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倡議與本地運動——割裂是否必然

隨著香港運動發展，我們發現留在本地與身於海外的香港人距離好像愈來愈遠，大家面對的政治處境不一樣，要做的工作也愈來愈不同，承受的風險以及運動的體驗也毫不相同。這一期，如水的兩位編委（ 式及梁繼平）與June及 April兩位在華盛頓（ DC ）有海外運動經驗的朋友在clubhouse上進行了兩場對談，討論海外與本地運動的割裂及修補的可能性。這篇文章節錄了這兩場對談一些重點，探討香港如何從台灣及中國學習海外倡議以及處理海外與本地社群分歧的問題。

June 的政治參與始於 2014 年的台灣三一八運動。在三一八後，她開始參與社運，然後於 2016 年，因為想為台美關係作出貢獻，赴美就職於在華盛頓的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 ），然後又於 2018 年轉到自由之家（FreedomHouse ）推進了不少中港台人權的議題，並在透過這些經驗開始深入了解台美 社群、美國國會、DC 的倡議 以 及政 策者的運作 模式。她現在在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工作，為中國跟香港的議題在華盛頓奔走。

April（ 化名）曾在中國當過寫作者及運動者，也曾於NGO工作過，並於當時接觸了中國很多政治打壓事件。她這兩年到了DC，接觸了不少美國政策圈、學院、以及智庫的人物，也跟很多香港和台灣運動者跟媒體人有挺深刻的關係。

借鑑台灣與中國的經驗

主持：我們這場對談的假設是香港的海外社群可以借鑑台灣以及中國的經驗，但畢竟三地處境不盡相同，或許我們可以先來談談你們覺得三地的海外社群有何異同，香港人又可以從那些方面去向兩地取經？

June：台灣現在的經驗的確較難適用於香港，畢竟台灣已是一個內部民主制度相對完善的國家，且台美關係許多的交流背後是美國的戰略利益考量。或許適合分享給香港朋友的反而是 FAPA與台獨聯盟（ WUFI ）等組織過去幾十年的台獨倡議經驗。當時的這群台獨倡議者，其實大部分是離開台灣前往在美國攻讀博士，卻因為台獨倡議而被國民政府列為黑名單回不去台灣的倡議者。他們當時以年青倡議者的身份在美國國會努力耕耘，甚至在美國國會結交了人稱美國國會「 四人幫」的議員盟友（ 四名與他們關係良好的國會議員），推動了對台美關係來說具有指標性的法案，也把台灣的議題帶入國會山莊以及美國政策決策者的視野。 但與國會倡議同樣關鍵的是，他們在美國建立起一個強韌的草根台美社群，利用這個社群作為美國公民與選民的身分來向政策者施壓。 FAPA 經歷了這三十幾年的耕耘，他們現在在美國各州大概有將近四十個分部，然後這些不同的分會會在自己所在的地方建立、耕耘社群，凝聚理念相近的台灣人的心力，同時在地跟美國的政策決策者建立關係，包含去參加當地的 town hall、為台灣發聲，或者是在 Asian American Heritage Month去進行一些提昇公眾意識的活動，甚至是跟FAPA在 DC 的總部互相配合，先在自己州內進行倡議，然後再把倡議成果帶進國會山莊。當然這些經驗當然不全然是成功，但是我覺得這一部分是很值得跟香港的朋友交流與分享的。

April：談到中國的海外民運，大家一般想到的應該是八九後出來的那一群人。不客氣地說一句，他們走到現在是比較失敗的。他們缺乏可信的組織，而比較有名的海外人士也各有爭議，不太能夠進入美國主流。但我們可以從一場失敗的運動中學習兩樣東西。第一，這場運動的失敗可以告訴你打壓他的政權處理事情的手法；第二，這場運動自身的失敗可以點明一些前人踩過的陷阱，而我們現在可以嘗試避免再走同樣的路徑。

海外社群的分裂危機

主持：其中一個失敗的誘因，可以是海外社群的內部分歧演變成分裂。例如從香港的經驗來說，年輕與年長海外港人的政治經驗不盡相同。對年長一輩來說，八九六四是他們民主運動的啟蒙；然而，新一群流亡到海外的年輕人則受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啟蒙，故此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有不少的分歧。當各種分歧演變成分裂，長遠會影響到海外港人的倡議工作是否有效。從台灣及中國海外社群的經驗裡，有甚麼值得我們借鏡？

