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詛咒的流亡港人

引言

據香港警方數字，逾萬人因為一九年的抗爭而被拘捕，被檢控人數超過2500 人，當中 295 人已被判囚。面對檢控及法律後果，有人選擇離開香港，展開流亡人生。而這群因為檢控而流亡的人，每每在社交媒體上有關他們的新聞或帖文下方，不難發現總有一大群支持者表示：「 有得走好走 」、「 同中共鬥長命」、「平安就好」等等。大多數人都期盼流亡者能夠好好生活，回歸平淡。

然而不少流亡者們人在海外、身處艱難，仍然希望為香港的未來分憂解勞，有人直言這是一種「 詛咒拉扯的戰意 」。在外港人及流亡港人宛若被詛咒一般，生活得越好，人就越內疚；越為香港感到疲憊，就越想多做些甚麼。城內的人既渴望逃往城外的人能夠回歸平凡、好好生活，又希望他們能夠在海外繼續為抗爭出一份力。而流亡者往往又不甘現況，希望繼續蹚進渾水裡。到這裡亦不免有疑問：流亡不就是因為不想再次走入政治漩渦而離開香港並逃避刑責嗎？離開香港後又不好好過正常生活重新做人，那到底流亡者的心態又是甚麼？他們是想做甚麼？又能夠做甚麼？

關於去留的討論一直十分曖昧，曖昧在於大家都不了解去或留的人要做甚麼或可以做甚麼，或者是留守者以「 靜靜哋贏 」為由不求甚解，結果欠缺共識基礎的大家只停留在「 尊重任何決定 」的瓶頸，同時，因為《 港區國安法 》的出現，這種討論在今天的香港甚至已經成為了一種不能說的禁忌。然而隨著選擇流亡的人愈來愈多，我們不得不直視流亡者所面對的問題。下文將探討普遍港人對流亡者的期望以及流亡者身處外地面臨的處境，希望藉此增加有關流亡者的討論，為流亡者與留港者日後分工合作建立穩健基礎。

心理煎熬成為流亡者渴求貢獻的詛咒

因為政治環境而迫不得已離開，流亡者的內心的確飽受煎熬。因為時差、資訊交流不足等問題，在海外的人難以輕易掌握本地民情並緊貼在地的議題脈搏；也因為有人希望流亡者不再插手政治、安心過活。但同時亦有人指責他們，認為離開家鄉的人沒有做到「齊上齊落」的承諾，根本無法身同感受，而再也沒有資格參與香港的事務。我更聽過有本地抗爭者希望流亡者「收嗲」。

或許在部分的本地抗爭者眼中，流亡者已經失去了討論香港議題的權利。我曾經因為區議員宣誓的問題與一名決定留港的朋友討論，如何決定是否宣誓、如何在宣誓的時候做到政治表態，以及宣誓後面對的後果等等。但正當討論熾熱時，留港的朋友一句「 你都唔喺香港，都唔明香港嘅人要面對啲咩，你又唔使受，好心就唔好出咁多聲啦。」令我無言而對。許多本應是值得探討的內容，最後卻因為「你唔喺香港，講乜啫」而結束討論。

不難理解的是，不少我認識的流亡者逃離了香港肅殺的政治環境後，感受到自己身在海外再也沒有能力、沒有方法參與本地事務，無力感加上情緒不被理解，往往更令流亡者感到尷尬、心虛、煎熬。這種尷尬與心虛來自選擇離開卻仍被港人無條件「 資助」、「 供養」，同時被無力感充斥的矛盾心情。不過，這些情緒及牽絆也成為了使流亡者急於尋找適合自己的身位並為抗爭奉獻的助燃劑。面對刑責而離開香港，幾位在此相識的流亡者不約而同地直言，他們不能接受因為做正確的事而失去自由：「 點解做自己認為冇錯嘅事都要坐監呢？」一九年的抗爭中流傳一句口號：「 兄弟爬山，各自修行。」對比身陷囹圄的抗爭者，能夠選擇離開固然奢侈 ——但然後呢？我們人在海外的修行，又能夠付出甚麼，貢獻甚麼？我們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希望繼續為抗爭付出，然而知識、能力、資源跟不上期望，也只能等待並尋找能夠為抗爭做得更多的機會。

