀如個人定位與人際關係，每一個海外港人都無法避免要作出對香港政治的判斷並與其他人表達其判斷。不論是私人抑或公共的討論，牽涉到的不單單是對個別行動的判斷，更牽涉到我們如何維繫彼此的關係並發展香港這個政治共同體。也許我們要問的問題，不是海外港人有沒有話語權，而是怎樣的公共討論才能保持討論質素卻又不犧牲社群建設等其他目的。非黑即白的思維也許簡單易明，卻無助於我們了解自己在共同體中的定位，亦無用於為我們梳理共同體中不同定位的成員與我們的關係。

撰寫本文的三位作者均於香港土生土長，卻各自因為學業或工作之故在2019 年之前已移身海外。在 2019 年運動高潮之際皆又回到香港，但其後亦都不得不回到海外繼續學業或工作。作為曾在抗爭期間身在本地的香港人，在離港後我們各自均在如何調整自己的定位並調節與其他香港人的關係上掙扎過。正因為曾身處過抗爭中的香港，亦正因為現在處身海外，我們才得以切身感受到那份落差，並反思到這份身分上的落差感所帶來的困境在討論中的重要性遠超於去論斷「 我們應否評論本地政治」。以下這篇文章揉合了我們的經驗、掙扎、以及對身邊人的觀察，希望這些經歷能有助我們更好梳理海外與本地港人的定位以及關係問題。

「本地 」v.s. 「海外」？

在抗爭運動的分析討論中，經常出現「 本地 」和「 海外」的二元劃分，內裡亦隱含著主次之分。在這普遍的想像中，本地是運動的發源地、終點站，及主要戰場。「 煲底見 」的承諾始終不能在海外兌現，而遠水亦難以救近火，因此海外流散群體自然只能扮演倡議和輔助的角色，從屬於本地的輿論和事態發展。然而，有不少運動參與者因種種原因徘徊於本地和海外之間，而他們的參與令兩者之間的角色分工與主次劃分變得模糊。

在本地抗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那些月份，三位筆者雖均一度身處香港，但作為海外留學生，最後均不得不又回流海外，像很多流散各地的香港人一樣，日夜隔著螢幕緊貼香港時事、投入國際線的工作，同時仍須跟上外國生活的節奏、工作要求，和當地的政治與社會運動，感覺處在平行時空裡，承受幾近精神分裂的折磨。在海外參與運動時，最大的動力就是對彌補心中無盡的無力感、愧疚的渴望，和對與香港脫節的焦慮。最讓筆者感到矛盾的，就是向外國人講述和分析香港政治時，一方面深感自己身為海外港人有責任為運動做宣傳及解說工作，另一方面卻覺得自己身處海外，好像變得無法跟貼本地時事，亦再也不需承擔行動風險，而已無資格評論本地抗爭的發展，更遑論提出任何倡議。

可是，當筆者們透過國際線工作結識更多海外港人時，發現比筆者們與香港更脫節的運動參與者比想像中多，他們對運動的投入亦比想像中積極。記得在海外參與過多次的反修例集會，經常都是由已移民多年的香港人舉辦。這些集會的氣氛和內容有別於香港近年抗拒儀式化和「 大台」的抗爭風氣，經常會出現舉辦者帶領參加者合唱《 海闊天空 》、給自己鼓掌等場面，彷彿回到香港在雨傘運動或更早時期的集會模式。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國際線能夠推出一系列對港法案及維繫海外港人的集會，這批移民多年的香港人也都是有份促成的。

在運動的高峰期，海外港人眾籌採購大量豬嘴、過濾器等物資，以不同渠道運送到香港。其中一位筆者在學期完結後亦受託帶了一箱物資回港，負責將那裝滿物資的行李箱交給筆者的是一位已移民數十年的貨車司機。雖然素未謀面，但見面時他卻堅持買一碗牛肉麵給筆者送行。筆者還記得在他的貨車裡，一邊吃牛肉麵，一邊和他看數小時前香港街頭示威的網上片段，聽他操著帶有鄉村口音的廣東話破口怒罵警察濫暴鎮壓示威者，粗口不斷。那一刻筆者意識到，如果自己已經與香港本地某程度上脫節，那多年沒到過香港的這位貨車司機則要脫節得更嚴重幾倍。雖然如此，他仍自視為共同體的一部分，被它感召而為運動出一分力，驅使他如此厚待一位陌生人。