April：中國海外社群的世代差異非常強烈。正如我所說，八九六四那一代的群體會被人認為是中國民運的代表，而年輕的一輩，則缺乏 visible 的海外民運代表。這就導致兩個很嚴重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被代表」——很多上一輩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都是「川粉」，就是 Donald Trump比較狂熱的支持者，在種族等議題上無法跟美國的國內政治接地氣、進入國內的政治議程。年輕一輩就會感到「被代表 」，覺得中國民運都被「川粉」壟斷。

我們可以從美國policy makers 的政治文化去理解這議題：他們是民意代表，要顯示自己是代表美國的國家利益，所以他們選擇去會面、傾談的人，一定是要有代表性或有影響力的。他們會見的第一種人是能夠代表你來自的地方的民意的人，在這層面上前立法會議員、區議會議員、初選參選者都有優勢；另一種人是有專業資格的人，比方律師、記者等專業身份；又或者是你有沒有受過美國學術體制的訓練，例如美國常青藤學校的公共政策訓練就廣被認受。有效整合資源的方式可能是把民意能凝聚於某幾個在外國人眼中有份量的倡議者或機構上，但是這情況亦有危機，掌有人脈、資源、非常突出的機構可能會長期霸佔這些資源，然後不想與其他機構分享。萬一機構之間的互相爭奪，鬧到美國人面前，那他們就覺得反正針對香港議題的資源在下降，然後他們無法選取一個特別可信的合作對像，那乾脆就中斷整個香港項目。 故此，從公共政策而言，海外組織之間的分裂會加速其關注度和資源衰竭的速度。

June：你提到的世代分歧，其實在台美人社群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隨著台灣的民主發展與台美關係的推進，老一輩台獨倡議者在建立海外社群、開始倡議之時，台灣還未民主化，因此他們的倡議角度多以人權與民主出發；但現在台灣似乎更是地緣政治的議題，故此，年長與年輕一輩切入議題的角度，與倡議的方式都不太一樣。我覺得這是每個社群都有的現象，尤其海外的diaspora社群更為明顯。我認為有不同的聲音並不是壞事，但面對這樣的現象，我們需要考量美國政策制定者的觀點：他們期望不同的倡議者能團結並給予簡單、一致的答案，告訴美國應做甚麼；當海外社群出現內部分歧時，美國的決策者可能並沒有心力去了解社群內部的脈絡與 dynamic，他們並不會想要選邊站。當然，我認為要求運動要有「一致的聲音」是不可能的，運動的本質就是難以產生一致的聲音。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是，海外的團體可以扮演怎樣不同的角色，而這些角色跟在香港做運動的朋友的角色又有什麼不同？大家要怎麼不要變成一個競爭，或者是掠奪對方資源的局面？ 當中的兩難就是，如何在維持運動內部良性辯論與競爭的同時，又能夠找到各自的位置，在必要的時刻互相合作。

另外一個問題，現在對香港朋友來說還沒有那麼的明顯，但也值得分享。海外台灣人其實在美國的倡議工作至少有四、五十年；當台美人建立第二代移民，也就是說第一代移民的孩子，那我們該怎麼凝聚這些在美國出生的台灣人呢？他們可能沒有那麼強烈的台灣意識，在成長環境所接受的資訊與美國大眾無異，其關注的議題與本土台灣人不同。當我們關心台灣問題的同時，要怎麼去納入他們的需求、去跟他們溝通？你要怎麼樣繼續做communitybuilding？這是另一個挑戰。

海外倡議的體制邏輯與文化

主持：運動有運動本身的文化、邏輯，但美國公共政策圈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政治文化。對想轉型或投身做倡議工作的香港運動者或是海外港人而言，美國政治文化裡有哪些方面是他們必須要理解？