我曾經與一名手足（下稱阿米）同住，他早在到埗時已經舉手申請政治庇護，也意味著他已經展開了時以年計，等待獲批公民身份的漫長路程。這段等待結果的時間，失去了護照、不能工作、不能隨便搬走；他與其他流亡者一樣只能夠等待。面對枯燥、內心又飽受折磨的日子，每天的生活可以差得只剩下「 吃拉撒 」三環。然而阿米稱，不希望自己因為流亡中了無督促的生活而頹廢：「所以就算點都要八點起身整早餐俾自己食，做運動。」於是之後的每一天，他都準時八時多起床、煮早餐，做運動，努力令自己不被環境打倒。為何要堅持下去？我們還可以做甚麼？阿米有一次說到：「 其實場抗爭未完，當你 2019 年開始咗之後，醒咗嘅香港人係唔會再瞓返，呢場抗爭只會一直落去 ——無論香港人去到邊度都好。」到底能夠做甚麼，也許一時三刻未能說得清。但為了這場一世的戰事，在努力生活的同時尋找任何可以參與改變的可能，已經成為阿米及其他堅持抗爭的流亡者的生存態度，因為「 好好生活」與「 繼續抗爭」，對他們來說本就不是二捨其一的選擇。不論是否「 好好生活」，已經政治覺醒了的他們，也命中注定要被內疚感推著前行，繼續為抗爭出一份力。

海外港人要為抗爭出力，我們或許都會聯想到「 國際線」——透過遊說、解說工作以爭取國際支持香港民主運動。執筆之際，612 全球集會即將開始，身邊不論著名或無名的流亡者大多都將會出席甚至在集會上發言。這大概就是我們普遍心中所想的「國際線」實業。

但國際線並不只有一種面向，流亡亦不應只有一種想像。提到流亡，也許我們會瞬即聯想到已經離開香港的政治領袖，卻忽略了更多的是無名的流亡者。流亡者並不全都是著名的政治人物，他們也不會無故學習到有關遊說、研判政治的知識。大多的無名流亡者本來就欠缺關於國際政治形勢的基本知識及心理預備，他們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摸索處境、所在國的政治形勢、以及自己日後的方向，而這段時間他們基本上不可能協助到大家心目中「 國際線」的推進。

事實是，很多海外流亡者連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尚未能滿足，短期內根本無法協助推進國際遊說或解說的工作。很多人會寄望流亡港人在外地繼續為政治理念搖旗吶喊，利用海外的自由空間為港人說不能說的話。然而離開總是情非得已，大部分流亡者都是在未有充分預備的情況下離開香港 ——好些甚至連離開香港的單程票也是由「 家長」出資贊助。我認識的流亡者——不論是正預備以其他簽證身份前往第三國家的流亡者，或是已經在到埗時申請政治庇護的人士——除了要日以繼夜預備文件、與律師溝通，煩惱滯留的期間要如何在有限資源下尋找居所生存、收入、處理精神狀況等等，也都已佔滿他們所有的空餘時間。匆忙離去的代價，就是在到埗後很長一段時間，都要處理上述零碎又不能忽視的手續。當他們連最基本的生理及安全需求都未能滿足的時候，實在難以追求更高層次的理想及願景。

流亡者的無聲「國際線」

流亡者掙扎求存的一些微不足道舉動，例如與不同團體、「 家長」的溝通，卻在不知不覺間增加了海外的政治能量，進而推動了「 國際線」的工作。所謂「 國際線」的工作並不單單只是遊說外國政客去打擊中共或港共政權，不論是推動流亡社群的發展、連繫城內外的香港人、令流亡者繼續關心本地事務、與其他海外抗爭群體保持距離或關係等等，皆對於維繫香港人這個獨特的共同體尤其重要，更是保持抗爭熱度的重要一環。