這些經歷讓筆者們體會到，海外和本地的二元劃分，或許過度簡化了共同體內經歷和身位的多樣性。群體內永遠會有比自己與香港本地更脫節或更緊密的人，而「 我哋 」的共同體就是由這些參差不齊的個體混合組成。再者，若比較在外國積極參與運動的二代港人與身在本地卻對政治不聞不問的香港人，誰與香港更脫節？誰能有資格作出這判斷？在外國長大的二代港人V，自小積極學習廣東話、緊貼香港本地文化潮流，雨傘及反修例運動時亦有積極舉辦和參與支援活動，但她自認因為沒有在香港長大而無資格做「香港人 」。隨著移民潮加劇，海外香港群體將會出現更多像她和筆者一樣，與香港本地有不同程度的連繫和脫節的流散者。去或留，始終是個人決定。關鍵問題是，決定去留後，流散者該如何釐清自己與香港本地的各種連繫和脫節，並尋找自己在運動和共同體中的位置？又如何在不讓留下來的人感到被遺棄的同時，注意到海外戰線的獨特位置與身處海外觀點的局限性？

本地與海外的簡單二分並無助於筆者們身邊的海外港人去確定自己的身位。到底要有多積極參與及支持香港政治才算得上是香港人？作為解釋者或協調者時，是否應只追隨香港主流言論，或是也能有自己的意見？但若然自己已與香港當前政治形勢脫節，又該怎樣判斷哪種言論才屬主流？每一個人的成長背景不一樣，與香港及其他香港人的連繫也不一，流動性亦相異，能夠獲取資訊的能力也各有高下。換言之，並沒有一個單一的「 海外港人 」身位，每一個海外港人都必須要搜索自己在共同體中的位置。這場搜索，既是個人的，亦是集體的。是個人的，因為每一個人的答案都不會一樣；集體的，因為每一個人都必然是通過與其他人溝通並參與在這個共同體當中去進行這場搜索。

本地與海外： Can we connect?

但若然每個人都有自己不一樣的身位及隨之以來的經驗與限制，不同身位的港人又該如何互相理解、連結、合作？有些人或許對這個問題嗤之以鼻：本地有本地的戰線，海外有海外的國際線，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便好了，何必自招麻煩？然而，如上文所述，本地及海外的戰線並不能簡單二分開來。正因不少港人一直遊走於外國與香港之間，才能促成物資運送及黃色經濟圈等戰線的成果。而且，若果我們設想國際線最終依然是以光復香港為依歸，那本地及國際戰線的協調必是不可缺的。流亡美國的古巴人在 1961 年在美國中情局的幫助下嘗試經豬灣反攻古巴，卻因與當地的地下反抗組織缺乏協調而終告失敗。從外國借兵反攻香港或許是天方夜譚，但 Alexander Betts及Will Jones 在其合著的 Mobilising the Diaspora一書中指出，即使我們只是討論海外倡議工作，但若然倡議者與本地運動脫節，則容易致使外國議員誤判本地的利益或處境。若然我們想避免這些問題，我們就無法避而不談「身位相異的香港人要如何連接」的這個課題。

現在坊間有一種論述，指海外港人應該避免談論香港事務，專心打好國際線就好了。這種論述過度簡化了我們所面對的問題。若然國際線工作的範疇只包含幫助香港流亡者及向其他人解釋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那這論述或許還站得住腳， 但只要一討論到「 外國政府或團體還可以為香港做什麼 」，我們便無可避免的要對本土利益作出判斷。 在不少本地及海外的港人組織在遊說美國政府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時，卻有泛民支持者對攬炒有保留，一些本地及海外的左翼組織亦提出批評，指制裁只會進一步限制香港人權。筆者無意在本文介入這個辯論，只想指出當我們在國際線希望外國政府或團體作出制裁或杯葛等任何行動，便不能避免去問該行動是否合乎香港本地利益。再者，有不少海外港人的參與根本不限於所謂的國際線，而是直接在參與以本地為本的組織，他們的參與就讓他們無法單純地避開對本地政治的判斷。已在海外的 W 正參與一個還在本地堅持繼續文宣工作的組織內，該組織託W 幫忙寫一份文宣，但也希望 W 盡量以不犯國安法的形式寫出來。W一邊寫一邊想，不在香港的他，有能力判斷國安法的紅線在哪裡嗎？