June：作為國際非政府組織（ INGO ）的工作者，我覺得大家要理解倡議中有那些工具、機制可以利用。很多運動者所做的是 name and shame，就是指出、批評政府的缺失，然後去動員。可是，在美國的政治環境裡面，除了發聲明、譴責、登報、辦研討會之外，其實還有非常多不同的工具可以使用，而這些工具往往是在檯面下使用，故較為低調。例如，當一件政治事件發生時，你除了動員引起公眾關注之外，在檯面下的工具包括與 INGO 合作做項目，或者是私下與重要官員會談。當你使用不同的工具，所需要準備的政治訊息、包裝與策略，以至所需要的人才與組織也不一樣。 故此，大家在思考自己位置的同時，亦需要理解美國政治體制裡不同的工具；你需要找到對的人去要求對的事情。 從我自己在 INGO工作的經驗，很可惜的是，很多組織來拜會我們都是要求我們寫一篇新聞稿去譴責某政治人物，他們不了解到更有效的方式並不是由我們發一篇新聞稿，因為其效用非常地短暫；我們要思考的應該是如何進行更長期、在檯面下的倡議與合作。

April：June所分享的都是正面、可實踐的方法。我想分享一些隱患，是可能會長期帶來負面的影響。具體來說，就是作為倡議者應否與某一個特定政黨捆綁，亦即是所謂bipartisanship 的問題。你要把自己變成民主黨的議題、共和黨的議題，抑或是保持為跨黨派的議題。舉個具體例子，就是陳光誠事件。剛好在希拉里訪問中國的時候，陳光誠逃往美國使館尋求庇護，隨後被接到美國，成為一件巨大的外交事件。陳後來的發展鮮為人知：他主要與共和黨議員結合，後者會帶他去打槍，然後被拍到成為新聞畫面；另外，陳在中國是反對計劃生育墮胎，雖然脈絡與美國的墮胎議題完全不同，共和黨議員卻把陳塑造成中國的反墮胎鬥士。這些事件就踩到民主黨的底線，特別對作為國務卿、把陳帶到美國的希拉里，令從人權議程幫助中國民運人士的民主黨有非常負面的體驗。

中國人權議題之於美國黨派政治，其實它有一個相互利用的關係： 美國兩黨其實都是需要這個議題作為自己政策 profile 的一部分，它們各自有誘因去搶奪、聯繫比較亮眼的組織、個人。可是，若整個運動都被標籤化，給予人強烈的黨派觀感，就會有很大麻煩。 台灣議題其實是一度過度地與所謂的美國右翼政商結合，以至在中美和解政策盛行的時候，台灣說客（ TaiwanLobbyist ）在美國外交界變成了負面詞彙，就好像是阻礙中美關係向前發展、阻礙中國在國際秩序裡主流化和溫和化的力量。要把這個形象扭轉，動不動就是十年、二十年。同理，在美國政策界、尤其是關心香港議題的圈子裡面，有人擔心香港議題會過於跟Trump、Pompeo，及共和黨結合。但是目前來說，香港倡議者就 bipartisanship 的表達還是比較成功，還沒有民主黨或者是比較左翼的人覺得香港完全成為了右翼議題。但還是有這個疑慮，比如，如果港、台、維族跟西藏議題進一步結合，它會否與現在反種族主義的議題相衝突——即由反中共聯盟被理解成反中國人聯盟。特別是有一些華裔美國人會覺得，每當你提及新疆、香港等議題，你就是在利用這些議題去污名化中國。這些都是比較危險而要考量的問題。

理解當地議題之必要

主持：很多香港示威者覺得我們不需要去了解你剛剛說到的美國內部的種族、經濟或者黨派議題。在一九年全世界都注目於香港的運動，這好像問題不大。可是，當本地運動受打壓、關注度下降時，我們就發現自己難以進入美國本地政治議程的討論。香港人應如何進入美國的政治議程，而香港議題在美國政治議程應該佔有甚麼地位？

June：我覺得最近的 Stop Asian Hate 運動，包括美國國會通過反歧視亞裔法案，是在美國對抗中共的倡議者需要考慮的因素。其實美國不論是進步派或大眾，他們對中共政權本質的理解沒有我們想像的深。我們要如何因應美國國內種族議題，去闡述說中共並不代表中國人民及及亞洲人，甚至它才是欺壓者。就連美國policy makers 也不了解中共本質，到現在仍認為在中國問題的大框架之下，要關心中國人權問題，就不能碰港、台、圖博的議題。可是，我覺得大家需要理解， 畢竟這些 policy makers 是由美國選民選出來，美國民眾仍然是一個很重的持份者，尤其是反歧視亞裔變成國內的重要議題，故此我們必須考慮到美國民眾的取態。