建立一個能夠令香港人這個共同體發揮影響力的社區，是身處異地的流亡者不知不覺間經營著的事。例如有流亡者在脫離「 家長」的護蔭，開始有了收入來源後，會與其他的流亡者合租居所甚至收容更多的流亡者，其中有能力的，甚至會成立組識或慈善團體幫助流亡者融入生活，透過各種方法令流亡海外的香港人慢慢聚集起來。這種因為共渡苦難而聚集的群體，互相照料、頑強生活、一起成長，與暫居地巧妙的融和並孕育出緊密的社群關係，實際上就是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的雛形。 正如猶太教堂之於猶太人的意義，香港流亡者的每一個聚居地亦可為我們的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集中地，因為盛載知識的往往不是教典，而是擁有親身經歷的肉體。聚居地除了是流亡者的棲身之所，更成為文化聚散之地；每一個聚居地也因為流亡者的存在，亦因而成為了文化承傳和民族凝聚的物質建設。

親身經歷過抗爭的流亡者，本身就是一個又一個從不同角度盛載抗爭歷史的容器，我們的存在本來就具有承傳歷史的能力及責任。在開始流亡的短短一個月中，我前後在三個居所出入過，全部都是與流亡者同住——在其中一個住址，我甚至接觸過超過十名流亡者。這些人當中不乏經歷過數十次街頭抗爭的前線，或者負責後勤的頻道管理員。我們習慣寫日記，除了監察自己的心情起伏，更重要的是要努力記下自己的經歷，冀望他日可以將自己的經歷傳遞出去。而負責承包住址的「家長」，閒時亦會帶當地的教會家庭探訪，這些探訪令流亡者們們有更多的渠道向外傳遞他們的經歷。我就認識一名有能力自住的流亡者，在身為租戶的期間，不斷向業主細說香港發生的事及香港人經歷的苦難，也邀請更多流亡者上門拜訪、互相認識，更多的當地人因而更了解香港發生的事——因為歷史就活生生站在面前。這些聚居地，會隨著流亡者及當地人愈來愈多的拜訪，成為香港文化承傳及民族凝聚之地；隨著流亡者慢慢在社區中安置好，有了居留身份，香港文化、歷史亦會以流亡者作為媒介傳遞開來。這些經歷及因時、資源制宜的聚居，也許就是他們以香港作為信仰，並且流亡者在短短一年間以自己方法創立的社區營造方法；這是他們無形中建立的「國際線」。

結語

2019 年開始的抗爭，對流亡者來說是一生的戰事。當年他們願意走上街頭的原因，就是他們流浪外地仍然堅持抗爭的原因——因為抗爭對他們來說尚未結束，和仍然堅持留在香港用盡不同方法抗爭的人一樣。當大家的目標仍然一致，如何繼續抗爭下去就成為了關鍵。撰寫這篇文章，就是希望在「去與留」的討論當中，令流亡者的聲音、感受被聽見，做好充分討論的準備，而這些的討論亦會為流亡者與留港者的合作建立穩健基礎。

上述提到的流亡者現況、心情、期望，志在細說關於流亡者的故事並不是只有憂傷、「 得個慘字」——他們其實也是被矛盾煎熬的香港人。但縱使如此，他們仍然渴望為香港的抗爭付出更多，各式各樣希望為抗爭助燃的方法才自此誕生。「 國際線」的想像從來都不應設限。靠著不斷的嘗試，我們一定會找到第二、第三、第四甚至更多個流亡者能為抗爭奉獻的方法。2019 年令香港人學會了抗爭本來就有無限的可能，而我們可以嘗試的方向其實仍然有很多。 但所有方法都要因時制宜，因此不能盲目相信只有自己選擇的道路才是唯一真理——所有可能促成改變的方法都應該去嘗試。能否用盡所有方法去改變流亡者與其他香港人的關係，也許正正就是令抗爭能夠邁步前進的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