但這或許不單單是工作或協調的問題，更是一個有關維繫全球香港人社群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宏大，但其實社群即是由其中每一個人的人際關係所組成。自筆者們離開香港後，便一直為如何與還在香港的朋友溝通所困擾。X曾跟筆者說過自己有多麼無力，為自己依然生存感到多麼內疚，對香港前途有多麼絕望，最後說到他有多麼想死。那一刻，X似乎期望筆者能說點什麼，但話到口邊，筆者卻想到自己人不在香港，有權去否定那絕望感、無力感，或內疚感嗎？同樣在本地的 Y曾跟筆者說他已退出這場運動，甚至新聞也不看了，反正也沒有什麼值得做，不如好好過回「 正常」生活。筆者雖然覺得這種說法或許不妥，但又覺得自己人已在海外，好像也沒有資格說些什麼。已在海外的 Z曾跟還在香港的友人訴說自己在海外面對香港政治的無力感，卻得來一句「 你都走咗，想點？」。人與人的關係，牽涉到不同言語行為 (speech act)，而當香港政治已成為我們人生的重要一環時，不論是安慰、給予意見、討論、甚或閒談，都不可能不包含我們對香港政治的判斷。我們期望未來的香港社群發展成一個全球且完整的社群，還是一個本地及海外兩個社群分裂的狀態？若然我們期望的是前者，那我們打算如何維繫這個社群中橫跨各地的人際關係？

在此之外，海外港人的的組成也比我們在前段所關注的對象——在過去一兩年內離開香港的人——要來得多元得多。既有二三十年前早已往海外移居的港人，亦有在海外長大的二代甚或三代港人——我們到底該如何維繫這個組成錯綜複雜的社群？

換一個問法：留在本地或剛到海外的港人，應該如何跟這些離港多年或在海外長大的港人溝通？我們能否把他們當成一群已與香港脫節，對香港政治沒有話語權的人？正如上文所說，筆者在一九年末離港後參與過數場海外聲援香港的集會，目睹過不少令人尷尬的場面，除了舉辦者在集會中帶領與會者唱起一首又一首《 海闊天空 》等以往的遊行金曲以外，集會往往以廣東話進行，令人覺得毫無在海外宣揚香港意義。最尷尬的是，即使是在國安法立法前，與會者都很緊張，把自己以 full gear 包得比不少香港的前線抗爭者更為密實，只怕自己因參加一場海外集會而遭政權追究。作為剛剛從香港過來的人，無法不覺得這些海外港人不論是在風險上、情感上、或政治上都缺乏判斷能力，亦難以認真對待他們的意見。確實，對不少組織者及倡議者來說，這些海外港人的價值主要在於他們的功能性，或是財政支援，或是音響，或是場地，他們自身的身份、故事、或意見，根本不重要。直到有一次，筆者在某個以維繫社群為目標的社區大會(townhall meeting)中聽到不少這些海外港人的故事，甚或聽到一個三十年前已離開香港的叔叔說到「香港是自己的根 」時哭了起來，才發現自己之前根本沒有認真把他們當成是社群中的一員來看待。 無可否認，這些人依然對香港的處境在判斷上有頗大的誤差，但說到底，這只是程度之分而已。於海外長大而只有在假期到訪過香港的二代移民、長居海外的港人、剛離港的流亡或移民者、留港但只是間中留意政治的港人，這些不同的群體對香港政治的判斷各有誤差，但亦同屬一個香港社群。也許真正重要的問題並不是誰的身份或位置賦予他多大的話語權，而是承認不同身位的香港人各有不一樣的經驗並因此在觀點與判斷上有所分歧，並思考香港社群要如何一起面對這些分歧。

不同的身位，一同的受苦

「 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告訴你，我渴望回到那所模範的房子，那裡有現成而且不必憂慮的愉悅和苦惱，只是我無法回去，因為唯一的路已經被改建了。」——韓麗珠 《回家 》