當我與同輩、較年輕的美國政治工作者或人權工作者交談，特別是談到Trump 的對中政策時，他們往往無法全盤同意美國對中共採取鷹派的姿態。我認為我們需要去理解美國大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心理——這個世代的美國人經歷過九一一的共同創傷，很多這些有政治理想的年輕人，儘管對人權民主的信念跟我們是非常相似，卻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抱持深刻的不信任，尤其是對於共和黨比較鷹派的外交手段。在此脈絡下，當你們向兩黨倡議，或做社區工作的時候，需要考慮到美國大眾的心理特徵。故此，我認為未來在美國的倡議需要考慮到反歧視亞裔議題，思考如何向大眾去傳達，我們是反對中共對人權的侵害，而非反中、反華聯盟。

April：我從外交政策的角度去補充一下，中國人權議題可以有兩個走向。第一，它可以被政黨和政治人物用來平衡自己的中國政策、避免親中印象。舉例說，一些偏左翼的脫口秀主持人會用一兩集節目去講述新疆問題，原因是他雖然反對 Trump 的保護主義、孤立主義姿態，但又不想被人認為是親中，所以就用中國人權議題去塑造自己政治形象。一些資深的國會領袖或政府官員也會做同樣的事，例如 Blinken 就比較積極去為香港、新疆等議題發聲，就是Biden政府為了維持能與中國談氣候變化等議題、卻不會過度親中的形象。

第二種走向是，反亞裔仇恨及反白人自上主義群體將香港、新彊等中國議題視為右翼利用、炒作的工具，令政治人物在選擇自己的政治 profile 時，就會擔心為中國人權問題發聲會影響自己支持種族平權的形象，而避免這個議題。世上有千萬種議題，政治人物在建立自己的政治 profile 時，就必須取捨。會將中國或香港議題放進自己profile 的議員，都有特定、鮮明的政府形象，例如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反對 G. H. Bush而支持制裁中國的 Pelosi，或者是以古巴移民為基礎、建立反共鬥士形象的 Rubio。問題是，年輕一輩的議員裡面，特別是民主黨議員，誰有把中國人權議題明確的放進自己的政策 profile 裡面？現在還沒有。試設想，若 Pelosi 退休，中國或香港議題就會變成 Rubio 或是共和黨的議題。 我們有沒有辦法說服特別是進步派、反亞裔仇恨的議員，去把種族平權與中國人權問題，同時納入到自己的政治profile？ 如何說服他們從第二種走向轉變成第一種走向，即以中國人權議題抵銷親中傾向，是對其政治形象有利？哪些高層的議員會有興趣建立國際政策 profile並納入中國人權議題？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去分析和努力的空間。

海外倡議者定位與掙扎

主持：在海外工作越來越久，好像就很容易變得離地。當你跑到海外，你不再在運動之中，然後你的工作都要跟隨美國的政治邏輯，你好像就跟運動脫離了，不再了解本地民眾或手足的心態。你們覺得要怎樣能夠確保我們在海外的運動是跟本地的運動保持扣連而阻止雙方分歧甚或內鬥呢？

April：海外的人需要調整自己的心態，明白自己在這個運動裡面不太可能也不太應該是一個領導者的角色。 海外港人要明白你是一個 explainer，就是說你是做解釋的人，而不是領導者。 所以你不會叫本地運動要和平理性，你只能是想著說我要怎麼樣去跟美國的國會議員或者是政府去解釋本地的運動。然後也要學學美國人用的語言。比方說最近巴勒斯坦人在講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的問題的時候，他們就一直在強調兩者的武力是非對稱的。你也可以說香港人跟警察之間的武力是非對稱的，香港人有的就是很一般般的自家製裝備，然後列舉香港警察的預算及人員編制是怎麼樣。但同時你也是擔任向香港解說美國對香港的一些做法和看法，面對本地的一個解釋者。這是一個很難的角色，比方說之前美國總統大選，很多海外港人就遇到很大的壓力，所以這裡是需要很高超言語的技巧以及心理及理論上的準備。

但海外社群也是有其主體性的，剛剛所談到的community building 到底是一個什麼回事呢？我自己會理解為他是一個金字塔，你要在最下面有你的社群，不管是錢也好，民意也好，還是那些議員的選票也好，你的社群就是你金字塔的基礎。在金字塔的頂層則是倡議組織，而中間則是一些連接社群與倡議團體的組織者，亦有其他做實務的人、地區活動組織者、以及理論生產者等等。倡議組織基本上就是以全社群之力在供養的一個金字塔的頂端，去跟美國的國會議員或者是政府去對接，跟他們說我代表海外的這個社群。其實這就是 FAPA做到的，他就代表這個社群，不跟他們談，就沒有他們的選票及政治獻金。HKDC 現在基本上也是這個金字塔頂端的角色，但是現在香港運動還沒有沉下去，就是他們的中層以及底層還沒有建立起來。那其實香港是有這個可能性的，因為本來香港移民有很多，然後就再加上香港人的教育水平以及財力基礎是很好，比起很多國家的社群，資源要好很多。

主持：或許在某些議題上，的確只有在前線的運動者能作出判斷。如何回應警暴就是一個例子。但是不是所有的議題都是這個性質的呢？比方說，海外港人又有沒有資格去評價以後的立法會選舉要不要投白票，或是香港的運動要不要跟巴勒斯坦的運動者連結等等議題呢？

April：資格這個問題是存在的，因為我們現在不是在談論一個比較安全或民主國家的本地運動。我們現在在談論的是一個在威權高壓下、像香港或者中國的本地運動。你說要不要投白票或倡議別人投白票，你當然可以做運動的，政策的，理性的分析，但你自己的身位最大的尷尬在於不管你倡議什麼，你不是付出代價的人，付出代價一定是本地執行的人。 其他人會問，你又不用付出代價，你憑什麼這麼說？那就是我自己以前的經驗，因為我自己在中國的時候，並不是任何運動的領袖，也不是在前線，而是一個分析者。我會告訴我的領袖，我跟你分析一下你的幾個選項，你可以自己去投白票或者是倡議別人投白票，然後這些選項面對的風險各自是什麼，然後你要實現的目標是什麼，然後這個目標跟你的風險之間，你是不是要去接受它？所以我會覺得是語言跟心態轉變，你不是不能討論這個問題，你可以作為一個運動的分析者或某方面的專業人生去談論運動，但是你要知道你沒有辦法告訴別人一個最好的答案是什麼。我經常覺得我自己就是要去告訴對方說，你想做這件事情，你之後可能要在在暗無天日的地方被監視居住六個月、三年、甚或五年，您能不能承受？然後我會不斷地提問去判斷他們的底線。某程度上，如果你真正想要跟本地溝通的話，你可能做的就是一個分析者角色，你可以盡可能地做分析，但是最後的決定就是在本地的人去做，然後他們自己會判斷他們要不要付出這樣的代價和他們那個東西是不是他們最想要的目標。當然，面對美國政策者就沒有這個包袱，你的應對可能就會很不一樣。

June：我個人不太喜歡用資格這件事情來談論大家在運動中的位置。例如FAPA有很多六七八十歲的老台獨，他們可能已經五十年沒有回去台灣。到底是什麼推動他們繼續工作，為這件事情奔走？其實對我來說最大的分歧是在於我對於自己角色認知的分歧。我在美國工作之後，其實我一直非常努力在把我自己從 activist 的角色抽離出來。對我來說， 除了擔任解釋者外還有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 coordinator，就是你要怎麼把你海外的資源以及海外的目光跟香港的運動作連結。 你要怎樣向美國人傳達香港本地運動者的需求，如何替本地運動在美國以及國際領域爭取到延續本地運動所需要的資源？美國其實不太聽 activist 的話，因為你作為一個流亡的activist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代表你的運動沒有成功。美國的 policy makers 會邀請你到國會講話，然後聽完就算了，他們還是推他們自己認為對美國的安全有用的政策。他們會把你的證詞拿進來考量一下，但是並不會真正取信你的分析，畢竟他們的出發點還是以美國的利益為考量。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海外的倡議者需要思考的問題，你現在想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角色又對於整體的倡議而言有多大的幫助？