「 我哋真係好撚鍾意香港」一句口號，道出了一份所有在乎香港的人的牽絆。正因為「 我哋 」是一個豐富多元的共同體，使這份牽絆動員了跨越世代和地域的群體，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團結抗爭。對共同體而言，多元性是一把雙刃劍——它既能給予如水的柔韌性，亦能帶來沉重的負荷，而個體之間能否求同存異，攸關著共同體的興衰存亡。後國安法年代的香港已不再是 2019 年前的香港，面對變化的，也不只是離散港人，更是整個共同體本身。正如黃台仰在《 如水》第一期的文章所說，不論是對留下來或是離開了的人而言，我們過往所認知的家園已不復存在。面對著正急速收窄的國安法紅線以及開始淡忘香港抗爭的外國輿論，我們到底要如何維持抗爭精神、如何論述香港、如何維繫港人的共同體？

作為香港人，我們都活在一個 state of precarity之下，在這個狀態下，一切都變得岌岌可危，隨時可能崩塌或消逝。不論是我們的政治權利、社會文化，抑或是我們的身份或地位，都可以在一夕間被奪去。正如 Judith Butler在其著作 Frames of War 中所指，precarity 意味著我們的命運總是被其他我們所認識以及不認識的人所掌握。所處的身位之所以成為問題，正是因為在 state of precarity之下，共同體的構成無法穩定下來，不少港人亦因此流散各國，掙扎找尋自己的身位、調整自己與其他香港人的關係。當一切都是如此變化萬千而虛無飄渺時，當活下去而是如此艱難時，當我們發現其他非港人群體根本無法理解我們所面對的痛苦時 ——能扶持我們的，或許真的只有彼此而已。

彼此扶持，知易行難。形勢朝夕變遷，沒有任何金科玉律可以充當香港共同體的藍圖，但我們可以說說我們應以什麼態度去思考這些問題。英語有compassion一詞，在中文雖然多被譯成「 同情心」，但其實意思與sympathy不盡相同。這字源自拉丁詞 compati，意即「 一同（ com ）受苦（pati ）」。或許我們需要的正正是記得不論身位如何，我們都處於國際政治的邊緣，都活在不穩定的狀態下，都在一同受苦。誠然，每個人面對的苦難不一樣，每個人承受苦難的耐力也不一樣，無可否認，亦有些苦難比其他來得更煎熬。然而，我們若從 compassion 出發，便能發現這些表徵不一的苦難其實是共同體成員所共同承受的。我們一同受苦，因為我們活在同一個世界並面對同一個政權的壓迫；我們一同受苦，因為每一個加害這個共同體的行為都是對我們每一個的身心作殘害；我們一同受苦，因為我們能一起分擔這份苦難並有能力一起回應這些苦難，從而改變這個世界。

Compassion令我們認清，溝通並不單單是為了找出每一個政治難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亦是為了令我們能一同受苦並一同回應苦難，即使我們所受的苦不相類同。Butler亦指出我們在承認彼此都活在同一個 state of precarity的同時，亦要承認precarity 一詞未必能準確描述對方所受的苦，而這帶出了彼此溝通的重要性。在個人的人際關係裡，我們都清楚伴侶或朋友間的溝通不單單是為了理性地找出答案，亦是為了維繫彼此的感情及關係。這個道理，亦適用於維繫香港人的共同體上。我們並不是自然而然地愛上這個共同體或認同自己是這個共同體的一員的。對很多香港人而言，正是因為他們在2019 年中見證了大家如何共同受苦、如何彼此扶持甚或為對方犧牲——所謂「 齊上齊落」——他們才產生對這個共同體的歸屬感。這歸屬感既非自然，亦非必然。若然戀人關係需要維繫，那共同體更是如此。若是如此，對資格論的討論或許真的是有點焦點錯配。過分聚焦於資格，只會令我們錯過對方說話中的內容、他們獨特的經歷以及苦難。二代港人V 或貨車司機有沒有「資格」說話，或許到最後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不論他們有沒有資格，他們依然要尋找自己在這個共同體中的身位。若我們期望他們在共同體這個家庭中能找到他們的位置，我們必須要聆聽他們說話並與他們一同受苦。一同受苦，除了是承認他們受的苦，也是開放我們所面對的苦難，讓他們一起去嘗試承擔並分享感受。

把矛頭對準政權，亦意味著把身後交給戰友。若然街頭運動有前線亦有哨衛、物資、家長以及其他和理非的身位，後國安法的抗爭也必然有多種不同的本地及海外新角色的定位。這些角色的定位，必然環環相扣，彼此相依。尋找我們在共同體中的定位，是我們每個人自身的課題，而如何與不同定位的香港人一起走下去，卻是我們共同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