我自己現在在國際 NGO 裡面，也是期許自己作為美國與東亞之間的溝通管道：我要怎樣把美國的利益跟這些本地運動的利益作連結，然後設計一個項目、活動或倡議來找到美國利益與運動利益之間的共同點。只有海外運動者知道美國人在想什麼，只有你們知道美國大眾在說什麼，只有你們知道現在Stop Asian Hate這件事情在美國發酵到什麼樣程度，只有你們能夠梳理在這樣子美國大眾的論述之下，你要怎麼去敘述中共對這些人權暴行，面對美國正在處理這個種族議題中你要怎樣找到適合論述去幫助你，繼續推進本地的運動並爭取資源。當然作為一個 activist，我相信大家心裡都還是會覺得自己有一種缺席的遺憾，但很不幸的，這就是流亡的運動者或者是決定在海外做倡議的人必須去面對的一個心理狀態，無論你再怎麼想要參與本地的運動，你都不是站在第一線的人，但這不代表你在運動裡的角色就變少了，或者是就減弱了，甚至我認為你們在未來的角色是繼續撐起香港本地運動的一個關鍵。

對我來說一個很大的掙扎，是我要怎麼切換我自己的角色然後去跟美國人溝通這些議題。我當然心裡非常地想要為台灣或者是中港這些activist爭取資源。可是當我對美國人敘述這件事情的時候，我要以一個 coordinator 的角色去論述這件事，也就是我百分之百地直接說我們必須要幫助他們，我必須將這些議題說成對美國也是有利益的，然後本地的需求是這樣，然後讓我們在兩地的需求之間的共同點來做一些事情。其實很多時候的挫折來自於我知道大家需要什麼卻沒有辦法立即幫大家爭取到這些資源，或者是我會壓抑自己，比如說我本身自己其實是非常支持台灣獨立的，但是我在工作的過程當中，我認為在台美關係的推進以及為台灣發聲最好的方法，並不是以作為一個台獨倡議者的身份去講這件事情。我會強迫自己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一個美國公民，來去向美國政府說為什麼支持台灣的主權是一件對美國來說有意義的事情。那這當中當然非常多的衝突以及自己內心的衝突，而且很多事情其實沒有辦法明講。你必須作為一個迎合大家需求的角色，必須壓抑自己的聲音，甚至有時候必須犧牲自己的一些信仰，才能真正做好這個coordinator 的角色。但是我告訴自己，我現在不是 activist，我要做的事情並不是代替或代表這些運動，而是真的去爭取這些資源幫助大家延續他們自己的運動。有時候當然會覺得很失落，就是自己從一個運動者的角色變成一個必須抽離運動的角色。但至少對我而言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這個角色也必須要有犧牲。

後記

本土與海外港人一直未能妥善梳理兩者的定位問題，而面對本地及海外議題，本土與海外港人亦不時有所分歧。若果我們要超越情緒泛濫、互扣帽子的爭論，就必須細仔思考如何壯大港人海外社群，並投入有效的倡議工作。這次對談觸及了多項敏感或備受爭議的議題，包括海外社群的內鬥與分裂、是否要爭取美國「 兩黨共識 」、為何要了解美國的種族議題、流亡者介入本地政治的資格論等等。從 June及 April在國際非政府組織及美國政策圈的專業背景，以及對香港、台灣與中國海外社群的投入與觀察，我們或能更客觀地去思考組織海外港人與倡議工作的策略，令所謂的「 國際戰線」不淪為一現曇花，而能夠成為香港光復之路的中流砥柱。

對談當中，有兩個概念特別值得我們思考。June 提到倡議工作的「toolbox 」裡面包括多種影響政策制定的工具，而每種工具均需要特定的政治傳訊策略、人才與組織； April 則強調香港、台灣、中國議題只是構成美國政治人物的政治「profile 」的一部分。香港的海外倡議工作有否過於側重某幾種工具（ 如發聲明、與官員會面）？有哪些被忽略的領域，是值得我們去拓展（ 如政策研究、與 INGO 的合作）？我們又需要一套怎樣的政治論述，去闡述香港議題之於美國利益的定位，並說服更多當地政治人物將香港議題納入其profile當中？這些問題更值得海外港人社群去深思並實踐。